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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着眼镜框，微蹙眉头，说话时似笑非笑，下巴习惯性地抬起，这是余秋雨在镜头前的标志性表情和动作。不管传道授业解惑，还是遭遇非议时，他都以这种面目出现。
我们已经久违了这种余式表情。
这些年，他去了哪里？是偏居一隅，还是继续四处行走？他和学界、评论者，还有媒体的不解之怨是否有所松动？
2014年春，《文化苦旅》（以下简称《苦旅》）面世。出版方称，4000册新版签名本在微信上线仅三天即售罄。
和公众阔别多年后，影响过一代人的“文化大师”，带着他惯常的“自谦”自喜，对谣言的怨怼和余式解析，再次走入了我们的视线。
“我执”与超脱
2010年1月，一家据说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与一家资深的教育刊物联手，在全国各省青年学生中做民意测验，询问“谁是你最喜爱的中国当代作家”。由于青年人见识尚浅，居然把我选成了第一名。
这个“我”是余秋雨。
这段话，出现在新版《文化苦旅》的扉页上。因为获得了上文中所说的票选冠军，他收获了一座半身雕像。他说雕像雕得很好，不过“雕瘦了”，他因此按照雕像的标准塑身，后来已经和雕像一模一样了。
对于名誉，就像对这座瘦身雕像的感觉，余秋雨照单全收，怡然自得。新版《苦旅》的《自序》中他对此津津乐道：
上海读者投票评选三十年来影响最大的一本文学书，是它；
有关部门统计历年来中国家长邮寄给留学子女最多的一本书，是它；
连读者数量不大的台湾，也在庆祝它发行达几十万册；
连万里之外的学者，也在当地华文报纸上连续反驳大陆文人对它的糟蹋……
从雕像扉页起，浓重的“余式风格”便扑面而来。尽管像新版《道士塔》里，删掉了类似“我好恨”这样的文字，但总体基调并无多大变化。有的文章，例如《都江堰》的开头，以三个诘问下笔，有读者反映“读来反而更显得抒情意味浓烈，还不如从前自然流畅”。此外，《莫高窟》中删掉了引自《山海经》的“三危山”和乐樽和尚的故事；《道士塔》中隐去“叶炽昌”的名字，含糊地表述为“官员中有些人知道一些轻重”，等等。
对于这些改动，曾经在十多年前就文史错误和余秋雨数度过招的《咬文嚼字》编委金文明表示，他还没有看到新版。但他最希望余秋雨能够在新版或者其他场合，能就他之前犯下的字词、文史差错表态、致歉。“新版中没有这些，那还是有问题的。这么多年了，他还是不认账。”
多年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就撰文称：余文不仅是用以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还是“文化避孕套”，需要审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他将余文和汪国真诗并论，称之为“媚雅”的代表，批评散文最初是体制的工具，而后又成为市场的工具。这次记者问朱大可对新版《苦旅》是否关注，他以“此人毫无建树、不想评论”予以拒绝。
再把两版的篇目进行对比，会发现新版《苦旅》保留下来的只有《都江堰》《道士塔》《莫高窟》《风雨天一阁》等少数几篇，其余的旅行文字几乎全被拿下。增加的篇目，一半是“文化散文”，但后半部分基本全是回忆性的文字。
显然，作者的新“苦旅”有更多的“苦水”要倒。从余秋雨写的《新版小叙》里，可以窥见一斑：
所有麻烦，都来自于它（《文化苦旅》）的极度畅销。它不小心成了当时罕见的一个文化热点，而它又不具备任何权力背景，因而立即转化成媒体的攻击焦点。当时国内的多数媒体，还不清楚诬陷和诽谤是刑事犯罪，因此都围绕着它，连年倾泄，恶语滔滔。
对于这些麻烦和争议，他尽数归结为此书的畅销、盗版。《苦旅》，在余秋雨的心目中，如同一个“一路伤痕斑斑，而身心犹健”的浪子。他精选了《秋雨合集》中的20余篇，自认为这个浪子的新形象“器宇轩昂”。
对于外界最为关注的“石一歌”等历史问题，他在最后的《寻石之路》和《祭笔》等篇目里给予了回应和自辩。这，或许才是新版出版的最大看点。
安徽某大学美学副教授隽石多年前与余秋雨有过一面之缘，他表示余在新版《苦旅》中的这些自我辩解“纯属多余”：“在我看来，除了公文、新闻报道等客观性的文字以外，所有抒情类的著述如散文、小说，包括博客这些都是自我辩解。你的一切都在里面了，还辩解什么？”
