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新同志是从西北野战军第一军转业到地方的老同志。他对解放青海、建政海西、开发柴达木盆地、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都有着重要贡献。笔者今年82岁，曾在海西工作了30年，又在省政协工作12年，其间两次在方新同志麾下工作。曾在方新同志生前帮他整理过个人档案和撰写他的回忆录。由此，对这位为革命奉献一生的老人，心怀真挚的敬意。时值青海西宁解放70周年，方新同志和他带领的一班人，在海西建政初期的奋斗精神和革命实践，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进一步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作为与他相处多年的老部下，我觉得有责任把他的革命事迹作一叙说。

一、高举红旗，进军都兰

　　1949年9月5日，高原古城得以解放，标志着蒋马反动政权在青海的统治结束。但西部广大地区形势十分严峻。在此期间，青、新、甘蒋马残余匪特成股地、零散地纷纷窜入都兰地区，不少旗乡部落群众财物被掠空，人员被杀害；四处造谣惑众，阴谋煽动叛乱；有的甚至混入政府，伺机破坏。人们惶恐不安，生产生活难以为继。严峻的形势，紧迫地提出了向都兰进军，加强人民政权建设的任务。1950年5月初，省委和省军区根据彭总指示精神，决定从一军三师师直机关和所属各团抽调部队干部39名（其中营团干部8名），新参加工作的学生和地方干部22名，组建中共都兰县委，改组县政府，开辟都兰地区工作。由方新、伊林、李建夫、郝全珍、纪炳文5位同志为委员组成县委会，方新任书记，官保加（蒙古族）任县长、伊林、丹科（藏族千户）、王德海（蒙古族王公）任副县长。考虑到都兰地区的民族构成，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抽调干部时，十分重视民族干部的挑选和配备。其中有蒙古族5名、藏族4名、回族2名，并从各团抽调了战士35名，组建了都兰县公安队。省军区司令部三师八团二营、军直骑兵团一个连，由三师副师长李书茂同志、八团参谋长朱江同志、八团政治处主任戴金朴同志带领，同赴都兰。
　　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对进军都兰十分关心和重视。行前省党政军领导多次为进军都兰的同志作了动员报告。省委书记张仲良同志在讲话中指出：进军柴达木是省委的重要决定，意义重大，任务光荣艰巨。他分析了当时都兰地区的政治形势，指出那里长期受蒋马反动政权的统治压迫，广大人民群众是渴望得到解放的。大部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也是可以和我们长期共事的。关键是要搞好民族团结工作，认真宣传贯彻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要充分发动群众，剿匪肃特，搞好社会治安；调解好民族纠纷；要努力发展生产，开展民族贸易；要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最后他热情地勉励大家要在柴达木扎根、开花、结果。省人民政府张国声秘书长介绍了都兰地区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以及丰富的矿藏。指出都兰的工作环境比较艰苦，但发展前景十分美好，鼓励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努力做好工作。三师师长兴中同志在欢送会上勉励大家一定要继续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在新的战斗岗位上，做出新的成绩。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省委组织部部长王恩惠和扎喜旺徐同志以及三师的领导同县委成员进行了多次个别谈话，极大地鼓舞了进军都兰同志们的革命信心，为都兰地区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6月1日，进军部队和派往都兰开展工作的党政干部分乘9辆大卡车，领头的车上插一面鲜艳的红旗，浩浩荡荡踏上了征途。当时，从西宁到都兰只有一条勉强可以通行的沙土路，坎坷不平，不少地段被沙淹水冲，给行军带来了很大困难，行行停停，每日都要遇到好几次车陷泥沙、流水断路的情况，全体人员需一日数次修路推车。因一路均无旅店，只能拾些牛粪，自已动手做饭。夜晚，全体露宿荒滩，任凭风吹雨淋，荒滩是床，星星是灯。尽管这样，大家的革命热情很高，情绪饱满，歌声、笑声始终伴随着行军行列。待别是在翻过日月山后看到那广阔的绿色大草原、碧波闪耀的青海湖、游动的牛羊群、奔驰的野驴黄羊群时，这些初次进入牧区的内地人，感到分外的新鲜和激动。全程450多公里，经过5天的跋涉，终于在6月5日到达了县址———察汗乌苏。
　　都兰县始建于1930年。其辖区大致为今日海西州的全部，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万多人，其中少数民族约16000人，按历史沿袭，该县还代管今日属于玉树州的曲麻莱地区，就面积而言，当时的都兰县可算是全国第一大县了。
