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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前的五月四日那天，京城十三所高校，三千余学生，愤慨于巴黎和会中中国外交的受挫，焦灼于日本将接手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于是集聚天安门，游行使馆区，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九十年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妇孺皆知，耳熟能详。
当时害怕追究放火烧宅的责任，学生说是曹家人放的火
火烧赵家楼是五月四日游行中的高潮，然而，这把“火”是怎么点起来的?五月五日的《晨报》这样说：
时正下午四钟，且见火炎腾腾从曹宅屋顶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难确悉。
而五月五日的《益世报》这样说：
传闻起火原因有二：一说因电灯被砸，电火溢出，一说系曹家人自放，各生见火起，乃离曹寓。
总之，在当时，放火烧宅似乎是与学生毫无关系。作为第一批进入曹宅的学生杨晦应当更为清楚，但他却倾向于是曹家人放的火，他说，“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其实，至少在当时，放火、毁宅、殴人等事迹并不像今天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件“英雄壮举”，谁要做了这事，谁就得面临着刑事犯罪的指控和惩罚。
其实，“曹家人放火”以嫁祸、诬陷学生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面对三千学生墙外的围攻及此后的破门而入，紧张惊京恐、狼狈不堪的曹家人连躲避都来不及，那还敢与群情激昂的学生为敌呢?
在当时的北大学生孙伏园的回忆中将曹家人“强硬化”了，学生“到赵家楼曹汝霖家，先只在门口骂卖国贼。曹家人出来回骂，才闯进去打骂国贼。”孙伏园所云显然是凭空想象，当时的情况是，学生搦战而不得，曹家人避战不及!何况他本人也只参加了前半截的游行，并没有经历后面的围攻曹宅，他本人在游行队伍去曹宅之前，就中途溜出到鲁迅先生家里聊天去了，查1919年5月4日鲁迅日记记有，“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当然他也向鲁迅先生详细说了“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和“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因此，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后半段的围攻，所云皆系虚构。
曹家人非但不敢和学生摆开擂台互相叫骂，躲避不及的曹家人立即受到了学生的羞辱，“等一会搜到了曹汝霖的父亲和姨太太，大众不约而同的痛骂了一顿，骂他的父亲为什么养出这样一个卖国贼的儿子，对那位姨太太赏了两个耳光。院子内停着一辆小汽车，也把它捣毁了。”这个细节很精彩，精彩的原因在于它合情合理，叫人觉得真实可感，把学生们当时气恨之情表现了出来，然而，警察把他们护送出去。
至于曹汝霖本人，在学生在墙外大扔石头、白旗时，他正与驻日公使章宗祥、交通部航政司司长兼京绥、京汉两铁路局局长丁士源、日本自由思想家中江兆民的儿子，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在家交谈，此公看事发不对，就匆忙“躲进他与他妻子的卧房和两女儿的卧房中间夹着的、两面都相通的箱子间小室内，学生们没有想到这两个卧室中间还有这个箱子间，所以没有找到他。”直到学生散后，警察来了，他还都一直藏在屋子里，而学生们却以为他早都溜了，使他躲过“一劫”。
看来，躲都来不及躲，又岂敢叫骂、反抗，甚至还敢自放自家的火来给学生栽赃呢?