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直陈：“余秋雨他是很在意外界看法的。用方言来说有点‘娘’。听到批评会跳，不高兴。他非常在乎羽毛，尽管他的羽毛不是非常洁白了，也不是金光灿灿。”
“步步退逃”，海阔天空？
在新版《苦旅》的最后，余秋雨写道：“看自己，并不是执着于‘我’，而是观察一种生命状态，能否扩展和超脱。”
余大师真的超脱了吗？
反观去年年底他出版的另一本新书《吾家小史》中，余秋雨不吝笔墨地讲述了自己这些年受困于谣言，和妻子马兰步步“逃离”的过程。
他借朋友杨长勋之口，表示近年“国内诽谤余秋雨的文章已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放心吧，这肯定创造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遭受诽谤的历史纪录，不仅是中国纪录，而且是世界纪录。”
在他笔下，著名黄梅戏演员马兰创建东方音乐剧的大踏步实践，严重超越了安徽的文化管理体制，被地方官员“冷冻”。加上受到他的牵连，曾经的戏剧票房灵药，在省内遭受冷遇。
杨长勋提议他移民，离开这片是非之地。但他和马兰想了好久，最后想到了他的“文化身份”，止步了。
从上海到合肥，后来他们又“逃”到了“几乎不在意文化”的城市深圳。余秋雨用稿酬买了一套房子住下。然而因为肖姓编辑骂余的房子是深圳政府送的，法院也判余秋雨败诉。他的岳父母认为他被中央“打倒”，脸色苍白，岳母通宵失眠。
余秋雨觉得，自己“只要写书，一般总会畅销，也会产生学术影响，因此必然引来那些人的又一轮围攻”。于是他暂时搁笔。其间上青歌赛做评委，也是为了向岳父母证明，自己还受到官方器重，没有被打倒。 “就像从乱石丛中挣扎出来的两棵小树，虽然也为这个角落带来了一点风景，却并不指望乱石能点头。”在如此的笔触中，余秋雨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沉冤莫白的“受害者”。
父亲离世对余秋雨是巨大的打击，对于传媒和所谓“造谣者”，他说“博爱使我荣光焕发，仇恨使我双目炯炯。”
学者刘仰认为，余秋雨常常把自己放在与世界伟人同样的位置上，“即使身陷沟渠，也要仰望星云”，用余秋雨自己的话，叫做“在新时期的大规模诽谤中含笑屹立”。
书中，除了愤恨，余秋雨还以慷慨之气抒发了对谣言的感激——
因为“文革写作”的谣言，他发布了（征集写过“他们臆想”之语）的“著名悬赏”而多年不得，他感叹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干净”？继而写出了《四十年前》《寻石之路》等填补历史空缺、重划历史分期的文章，“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重视”。
因为那个定期出现的“离婚”谣言，他才从对方的逻辑推断出当代文人婚姻的破碎频率……
在余秋雨的笔下，谣言既是造成他和家人一生不幸的根源，却又成为他成就自己、展开新创作的强大动因。
尽管在新版《苦旅》和《小史》的《逃向海边》等多篇文章里，余秋雨回应了关于“石一歌”，汶川地震后图书馆“诈捐”等传闻，但这些解释，在他所称的“啃余族”和一些读者看来，仍有理屈词穷之嫌。
石鹏飞表示，余秋雨总体是很不错的作家、学者，但文字和性格中有江浙人的那种“柔媚”，有时缺少钢筋铁骨。有些时候，他多少会迎合意识形态。他跟政府有分歧，但不对峙。政府是喜欢他的，比如获邀上青歌赛。“要知道，在中国赢得政府才能赢得社会，就像赵本山，不在春晚露脸他能有今天？”
“参与石一歌那段历史，本身事实有待考证。当时虽然囿于情势和背景，个人的主体选择还是很重要的。有的人就不会动摇自己的信仰。”在石鹏飞眼中，余秋雨很“与时俱进”，大家都会走的路，他也会走；大家朝另一个方向摆，他也会摆。“所以他这个人，被尊崇的程度不会很高。”
“大文化”难掩空洞
过去数年里，一方面背井离乡、节节“脱逃”，一方面余秋雨并没有与世隔绝。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创办了“秋雨书院”，招收中国文化史博士生，此后又在浦东开设了分院。
