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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僧人赞宁生于宋代，其对翻译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佛经翻译。他在总结前人翻译活动及经验的基础上，编撰了《宋高僧传》，并提出了“六例”。本文就赞宁之翻译观及其相关论著进行阐述，并对其于翻译学的贡献及影响做出简要地评述，以将其进一步用于指导翻译活动。
【关键词】赞宁；《宋高僧传》；“六例”；意义
赞宁（919-1001），他精于南山律，有“律虎”之称。作为一名僧人，他的主要翻译活动都是关于佛经翻译的，既有总结前人的经验，也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赞宁对于翻译学的最主要贡献在于：他主持编撰了《宋高僧传》，同时提出了“六例”。
《宋高僧传》共三十卷十篇，收录了从南朝到宋初五百多年间的佛经翻译。每篇末的“论”及部分传末附的“系”申明了作者的观点或疑难解惑。赞宁在其之后附的总结性的长篇论述中，谈到了其对翻译的看法及中国翻译的起源。
在其中《译经篇》的第一篇《义净传》中提到：“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赞, 1987）也就是说，翻译也就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变。他还提到：“譬诸枳橘焉，由易土而殖，橘化为枳。枳橘之呼虽殊，而辛芳干叶无异。又如西域尼拘律陀树，即东夏之杨柳，名虽不同，树体是一。”（赞, 1987）这一关于外来语与本土语之间的异同的比喻，表明赞宁认识到了源出语与译入语之间由于文化的不同而存在的差异。他还认为，“东僧西往，学尽梵书，解尽佛意，始可称善传译者。宋齐已还，不无去彼回者，若入境观风必闻其政者，奘师、净师为得其实。”（赞, 1987）在他看来，玄奘和义净能够不辞辛苦地去西方取经、去领略西方的文化，也因此其译经能够做到通达。
关于中国翻译的起源，赞宁提到佛经翻译是“有缘则遇，无道则违”（赞, 1987）。他认为，“象胥（即翻译）知其远也，方言知其近也”。也就是说，翻译能够让人知道与其距离很遥远的地方或国家的事情，而方言只能够告诉人们近处的活动。他还提出，“懿乎东汉，始译《四十二章经》，复加之为‘翻’也。‘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由是‘翻’‘译’二名行焉。”（赞, 1987）他把翻译中的文本内容比作绣花的图案，而原文与译文则是图案的正反两面，即二者内容相同，只是正反的“花”（即形式）有所不同。
赞宁还提出了自己的译学理论，即“今立新意，成六例焉。”其“六例”为：
第一例为“译字译音”，分为“译字不译音”，“译音不译字”，“音字俱译”，“音字俱不译”（赞, 1987）这四种情况。
第二例为“胡语梵语”是指源出语的种类，即：“在五天竺纯梵语”，“雪山之北是胡”，“亦胡亦梵”，“非胡非梵”。（赞, 1987）
第三例为“重译直译”。这个分为“直译”，“重译”，“亦直亦重”，“非直非重”。（赞, 1987）具体采取哪种译法，因第二例中所提到的语言的不同划分而异。
第四例为“粗言细语”。“粗言”、“细语”分别指佛经中的两种不同言辞，即“尔平语言辞”、“典正言辞”，视原作发音是否纯正而定。此外，若为典雅之言，则为“细语”；若为俗语，则被视为“粗言”。将其分为三种：“是粗非细”，“唯细非粗”，“亦粗亦细”。（赞, 1987）
第五例为“华言雅俗”。他认为“且此方言语，雅即经籍之文，俗乃街巷之说，略同西域。”赞宁认为经典之言为“雅”，而普通人的言语与西域的胡语都被视为“俗”。共分为三种情况：“是雅非俗”，“是俗非雅”，“亦雅亦俗”。（赞, 1987）
第六例为“直语密语”。他提到：“涉俗为直，涉真为密”。即与一般人有关的，用通俗易懂的话直译；那些比较高深的语言，则要用比较隐秘的话来译。 “是直非密”，“是密非直”，“亦直亦密”，“非直非密”是这一例的四种情况。（赞, 1987）
关于译文的风格，他认为，佛经翻译既不可滥用“典雅之语”，也不可过于“俗”。他支持“折中”之法，“如童寿译《法华》，可谓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语趣矣！”（赞, 1987）
赞宁以对话的形式对译场的分工进行了描述，包括译主、笔受、度语、证梵本、证梵文、润文、证义、梵呗、校勘、监护大使等职。这是他对当时官方译场的描述，其中的一些翻译程序有助于当今的翻译活动，如翻译机构的设置及翻译实践的进行。