事实上，恰恰相反，说曹家人以放火来为学生嫁祸栽赃，正是学生为曹家人在“嫁祸栽赃”，因为学生们害怕承担放火烧宅的责任。果不其然，警察得查出放火的责任者。尹明德在《北京五四运动回忆》中写道：
被捕的学生，当晚即被军警机关讯问，并逐一搜查身体，意在追究放火责任，但三十二人中，并无一人身带火柴。当时在黑暗专制反动统治时期，学生不敢承认放火，恐贻反动派以口实，伪称系曹宅自行放火，借此驱散群众。
“身带火柴的人”当然不一定就在被抓的三十二人之中。正是所谓法不责众，警察最后似乎以“电火溢出”来“了”这个“不得不了”的“糊涂案”。
匡互生的放火行为并没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
当初，迫于责任的追究，学生不敢承认放火一事，今天，学生放火无可质疑。但这把火是如何烧起来的呢?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在曹宅，找到油料后，就烧起来了。范云在《五四那天》中写道：
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桶汽油，大家喊着“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
杨振声的说法与此相像，他说：
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这些杂种”的念头。
另一种说法是说有学生点燃了卧室里的帐幕，火就烧了起来，这一说法似乎更合情理，因为以后的回忆中有点火者、有火柴、有可燃物、有旁观者。
周予同在回忆中说：
于是带有火柴，火油的同学们便将卧室的帐子拉下一部分，加上纸头的文件，放起火来了。这一举动没有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火焰在短时间内也并不旺扬。
而这“放火者”正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数理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匡互生生于1891年11月1日，与当时的北大教授胡适之同龄，湖南省宝庆县(今邵东县)人，从小就习武，臂力过人，辛亥革命时，还是中学生的匡互生参加反清起义，正如后来的梵文大家徐梵澄先生所说，“普通湖南人的脾气，好走极端，激烈。”五四运动时，“激烈”的匡互生在曹宅点燃了五四游行的“这把火”，他毕业后回长沙，应聘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聘请毛泽东为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并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文化书社，1925年他与丰子恺等人在沪创办立达学园，主持校务8年，1933年4月22日，在上海病逝。
从周予同的回忆可知，当时的放火行为并不是所有同学所赞同的，尤其得不到懂得法律知识的法政专门学校学生的赞同：
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议决案的精神，颇有些诽议，而不晓得在五四前夕的小组会议上放火殴人也是被允许的一条决议呢!
当时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学生领袖、北大学生段锡朋还试图阻止匡互生的放火行为。
看来，放火者应当是匡互生无疑，据称，他后来回校后，听说三十多名学生被捕后，他曾要求去“自首”，其意是他才是真正的放火者，不想叫别人为他代过，但为大家所阻。
当时匡互生点火的火柴也是另一个叫俞劲的同学提供的。俞劲回忆说：
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我和某君(按：当指匡互生)同在队伍前面，他要我快跑去买盒火柴，我知道他不吸烟，干么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
一包火柴点燃了曹宅，也使得这一游行事件升级，成为五四当天学生游行中的最高潮。
放火其实是预先谋定的
其实，北高师匡互生同学放火烧宅，乃至引导游行队伍前往曹公馆并不是一个无意识的、超乎预料的、偶然的行为，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预料之中的、必然的行为。
我们都知道，五月三日晚上，在北大三院礼堂北大 学生及其他各校学生代表召开了大会，大会决定提前至五月四日集会游行，当时会上有同学当场咬破手指，书写血书，而另一个同学，还手持菜刀威胁说不通过游行的决议就当场自杀。
其实，几乎与此同时，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在召开了一个类似的“秘密”会议，无独有偶的是，其中也有一个同学写了血书，五月三日，高师在“校内风雨操场集会，同学刘庆平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决心，大家非常激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天晚上，北京高校大约就只有这两个会。我们往往只看到北大的会与第二天五四运动的关系，而忽视了北高师这个会议与第二天五四运动的关系，而正是后面的这个会议，决定了五四运动“不是以往一般的请愿示威游行”，而是“带有暴动的性质”。
周予同回忆了当时他们的周详计划：