　　县委、县政府成员到达后，在驻军的配合和支持下，立即织干部开展工作。首先，县委十分重视各级党政机关的组织建设和思想作风建设，使绝大多数干部都能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认真学习和贯彻党在民族地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学习“共同纲领”和民族宗教问题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政策理论水平，使自己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严守纪律，艰苦工作，自觉地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很好地完成各项任务。
　　由于當时都兰地区民族构成独特，民族之间、部落之间矛盾重重，情况十分复杂，所以方新同志带领县委一班人始终坚持了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凡属重大问题、重要情况、重大决策，都坚持请示汇报制度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在各项政策的贯彻和实施中，经常与党外负责同志、民族上层人士和其他代表人士进行充分的协商，以取得他们的同意和支持。这是他们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方法和原则。
　　遵照上述指导思想，在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正确领导下，都兰县委着重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二、充分发动各族群众，开展民族统战工作

　　县委、县政府成员到达察汗乌苏后，立即召开第一次县委、县政府扩大会议，决定由方新同志任组长、组成5个工作组，由伊林等县委成员任组长分赴香日德、宗巴隆、希里沟、木可鲁沟等地。分头访问了蒙古族各旗王公和藏族各部落千百户、宗教界上层人士和其他有影响的各界人士，联络感情，宣传政策，了解情况。并先后召开了察汗乌苏各族各界代表座谈会、都兰县各族各界联谊会，宣布建立中共都兰县委和改组重建县人民政府的情况；宣传和讲解了党的民族统战政策；讨论了剿匪肃特，安定杜会秩序；开展民族贸易，恢复和发展生产；调解民族纠纷，加强民族团结等各项工作。通过这些会议，还充分揭露和驳斥了所谓共产党“先甜后苦”“要消灭宗教”等谣言，消除了大部分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的怀疑戒备心理，密切了与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他们积极表示遵守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实践证明，这些会议的影响十分深远。 　　6月中旬，根据省委指示精神，方新带领官保加、伊林、杨文锦、王德海等会见了当时滞留在都兰香日德寺院的班禅大师。
　　寺院座落在香日德河畔，环境幽美，红墙绿瓦，经幢法轮掩映在一片茂密的白杨林中，是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班禅警卫队在寺院门前列队欢迎，并致举枪礼。方新一行由班禅行辕高级官员计晋美、江巴桑等陪同，会见了班禅大师。
　　方新代表都兰县委、县人民政府向班禅大师致敬意，并奉赠了哈达、锦缎、砖茶等礼物，传达了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对他的致意和问候。班禅大师深表感谢，回赠了哈达等礼品。并叙说了他于1949年10月1日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经过和内容，表示了他本人及班禪堪布会议厅对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无上敬意和拥护爱戴之热忱，对毛主席的复电他表示十分感激和欣慰。方新书记向班禅大师阐述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通报了都兰县人民政府的改建经过及开展工作的方针任务，班禅大师当即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在会见活动中，始终充满着亲切友好的气氛，班禅大师还设藏式盛宴款待了方新一行。这是班禅大师第一次与共产党人面对面的交谈，给班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会见，在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中，尤其是在蒙藏族上层人士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响。事后，都兰县委立即将这次访问班禅大师及行辕官员的结果电报省委、省政府，得到了上级的重视。为班禅一行顺利到达西宁做了铺垫工作。
