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民国史的人，一般都会去读一本书，冯自由的《革命逸史》。
　　冯自由，1882年生，1958年5月6日在台北因中风去世，其原名冯懋隆，字建华，祖籍广东南海人。他是中国人，却出生于日本，其父叫冯镜如，英文译名金塞尔，生于香港，入英国籍，早年因受太平军的影响，随父东逃日本，在横滨山下町开设文经商店（又名文经活版所），专营外国文具及印刷事业。冯镜如在甲午战争之后，痛恨清政府腐败而剪去发辫。1895年，冯镜如在日本横滨，热情接待了逃亡日本的孙中山和陈少白等人，并在孙的影响之下，在其文经商店二楼成立了兴中会支部，自任会长（中华书局版说明则称长崎支部，不知何故）。幼年的冯自由，也因此结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兴中会，后成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时年14岁。
　　
　　冯自由曾在他的《革命逸史》中，自述其加盟革命的经过。 “当横滨兴中会成立时，余年甫十四耳。兴中会成立后约一星期，某日中山（孙文）、少白（陈少白）、士良（郑士良）三先生在余家午膳，余侍末座。中山先生询余好读何书。余曰：‘好读小说。’中山先生曰：‘好读哪部小说？’余曰：‘《三国演义》。’中山先生曰：‘《三国演义》人物汝最喜欢何人？’余曰：‘孔明。’中山先生笑曰：‘汝知喜欢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顺道之理。我等之兴中会便是汉朝之刘备、诸葛亮。今之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等之起兵驱逐满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因谓余父曰：‘令郎能熟读《三国演义》，何不令其入会？’余父遂命余填写誓约。此余以童年加盟革命党之原因也。”这段记述是生动的。其一，他加入兴中会，是孙中山的意思；其二，原委是他喜欢诸葛亮；其三，当时入兴中会，也是要填表和宣誓的。不过，中山先生举“孔明之六出祁山”来形容民主革命，似乎不妥帖，也寓示着其革命的艰难程度。其时，少年的冯自由，年轻气盛，其曾因《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影响，以及反对康有为而将名字改为冯自由。17岁时曾自题诗一首，气度不凡：
　　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第一人。
　　由此可见，冯自由与孙中山关系是相当亲密的。据说，辛亥革命后，冯自由曾任孙中山先生机要秘书，深得信赖。因此，他对孙中山先生的逸事，相当熟悉。比如，《革命逸史》之中，有关孙中山先生的记述相当多。其中，说中山先生喜欢下象棋却棋艺不精，但牌就打得很好的记述，很有趣。
　　冯自由写到：“中山毕生不嗜烟酒，读书之余，间与人下象棋，然习之不精，好取攻势而懈于防守，故易为敌所乘，余与胡汉民何香凝等皆尝胜之。外国纸牌尤非其所好，然颇精于三十年前盛行之广东天九牌，乙巳以前居横滨时，每与陈四姑（名香菱）、张能之夫妇玩之。”哈哈，其中所提之陈四姑，乃孙中山的前任妻子陈粹芬，其原籍福建厦门同安，1873年生于香港，原名香菱，又名瑞芬，排行第四，故人称 “陈四姑 ”。据说，福建同安人爱国华侨陈嘉庚是她的侄辈。陈粹芬身材适中，眉清目秀，吃苦耐劳，颇具贤德。
　　《革命逸史》中，涉及民国精英的此类记载，相当多。比如，说到过孙中山与黄兴的旗帜之争，以至两人的关系，曾长期不和，也提及过孙中山先生关于 “革命党 ”一词的认知，甚至梁启超的家庭爱情。他曾记述 “梁任公之情史 ”，认定梁启超的婚姻并不美满：“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晚清至民国之要人，几乎全在他的笔下，生动形象。由此看来，冯自由的文学才能，可能是远远高于其政治才能的。
　　自民主革命始，冯自由先生一直是报人角色，曾任《中国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也当过《大汉日报》、《大同日报》主笔等职。毕其一生，似乎都是用笔在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山先生去世之后，冯自由于 1925年底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 ”，公开进行分裂活动，因此被国民党 “左派 ”控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出党。不过，其做派孙中山先生不满意，蒋介石却是欣赏的，1935年，冯自由被蒋介石恢复国民党党籍，其时，冯自由一面经商，一面写《革命逸史》、《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等著作，有相当影响； 1943年，当选国民政府委员；1948年12月移居香港；1951年，蒋介石还特意电召其偕妻赴台；1953年，冯自由任台湾当局的 “国策顾问 ”，一直到死。
　　中国的文人，大抵说来，都有自视清高与固执己见的通病。不过，这种通病，往往是被政治家们所利用的。冯自由的一生，你或许说不出，他到底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见解，但是，他一旦认定的东西，却会莫名地坚持而不会改变。
　　当然，我们也应该感谢冯自由，他毕竟留下了一部《革命逸史》，亲历之述，林林总总，让我们可追寻历史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