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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少数民族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稳定隐忧、思想观念陈旧、基层组织涣散、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等问题是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现实困境。提升民族地区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必须基于系统论的视角，从提高党的执政绩效、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推动农民政治社会化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关键词：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政治社会化；执政绩效
中图分类号：D42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7-0076-04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已经延伸至西部后发展地区，其中多数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城市化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在社会变革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状况已经发生深刻变革；相对于国内发达地区而言，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城市化过程中，呈现出诸多特殊性因素。基于中国的政治框架和政治话语，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农民群众是民族地区最为基础的社会阶层之一，该群体对党的政治认同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直接影响着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一、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基本情况
2012年12月-2013年2月，课题组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钦州、北海、防城港市等民族地区县乡（镇）农民政治认同进行实证调研。调研对象为民族地区农民各阶层（种养型农民、外出返乡农民工、创业型农民、留守型农民等），共回收有效问卷1335份（有效率为95.5%），进行深入访谈共计40人。课题组借助SPSS13. 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梳理，并结合调查中深度访谈所取得的资料进行分析。样本数据梳理和深度访谈的结果显示：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整体较高。调研中，少数民族农民“非常愿意”或“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比例占94.2%；在细化的评价指标方面，少数民族回答“非常认同”或“比较认同”的也占绝大多数，如表1：
然而，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已呈现出结构性不平衡。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存在明显的“层级差距”，即农民对中央高层的政治认同感很强，其越到基层，信任度相应降低。其中，超过90%的农民认为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各级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近43%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央政策执行环节过多”；近37.9%的农民认为，“乡镇政府不积极落实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存在某种程度的弱化现象。当涉及“近十年来对党和国家的信任、支持程度有何变化时”，数据显示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有弱化的苗头。尽管该部分所占比例较低，但若将样本按比例放大，并以国内巨大人口基数进行推测，绝对人口数量并不少。如表2所示：
从表面看来，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因素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行政方式方面。诸如，在政策执行方面，有63.70%受访者认为“政府官员没有坚持贯彻中央精神”；在政务公开方面，有71.82%受访者认为“没有正当渠道了解本乡镇政务”，有33.07%受访者认为“没有正当渠道了解本村政务”；在村委会选举方面，有48.50%受访者认为“村委会选举有失公正”；在新农村和扶贫开发建设方面，认为在其过程中“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和“大搞成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比例接近100%。此外，多数受访者认为，自身对党的农村政策和少数民族政策了解不多，政府官员和党员干部没有就此开展有效的宣传工作。
二、影响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深层原因
调查数据显示了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具体表现，然而“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2]透过现象分析，笔者认为，应该将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置于当前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之中加以考察研究，分析影响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深层原因。
1.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在我国经济总体布局中，民族地区多数处在西部最不发达的地区。2012年新公布的592个国家贫困县，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贵州、甘肃、四川、内蒙古、广西、新疆、青海、宁夏、海南九省就有243个。[3]民族地区自然环境相对较差，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贫困问题比较突出，社会发育程度偏低，历史和自然等因素影响导致的封闭滞后的局面并没有彻底改变，西部民族地区整体属于“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由于我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呈现双向推进的态势，民族地区虽然处在社会转型历史进程之中，然而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大变革在该区域尚未突出体现。东部地区现代化已经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相矛盾，对于民族地区而言，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与对东部地区的赶超发展是同步进行的。
2.社会稳定隐忧。我国社会转型逐步深入，整个社会由同质向异质方向发展。社会大变革实质上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重新整合，旧有格局的调整极易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少数民族作为特殊群体，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诉求。当社会整合与其现有或潜在利益相冲突，或者利益权威性分配主体没有很好整合少数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时，少数民族对资源利益权威性分配主体的认同就会降低甚至消失，“民族国家”论便会盛行，民族地区社会政治问题便会随之出现，最终会使多民族国家走向分裂。