　　在做上述工作的同时，积极筹建了区级党委和区人民政权。以希里沟地区为一区，汪什代海地区为二区，德令哈地区为三区，香日德地区为四区，以及代管的曲麻莱区，并设立了察汗乌苏乡。各区都配备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并有民族宗教界的进步人士进入区乡班子。使新生的人民政权有了更加广泛和坚定的社会基础。
　　在广泛联系做好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同时，县委、县政府一班人深入发动群众，使广大群众成为县委开展各项工作的依靠力量，从中深刻体会到，群众工作和上层人士工作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做好上层人士工作，才能充分发动群众；同时，做好群众工作，又有利于团结上层人士，有利于加强工农联盟这个基础，更好地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从而使都兰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三、团结各族人民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

　　都兰地广人稀，山川纵横，交通闭塞。解放初，各民族上层人士对党和人民解放军怀有戒备心理，各族群众对我党和我军还缺乏认识；蒙古族、哈萨克族、藏族之间有着很深的民族隔阂。蒋马残余势力曾视都兰为他们继续顽抗、阴谋复辟的“风水宝地”。敌八十二军军长马继援在溃逃前夕，给其部下的亲笔信中写道：“做种种破坏共匪行政工作，使大家变为民间应变战士，各级干部可完全搬到察汗乌苏及都兰两处。”①这的确是残败的反革命匪徒们妄图东山再起、垂死挣扎的白日梦。
　　当时窜入都兰地区的股匪特务反革命分子有如下几股：
　　1.以国民党新疆阿山专员乌斯曼（哈萨克族）、加纳布力（哈萨克族）二人为首的股匪。这股匪徒于1949年9、10月之间，因反对新疆和平解放，发动大规模叛乱，被人民解放军击溃后，率其残部并胁迫部分哈萨克族群众600余人，窜入都兰西部的花海子、马海等地区。
　　2.在新疆参加乌斯曼叛乱被人民解放军击溃后窜踞在尕斯一带的哈萨克族反动头人哈依别克股匪，他们与乌斯曼等股匪遥相呼应，事前他们曾派则拉提巴依等人带领国民党哈密专员尧乐博斯、鄯善警察局长哈里、美国间谍、驻迪化（乌鲁木齐市）领事马克南以及7名白俄分子，潜来尕斯，与当地哈萨克族头人胡赛英联系，竭力煽动胡赛英部落叛乱，以破坏我们对胡赛英部落的争取工作。同时在都兰地区大肆进行抢劫活动，受害最为严重的是太吉乃、宗家、巴隆、柯鲁沟等地的群众。驼马牛羊被成群抢走，大量财物被掠夺，不少群众被杀害，匪徒活动十分猖狂，一度曾窜至县城附近的西河滩一带进行骚扰。这是一股有帝国主义间谍、国民党高级官员参与，有反动政治背景和一定武装实力的顽匪。
　　3.以国民党“西北反共救国军”副司令包布拉（蒙古族）为首的股匪。该股匪和马步芳的一股残余骑兵合伙，并曾一度和乌斯曼勾结在一起，先在马海地区活动，后窜到诺木洪一带抢劫，并四处刺探军情，妄图联络上层，策动叛乱。
　　4.以国民党专员索亚（回族）为首的股匪。该股在新疆参加乌斯曼股匪叛乱，被人民解放军击溃后逃至敦煌，与被我人民解放军击溃的马步芳军队残部50余人合伙，流窜于暖湖、花海子一带，进行抢劫、造谣等破坏活动。
　　5.有马步芳军队残部，外号叫“北川大爷”为首的股匪，活动在柯柯旗和茶卡南山、柯鲁沟一带，猖狂地进行抢劫活动。
　　6.有家住查查香卡的保银科股匪（藏族）。人数不多，但属地头蛇匪帮，到处打劫，致使路断人稀。
　　7.以国民党军统局驻青海站站长上校张元彬（汉族）为首的特务组织，潜伏在香日德，张元彬并已窃取了香日德区区长职务。还有伪装为活佛、商人等身份潜入部落之中的反革命分子。
　　除上述外，尚有不少持枪的马步芳八二军、骑五军的散兵游勇，打劫行人，危害治安。上述各匪帮造谣惑众；挑拨破坏民族关系；散布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言论；胁骗某些上层人士参加“反共救国军”“西革会”等反革命组织，谋图对抗政府。
　　面对当时极为严峻的形势，方新多次召开县委会，专题研究，提出了团结各族人民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外来匪特的方针，并发出“劳武结合”的号召，在各区乡组建了以蒙藏族贫苦牧民为骨干的自卫队，开展巡山放哨保卫生产，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清剿股匪。各区乡自卫队，保卫家园，英勇参战，他们熟悉家乡有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各路匪帮或藏匿昆仑深山，或潜伏大漠深处，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自卫队掌握之中，随时将情报告知剿匪部队，作向导、侦察，并直接参战。部队首长称赞他们是剿匪部队的“千里眼”“顺风耳”。各路土匪在剿匪部队的铁拳打击下，一股股都被剿灭。1950年9月匪首索亚被击毙，多数匪徒被歼被俘。同伙“反攻救国军”三师副师长等17人逃至德令哈被当地自卫队活捉；1951年夏，在各区乡自卫队的有力配合下，全歼了狂妄一时的乌斯曼匪帮，活捉乌斯曼，击毙匪首哈力别克，解放了大批被匪首控制的哈萨克群众。