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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村民们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村落里，相互之间难免磕磕碰碰，但他们却不喜欢到法庭上去裁决，为什么呢？我们看下面一个案例。
诉讼和调解都为了面子
河北李村有个女孩叫小莉，由于年龄不够，没有登记就嫁给了男方。没多久，男方家里要盖房，女方父母就借给了男方6000元。按照农村的习俗，亲戚之间借钱是不打借条的，但当时李村有两位村民在场做了见证。过了一段时间，男方又提出要借2万元钱买摩托车，并扬言如果不借就离婚。女方父母听后非常气愤，结果他们真的闹上了法庭，双方被判决离婚，但由于没有借条，小莉父母借给男方的6千元钱没有被法庭判决归还。女方感到特没面子，简直是一种耻辱。通过多方打听，女方了解到一些情况。原来审理这个案件的法官老家和男方是一个村的，并且村里的书记和男方是亲戚，男方还给法官送了礼。
于是女方也开始找关系，要出这口恶气。女方家有一位表亲是公安局里一位中层干部，很有关系。女方先给这位表亲送礼，然后在这位表亲的帮助下，又往审判长家里送了很多礼，礼物的价值都已经超过6千元了。但女方要的不是钱，而是面子，只要能把官司打赢，花多少钱，女方都愿意。
这就是中国农村传统社会的习俗，一旦打起官司，为了争一口气或维护自己的面子，一定要赢，哪怕得不偿失也要赢，而且还夹杂着各种关系和送礼的陋习，谁有关系，谁的关系硬，谁在判决中就会沾光。最终结果往往两败俱伤，即使一方获胜，双方的感情也伤透了，互不往来，形同陌路。这种习俗还严重地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使法律沦为双方赌气争面子的工具。下面一个案例更具典型性。
甲方是开纸箱厂的，乙方以每亩1千元的价格把土地租给甲方使用，后来乙方想提高土地的出租价格，甲方不同意，乙方就用掘土机在自己地里挖了一条深沟，导致甲方的货物运不出去。双方谁也不服输，都花钱找人打官司，各花了7万多元，也没有什么结果。
面对农村社会的传统习俗，我们遇到法律纠纷时，调解比判决的效果更好。河北某村种梨，梨树最怕冰雹，需要用炮把冰雹打散来保证有个好收成。县气象局和此村达成协议，建立一个炮台，占用谁的地，政府将给予他们适当的补偿。在炮台的施工过程中，几位农户以补偿不合理为由阻止施工，闹事的这几位都与老书记有些牵连。新上任的书记与治保主任赶到现场，双方互不相让，打了起来。新书记受伤住进了医院，打架的人跑到外地躲了起来，不敢回家。老书记到医院看望新书记，希望通过调解处理纠纷。最后，双方在中间人的撮合下和解了。
这说明，农村的法律纠纷，如果通过调解，过错方会主动认错，并且给予对方适当的补偿，双方的人际关系可以得到恢复，又可以很快乐地在一起喝酒说笑了，并且调解的成本要大大小于打官司的成本。通过对比，不言自明，在农村打官司不如调解更有效。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习俗
在中国的一些边远地区，习俗的力量更强大。1982年农历正月的某个夜晚，青海省海南自治州共和县16岁的藏族青年才夫旦，在同为16岁的藏族女青年尕毛吉帐房内吃了包子后，欲同尕毛吉发生性关系，遭其拒绝。事后，尕毛吉将此事告诉其他牧民，致被告人受人嘲笑，因此心怀不满，意欲报复。同年4月4日，才夫旦放牧时与尕毛吉相遇。尕毛吉向被告人喊“吃包子”，后者觉得受到嘲弄，便向尕毛吉追去。之后，两人发生撕打。其间，被告人用石块猛砸尕毛吉面部、头部和胸部等处，致其当场死亡。
被告人才夫旦被依法逮捕后，被害人的父亲、亲属以及部落群众20余人，联名写信给有关部门，要求释放才夫旦，并按当地习惯以赔命价方式处理此案。信中说：“认识到部落和睦平安的需要，被害人家的愿望以及部落内众人的心愿，郑重声明，请求宽大处理、释放才夫旦”；“经长辈及亲友的开导，才夫旦认识到当事人及后代人之间需要和睦团结，友爱安定，请求释放他还家”。
根据这里藏民的习惯法，部族内部杀人后，死者的亲属要烧毁凶手家的房屋并拿走所有的家具。对此，凶手家人不能还手。因此，后者一般会把值钱的家产转移到邻近的亲朋好友处隐藏，并全部外出避难。等部族头人（即部族首领）调解议定命价，并偿清命价后，才能回村定居。命价不论贫富，要以田地和牛羊折价赔偿，并提供丧葬费用。
这个案子经过村里老人调解，被告人才夫旦家里先后赔偿牛39头、马3匹，当时折价人民币5000元。被害人亲属、当地牧民和基层干部普遍认为，按照风俗习惯处理，赔偿命价，就能够消除矛盾，今后世代不会结怨，所以他们要求释放才夫旦。
