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郭沫若影响最大、最震撼人心的五幕话剧，1942年4月，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剧院举行该剧首次公演时，便轰动山城，将正在举行的第一届雾季公演推向高潮。
　　万人空巷识薰莸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内一些著名的戏剧团体和文艺界、演艺界知名人士先后汇聚重庆，一时间，重庆演艺界名流荟萃，盛况空前。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于日机狂轰滥炸，每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演出。重庆每年10月至次年5月为雾季，这期间，因经常大雾弥漫，不利日机空袭，重庆文艺界遂利用此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盛大演出，史称“雾季公演”。1941年到1944年，形成抗战时期重庆戏剧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下，1942年1月，郭沫若的《屈原》仅用10天的时间就完成剧本创作，4月由中华剧艺社排练演出，以纪念第二届“诗人节”名义公开上演。这次演出阵容强大，总负责人为应云卫，导演为陈鲤庭，演员有金山、张瑞芳、坚白、施超、丁然、白杨、顾而已、卢业高、苏侩、张立德、张逸生等。
　　1942年4月2日，《新华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一则引人注目的广告：“五幕历史剧《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这则广告刊出以后，犹如一道闪电，震动了重庆国统区。
　　《屈原》公演的消息传开以后，整个山城沸腾了。不仅城里的人们争着买票观看，十几千米甚至几十千米以外的人们也赶到城里来看演出。许多观众为了能买到一张票，不辞辛劳，有的人半夜带着铺盖到剧场门口等候，有的没有座位，宁愿站着看3个多小时，有的观众甚至从成都、贵阳等地专程赶来，真是万人空巷。为此，《新华日报》刊登一首诗盛赞：“湘江月夜自春秋，烈士难忘是楚仇。莫谓人间无曲直，万人空巷识薰莸。”这首诗描述了《屈原》演出时激动人心的场景。
　　剧中的演员白杨后来回忆《屈原》上演时的盛况：“我有幸参加《屈原》的演出，这个戏不仅教育了观众，我自己也深受教育。许多观众走了很远的路程，冒着大雨来看演出。剧场里，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融成一片。”这种动人心弦的场面，演员张逸生也记忆深刻：“《屈原》演出以后，轰动山城，沙坪坝的学生走到城里来看戏，晚了不能回去就经常在剧场里坐到天亮。在散戏之后，我们演员有时也陪着他们在剧场里聊天，经常谈到深夜，交流思想，演员同观众打成一片，简直热烈得很，盛况空前。”
　　《屈原》被新闻界誉为“剧坛上的一个奇迹”。中央社（国民党创办的原中国官方通讯社）在发出的电讯稿中，不得不承认《屈原》在国泰大剧院的演出，是“上座之佳，空前未有”。苏联驻华大使潘又新看了《屈原》演出之后，当场对郭沫若说：“可惜是在战时，否则我一定想法子把你们全班人马请到莫斯科去。”
　　《屈原》一劇在重庆各阶层人民的心中激起巨大的反响。特别是在青年人及知识界，更是引起强烈的共鸣。人们在教室外、在马路上、在轮渡中，都会学着《屈原》剧中人物的声调朗诵剧中的台词：“你们滚下云头来，我要把你们烧毁！烧毁！烧毁！……”他们这是借以表达对国民政府黑暗统治的强烈不满。
　　晨郊盈耳溢清音
　　《屈原》上演后，引起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人们纷纷采用和诗的方式表达心情。在周恩来的组织领导下，以《新华日报》为主要阵地，大量的《屈原》唱和诗及时刊登。这些诗篇真实地记录了《屈原》上演的轰动场景及其获得成功的艺术效果。
　　董必武有诗赞曰：“诗人独自有千秋，嫉恶平生恍若仇。邪正分明具形象，如山观者判薰莸。”这首诗热情赞扬了郭沫若的才华和功绩，表现了“如山观者”的人民群众观看演出的生动情景。沈钧儒作诗二首对《屈原》的意义予以评价：“春来何意忽惊秋，负剑长歔誓灭仇。湘水不流香草绝，遂令终古有薰莸。”“雷雨翻空作吼音，楚些原不是悲吟。只凭一片荃荪意，集结人间亿万心。”
　　黄炎培在观看《屈原》后，写了3首诗赠给郭沫若。其中两首七言绝句：“不知皮里几阳秋，偶起湘累问国仇。一例伤心千古事，荃茅那许别薰莸。”“阳春自古寡知音，降格曾羞下里吟。别有精神难写处，今人面目古人心。”郭沫若的和诗是：“两千年矣洞庭秋，疾恶由来贵若仇，无那春风无识别，室盈茨菉器盈莸。”“寂寞谁知弦外音，沧浪泽畔有行吟。千秋清议难凭借，瞑目悠悠天地心。”