在剿匪肃特全过程中，方新领导的都兰县委在发动群众、组织后勤、军需供应、情报搜集提供、安置群众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得十分到位，得到了剿匪部长首长的再三肯定。而且方新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得知包布拉股匪隐藏在昆仑深山的秀沟河畔，他及时捕捉战机，经请示省军区后，组织了一个骑兵连，两个自卫连，长途奔袭，一举全歼了这股残害新疆、青海两地人民多年的匪帮，活捉了包布拉及妻小，俘虏毙敌50余人。不久之后，行踪不定，化装冒充蒙民的“北川大爷”也被柯鲁沟蒙族自卫队所全歼。潜伏在香日德、窃取区长职务的军统青海站长张元彬也被群众揭发检举而被逮捕。 　　上述这些匪帮被歼灭之后，都兰地区的社会治安大为好转，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宗教各界人士更加相信党的政策，积极靠拢政府。一些上当受骗、听信谣言、受了反革命分子蒙蔽的人主动向政府交待，并检举揭发隐藏在部落中的坏人。广大群众剿匪肃特的积极性更加提高。
　　1951年冬至1952年初春，自卫队在县委工作队的协助下，配合部队给予了由哈萨克反动头人组织的武装抢劫以沉重的反击和勇猛的追剿，使其不敢再恣意骚扰，直至最后被争取。
　　同时，县委进一步加强了对残余股匪的政治争取工作。方新同志召开专题会议，经讨论研判，决定对都兰的最后一股以保银科为首的土匪采取劝降的方针。县委派出副县长伊林、刘悦亮（县委武装部长）、杨文锦（县公安局副局长）等同志，冒险前往其潜居地，反复宣传政策，晓以大义，终于使其幡然悔悟，洗手不干，并使他们转化为积极因素，主动协助政府维持查查香卡、沙柳河一带的社会治安。
　　随着境内股散匪的相继被剿灭，暗藏特务反革命分子的被肃清，特别是随着都兰地区哈萨克族的最终解放，使这里的社会秩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逐步形成了一个长治久安的大好局面。
　　不幸的是县委委员、公安局长纪炳文同志，县政府民政科干部陈金柱同志，县公安队排长郭天元等8位同志和一些自卫队员，在执行任务与匪特英勇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方新同志对这些革命英烈心怀崇高的敬意。1989年，他曾撰文纪念这些烈士的事迹。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战友、同志的怀念之情。

四、安置哈萨克族，实现民族大团结

　　青海的哈萨克族原居新疆阿尔泰地区，由于不堪忍受军阀统制，从1943年起，开始大批逃离新疆，向甘、青、新边界迁移，其中有1100余户迁至都兰牧居。
　　哈萨克族刚来都兰时，与蒙古族、藏族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大家在同一块草原上放牧，四时互有馈赠，遇到有关两族的较大事情时，各族头人能够互相商量解决。但是，马步芳政权为了达到便于统治的目的，在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之间极力挑拨离间，加剧民族矛盾。例如：马步芳派军队杀死了居住在茶卡的哈萨克族群众哈伯后，对哈萨克族说是蒙民打死的。这种居心险恶的挑拨，加上哈萨克族从新疆逃来青海后，牲畜大部分在路上损失殆尽，生活十分困难，后又遭到马步芳贪得无厌的敲诈和勒索，使之更加贫困不堪。在饥寒交迫下，有些哈萨克族牧民被迫去偷抢蒙古族、藏族牧民的牲畜。从而使哈萨克族和蒙古族、藏族之间开始了多年的流血冲突和相互仇杀，其状甚惨。哈萨克族和蒙古族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
　　解放初，濒于绝境的哈萨克族群众，由于对党和人民政府缺乏认识，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国民党残余反革命分子的胁迫和挑拨，致使他们不能安定下来，甚至和人民政府发生对立。党和政府对哈萨克族进行了艰苦耐心的政治争取工作。1950年10月，省委、省政府派出哈萨克族哈力木、阿訇霍加等人代表都兰县委、县政府前去乌图美仁、茫崖等地，对哈萨克族胡赛英、哈里依别克部宣传党的政策，说服争取他们。而哈里依别克在国民党特务和美国间谍的唆使下，拒绝投靠政府；胡赛英则派出副王爷哈木、团长尼哈買提以及翻译阿訇霍加，于1950年10月间前来察汗乌苏，表示愿意归附政府。县委、县政府热情接待了他们，向他们反复讲解了党的政策，赠送了礼品，并请他们给胡赛英等头人带去了礼品，传达了省委、省政府对哈萨克族的关怀和期望。1951年1、2月间，哈木、尼哈买提以及大小头人、群众20多人再次前来联系。当时专程来察汗乌苏的省委民族统战部部长周仁山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他们，设宴洗尘并赠送了茶叶、布匹等礼品，向他们进一步讲解了党对哈萨克族的方针政策，强调了对哈萨克族的过去既往不咎。通过这次接见，哈木、尼哈买提等对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党为了培养他们，在他们的同意下，于当年5月间送他们去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在此期间，胡赛英却在哈里依别克的策动下，裹胁群众逃往昆仑深山。但当他们图谋逃往国外时，大部分群众都抛弃了他们，不愿跟随他们继续逃跑，只有哈里依别克和胡赛英各带30户人逃走国外。