在我们这个秘密会议上，有一部分同学一开始便不愿意用和平的游行请愿方式，而激烈的主张在可能范围内进行暴动。这个提议在群情愤激下得到了通过。但怎样进行暴动，用什么武器来暴动，都没有加以细密的考虑，而只是要个人自己想办法。那时，据说有校外人士可以供给手枪，但没有结果。不过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照片却早从大栅栏一带的照相馆中设法到手，以便暴动时有所对证。其余少数同学也只分别带些火柴、小瓶火油，以便相机利用，但是当时即使是化学科的同学，也没有想到用烈性的药物。……五四运动带有暴动的性质而不是以往一般的请愿示威游行，这几个五四前夕的小组会议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另有人类似的回忆，“与会者异常愤慨，有主张暗杀卖国贼的，有主张实行暴动的。最后决定派人密查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行动，并准备五月四日那天采取行动。”而据匡互生所云，他们似乎早就踩好点，并且还立好了遗嘱，托付了后事。“各校的热烈分子一二十人以内——都有相当的准备，甚至于有连身后的事都向亲密的朋友商托好了的!”并派会员事先将“卖国贼”的住宅的门牌号数调查明白，以便直接行动。于是五月四日早晨，凡在各校主张激烈的分子将这些实地联络的信息，“暗中已心心相印了”。
了解了五月三日，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秘密会议的内容后，就不难理解五月四日在曹府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必然性了，而我们往往把这忽略了。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进一步可以下这么一个判断：在五月四日这天，北大仅仅主导了五四游行的前半段“文戏”，即天安门集会，使馆区抗议，至于后半部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武戏”则是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主导的。
游行队伍缘何转向去了曹汝霖家
以往，我们将这“文”、“武”两部分活动视为整体，又将这一天的活动的推动力和主导权归结到北大身上。当然，无论是从学校所处的地位，学生的参与数量及程度，以及此后北大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来看，北大当之无愧是五四运动的“领头羊”。但具体到五月四日这天学生活动，准确地说，应当是由北大和北高师先后主导，而且最精彩的高潮部分更是由北高师所主导的。
这一分界线正是学生队伍离开使馆区、前往赵家楼之时。我们知道，学生在使馆区无所作为，正群情激昂之际，按照早晨在法政学校的决议路线，似乎接下来要转向“哈德门(崇文门)大街商业区”，或者有提到的“到总统府请愿”，周予同提到游行程序是“先到总统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要求政府惩办三贼，然后再到东交民巷。但无论是到新华门，还是到哈德门，都没有去曹汝霖家的决议啊。
看来，到曹公馆示威、甚至“施暴”并不是决议中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学生的游行队伍却浩荡地开往了曹府呢?正是北高师参加秘密会议的那批学生“主导”了当时的形势之缘故。俞劲回忆：
队伍出了小胡同之后，依照大会决议，应向总统府去请愿；但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有些是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却有目的地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
其实，就在队伍开拔赵家楼的这时起，五四这天，学生游行的主导权已经从北大转移到北高师手上了。匡互生回忆：
这时候负总指挥的责任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
身为运动总指挥，北大的傅斯年已经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了，北高师的那些激进学生“走在队伍前面”，匡互生等人成为学生们的“领队”，而正是他们这批人主导了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不过，对于将要发生的“暴动”，就连甚至绝大多数当时在场的警察、学生们，包括今天的我们，都还看不出什么苗头。匡互生回忆：
当时政府派出在学生队伍前后巡逻的侦探虽然很多，却也一点摸不到头脑。不惟他们看不出学生们有痛打曹章等的决心，并且也不相信学生们会有什么暴动的——老实说，最大多数的学生，实在没有这种预备的。
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是预料中和计划中的事情。
那天，冲锋陷阵的干将几乎都与高师的那批同学有关。比如，当学生在曹府受阻时，正是那个高师学生膂力过人，身怀武功的湖南人匡互生，一拳击破曹宅大门右边房屋的窗玻璃，一跃而入。俞劲回忆：
这时突然有领队某君，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随即有好几个警察死死的拉住他的腿往下拽，领队的学生们看到后，有的就用尽力气去掰开警察的手，坚持不下。
于是，有人痛哭流涕演说，警察受感动方才松手，匡等同学才打开曹宅大门。高师另一个同学，后来的编写了多部高等数学教材的陈荩民则说，“我身材较高，就踩在高师同学匡互生的肩上，爬上墙头，打破天窗，第一批跳人曹贼院里。我和同学把大门门锁砸碎，打开大门，于是，外面的同学一拥而入。”杨明轩、朱究庭等学生也是一马当先。
当然，上面所说的“放火”亦是高师匡互生所为，而“放火”本系他们预先谋定的事情。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过激事件都是高师学生所为，只是说，正是以匡互生为首的一批高师学生事先预谋，积极推动下，发生了五月四日这天学生在曹府的一系列过激行为。
“倒霉”而“幸运”的章宗祥
最“倒霉”的莫过于驻日公使章宗祥，那天，他正与日本记者中江丑吉走出时，随即被人认出，顿时一顿暴打。
《益世报》的报道有云：“学生有识之者指日，其中有章宗祥，欲围而殴之，有一生以砖头击章首，血流被面，各日人卫拥章出后门，匿一小洋货店内。”后来霍玉厚的回忆中也提及这一场景，而且无意中指出拎砖击章的人系“中文系的黄显荣”。“真是冤家路窄，同学中有一个是章宗祥的同乡，认得他，就大喊：‘这不是章宗祥吗!’他这一喊，中文系的黄显荣拿起砖头就掷向这个卖国贼，别人也围了上去，一顿拳打脚踢，把个章宗祥打得半死。”想想章当头挨这一砖，血流满面，其情景也够惨的。
