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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确实总不免会有某种悲壮的味道。
反观自西方启蒙时代、工业文明确立以来的历史，英法等欧美先进国家所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辅以十七、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所塑造的新型文明，确实带给自然、人类和世界历史诸多重大的改变。然而，人们最终发现，这些改变所带来的远非笃信理性的启蒙思想家所憧憬的“解放”，在许多人眼中，启蒙所带来的是危机，甚至是绝望。启蒙（现代性）留下的是一个近乎灾难性的世界——一个充满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信仰危机的世界。
正因如此，很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应该超越现代工业文明，摆脱其工具理性、非人化及物化意识，转而拥抱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这一未来朝向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人，重新勾画生态文明时代的人文图景乃至重塑世界形象成为新时代学人的坚定诉求。法国当代著名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便是一例，他认为“必须扩大并重新诠释人文学的概念”，不过，他所倚重的乃是“一切领域内的解构实践”。与德里达的解构努力不同的是另一支——过程哲学家怀特海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格里芬。面对充满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信仰危机，面对现代性留下的近乎灾难性的世界，他们既没有选择逃避式的“犬儒主义”、“虚无主义”，也没有躲在学术象牙塔中袖手旁观大言解构，而是努力寻求走出困境的办法。他们不仅勇敢地抵抗形形色色的霸权，为弱小仗义执言，而且致力于人类的平等和共同的福祉，关爱自然与一切生命。他们并非一味拆除精神家园，而是致力于对生命深层意义的追求，致力于为我们这个时代寻找“可能的精神家园”。令人欣喜的是，其中不乏我国学者的可贵努力。在他们合著的“体现着使中国学术界深度地进入当代世界思潮的理论自觉”（汤一介：本书“序一”）的学术成果——《第二次启蒙》中，旅美学者王治河、樊美筠博士伉俪为人们全面深刻勾画了生态文明时代的人文图景。
作为旅居美国十余年深谙过程思维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作者认同怀特海关于现代社会仅有功利之动机“那会造成一个自毁其繁荣之源的短视的世界”的文明警示，在他们看来，“我们如果因着对启蒙的崇拜而对启蒙所带来的种种严峻的问题熟视无睹的话，则不仅是理论上的失败和道义上的不负责，而且也是有悖启蒙真精神的”（“序言”，第14页）。故此，在《第二次启蒙》中，通过揭示启蒙哲学的一些曾经闪烁着耀眼光芒的核心概念，如它的纯粹理性、抽象自由、机械教育、霸道科学等的内在局限性，特别是它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他者的种族主义立场，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理性的过分迷信，对自由的单向度阐释，对民主的均质化理解的揭露，二位作者促请人们重新反思第一次启蒙以及它对于今日人类面临的重重危机应负有的责任。他们坚信，正是第一次启蒙的上述局限导致了今日现代化之种种弊端。因此，超越现代化，实现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变，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演进，就有必要在反思第一次启蒙的基础上开展“第二次启蒙”。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意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推重文化互补意识；挑战“划一思维”，欣赏多元之美；拒绝“抽象自由”观，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扬弃均质民主，走向道义民主；挑战霸道科学，走向厚道科学；超越纯粹理性，呼唤审美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启蒙》不仅对于“第一次启蒙”——其间具有思想血脉相承性的、发生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高扬理性的思想运动以及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剖析、反思深刻而富于洞见，对于“第二次启蒙”之理论擘画也颇具独创性和富于启示。试以《第二次启蒙》作者对于国人最为熟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标举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反思为例说明之。对于“民主”，作者基于后现代的视阈，看到了现代民主的四大主要缺陷：道义的缺席，对竞争的过分推重，个人主义色彩过浓，均质化。正因如此，为了更好地推进民主、深化民主和丰富民主，提出一种具有道德向度、和谐向度、生态向度和全球向度的建设性的后现代民主概念——“道义民主”，即充分尊重差异的多元民主、一种拥有道德底蕴的道义民主、一种协商民主、一种和谐民主、一种生态民主、一种全球民主。当然，就启蒙反思而言，两位作者并非旨在为人们提供关于启蒙反思的确定性的答案，他们希望读者将本书看作后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开放的“文本”，看作学习心得之分享，看作一起深化对第二次启蒙研究的邀请。无疑，这种开放、谦逊的学术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