　　为了使哈萨克族群众能够得到解放，安居乐业，在中共西北局、西北行政委员会的领导下，1952年8月甘、青、新三省（区）共同派出代表，再次开展争取工作。青海省派出的代表是从北京学习参观回来的哈木、尼哈买提。经过这次深入艰苦的争取工作，哈萨克族群众终于陆续走出了深山。先后共有600余户，分别按各自的意愿，一部分去了新疆，一部分被安置在敦煌，另有200余户被安置在都兰县格尔木地区。从此，在甘、青、新边境的哈萨克族群众，终于结束了长期漂泊流离的悲惨生活。
　　阿尔顿曲克的哈萨克族群众，由都兰县负责安置。1953年春夏之交，根据哈萨克族群众的要求，县委派出了以农牧部长苏全珍同志任组长的工作组。随同的有医务、粮站及其他工作人员10多人和大批救援物资。工作组到达后，立即开展救济工作，拨给面粉12万斤，帐房50顶，及茶、棉衣、狩猎子弹等。同时开展了医疗防治及座谈访问、讲解政策、发展生产等工作，使哈萨克族群众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1953年3月，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了“甘、青、新三省边疆哈萨克族头人联谊会及民族团结会”。会议在团结、谅解、友好的气氛中，就进一步安置和发展哈萨克族人民生活生产等方面达成了五条协议。会上海西各族代表表示，主动让出大片草原，分别安置哈萨克族群众。都兰县委、县人民政府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于1953年6月召开了政府委员、政协委员联席（扩大）会议。与会者有各族代表、上层人士共14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进步的问题。在会上，蒙古族、藏族代表对哈萨克族同胞几年来的悲惨生活表示深切同情和关怀。纷纷提出要主动团结哈萨克族，帮助哈萨克族建家立业，出售最好的适龄母畜给哈萨克族兄弟，当场自报即达5400只。过去受抢劫最重，而当时自身也十分穷困的蒙古族太吉乃旗也主动提出降低绵羊的出售价格。哈木等人代表哈萨克族群众主动向蒙古族、藏族等各族兄弟民族表示深切歉意和诚恳的感谢。历经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都兰各民族之间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友爱；互相信赖的新气象。鉴于哈萨克族群众生活极端贫困，生产资料十分缺乏，根据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省委决定对哈萨克族群众实行从穿到吃、生产资料等全部包于两年的办法。共拨给救济款390余万元（折合新币），帮助购买绵羊8330只、牛270头；无偿发放蒙古包82顶、白布帐房54顶。帐房门32副、帐房杆子1600根；各色布510匹、羊毛16000斤、茶1400块、磁碗400余个、铁锅50口，籽种23560斤。还有大量的犁、铧、铁锨、镰刀等生产工具，以至小到各色线、针等一应俱全。此外，按哈萨克族当时人口计算，每人每天还供应面粉1斤4两，每人每年供应布4丈多。 　　1954年7月15日，召开了阿尔顿曲克哈萨克族首届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阿尔顿曲克哈萨克族自治区政府，使流离颠沛了近20年的青海哈萨克族，从此有了自己的幸福家园。
　　青海哈萨克族的妥善安置，蒙古族、藏族和哈萨克族的民族和解，是党的民族政策贯彻实施的光辉范例。是一首各民族大团结的赞歌，当传颂百世。

五、大力调解民族纠纷，化干戈为玉帛

　　都兰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除汉族外，境内主要的少数民族有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此外还有回族、土族、撒拉族等。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各族人民间有频繁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为开发这片土地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是毋庸讳言，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历代反动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搞分而治之，造成了各族人民之间相互猜忌、戒备以至仇视械斗的严重局面。解放初期，各民族间相互械斗打“冤家”的事件仍屡有发生。