匡互生也目击了章被旗杆劈头一击的场景，这也是有可能的。“忽然从东院房间里走出一个身着西装面象日人的人，被一个同学赶上前去用一根旗杆劈头一击，那人就倒身在地佯作身死，于是动手打他的人就往后走 去，……哪里知道那样作身死的人乘机逃到外面一间皮蛋店里去躲藏好了”
所幸的是，当学生在暴打章之际，那个日本记者拼命保护了章，“忽而搜得一个人出来，有认识的人喊道：‘这是章宗祥呵!’群众愤怒极了，于是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倒在地。正打得起劲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人，拼死命地保护着他。你打章的头，他用身体遮盖章的头；你打章的脚，他用身体遮盖章的脚，这样拼命保护章贼，却一言不发。……把章宗祥打得一个半死，才让那个日人把他护送去了。”
在中江丑吉护送下躲入小洋货店的章的恶梦看来并未结束，他躲在店里黑暗屋子的炕上用被子蒙着头，那个日本人想必是站在门口把守看护。不幸的是，章还是被学生发现了，于是又是一阵拳打脚踢，还是那个中江丑吉全力保护，学生怕惹出外交纠纷，没敢暴打，但发现很多鸡蛋，也有说皮蛋，于是，又是一阵“蛋砸”，好不狼狈。杨明轩在《在五四的日子里》中写道：
但见一个做豆腐的房子，那个日本坏蛋恶狠狠地站在门首，但是并没有章宗祥的踪影，大家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看见屋内炕上的被子动了一下，同学们进去一挑，原来正是章宗祥躲在里边，大家把他拉了出来，拳打脚踢。那个日本坏蛋尽力掩护章贼，甚至用他的身子挡住我们的拳脚。我们恨透这个日本坏蛋，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情况和认识水平之下，还不便直接狠狠地揍他，怕引起所谓外交事件，于是有些同学用在这个豆腐房找到的鸡蛋向他打去。只打得那个坏家伙满身是蛋黄，犹如刚从粪坑里爬出来一样。就是这样，他仍然不离开章贼，我实在恼恨已极，忍无可忍，就上前扯开他，并且和他扭打在一起，在地上滚来滚去。
看来，章宗祥这天下午所受的打击应当不轻，要不是有中江丑吉的保护，他的性命能否保住，还真是一个问题呢。受伤的章宗祥被送往日华同仁医院，当时报上云，“据闻章氏到医院时，神识昏迷，不省人事，医谓其流血过多，势颇险恶，未知确否。”可见其挨打过程中，倒不全是在“装死”。
不过，虽然如此，报上并没有因此对学生有所谴责，对章本人有所同情，报云，“学生举动诚不免有过激之处，但此事动机出于外交问题，与寻常骚扰不同，群众集合往往有逸轨之事，此在东西各国数见不鲜，政府宜有特别眼光为平情近理之处置，一面努力外交巩固国权，谋根本上之解决，则原因即去，必不至再生问题矣。”毕竟与“卖国贼”的皮肉之苦相比，大家所痛心的是国家外交的失败。
学生的行为与当时的思想状态有一定关系
从政治上看，学生的行为，是对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抗议，也是对亲日派的义愤。从思想上分析，这与五四前夕在青年学生中流行的有激烈倾向的一批秘密刊物和一些学生社团有一定关系。我们都知道，五四前夕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杂志在青年学生中甚为流行，且影响甚大，但我们往往会忽视，当时还有一批秘密的、“刺激性更强”的流行刊物，如《自由录》、《进化》、《民生》等杂志对青年的影响亦不小。而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存在几个学生组织，如同言社、工学会、包括有该校学生参与的共学会，这些社团都是“抱着激烈的主张”的。这些刊物和社团往往更加认同无政府主义，在一个政府软弱、国家衰败的环境中，无政府主义对激烈行动的鼓吹迎合了当时苦闷的中国青年的心理，对青年的吸引力很大。在巴黎和会上，面对列强的自私贪婪，政府的无能为力，青岛几将不保，使得这批青年学生摩顶放踵，捐生喋血，遂发生了五四运动那天的放火事件。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北京高等师范这批学生的行为，就不会有三十余名学生被捕的后事，也不会有后来学生的总罢课，更不会有工人的罢工支持。
注：本文写作的主要参考材料有，《晨报》、《益世报》、《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下、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引文不一一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 殷之俊
当时害怕追究放火烧宅的责任，学生说是曹家人放的火
火烧赵家楼是五月四日游行中的高潮，然而，这把“火”是怎么点起来的?五月五日的《晨报》这样说：
时正下午四钟，且见火炎腾腾从曹宅屋顶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难确悉。
而五月五日的《益世报》这样说：
传闻起火原因有二：一说因电灯被砸，电火溢出，一说系曹家人自放，各生见火起，乃离曹寓。
总之，在当时，放火烧宅似乎是与学生毫无关系。作为第一批进入曹宅的学生杨晦应当更为清楚，但他却倾向于是曹家人放的火，他说，“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其实，至少在当时，放火、毁宅、殴人等事迹并不像今天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件“英雄壮举”，谁要做了这事，谁就得面临着刑事犯罪的指控和惩罚。
其实，“曹家人放火”以嫁祸、诬陷学生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面对三千学生墙外的围攻及此后的破门而入，紧张惊京恐、狼狈不堪的曹家人连躲避都来不及，那还敢与群情激昂的学生为敌呢?