本书所关心的重点，乃是通过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互动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各自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为即将来临的生态文明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切实的擘画。值得一提的是，在两位作者勾画生态文明时代的人文图景时，既没有厚古薄今，也没有贵近贱远。
两位作者明言：与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郁的第一次启蒙一边倒，只拥抱西方文化不同，第二次启蒙则既向东方开放，也向西方开放。它是东西最优秀智慧的创造性整合。如果说，第一次启蒙是西方文明的独奏的话，那么第二次启蒙则是中西文明合奏的交响乐，它并非要用中国文明取代西方文明，而是强调中西文明的互补并茂。从这样一种互补意识出发，现代西方“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尊重和欣赏”、“对个体价值和个人尊严的肯定”、“对人们积极参与生活决策的鼓励”等优秀传统便凸显出其价值。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宝贵的精华如“天人合一”思想、“民胞物与”思想、“敬天尊道”思想，以及“和谐意识”、“仁爱意识”、“有机整体意识”、“尚清意识”等也便得以进场，在疗治现代病的过程中重新焕发出它的光芒。
诚如A.N.怀特海所言：“每一个时代都自有它的特点，这一特点取决于该时代的人对他们遭遇的重大事件作如何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由他们的基本信仰所决定的……而哲学的任务便是要阐明那些基本的信仰，那些信仰最终要决定人们关心的重点，而这重点正是时代特点的基础。”（《观念的冒险》，中译本，114页）
本书所提出的包括“深度自由”，“道义民主”，“厚道科学”，“有机教育”，“和者生存”，“互补并茂”以及“建设性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有情法”，“后现代农业”，“后现代商道”，“后现代人权”，“后现代绿色生活方式”等为人们勾画了第二次启蒙以及生态文明时代的未来图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主张攸关人类存亡绝续，因此至关重要。
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从中得到教益、收获智慧。
（《第二次启蒙》，王治河、樊美筠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一年一月第一版，59.00元）
反观自西方启蒙时代、工业文明确立以来的历史，英法等欧美先进国家所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辅以十七、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所塑造的新型文明，确实带给自然、人类和世界历史诸多重大的改变。然而，人们最终发现，这些改变所带来的远非笃信理性的启蒙思想家所憧憬的“解放”，在许多人眼中，启蒙所带来的是危机，甚至是绝望。启蒙（现代性）留下的是一个近乎灾难性的世界——一个充满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信仰危机的世界。
正因如此，很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应该超越现代工业文明，摆脱其工具理性、非人化及物化意识，转而拥抱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这一未来朝向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人，重新勾画生态文明时代的人文图景乃至重塑世界形象成为新时代学人的坚定诉求。法国当代著名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便是一例，他认为“必须扩大并重新诠释人文学的概念”，不过，他所倚重的乃是“一切领域内的解构实践”。与德里达的解构努力不同的是另一支——过程哲学家怀特海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格里芬。面对充满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信仰危机，面对现代性留下的近乎灾难性的世界，他们既没有选择逃避式的“犬儒主义”、“虚无主义”，也没有躲在学术象牙塔中袖手旁观大言解构，而是努力寻求走出困境的办法。他们不仅勇敢地抵抗形形色色的霸权，为弱小仗义执言，而且致力于人类的平等和共同的福祉，关爱自然与一切生命。他们并非一味拆除精神家园，而是致力于对生命深层意义的追求，致力于为我们这个时代寻找“可能的精神家园”。令人欣喜的是，其中不乏我国学者的可贵努力。在他们合著的“体现着使中国学术界深度地进入当代世界思潮的理论自觉”（汤一介：本书“序一”）的学术成果——《第二次启蒙》中，旅美学者王治河、樊美筠博士伉俪为人们全面深刻勾画了生态文明时代的人文图景。