这样按传统的习惯法处理刑事案件，并没有得到国家法律的正式认可，不过，司法人员考虑到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实，在判决中从轻处理，判处才夫旦有期徒刑10年，可是，当地老百姓仍然要求释放才夫旦。这说明，虽然法律判决对习俗做了巨大让步，但仍然没有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完全认可，习俗的力量在当地远远大于法律。
抹不去的传统
通过观察，我们会发现，农村老百姓生活中所遵循的一些规则，与我们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有些格格不入。中国现代社会的法治理念来源于西方，它的社会基础是陌生人社会，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不认识，缺乏信任。双方有什么交易，必须书面契约，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如果谁不履行契约，将受到国家强制力的惩罚。现在我们农村却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村落里，知根知底，如果谁不讲信义或者品德有瑕疵，将受到大家的谴责并且很难在这个熟人社会里立足。熟人之间借钱一般是不用打借条的，只要有个证人就可以了。
人与人发生纠纷是一件丢人的事，怕人笑话。如果家族内部发生纠纷，他们往往会找家族内有威望的人进行调解，但不往外说，因为家丑不可外扬；如果与家族外部的人发生纠纷，双方都会找本家族有威望的人共同调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农村里，对一个人的基本要求就是通情达理。那么，什么是“情”？什么是“理”？所谓“情理”，就是要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不惹是生非，互相留个面子。
在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今天，为什么传统习俗在农村村落里还会生生不息呢？因为两千多年来，无论国家怎样风云变幻，但农村村落的生产模式和村民的生活模式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传统社会里家和国的结构是同构的，儒家思想虽然在国家层面消失了，但在农村的家庭里却作为一种社会思想保留了下来。
因此，如何把现代法治与传统习俗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是我们仍然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诉讼和调解都为了面子
河北李村有个女孩叫小莉，由于年龄不够，没有登记就嫁给了男方。没多久，男方家里要盖房，女方父母就借给了男方6000元。按照农村的习俗，亲戚之间借钱是不打借条的，但当时李村有两位村民在场做了见证。过了一段时间，男方又提出要借2万元钱买摩托车，并扬言如果不借就离婚。女方父母听后非常气愤，结果他们真的闹上了法庭，双方被判决离婚，但由于没有借条，小莉父母借给男方的6千元钱没有被法庭判决归还。女方感到特没面子，简直是一种耻辱。通过多方打听，女方了解到一些情况。原来审理这个案件的法官老家和男方是一个村的，并且村里的书记和男方是亲戚，男方还给法官送了礼。
于是女方也开始找关系，要出这口恶气。女方家有一位表亲是公安局里一位中层干部，很有关系。女方先给这位表亲送礼，然后在这位表亲的帮助下，又往审判长家里送了很多礼，礼物的价值都已经超过6千元了。但女方要的不是钱，而是面子，只要能把官司打赢，花多少钱，女方都愿意。
这就是中国农村传统社会的习俗，一旦打起官司，为了争一口气或维护自己的面子，一定要赢，哪怕得不偿失也要赢，而且还夹杂着各种关系和送礼的陋习，谁有关系，谁的关系硬，谁在判决中就会沾光。最终结果往往两败俱伤，即使一方获胜，双方的感情也伤透了，互不往来，形同陌路。这种习俗还严重地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使法律沦为双方赌气争面子的工具。下面一个案例更具典型性。
甲方是开纸箱厂的，乙方以每亩1千元的价格把土地租给甲方使用，后来乙方想提高土地的出租价格，甲方不同意，乙方就用掘土机在自己地里挖了一条深沟，导致甲方的货物运不出去。双方谁也不服输，都花钱找人打官司，各花了7万多元，也没有什么结果。
面对农村社会的传统习俗，我们遇到法律纠纷时，调解比判决的效果更好。河北某村种梨，梨树最怕冰雹，需要用炮把冰雹打散来保证有个好收成。县气象局和此村达成协议，建立一个炮台，占用谁的地，政府将给予他们适当的补偿。在炮台的施工过程中，几位农户以补偿不合理为由阻止施工，闹事的这几位都与老书记有些牵连。新上任的书记与治保主任赶到现场，双方互不相让，打了起来。新书记受伤住进了医院，打架的人跑到外地躲了起来，不敢回家。老书记到医院看望新书记，希望通过调解处理纠纷。最后，双方在中间人的撮合下和解了。