3.思想观念陈旧。民族农村地区封建特权观念、等级观念、专制观念、宗法观念、行邦观念和男尊女卑等观念仍然存在，极大地阻碍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利于农民政治认同和党的群众基础的巩固。民族农村地区民族风俗习惯具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虽然民族风俗习惯具有积极意义，但民族风俗习惯的消极因素，诸如迷信巫术、血亲复仇等，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展。此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接受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的条件十分有限；加之广大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思想观念、科技水平以及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差，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顺利推行。政治参与方面，少数民族农民政治参与度相对较低，地方狭隘的民族主义、宗族主义影响比较严重。 4.基层组织涣散。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组织不健全，战斗力不强，凝聚力很差，难以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农民政治认同。民族地区农村缺少理论宣传的长效机制，工作软弱涣散、效率低下，组织不健全、工作没人做、任务不落实。后发展地区村级管理民主化水平相对较低，城中村行政管理体制存在诸多问题。管理理念落后，管理方式粗暴。民族地区农村旧有的宗权大于法律的理念仍然存在，甚至部分基层政府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名义把某些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固定化。
5.价值取向日趋多元。我国少数民族基本上都信仰某一种宗教或几种宗教，宗教信仰的群众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导致宗教认同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相冲突，从而不利于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认同。国外部分国家和势力通过经济援助、文化传教、地理考察等方式，向民族地区农村渗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弱化了党的群众基础。社会转型使少数民族农民作为个体不再淹没于集体行动之中，其价值取向自主性、多元性、选择性、多变性日益增强。在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诉求不断高涨下，民族认同能否始终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保持更广泛的一致，并向着“国家认同”方向发展，已成为影响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民族认同问题在社会政治中的影响力明显上升，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和活动趋于活跃，民族认同极易被扭曲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国家认同相对抗。
三、提升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路径思考
提升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一方面，要加强共产党的执政绩效和党的自身建设。少数民族农民的政治认同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即以“党为我们做些什么，党自身怎么样”为客观判断标准。另一方面，要认识意识形态默化和大众传媒的重要性。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认同归根结底是人的意识的一种表现。人的意识除了受客观性因素影响之外，还受自身主体性因素的制约。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教育正是通过对少数民族农民群众施以影响，使其更容易产生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基于此，笔者认为，提升民族地区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必须基于系统论的视角，注重从提高党的执政绩效、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推动农民政治社会化三大方面进行。
1.提升党对民族工作的执政绩效。执政绩效集中表现为“有效性”，也就是“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如大商业或军队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4]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民族工作的执政绩效就是我党在民族工作领域的实际业绩和工作效能，主要包括政治绩效、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等诸方面。
一是提升政治绩效，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推行国家政务，主导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活。其一，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在政治权利上一律平等，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在民族自治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遴选任用方面，要大力任用民族地区干部，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自治县的聚居村寨，少数民族干部往往具有天然的管理优势，从而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更好地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其二，推动民族地区民主政治。毋庸置疑，当前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民主氛围相对欠缺，农民民主意识相对薄弱，民主制度不够健全。基于此，在坚持《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前提下，要创新少数民族基层民主制度，维护少数民族农民民主权益，这成为影响其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其三，遏制腐败。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后必然会与权力发生联系。如何规范和界定执政党权力与社会公共权力，最大限度维护少数民族农民公共利益，有效遏制腐败蔓延，已成为实现少数民族农民对党和政府政治认同最直接的问题。
二是提升经济绩效，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推行民族地区经济纲领，实施并实现其所制定的经济目标。一方面，稳定提升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保证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增长，提升少数民族农民生产积极性，保障务工少数民族农民充分就业。通过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提升少数民族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逐步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生活质量。制定并实施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各项优惠政策，通过规范性的经济政策直接或间接调节引导经济发展，通过各种规范性的涉及少数民族农村的社会福利政策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以保障少数民族农民基本生活水平。
三是提升社会绩效，即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定程序将其意志转化为社会公共权力意志和要求，引导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对于民族地区而言，突出表现在维护该区域政治稳定方面。只有使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使其经济利益不断增加，政治权利和文化权益得到保障，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有说服力，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强农民政治认同，增强党的群众基础。