　　陈铭枢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两首赞诗，真实地记录《屈原》演出中感人的戏剧艺术效果。
　　当时桂林的报刊，出现许多以《屈原》为题材的唱和诗。柳亚子从香港回到桂林以后，读了《屈原》剧本，非常感动，立即写了一首诗赠给郭沫若：“怀沙孤愤郁难平，千载犹传屈子名。常忆汨罗江上客，一篇珍重慰幽情。”郭沫若立即答以和诗：“以不平平平不平，哲人依古总无名。誉非举世浮云耳，劝阻无加自在情。”
　　田汉写了五首诗赞美《屈原》，其中一首：“绝代风流忆白杨，演来南后艺弥光。梨涡莫漫似胡蝶，不向倭寇斗艳妆。”郭沫若立即答以和诗∶“天真真谛原为一，敢道中行即是狂。今日人间成地狱，还从地狱建天乡。”
　　《新华日报》5月7日刊登《郭沫若先生答和诗·序》：“二十六日晨兴，乘肩舆由赖家桥赴璧山途中，大雨初霁，万象如新浴。微风习习，鸟声清脆，恬适之情，得未曾有，爰再踵任老韵，奉答赐和诸君子。
　　呵天有问不悲秋，众醉何心载手仇。荃蕙纵教时化艾，莸经万古仍为莸。
　　晨郊盈耳溢清音，经雨乾坤万籁吟。始识孤臣何所藉，卅年慰得寂寥心。”
　　郭沫若在诗中表明自己创作《屈原》的目的是为了鼓舞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同时他把盛极一时的《屈原》唱和诗，描绘为“晨郊盈耳溢清音”，抒发了自己对中共和人民群众给予他关怀与支持的感激心情。
　　杨枝惠洒北碚苔 　　五幕话剧《屈原》上演恰值皖南事变的第二年，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很快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是对政府的隐性攻击，宣布禁演《屈原》。重庆不让演，中华剧艺社的演职员就到北碚演出。
　　恰逢梅雨季节，北碚阴雨连绵。当时北碚只有一个不足蔽风雨的民众会场，有時只得在票上印着“遇雨顺延，开演后如遇天雨警报恕不退票”。对此，观众颇有感想，一位观众就作打油诗一首：“吃饭靠天不自由，农人欢喜剧人愁。今日演罢屈原后，明朝各自改行头。”
　　郭沫若曾就此情形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大公报》上，生动地描写当时北碚演出遇雨的情况：“六月二十七日《屈原》决定在北碚上演，朋友们要我去参观，并把婵娟所抱的一个瓶子抱去，这个烧卖形的古铜色的大磁瓶，是我书斋里的一个主要陈设，平时是用来插花的。《屈原》的演出我在陪都已经看了很多回，其实是用不着再往北碚看的，但是朋友们的辛劳非得去慰问一下不可。于是在二十六日拂晓，我便由千厮门赶船坐到北碚，顺便把瓶子带了去。今年延绵下来了的梅雨季，老是不容易开朗，已经断续地下了好几天雨，到了二十七日仍然下着，而且是愈下愈大。
　　二十七是星期六，是最好卖座的日期，雨大了，看戏的人便不会来。北碚的戏场又是半露天的篷厂，雨大了，戏根本也就不能上演。因此朋友们都很焦愁……我看到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沉闷闷地，就象那梅雨天空一样稠云层叠。”
　　也许郭沫若受到那位观众的打油诗启发，也做起诗来：“不辞千里抱瓶来，此日沉阴竟未开。敢是抱瓶成大错？梅霖怒洒北碚苔。”诗写出后，大家纷纷提出修改意见。总制片人应云卫的夫人程梦莲说：两个“抱瓶”，重复了，不大好，说着就把第三句改为了“敢是热情惊大士”。她还戏谑郭沫若：“是你把观音大士惊动了，所以才下雨啦！”饰演婵娟的张瑞芳指着第四句说：“这‘怒’字太凶了点吧。”。
　　郭沫若很谦虚，对大家提出的意见，一一采纳，经过反复修改，把第四句改为“杨枝遍洒”，后将“遍洒”改为“透汗”，最后改为“惠洒”。诗最终定稿为：“不辞千里抱瓶来，此日沉阴竟未开。敢是热情惊大士，杨枝惠洒北碚苔。”
　　由于下雨，不少冒雨从远方来看戏的人，晚上不能回家，北碚的旅馆一时出现人满为患的状况。《时事新报》有报道说：“《屈原》总算演出了，观众也很踊跃，第一晚收入超过了八千五，打破了‘中艺’在北碚的过去记录。第二晚全部十五元的入座券（三百张）为复旦大学购买了。”当郭沫若听说“场场客满、打破纪录”时，便高兴地说道：“农人、剧人皆大欢喜，惠哉！惠哉！”
　　中华剧艺社的演员冒雨去北碚演出，在演出中又同原作者郭沫若一道热情地改诗，表现了郭沫若和演员们不畏强权，敢于同国民党做斗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屈原》及其他剧作的演出，轰动了整个重庆和大后方。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抗战文艺运动，以话剧为先锋，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和禁锢，取得重庆首届雾季大演出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