2007年，马兰被美国纽约市文化局、林肯艺术中心和美华协会联名评为“亚洲最佳艺术家”。余秋雨提到，两人对此事格外重视，起意要去领奖，但马兰又觉得“这事千万不能让国内的媒体报道”。
余秋雨说在美国领奖时，自己“非常低调地陪在一旁，却还是被哥伦比亚大学发现了。那就免不了也要发表一个演讲了，夏志清教授也说我一次比一次好。由于我的思路比较独特，在各大学又一次引起轰动。但我反复地请求当地华文报刊的记者，绝对不要向国内报道。”
那一次的演讲主题是《重构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大文化”，这也是余秋雨最心仪、百试不爽的演讲题材。仅以过去的两年为例，他便参加了2013AAMA亚杰商会“反思成长”年会，纽约联合国大厦的主题演讲，在长春举行的“文化的力量与企业家人格”大型论坛等几十个贴上文化标签的活动。所讲内容中不乏“重建中国精神”“寻找内心坐标”这样于丹式的字眼。
对此，刘仰表示：“虽然这些活动大都仍然与文化有关，但是，对于一个大师来说，这些文化已经不是真正深层次的文化建设，而是越来越浮在表面的文化泡沫，并且，大都走上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路子，风光的主角已经是经济，文化只是搭台的苦力。”
各地邀请余秋雨的官方和企业界，多半都将他称为“文化大师”，他没有否认，也几乎笑纳了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继承者”这一庄严角色。隽石说，余是一个善于自我推销的人，这本不是一件坏事，但借着“大文化”的名义就有些滑稽了。他的“大”并非广大，而是托大。因为他的分量不足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代言人。
石鹏飞回忆，余秋雨曾经在云南演讲时提到中国文化的三个缺失：实证缺失、创造性缺失和法制缺失。他认为，这是余秋雨的思想中难得深刻之处，值得肯定。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缺失，如何解决？余秋雨没有揭示。“文化是一股水，浸润滋润着你；思想是闪电，一个钉子打到脑门里去。余不是思想家，充其量也就是个文化学者。”摘自《壹读》
我们已经久违了这种余式表情。
这些年，他去了哪里？是偏居一隅，还是继续四处行走？他和学界、评论者，还有媒体的不解之怨是否有所松动？
2014年春，《文化苦旅》（以下简称《苦旅》）面世。出版方称，4000册新版签名本在微信上线仅三天即售罄。
和公众阔别多年后，影响过一代人的“文化大师”，带着他惯常的“自谦”自喜，对谣言的怨怼和余式解析，再次走入了我们的视线。
“我执”与超脱
2010年1月，一家据说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与一家资深的教育刊物联手，在全国各省青年学生中做民意测验，询问“谁是你最喜爱的中国当代作家”。由于青年人见识尚浅，居然把我选成了第一名。
这个“我”是余秋雨。
这段话，出现在新版《文化苦旅》的扉页上。因为获得了上文中所说的票选冠军，他收获了一座半身雕像。他说雕像雕得很好，不过“雕瘦了”，他因此按照雕像的标准塑身，后来已经和雕像一模一样了。
对于名誉，就像对这座瘦身雕像的感觉，余秋雨照单全收，怡然自得。新版《苦旅》的《自序》中他对此津津乐道：
上海读者投票评选三十年来影响最大的一本文学书，是它；
有关部门统计历年来中国家长邮寄给留学子女最多的一本书，是它；
连读者数量不大的台湾，也在庆祝它发行达几十万册；
连万里之外的学者，也在当地华文报纸上连续反驳大陆文人对它的糟蹋……
从雕像扉页起，浓重的“余式风格”便扑面而来。尽管像新版《道士塔》里，删掉了类似“我好恨”这样的文字，但总体基调并无多大变化。有的文章，例如《都江堰》的开头，以三个诘问下笔，有读者反映“读来反而更显得抒情意味浓烈，还不如从前自然流畅”。此外，《莫高窟》中删掉了引自《山海经》的“三危山”和乐樽和尚的故事；《道士塔》中隐去“叶炽昌”的名字，含糊地表述为“官员中有些人知道一些轻重”，等等。
对于这些改动，曾经在十多年前就文史错误和余秋雨数度过招的《咬文嚼字》编委金文明表示，他还没有看到新版。但他最希望余秋雨能够在新版或者其他场合，能就他之前犯下的字词、文史差错表态、致歉。“新版中没有这些，那还是有问题的。这么多年了，他还是不认账。”