在当时的北大学生孙伏园的回忆中将曹家人“强硬化”了，学生“到赵家楼曹汝霖家，先只在门口骂卖国贼。曹家人出来回骂，才闯进去打骂国贼。”孙伏园所云显然是凭空想象，当时的情况是，学生搦战而不得，曹家人避战不及!何况他本人也只参加了前半截的游行，并没有经历后面的围攻曹宅，他本人在游行队伍去曹宅之前，就中途溜出到鲁迅先生家里聊天去了，查1919年5月4日鲁迅日记记有，“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当然他也向鲁迅先生详细说了“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和“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因此，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后半段的围攻，所云皆系虚构。
曹家人非但不敢和学生摆开擂台互相叫骂，躲避不及的曹家人立即受到了学生的羞辱，“等一会搜到了曹汝霖的父亲和姨太太，大众不约而同的痛骂了一顿，骂他的父亲为什么养出这样一个卖国贼的儿子，对那位姨太太赏了两个耳光。院子内停着一辆小汽车，也把它捣毁了。”这个细节很精彩，精彩的原因在于它合情合理，叫人觉得真实可感，把学生们当时气恨之情表现了出来，然而，警察把他们护送出去。
至于曹汝霖本人，在学生在墙外大扔石头、白旗时，他正与驻日公使章宗祥、交通部航政司司长兼京绥、京汉两铁路局局长丁士源、日本自由思想家中江兆民的儿子，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在家交谈，此公看事发不对，就匆忙“躲进他与他妻子的卧房和两女儿的卧房中间夹着的、两面都相通的箱子间小室内，学生们没有想到这两个卧室中间还有这个箱子间，所以没有找到他。”直到学生散后，警察来了，他还都一直藏在屋子里，而学生们却以为他早都溜了，使他躲过“一劫”。
看来，躲都来不及躲，又岂敢叫骂、反抗，甚至还敢自放自家的火来给学生栽赃呢?
事实上，恰恰相反，说曹家人以放火来为学生嫁祸栽赃，正是学生为曹家人在“嫁祸栽赃”，因为学生们害怕承担放火烧宅的责任。果不其然，警察得查出放火的责任者。尹明德在《北京五四运动回忆》中写道：
被捕的学生，当晚即被军警机关讯问，并逐一搜查身体，意在追究放火责任，但三十二人中，并无一人身带火柴。当时在黑暗专制反动统治时期，学生不敢承认放火，恐贻反动派以口实，伪称系曹宅自行放火，借此驱散群众。
“身带火柴的人”当然不一定就在被抓的三十二人之中。正是所谓法不责众，警察最后似乎以“电火溢出”来“了”这个“不得不了”的“糊涂案”。
匡互生的放火行为并没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
当初，迫于责任的追究，学生不敢承认放火一事，今天，学生放火无可质疑。但这把火是如何烧起来的呢?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在曹宅，找到油料后，就烧起来了。范云在《五四那天》中写道：
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桶汽油，大家喊着“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
杨振声的说法与此相像，他说：
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这些杂种”的念头。
另一种说法是说有学生点燃了卧室里的帐幕，火就烧了起来，这一说法似乎更合情理，因为以后的回忆中有点火者、有火柴、有可燃物、有旁观者。
周予同在回忆中说：
于是带有火柴，火油的同学们便将卧室的帐子拉下一部分，加上纸头的文件，放起火来了。这一举动没有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火焰在短时间内也并不旺扬。
而这“放火者”正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数理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匡互生生于1891年11月1日，与当时的北大教授胡适之同龄，湖南省宝庆县(今邵东县)人，从小就习武，臂力过人，辛亥革命时，还是中学生的匡互生参加反清起义，正如后来的梵文大家徐梵澄先生所说，“普通湖南人的脾气，好走极端，激烈。”五四运动时，“激烈”的匡互生在曹宅点燃了五四游行的“这把火”，他毕业后回长沙，应聘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聘请毛泽东为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并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文化书社，1925年他与丰子恺等人在沪创办立达学园，主持校务8年，1933年4月22日，在上海病逝。
从周予同的回忆可知，当时的放火行为并不是所有同学所赞同的，尤其得不到懂得法律知识的法政专门学校学生的赞同：
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议决案的精神，颇有些诽议，而不晓得在五四前夕的小组会议上放火殴人也是被允许的一条决议呢!