2.提升党的自身建设水平。积极有效的政党建设是确保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持续发挥作用、永葆优秀政党形象的保证。纵观世界各主要政党，政党建设主要集中在健全党内民主、完善党内制度、协调派系争斗、遏制党内腐败、加强党内监督等诸方面。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在党的性质、党的纲领、党的路线方面，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诸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党建布局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当前，要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委和村支部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领导核心，和农民群众关系最为密切。其自身建设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关系到农民政治认同和群众基础的巩固。要注重发挥党的领袖和每一名党员的带动作用。政党领袖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认同的作用不容忽视，其政治素质、道德水准不仅仅代表其个人形象，而且是代表着整个政党的形象。一般而言，政党形象与群众的政治认同是同向运动的，当公众发现某一政党领袖（领袖集团）完全顺应自己普遍认可的价值时，就很容易产生对该党领袖的认同，进而将政党领袖的优点赋予整个政党，形成对其政党形象的认同。在政治生活中，政党的形象最直接的是通过每个党员自身的形象表现出来。毛泽东就曾说过，“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不良风气的人，只有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5]普通党员的模范带动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民众在政治生活中无时无刻不与党员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于民众而言，政党并不是距离自己很近的政治组织，民众对某一政党形象的了解，最直接的还是通过对该党党员形象的认知获得的。只有不断提升党的自身建设水平，使少数民族地区农民认同党，则其政治认同就会强化。 3.推动少数民族农民政治社会化进程。少数民族农民政治社会化是实现人的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面，指的是少数民族农民在社会环境和政治实践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过程。成功的政治社会化能够极大提高政党自身的凝聚力和少数民族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减少政党的执政成本，提升民众政治认同度。
一是加强针对少数民族农村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一方面，构建少数民族农村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要求：“在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推进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国家法律法规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引导广大师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不断夯实各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6]为此，要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有针对性地构建少数民族农村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体系。在小学及初中教育层次，要通过思想品德课教学，加强中小学生民族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使他们懂得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并了解各少数民族主要特征和风俗习惯。在中等教育阶段，要加强中学生民族政策基本知识教育，使他们全面了解我党确立的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全面了解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民族自治制度。对于全社会成员普及教育，各民族自治区应该积极编写适应本地区民族教育的社会公众普及读本，既体现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我国目前的民族状况，也彰显地方少数民族特色。另一方面，拓宽少数民族农村民族团结教育形式。推动民族地区农村民族团结教育，要把农村当作“第一现场”，扎根农村，健全宣传机制，壮大宣传人才队伍，适当提高农村理论宣传队伍的政治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宣传上，要贴近民族地区农民群众、农民生活、农村实际。要改变话语模式，改变言之无物、语言无味、官腔十足、无的放矢的理论说教，取而代之以言之有理、言之有序、言之有物和言之有情的理论阐释。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地域广阔，民俗多样，历史悠久。应发挥少数民族农村传统节日的优势、民族风俗的优势、历史传统的优势，做到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同时，在宣传教育形式上要不断创新，以增强吸引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民政治认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二是逐步推动少数民族农民的现代化进程。农民现代化和政治社会化是双向推进的。阿·英克尔斯将人的现代化界定为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实现从传统主义到个人现代性的转移。没有人的现代化，就难以谈及人的政治社会化。只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才能够真正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在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实现政治社会化。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现代化程度不高已经成为制约其政治化进程、影响其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转型属于外缘型后发式，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现代因素并不是从自身母体中自发产生，而是经历由外到内、又表及里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推动少数民族农民政治现代化，最根本的是推动社会转型，促使人们摆脱农耕社会、家国体制和封建文化所带来的种种束缚，改变保守、封闭、散漫、依附的心里，向富有个性、自由、自觉的独立个人转化。同时，要逐步培养少数民族农民公民意识。农民政治社会化是政治体系塑造农民的公民意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体系通过各种途径，引导少数民族农民参与各种社会政治生活，将主导政治意识在农民中扩散和传播，并提升其公民意识，最终实现少数民族农民现代化，增强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感。
三是加强大众媒体对少数民族农民的舆论引导。大众传媒主要是指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及互联网等信息载体。这些媒体信息量大，传播面广，是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在现代社会中，舆论对政治进程的影响毋庸置疑。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倾向、社会的舆论导向越来越受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的影响。因此，必须规范网络媒介，提升其引导舆论的正能量，最大限度消除互联网政治对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应加强民族理论、民族团结、民族发展的专门网站建设，民族地区各级干部要进一步改进硬性管理方法，更多地通过柔性手段来管理媒体，研究运用新闻语言，遵循媒体规律，潜移默化地影响媒体，实现宣传目标。要主动设置与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相关的网络议题，研究少数民族年轻一代网民心理特征和兴趣，发出正面声音，做到因势利导。对舆情中发现的问题，不护短、不回避、不推诿，深入剖析原因，建章立制，堵塞漏洞，从根源上减少舆情危机的发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要加强网络立法工作，对危害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网站或言论，追究其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3.
[3]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纳入《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十二五”规划》的贫困村名[EB/OL].http：//www.cpad.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FPB/gggs/201302/193746.html.
[4]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53.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2.