这说明，农村的法律纠纷，如果通过调解，过错方会主动认错，并且给予对方适当的补偿，双方的人际关系可以得到恢复，又可以很快乐地在一起喝酒说笑了，并且调解的成本要大大小于打官司的成本。通过对比，不言自明，在农村打官司不如调解更有效。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习俗
在中国的一些边远地区，习俗的力量更强大。1982年农历正月的某个夜晚，青海省海南自治州共和县16岁的藏族青年才夫旦，在同为16岁的藏族女青年尕毛吉帐房内吃了包子后，欲同尕毛吉发生性关系，遭其拒绝。事后，尕毛吉将此事告诉其他牧民，致被告人受人嘲笑，因此心怀不满，意欲报复。同年4月4日，才夫旦放牧时与尕毛吉相遇。尕毛吉向被告人喊“吃包子”，后者觉得受到嘲弄，便向尕毛吉追去。之后，两人发生撕打。其间，被告人用石块猛砸尕毛吉面部、头部和胸部等处，致其当场死亡。
被告人才夫旦被依法逮捕后，被害人的父亲、亲属以及部落群众20余人，联名写信给有关部门，要求释放才夫旦，并按当地习惯以赔命价方式处理此案。信中说：“认识到部落和睦平安的需要，被害人家的愿望以及部落内众人的心愿，郑重声明，请求宽大处理、释放才夫旦”；“经长辈及亲友的开导，才夫旦认识到当事人及后代人之间需要和睦团结，友爱安定，请求释放他还家”。
根据这里藏民的习惯法，部族内部杀人后，死者的亲属要烧毁凶手家的房屋并拿走所有的家具。对此，凶手家人不能还手。因此，后者一般会把值钱的家产转移到邻近的亲朋好友处隐藏，并全部外出避难。等部族头人（即部族首领）调解议定命价，并偿清命价后，才能回村定居。命价不论贫富，要以田地和牛羊折价赔偿，并提供丧葬费用。
这个案子经过村里老人调解，被告人才夫旦家里先后赔偿牛39头、马3匹，当时折价人民币5000元。被害人亲属、当地牧民和基层干部普遍认为，按照风俗习惯处理，赔偿命价，就能够消除矛盾，今后世代不会结怨，所以他们要求释放才夫旦。
这样按传统的习惯法处理刑事案件，并没有得到国家法律的正式认可，不过，司法人员考虑到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实，在判决中从轻处理，判处才夫旦有期徒刑10年，可是，当地老百姓仍然要求释放才夫旦。这说明，虽然法律判决对习俗做了巨大让步，但仍然没有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完全认可，习俗的力量在当地远远大于法律。
抹不去的传统
通过观察，我们会发现，农村老百姓生活中所遵循的一些规则，与我们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有些格格不入。中国现代社会的法治理念来源于西方，它的社会基础是陌生人社会，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不认识，缺乏信任。双方有什么交易，必须书面契约，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如果谁不履行契约，将受到国家强制力的惩罚。现在我们农村却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村落里，知根知底，如果谁不讲信义或者品德有瑕疵，将受到大家的谴责并且很难在这个熟人社会里立足。熟人之间借钱一般是不用打借条的，只要有个证人就可以了。
人与人发生纠纷是一件丢人的事，怕人笑话。如果家族内部发生纠纷，他们往往会找家族内有威望的人进行调解，但不往外说，因为家丑不可外扬；如果与家族外部的人发生纠纷，双方都会找本家族有威望的人共同调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农村里，对一个人的基本要求就是通情达理。那么，什么是“情”？什么是“理”？所谓“情理”，就是要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不惹是生非，互相留个面子。
在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今天，为什么传统习俗在农村村落里还会生生不息呢？因为两千多年来，无论国家怎样风云变幻，但农村村落的生产模式和村民的生活模式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传统社会里家和国的结构是同构的，儒家思想虽然在国家层面消失了，但在农村的家庭里却作为一种社会思想保留了下来。
因此，如何把现代法治与传统习俗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是我们仍然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