当时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学生领袖、北大学生段锡朋还试图阻止匡互生的放火行为。
看来，放火者应当是匡互生无疑，据称，他后来回校后，听说三十多名学生被捕后，他曾要求去“自首”，其意是他才是真正的放火者，不想叫别人为他代过，但为大家所阻。
当时匡互生点火的火柴也是另一个叫俞劲的同学提供的。俞劲回忆说：
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我和某君(按：当指匡互生)同在队伍前面，他要我快跑去买盒火柴，我知道他不吸烟，干么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
一包火柴点燃了曹宅，也使得这一游行事件升级，成为五四当天学生游行中的最高潮。
放火其实是预先谋定的
其实，北高师匡互生同学放火烧宅，乃至引导游行队伍前往曹公馆并不是一个无意识的、超乎预料的、偶然的行为，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预料之中的、必然的行为。
我们都知道，五月三日晚上，在北大三院礼堂北大 学生及其他各校学生代表召开了大会，大会决定提前至五月四日集会游行，当时会上有同学当场咬破手指，书写血书，而另一个同学，还手持菜刀威胁说不通过游行的决议就当场自杀。
其实，几乎与此同时，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在召开了一个类似的“秘密”会议，无独有偶的是，其中也有一个同学写了血书，五月三日，高师在“校内风雨操场集会，同学刘庆平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决心，大家非常激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天晚上，北京高校大约就只有这两个会。我们往往只看到北大的会与第二天五四运动的关系，而忽视了北高师这个会议与第二天五四运动的关系，而正是后面的这个会议，决定了五四运动“不是以往一般的请愿示威游行”，而是“带有暴动的性质”。
周予同回忆了当时他们的周详计划：
在我们这个秘密会议上，有一部分同学一开始便不愿意用和平的游行请愿方式，而激烈的主张在可能范围内进行暴动。这个提议在群情愤激下得到了通过。但怎样进行暴动，用什么武器来暴动，都没有加以细密的考虑，而只是要个人自己想办法。那时，据说有校外人士可以供给手枪，但没有结果。不过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照片却早从大栅栏一带的照相馆中设法到手，以便暴动时有所对证。其余少数同学也只分别带些火柴、小瓶火油，以便相机利用，但是当时即使是化学科的同学，也没有想到用烈性的药物。……五四运动带有暴动的性质而不是以往一般的请愿示威游行，这几个五四前夕的小组会议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另有人类似的回忆，“与会者异常愤慨，有主张暗杀卖国贼的，有主张实行暴动的。最后决定派人密查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行动，并准备五月四日那天采取行动。”而据匡互生所云，他们似乎早就踩好点，并且还立好了遗嘱，托付了后事。“各校的热烈分子一二十人以内——都有相当的准备，甚至于有连身后的事都向亲密的朋友商托好了的!”并派会员事先将“卖国贼”的住宅的门牌号数调查明白，以便直接行动。于是五月四日早晨，凡在各校主张激烈的分子将这些实地联络的信息，“暗中已心心相印了”。
了解了五月三日，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秘密会议的内容后，就不难理解五月四日在曹府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必然性了，而我们往往把这忽略了。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进一步可以下这么一个判断：在五月四日这天，北大仅仅主导了五四游行的前半段“文戏”，即天安门集会，使馆区抗议，至于后半部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武戏”则是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主导的。
游行队伍缘何转向去了曹汝霖家