作为旅居美国十余年深谙过程思维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作者认同怀特海关于现代社会仅有功利之动机“那会造成一个自毁其繁荣之源的短视的世界”的文明警示，在他们看来，“我们如果因着对启蒙的崇拜而对启蒙所带来的种种严峻的问题熟视无睹的话，则不仅是理论上的失败和道义上的不负责，而且也是有悖启蒙真精神的”（“序言”，第14页）。故此，在《第二次启蒙》中，通过揭示启蒙哲学的一些曾经闪烁着耀眼光芒的核心概念，如它的纯粹理性、抽象自由、机械教育、霸道科学等的内在局限性，特别是它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他者的种族主义立场，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理性的过分迷信，对自由的单向度阐释，对民主的均质化理解的揭露，二位作者促请人们重新反思第一次启蒙以及它对于今日人类面临的重重危机应负有的责任。他们坚信，正是第一次启蒙的上述局限导致了今日现代化之种种弊端。因此，超越现代化，实现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变，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演进，就有必要在反思第一次启蒙的基础上开展“第二次启蒙”。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意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推重文化互补意识；挑战“划一思维”，欣赏多元之美；拒绝“抽象自由”观，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扬弃均质民主，走向道义民主；挑战霸道科学，走向厚道科学；超越纯粹理性，呼唤审美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启蒙》不仅对于“第一次启蒙”——其间具有思想血脉相承性的、发生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高扬理性的思想运动以及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剖析、反思深刻而富于洞见，对于“第二次启蒙”之理论擘画也颇具独创性和富于启示。试以《第二次启蒙》作者对于国人最为熟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标举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反思为例说明之。对于“民主”，作者基于后现代的视阈，看到了现代民主的四大主要缺陷：道义的缺席，对竞争的过分推重，个人主义色彩过浓，均质化。正因如此，为了更好地推进民主、深化民主和丰富民主，提出一种具有道德向度、和谐向度、生态向度和全球向度的建设性的后现代民主概念——“道义民主”，即充分尊重差异的多元民主、一种拥有道德底蕴的道义民主、一种协商民主、一种和谐民主、一种生态民主、一种全球民主。当然，就启蒙反思而言，两位作者并非旨在为人们提供关于启蒙反思的确定性的答案，他们希望读者将本书看作后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开放的“文本”，看作学习心得之分享，看作一起深化对第二次启蒙研究的邀请。无疑，这种开放、谦逊的学术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
本书所关心的重点，乃是通过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互动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各自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为即将来临的生态文明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切实的擘画。值得一提的是，在两位作者勾画生态文明时代的人文图景时，既没有厚古薄今，也没有贵近贱远。
两位作者明言：与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郁的第一次启蒙一边倒，只拥抱西方文化不同，第二次启蒙则既向东方开放，也向西方开放。它是东西最优秀智慧的创造性整合。如果说，第一次启蒙是西方文明的独奏的话，那么第二次启蒙则是中西文明合奏的交响乐，它并非要用中国文明取代西方文明，而是强调中西文明的互补并茂。从这样一种互补意识出发，现代西方“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尊重和欣赏”、“对个体价值和个人尊严的肯定”、“对人们积极参与生活决策的鼓励”等优秀传统便凸显出其价值。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宝贵的精华如“天人合一”思想、“民胞物与”思想、“敬天尊道”思想，以及“和谐意识”、“仁爱意识”、“有机整体意识”、“尚清意识”等也便得以进场，在疗治现代病的过程中重新焕发出它的光芒。
诚如A.N.怀特海所言：“每一个时代都自有它的特点，这一特点取决于该时代的人对他们遭遇的重大事件作如何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由他们的基本信仰所决定的……而哲学的任务便是要阐明那些基本的信仰，那些信仰最终要决定人们关心的重点，而这重点正是时代特点的基础。”（《观念的冒险》，中译本，114页）
本书所提出的包括“深度自由”，“道义民主”，“厚道科学”，“有机教育”，“和者生存”，“互补并茂”以及“建设性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有情法”，“后现代农业”，“后现代商道”，“后现代人权”，“后现代绿色生活方式”等为人们勾画了第二次启蒙以及生态文明时代的未来图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主张攸关人类存亡绝续，因此至关重要。
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从中得到教益、收获智慧。
（《第二次启蒙》，王治河、樊美筠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一年一月第一版，5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