[6]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N].人民日报，2010-07-30.
[7]刘建明.舆论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66.
[责任编辑：张亚茹]
关键词：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政治社会化；执政绩效
中图分类号：D42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7-0076-04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已经延伸至西部后发展地区，其中多数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城市化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在社会变革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状况已经发生深刻变革；相对于国内发达地区而言，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城市化过程中，呈现出诸多特殊性因素。基于中国的政治框架和政治话语，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农民群众是民族地区最为基础的社会阶层之一，该群体对党的政治认同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直接影响着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一、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基本情况
2012年12月-2013年2月，课题组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钦州、北海、防城港市等民族地区县乡（镇）农民政治认同进行实证调研。调研对象为民族地区农民各阶层（种养型农民、外出返乡农民工、创业型农民、留守型农民等），共回收有效问卷1335份（有效率为95.5%），进行深入访谈共计40人。课题组借助SPSS13. 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梳理，并结合调查中深度访谈所取得的资料进行分析。样本数据梳理和深度访谈的结果显示：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整体较高。调研中，少数民族农民“非常愿意”或“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比例占94.2%；在细化的评价指标方面，少数民族回答“非常认同”或“比较认同”的也占绝大多数，如表1：
然而，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已呈现出结构性不平衡。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存在明显的“层级差距”，即农民对中央高层的政治认同感很强，其越到基层，信任度相应降低。其中，超过90%的农民认为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各级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近43%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央政策执行环节过多”；近37.9%的农民认为，“乡镇政府不积极落实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存在某种程度的弱化现象。当涉及“近十年来对党和国家的信任、支持程度有何变化时”，数据显示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有弱化的苗头。尽管该部分所占比例较低，但若将样本按比例放大，并以国内巨大人口基数进行推测，绝对人口数量并不少。如表2所示：
从表面看来，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因素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行政方式方面。诸如，在政策执行方面，有63.70%受访者认为“政府官员没有坚持贯彻中央精神”；在政务公开方面，有71.82%受访者认为“没有正当渠道了解本乡镇政务”，有33.07%受访者认为“没有正当渠道了解本村政务”；在村委会选举方面，有48.50%受访者认为“村委会选举有失公正”；在新农村和扶贫开发建设方面，认为在其过程中“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和“大搞成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比例接近100%。此外，多数受访者认为，自身对党的农村政策和少数民族政策了解不多，政府官员和党员干部没有就此开展有效的宣传工作。
二、影响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深层原因
调查数据显示了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具体表现，然而“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2]透过现象分析，笔者认为，应该将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置于当前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之中加以考察研究，分析影响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深层原因。
1.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在我国经济总体布局中，民族地区多数处在西部最不发达的地区。2012年新公布的592个国家贫困县，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贵州、甘肃、四川、内蒙古、广西、新疆、青海、宁夏、海南九省就有243个。[3]民族地区自然环境相对较差，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贫困问题比较突出，社会发育程度偏低，历史和自然等因素影响导致的封闭滞后的局面并没有彻底改变，西部民族地区整体属于“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由于我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呈现双向推进的态势，民族地区虽然处在社会转型历史进程之中，然而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大变革在该区域尚未突出体现。东部地区现代化已经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相矛盾，对于民族地区而言，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与对东部地区的赶超发展是同步进行的。
2.社会稳定隐忧。我国社会转型逐步深入，整个社会由同质向异质方向发展。社会大变革实质上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重新整合，旧有格局的调整极易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少数民族作为特殊群体，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诉求。当社会整合与其现有或潜在利益相冲突，或者利益权威性分配主体没有很好整合少数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时，少数民族对资源利益权威性分配主体的认同就会降低甚至消失，“民族国家”论便会盛行，民族地区社会政治问题便会随之出现，最终会使多民族国家走向分裂。
3.思想观念陈旧。民族农村地区封建特权观念、等级观念、专制观念、宗法观念、行邦观念和男尊女卑等观念仍然存在，极大地阻碍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利于农民政治认同和党的群众基础的巩固。民族农村地区民族风俗习惯具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虽然民族风俗习惯具有积极意义，但民族风俗习惯的消极因素，诸如迷信巫术、血亲复仇等，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展。此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接受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的条件十分有限；加之广大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思想观念、科技水平以及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差，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顺利推行。政治参与方面，少数民族农民政治参与度相对较低，地方狭隘的民族主义、宗族主义影响比较严重。 4.基层组织涣散。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组织不健全，战斗力不强，凝聚力很差，难以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农民政治认同。民族地区农村缺少理论宣传的长效机制，工作软弱涣散、效率低下，组织不健全、工作没人做、任务不落实。后发展地区村级管理民主化水平相对较低，城中村行政管理体制存在诸多问题。管理理念落后，管理方式粗暴。民族地区农村旧有的宗权大于法律的理念仍然存在，甚至部分基层政府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名义把某些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固定化。