以往，我们将这“文”、“武”两部分活动视为整体，又将这一天的活动的推动力和主导权归结到北大身上。当然，无论是从学校所处的地位，学生的参与数量及程度，以及此后北大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来看，北大当之无愧是五四运动的“领头羊”。但具体到五月四日这天学生活动，准确地说，应当是由北大和北高师先后主导，而且最精彩的高潮部分更是由北高师所主导的。
这一分界线正是学生队伍离开使馆区、前往赵家楼之时。我们知道，学生在使馆区无所作为，正群情激昂之际，按照早晨在法政学校的决议路线，似乎接下来要转向“哈德门(崇文门)大街商业区”，或者有提到的“到总统府请愿”，周予同提到游行程序是“先到总统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要求政府惩办三贼，然后再到东交民巷。但无论是到新华门，还是到哈德门，都没有去曹汝霖家的决议啊。
看来，到曹公馆示威、甚至“施暴”并不是决议中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学生的游行队伍却浩荡地开往了曹府呢?正是北高师参加秘密会议的那批学生“主导”了当时的形势之缘故。俞劲回忆：
队伍出了小胡同之后，依照大会决议，应向总统府去请愿；但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有些是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却有目的地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
其实，就在队伍开拔赵家楼的这时起，五四这天，学生游行的主导权已经从北大转移到北高师手上了。匡互生回忆：
这时候负总指挥的责任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
身为运动总指挥，北大的傅斯年已经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了，北高师的那些激进学生“走在队伍前面”，匡互生等人成为学生们的“领队”，而正是他们这批人主导了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不过，对于将要发生的“暴动”，就连甚至绝大多数当时在场的警察、学生们，包括今天的我们，都还看不出什么苗头。匡互生回忆：
当时政府派出在学生队伍前后巡逻的侦探虽然很多，却也一点摸不到头脑。不惟他们看不出学生们有痛打曹章等的决心，并且也不相信学生们会有什么暴动的——老实说，最大多数的学生，实在没有这种预备的。
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是预料中和计划中的事情。
那天，冲锋陷阵的干将几乎都与高师的那批同学有关。比如，当学生在曹府受阻时，正是那个高师学生膂力过人，身怀武功的湖南人匡互生，一拳击破曹宅大门右边房屋的窗玻璃，一跃而入。俞劲回忆：
这时突然有领队某君，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随即有好几个警察死死的拉住他的腿往下拽，领队的学生们看到后，有的就用尽力气去掰开警察的手，坚持不下。
于是，有人痛哭流涕演说，警察受感动方才松手，匡等同学才打开曹宅大门。高师另一个同学，后来的编写了多部高等数学教材的陈荩民则说，“我身材较高，就踩在高师同学匡互生的肩上，爬上墙头，打破天窗，第一批跳人曹贼院里。我和同学把大门门锁砸碎，打开大门，于是，外面的同学一拥而入。”杨明轩、朱究庭等学生也是一马当先。
当然，上面所说的“放火”亦是高师匡互生所为，而“放火”本系他们预先谋定的事情。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过激事件都是高师学生所为，只是说，正是以匡互生为首的一批高师学生事先预谋，积极推动下，发生了五月四日这天学生在曹府的一系列过激行为。
“倒霉”而“幸运”的章宗祥
最“倒霉”的莫过于驻日公使章宗祥，那天，他正与日本记者中江丑吉走出时，随即被人认出，顿时一顿暴打。
《益世报》的报道有云：“学生有识之者指日，其中有章宗祥，欲围而殴之，有一生以砖头击章首，血流被面，各日人卫拥章出后门，匿一小洋货店内。”后来霍玉厚的回忆中也提及这一场景，而且无意中指出拎砖击章的人系“中文系的黄显荣”。“真是冤家路窄，同学中有一个是章宗祥的同乡，认得他，就大喊：‘这不是章宗祥吗!’他这一喊，中文系的黄显荣拿起砖头就掷向这个卖国贼，别人也围了上去，一顿拳打脚踢，把个章宗祥打得半死。”想想章当头挨这一砖，血流满面，其情景也够惨的。