赞宁对于佛经翻译的总结及创新，是对宋及其之前佛经翻译的相当完整的概括，同时也对后来的翻译活动都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在其所编撰的《宋高僧传》中，他对于“翻译”这个词的形象的比喻将源出语与译入语以及二者与其所要表达的内容之间的关系表现得较为完整，即二者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表现形式。他关于源出语与译入语之“枳”、“橘”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同时鼓励译者去异域了解其文化以便于能够做到译文的通达。也就是说，赞宁已经认识到文化对于翻译的影响，并积极支持将文化融入翻译中来，这也为他之后的译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和提高的途径。
其中所说的“六例”是赞宁新提出的翻译理论。之中，他不仅论述了翻译中的各种实际情况，还给出了相应的翻译方法。这些具体情况给以后的翻译活动提供了样本，使得翻译活动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在这写情况及解决方法之中，他提到了“直译”，“意译”，“重译”等，这些词语及翻译方法目前仍为译者所采用；他所提到的根据源出语的不同而采用不通的译法，也为后人所接受；还有根据语言的文体风格如“雅”、“俗”的不同来进行翻译等等也在翻译活动中被列入考虑范围之内。
总而言之，作为对前人翻译活动及经验的趋于完整的总结，赞宁的《宋高僧传》及其“六例”实为后人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和体会的。只是对于赞宁这一中国翻译史上必不可少的译者，其研究者却甚少。但相信，随着我国译学研究的逐渐深入，我们还将发掘出更多的、更有意义的译者及译学研究成果，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继续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１］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２］赞宁. 宋高僧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关键词】赞宁；《宋高僧传》；“六例”；意义
赞宁（919-1001），他精于南山律，有“律虎”之称。作为一名僧人，他的主要翻译活动都是关于佛经翻译的，既有总结前人的经验，也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赞宁对于翻译学的最主要贡献在于：他主持编撰了《宋高僧传》，同时提出了“六例”。
《宋高僧传》共三十卷十篇，收录了从南朝到宋初五百多年间的佛经翻译。每篇末的“论”及部分传末附的“系”申明了作者的观点或疑难解惑。赞宁在其之后附的总结性的长篇论述中，谈到了其对翻译的看法及中国翻译的起源。
在其中《译经篇》的第一篇《义净传》中提到：“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赞, 1987）也就是说，翻译也就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变。他还提到：“譬诸枳橘焉，由易土而殖，橘化为枳。枳橘之呼虽殊，而辛芳干叶无异。又如西域尼拘律陀树，即东夏之杨柳，名虽不同，树体是一。”（赞, 1987）这一关于外来语与本土语之间的异同的比喻，表明赞宁认识到了源出语与译入语之间由于文化的不同而存在的差异。他还认为，“东僧西往，学尽梵书，解尽佛意，始可称善传译者。宋齐已还，不无去彼回者，若入境观风必闻其政者，奘师、净师为得其实。”（赞, 1987）在他看来，玄奘和义净能够不辞辛苦地去西方取经、去领略西方的文化，也因此其译经能够做到通达。
关于中国翻译的起源，赞宁提到佛经翻译是“有缘则遇，无道则违”（赞, 1987）。他认为，“象胥（即翻译）知其远也，方言知其近也”。也就是说，翻译能够让人知道与其距离很遥远的地方或国家的事情，而方言只能够告诉人们近处的活动。他还提出，“懿乎东汉，始译《四十二章经》，复加之为‘翻’也。‘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由是‘翻’‘译’二名行焉。”（赞, 1987）他把翻译中的文本内容比作绣花的图案，而原文与译文则是图案的正反两面，即二者内容相同，只是正反的“花”（即形式）有所不同。