多年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就撰文称：余文不仅是用以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还是“文化避孕套”，需要审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他将余文和汪国真诗并论，称之为“媚雅”的代表，批评散文最初是体制的工具，而后又成为市场的工具。这次记者问朱大可对新版《苦旅》是否关注，他以“此人毫无建树、不想评论”予以拒绝。
再把两版的篇目进行对比，会发现新版《苦旅》保留下来的只有《都江堰》《道士塔》《莫高窟》《风雨天一阁》等少数几篇，其余的旅行文字几乎全被拿下。增加的篇目，一半是“文化散文”，但后半部分基本全是回忆性的文字。
显然，作者的新“苦旅”有更多的“苦水”要倒。从余秋雨写的《新版小叙》里，可以窥见一斑：
所有麻烦，都来自于它（《文化苦旅》）的极度畅销。它不小心成了当时罕见的一个文化热点，而它又不具备任何权力背景，因而立即转化成媒体的攻击焦点。当时国内的多数媒体，还不清楚诬陷和诽谤是刑事犯罪，因此都围绕着它，连年倾泄，恶语滔滔。
对于这些麻烦和争议，他尽数归结为此书的畅销、盗版。《苦旅》，在余秋雨的心目中，如同一个“一路伤痕斑斑，而身心犹健”的浪子。他精选了《秋雨合集》中的20余篇，自认为这个浪子的新形象“器宇轩昂”。
对于外界最为关注的“石一歌”等历史问题，他在最后的《寻石之路》和《祭笔》等篇目里给予了回应和自辩。这，或许才是新版出版的最大看点。
安徽某大学美学副教授隽石多年前与余秋雨有过一面之缘，他表示余在新版《苦旅》中的这些自我辩解“纯属多余”：“在我看来，除了公文、新闻报道等客观性的文字以外，所有抒情类的著述如散文、小说，包括博客这些都是自我辩解。你的一切都在里面了，还辩解什么？”
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直陈：“余秋雨他是很在意外界看法的。用方言来说有点‘娘’。听到批评会跳，不高兴。他非常在乎羽毛，尽管他的羽毛不是非常洁白了，也不是金光灿灿。”
“步步退逃”，海阔天空？
在新版《苦旅》的最后，余秋雨写道：“看自己，并不是执着于‘我’，而是观察一种生命状态，能否扩展和超脱。”
余大师真的超脱了吗？
反观去年年底他出版的另一本新书《吾家小史》中，余秋雨不吝笔墨地讲述了自己这些年受困于谣言，和妻子马兰步步“逃离”的过程。
他借朋友杨长勋之口，表示近年“国内诽谤余秋雨的文章已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放心吧，这肯定创造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遭受诽谤的历史纪录，不仅是中国纪录，而且是世界纪录。”
在他笔下，著名黄梅戏演员马兰创建东方音乐剧的大踏步实践，严重超越了安徽的文化管理体制，被地方官员“冷冻”。加上受到他的牵连，曾经的戏剧票房灵药，在省内遭受冷遇。
杨长勋提议他移民，离开这片是非之地。但他和马兰想了好久，最后想到了他的“文化身份”，止步了。
从上海到合肥，后来他们又“逃”到了“几乎不在意文化”的城市深圳。余秋雨用稿酬买了一套房子住下。然而因为肖姓编辑骂余的房子是深圳政府送的，法院也判余秋雨败诉。他的岳父母认为他被中央“打倒”，脸色苍白，岳母通宵失眠。
余秋雨觉得，自己“只要写书，一般总会畅销，也会产生学术影响，因此必然引来那些人的又一轮围攻”。于是他暂时搁笔。其间上青歌赛做评委，也是为了向岳父母证明，自己还受到官方器重，没有被打倒。 “就像从乱石丛中挣扎出来的两棵小树，虽然也为这个角落带来了一点风景，却并不指望乱石能点头。”在如此的笔触中，余秋雨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沉冤莫白的“受害者”。
父亲离世对余秋雨是巨大的打击，对于传媒和所谓“造谣者”，他说“博爱使我荣光焕发，仇恨使我双目炯炯。”
学者刘仰认为，余秋雨常常把自己放在与世界伟人同样的位置上，“即使身陷沟渠，也要仰望星云”，用余秋雨自己的话，叫做“在新时期的大规模诽谤中含笑屹立”。