匡互生也目击了章被旗杆劈头一击的场景，这也是有可能的。“忽然从东院房间里走出一个身着西装面象日人的人，被一个同学赶上前去用一根旗杆劈头一击，那人就倒身在地佯作身死，于是动手打他的人就往后走 去，……哪里知道那样作身死的人乘机逃到外面一间皮蛋店里去躲藏好了”
所幸的是，当学生在暴打章之际，那个日本记者拼命保护了章，“忽而搜得一个人出来，有认识的人喊道：‘这是章宗祥呵!’群众愤怒极了，于是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倒在地。正打得起劲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人，拼死命地保护着他。你打章的头，他用身体遮盖章的头；你打章的脚，他用身体遮盖章的脚，这样拼命保护章贼，却一言不发。……把章宗祥打得一个半死，才让那个日人把他护送去了。”
在中江丑吉护送下躲入小洋货店的章的恶梦看来并未结束，他躲在店里黑暗屋子的炕上用被子蒙着头，那个日本人想必是站在门口把守看护。不幸的是，章还是被学生发现了，于是又是一阵拳打脚踢，还是那个中江丑吉全力保护，学生怕惹出外交纠纷，没敢暴打，但发现很多鸡蛋，也有说皮蛋，于是，又是一阵“蛋砸”，好不狼狈。杨明轩在《在五四的日子里》中写道：
但见一个做豆腐的房子，那个日本坏蛋恶狠狠地站在门首，但是并没有章宗祥的踪影，大家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看见屋内炕上的被子动了一下，同学们进去一挑，原来正是章宗祥躲在里边，大家把他拉了出来，拳打脚踢。那个日本坏蛋尽力掩护章贼，甚至用他的身子挡住我们的拳脚。我们恨透这个日本坏蛋，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情况和认识水平之下，还不便直接狠狠地揍他，怕引起所谓外交事件，于是有些同学用在这个豆腐房找到的鸡蛋向他打去。只打得那个坏家伙满身是蛋黄，犹如刚从粪坑里爬出来一样。就是这样，他仍然不离开章贼，我实在恼恨已极，忍无可忍，就上前扯开他，并且和他扭打在一起，在地上滚来滚去。
看来，章宗祥这天下午所受的打击应当不轻，要不是有中江丑吉的保护，他的性命能否保住，还真是一个问题呢。受伤的章宗祥被送往日华同仁医院，当时报上云，“据闻章氏到医院时，神识昏迷，不省人事，医谓其流血过多，势颇险恶，未知确否。”可见其挨打过程中，倒不全是在“装死”。
不过，虽然如此，报上并没有因此对学生有所谴责，对章本人有所同情，报云，“学生举动诚不免有过激之处，但此事动机出于外交问题，与寻常骚扰不同，群众集合往往有逸轨之事，此在东西各国数见不鲜，政府宜有特别眼光为平情近理之处置，一面努力外交巩固国权，谋根本上之解决，则原因即去，必不至再生问题矣。”毕竟与“卖国贼”的皮肉之苦相比，大家所痛心的是国家外交的失败。
学生的行为与当时的思想状态有一定关系
从政治上看，学生的行为，是对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抗议，也是对亲日派的义愤。从思想上分析，这与五四前夕在青年学生中流行的有激烈倾向的一批秘密刊物和一些学生社团有一定关系。我们都知道，五四前夕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杂志在青年学生中甚为流行，且影响甚大，但我们往往会忽视，当时还有一批秘密的、“刺激性更强”的流行刊物，如《自由录》、《进化》、《民生》等杂志对青年的影响亦不小。而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存在几个学生组织，如同言社、工学会、包括有该校学生参与的共学会，这些社团都是“抱着激烈的主张”的。这些刊物和社团往往更加认同无政府主义，在一个政府软弱、国家衰败的环境中，无政府主义对激烈行动的鼓吹迎合了当时苦闷的中国青年的心理，对青年的吸引力很大。在巴黎和会上，面对列强的自私贪婪，政府的无能为力，青岛几将不保，使得这批青年学生摩顶放踵，捐生喋血，遂发生了五四运动那天的放火事件。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北京高等师范这批学生的行为，就不会有三十余名学生被捕的后事，也不会有后来学生的总罢课，更不会有工人的罢工支持。
注：本文写作的主要参考材料有，《晨报》、《益世报》、《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下、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引文不一一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