赞宁还提出了自己的译学理论，即“今立新意，成六例焉。”其“六例”为：
第一例为“译字译音”，分为“译字不译音”，“译音不译字”，“音字俱译”，“音字俱不译”（赞, 1987）这四种情况。
第二例为“胡语梵语”是指源出语的种类，即：“在五天竺纯梵语”，“雪山之北是胡”，“亦胡亦梵”，“非胡非梵”。（赞, 1987）
第三例为“重译直译”。这个分为“直译”，“重译”，“亦直亦重”，“非直非重”。（赞, 1987）具体采取哪种译法，因第二例中所提到的语言的不同划分而异。
第四例为“粗言细语”。“粗言”、“细语”分别指佛经中的两种不同言辞，即“尔平语言辞”、“典正言辞”，视原作发音是否纯正而定。此外，若为典雅之言，则为“细语”；若为俗语，则被视为“粗言”。将其分为三种：“是粗非细”，“唯细非粗”，“亦粗亦细”。（赞, 1987）
第五例为“华言雅俗”。他认为“且此方言语，雅即经籍之文，俗乃街巷之说，略同西域。”赞宁认为经典之言为“雅”，而普通人的言语与西域的胡语都被视为“俗”。共分为三种情况：“是雅非俗”，“是俗非雅”，“亦雅亦俗”。（赞, 1987）
第六例为“直语密语”。他提到：“涉俗为直，涉真为密”。即与一般人有关的，用通俗易懂的话直译；那些比较高深的语言，则要用比较隐秘的话来译。 “是直非密”，“是密非直”，“亦直亦密”，“非直非密”是这一例的四种情况。（赞, 1987）
关于译文的风格，他认为，佛经翻译既不可滥用“典雅之语”，也不可过于“俗”。他支持“折中”之法，“如童寿译《法华》，可谓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语趣矣！”（赞, 1987）
赞宁以对话的形式对译场的分工进行了描述，包括译主、笔受、度语、证梵本、证梵文、润文、证义、梵呗、校勘、监护大使等职。这是他对当时官方译场的描述，其中的一些翻译程序有助于当今的翻译活动，如翻译机构的设置及翻译实践的进行。
赞宁对于佛经翻译的总结及创新，是对宋及其之前佛经翻译的相当完整的概括，同时也对后来的翻译活动都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在其所编撰的《宋高僧传》中，他对于“翻译”这个词的形象的比喻将源出语与译入语以及二者与其所要表达的内容之间的关系表现得较为完整，即二者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表现形式。他关于源出语与译入语之“枳”、“橘”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同时鼓励译者去异域了解其文化以便于能够做到译文的通达。也就是说，赞宁已经认识到文化对于翻译的影响，并积极支持将文化融入翻译中来，这也为他之后的译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和提高的途径。
其中所说的“六例”是赞宁新提出的翻译理论。之中，他不仅论述了翻译中的各种实际情况，还给出了相应的翻译方法。这些具体情况给以后的翻译活动提供了样本，使得翻译活动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在这写情况及解决方法之中，他提到了“直译”，“意译”，“重译”等，这些词语及翻译方法目前仍为译者所采用；他所提到的根据源出语的不同而采用不通的译法，也为后人所接受；还有根据语言的文体风格如“雅”、“俗”的不同来进行翻译等等也在翻译活动中被列入考虑范围之内。
总而言之，作为对前人翻译活动及经验的趋于完整的总结，赞宁的《宋高僧传》及其“六例”实为后人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和体会的。只是对于赞宁这一中国翻译史上必不可少的译者，其研究者却甚少。但相信，随着我国译学研究的逐渐深入，我们还将发掘出更多的、更有意义的译者及译学研究成果，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继续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１］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２］赞宁. 宋高僧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