5.价值取向日趋多元。我国少数民族基本上都信仰某一种宗教或几种宗教，宗教信仰的群众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导致宗教认同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相冲突，从而不利于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认同。国外部分国家和势力通过经济援助、文化传教、地理考察等方式，向民族地区农村渗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弱化了党的群众基础。社会转型使少数民族农民作为个体不再淹没于集体行动之中，其价值取向自主性、多元性、选择性、多变性日益增强。在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诉求不断高涨下，民族认同能否始终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保持更广泛的一致，并向着“国家认同”方向发展，已成为影响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民族认同问题在社会政治中的影响力明显上升，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和活动趋于活跃，民族认同极易被扭曲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国家认同相对抗。
三、提升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路径思考
提升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一方面，要加强共产党的执政绩效和党的自身建设。少数民族农民的政治认同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即以“党为我们做些什么，党自身怎么样”为客观判断标准。另一方面，要认识意识形态默化和大众传媒的重要性。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认同归根结底是人的意识的一种表现。人的意识除了受客观性因素影响之外，还受自身主体性因素的制约。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教育正是通过对少数民族农民群众施以影响，使其更容易产生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基于此，笔者认为，提升民族地区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必须基于系统论的视角，注重从提高党的执政绩效、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推动农民政治社会化三大方面进行。
1.提升党对民族工作的执政绩效。执政绩效集中表现为“有效性”，也就是“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如大商业或军队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4]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民族工作的执政绩效就是我党在民族工作领域的实际业绩和工作效能，主要包括政治绩效、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等诸方面。
一是提升政治绩效，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推行国家政务，主导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活。其一，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在政治权利上一律平等，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在民族自治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遴选任用方面，要大力任用民族地区干部，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自治县的聚居村寨，少数民族干部往往具有天然的管理优势，从而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更好地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其二，推动民族地区民主政治。毋庸置疑，当前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民主氛围相对欠缺，农民民主意识相对薄弱，民主制度不够健全。基于此，在坚持《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前提下，要创新少数民族基层民主制度，维护少数民族农民民主权益，这成为影响其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其三，遏制腐败。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后必然会与权力发生联系。如何规范和界定执政党权力与社会公共权力，最大限度维护少数民族农民公共利益，有效遏制腐败蔓延，已成为实现少数民族农民对党和政府政治认同最直接的问题。
二是提升经济绩效，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推行民族地区经济纲领，实施并实现其所制定的经济目标。一方面，稳定提升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保证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增长，提升少数民族农民生产积极性，保障务工少数民族农民充分就业。通过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提升少数民族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逐步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生活质量。制定并实施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各项优惠政策，通过规范性的经济政策直接或间接调节引导经济发展，通过各种规范性的涉及少数民族农村的社会福利政策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以保障少数民族农民基本生活水平。
三是提升社会绩效，即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定程序将其意志转化为社会公共权力意志和要求，引导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对于民族地区而言，突出表现在维护该区域政治稳定方面。只有使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使其经济利益不断增加，政治权利和文化权益得到保障，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有说服力，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强农民政治认同，增强党的群众基础。
2.提升党的自身建设水平。积极有效的政党建设是确保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持续发挥作用、永葆优秀政党形象的保证。纵观世界各主要政党，政党建设主要集中在健全党内民主、完善党内制度、协调派系争斗、遏制党内腐败、加强党内监督等诸方面。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在党的性质、党的纲领、党的路线方面，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诸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党建布局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当前，要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委和村支部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领导核心，和农民群众关系最为密切。其自身建设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关系到农民政治认同和群众基础的巩固。要注重发挥党的领袖和每一名党员的带动作用。政党领袖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认同的作用不容忽视，其政治素质、道德水准不仅仅代表其个人形象，而且是代表着整个政党的形象。