书中，除了愤恨，余秋雨还以慷慨之气抒发了对谣言的感激——
因为“文革写作”的谣言，他发布了（征集写过“他们臆想”之语）的“著名悬赏”而多年不得，他感叹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干净”？继而写出了《四十年前》《寻石之路》等填补历史空缺、重划历史分期的文章，“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重视”。
因为那个定期出现的“离婚”谣言，他才从对方的逻辑推断出当代文人婚姻的破碎频率……
在余秋雨的笔下，谣言既是造成他和家人一生不幸的根源，却又成为他成就自己、展开新创作的强大动因。
尽管在新版《苦旅》和《小史》的《逃向海边》等多篇文章里，余秋雨回应了关于“石一歌”，汶川地震后图书馆“诈捐”等传闻，但这些解释，在他所称的“啃余族”和一些读者看来，仍有理屈词穷之嫌。
石鹏飞表示，余秋雨总体是很不错的作家、学者，但文字和性格中有江浙人的那种“柔媚”，有时缺少钢筋铁骨。有些时候，他多少会迎合意识形态。他跟政府有分歧，但不对峙。政府是喜欢他的，比如获邀上青歌赛。“要知道，在中国赢得政府才能赢得社会，就像赵本山，不在春晚露脸他能有今天？”
“参与石一歌那段历史，本身事实有待考证。当时虽然囿于情势和背景，个人的主体选择还是很重要的。有的人就不会动摇自己的信仰。”在石鹏飞眼中，余秋雨很“与时俱进”，大家都会走的路，他也会走；大家朝另一个方向摆，他也会摆。“所以他这个人，被尊崇的程度不会很高。”
“大文化”难掩空洞
过去数年里，一方面背井离乡、节节“脱逃”，一方面余秋雨并没有与世隔绝。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创办了“秋雨书院”，招收中国文化史博士生，此后又在浦东开设了分院。
2007年，马兰被美国纽约市文化局、林肯艺术中心和美华协会联名评为“亚洲最佳艺术家”。余秋雨提到，两人对此事格外重视，起意要去领奖，但马兰又觉得“这事千万不能让国内的媒体报道”。
余秋雨说在美国领奖时，自己“非常低调地陪在一旁，却还是被哥伦比亚大学发现了。那就免不了也要发表一个演讲了，夏志清教授也说我一次比一次好。由于我的思路比较独特，在各大学又一次引起轰动。但我反复地请求当地华文报刊的记者，绝对不要向国内报道。”
那一次的演讲主题是《重构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大文化”，这也是余秋雨最心仪、百试不爽的演讲题材。仅以过去的两年为例，他便参加了2013AAMA亚杰商会“反思成长”年会，纽约联合国大厦的主题演讲，在长春举行的“文化的力量与企业家人格”大型论坛等几十个贴上文化标签的活动。所讲内容中不乏“重建中国精神”“寻找内心坐标”这样于丹式的字眼。
对此，刘仰表示：“虽然这些活动大都仍然与文化有关，但是，对于一个大师来说，这些文化已经不是真正深层次的文化建设，而是越来越浮在表面的文化泡沫，并且，大都走上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路子，风光的主角已经是经济，文化只是搭台的苦力。”
各地邀请余秋雨的官方和企业界，多半都将他称为“文化大师”，他没有否认，也几乎笑纳了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继承者”这一庄严角色。隽石说，余是一个善于自我推销的人，这本不是一件坏事，但借着“大文化”的名义就有些滑稽了。他的“大”并非广大，而是托大。因为他的分量不足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代言人。
石鹏飞回忆，余秋雨曾经在云南演讲时提到中国文化的三个缺失：实证缺失、创造性缺失和法制缺失。他认为，这是余秋雨的思想中难得深刻之处，值得肯定。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缺失，如何解决？余秋雨没有揭示。“文化是一股水，浸润滋润着你；思想是闪电，一个钉子打到脑门里去。余不是思想家，充其量也就是个文化学者。”摘自《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