一般而言，政党形象与群众的政治认同是同向运动的，当公众发现某一政党领袖（领袖集团）完全顺应自己普遍认可的价值时，就很容易产生对该党领袖的认同，进而将政党领袖的优点赋予整个政党，形成对其政党形象的认同。在政治生活中，政党的形象最直接的是通过每个党员自身的形象表现出来。毛泽东就曾说过，“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不良风气的人，只有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5]普通党员的模范带动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民众在政治生活中无时无刻不与党员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于民众而言，政党并不是距离自己很近的政治组织，民众对某一政党形象的了解，最直接的还是通过对该党党员形象的认知获得的。只有不断提升党的自身建设水平，使少数民族地区农民认同党，则其政治认同就会强化。 3.推动少数民族农民政治社会化进程。少数民族农民政治社会化是实现人的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面，指的是少数民族农民在社会环境和政治实践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过程。成功的政治社会化能够极大提高政党自身的凝聚力和少数民族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减少政党的执政成本，提升民众政治认同度。
一是加强针对少数民族农村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一方面，构建少数民族农村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要求：“在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推进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国家法律法规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引导广大师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不断夯实各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6]为此，要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有针对性地构建少数民族农村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体系。在小学及初中教育层次，要通过思想品德课教学，加强中小学生民族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使他们懂得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并了解各少数民族主要特征和风俗习惯。在中等教育阶段，要加强中学生民族政策基本知识教育，使他们全面了解我党确立的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全面了解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民族自治制度。对于全社会成员普及教育，各民族自治区应该积极编写适应本地区民族教育的社会公众普及读本，既体现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我国目前的民族状况，也彰显地方少数民族特色。另一方面，拓宽少数民族农村民族团结教育形式。推动民族地区农村民族团结教育，要把农村当作“第一现场”，扎根农村，健全宣传机制，壮大宣传人才队伍，适当提高农村理论宣传队伍的政治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宣传上，要贴近民族地区农民群众、农民生活、农村实际。要改变话语模式，改变言之无物、语言无味、官腔十足、无的放矢的理论说教，取而代之以言之有理、言之有序、言之有物和言之有情的理论阐释。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地域广阔，民俗多样，历史悠久。应发挥少数民族农村传统节日的优势、民族风俗的优势、历史传统的优势，做到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同时，在宣传教育形式上要不断创新，以增强吸引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民政治认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二是逐步推动少数民族农民的现代化进程。农民现代化和政治社会化是双向推进的。阿·英克尔斯将人的现代化界定为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实现从传统主义到个人现代性的转移。没有人的现代化，就难以谈及人的政治社会化。只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才能够真正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在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实现政治社会化。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现代化程度不高已经成为制约其政治化进程、影响其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转型属于外缘型后发式，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现代因素并不是从自身母体中自发产生，而是经历由外到内、又表及里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推动少数民族农民政治现代化，最根本的是推动社会转型，促使人们摆脱农耕社会、家国体制和封建文化所带来的种种束缚，改变保守、封闭、散漫、依附的心里，向富有个性、自由、自觉的独立个人转化。同时，要逐步培养少数民族农民公民意识。农民政治社会化是政治体系塑造农民的公民意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体系通过各种途径，引导少数民族农民参与各种社会政治生活，将主导政治意识在农民中扩散和传播，并提升其公民意识，最终实现少数民族农民现代化，增强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感。
三是加强大众媒体对少数民族农民的舆论引导。大众传媒主要是指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及互联网等信息载体。这些媒体信息量大，传播面广，是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在现代社会中，舆论对政治进程的影响毋庸置疑。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倾向、社会的舆论导向越来越受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的影响。因此，必须规范网络媒介，提升其引导舆论的正能量，最大限度消除互联网政治对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应加强民族理论、民族团结、民族发展的专门网站建设，民族地区各级干部要进一步改进硬性管理方法，更多地通过柔性手段来管理媒体，研究运用新闻语言，遵循媒体规律，潜移默化地影响媒体，实现宣传目标。要主动设置与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相关的网络议题，研究少数民族年轻一代网民心理特征和兴趣，发出正面声音，做到因势利导。对舆情中发现的问题，不护短、不回避、不推诿，深入剖析原因，建章立制，堵塞漏洞，从根源上减少舆情危机的发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要加强网络立法工作，对危害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网站或言论，追究其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3.
[3]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纳入《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十二五”规划》的贫困村名[EB/OL].http：//www.cpad.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FPB/gggs/201302/193746.html.
[4]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53.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2.
[6]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N].人民日报，2010-07-30.
[7]刘建明.舆论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66.
[责任编辑：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