　　方新同志在县委会上提出，解决历史遗留下的民族纠纷，是实现民族平等团结的大事，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多民族地区工作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它直接关系着我们民族工作的成败。在深入了解民族部落间纠纷的情况及其历史根源的基础上，他提出坚决贯彻省委有关解决民族纠纷的方针原则，深入宣传贯彻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充分揭露蒋马反动统治者制造民族隔阂的实质，本着加强团结，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由县党政负责同志出面，充分发挥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的积极作用，坚持公平合理，提倡互让互谅，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将各种纠纷一一妥善解决。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先后解决了上百件较大的民族纠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事件是年深日久而又十分棘手的。由方新同志领队深入基层，解决了蒙古族王家旗和藏族汪什代海部落的草原纠纷；由李建夫、郝全珍等同志负责分别解决了蒙古族香家旗和沟里藏族部落的草原纠纷；蒙古族柯柯旗和藏族日安部落的纠纷；蒙古族茶卡旗和海南共和縣藏族的草原纠纷，同是藏族的汪什代海部落和刚察部落的草原纠纷；以及藏族日安部落和海晏达如玉部落的人命案；日安部落与兴海浪什科部落的人命案；汪什代海俄后扎部落和刚察牙雪麻部落的重大人命案等。
　　草原纠纷经过耐心细致的调解后，划定了双方都较为满意的界线，达成了双方都愿意遵守的协定。对涉及命案者，认真做好命案苦主一方的安抚工作。过去各部的惯例是：官司打输的一方，全部落要分摊命价和打官司的巨大费用，不少群众就是因部落间打官司而倾家荡产。县委认真贯彻了党的主张和办法：“不咎既住，罪归蒋马。说清问题，赔情道歉。加强团结，互相谅解。”对受害的困难户，政府给予救济。这样，不但解除了群众负担，而且也使双方心平气和，并使广大群众及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看到了政府解决民族纠纷、希望各民旋团结友好的真心实意。
　　许多历史纠纷的妥善解决，在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道路上，搬掉了一道又一道的障碍，各民族之间逐步形成了一种平等互助、亲切友好的新关系。如1952年，南柯柯旗蒙族牧民的数十匹马跑到了藏族日安部落的草原上，藏族群众将这些马收拢后，派人送回了南柯柯旗。以前只恐抢不到手，今日是无偿送回；察汗莫村藏族群众的数千头牲畜因久旱无雨，发生了严重灾情。蒙古族香家旗的群众及时让出了部分草原，支援藏族兄弟抗灾保畜。以前是为争草场流血相斗，今日是为抗灾主动相让；多年来各民族之间互相偷盗对方牲畜，甚至拦路抢劫的社会恶习，日渐减少。这种社会风气的变革，其意义是深远的，它标志着社会主义新的民族关系的形成，各民族心态和价值观的普遍提升。

六、恢复发展生产，解决群众温饱问题

　　解放前，都兰地区在蒋马政权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封建制度的统治压榨下，各族农牧民群众长期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如太吉乃、柯鲁沟等旗、部落，贫困户和赤贫户高达50%至70%，方新同志在都兰的农村牧区，到处看到的是广大群众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极度贫困，不少群众终年以白刺果、锁阳、野菜为生。他看在眼中，痛在心中。他在县委召开的会议上，作了长时间的发言：我们说解放了人民群众，可人民群众肚子吃不饱，那只能算半个解放。为此他带领县委及广大干部为尽快改变群众吃不饱肚子的事，做出了很大努力，并且在较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成就。现只举几件事为例。
　　1.海西地区有着十分广大的宜农土地，香日德、察汉乌苏、夏日哈、希里沟、德令哈等小块农业区开垦较早，但经营规模极小，生产方式原始落后。解放前后很多地方打碾没有碌碡，都是将麦捆摊在场面上，赶群牛羊不停地踏跑，以这种方式来脱粒，其效果、规模可想而知。因此，建政之初期，国家工作人员及部队人数虽不算多，但感到严重缺粮。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方新同志提出“百里不运草，千里不运粮”的设想。提出海西有发展农业的很好条件，不能依靠从东部运粮吃。他提出要发展农业，把粮食搞上去，将来还要发展大的国营农场。而发展生产，首先要取掉反动政府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枷锁。旧社会当地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几乎每个贫苦农民家的墙上都贴着催交各种税款的命令和收据。希里沟东庄一姓张人家墙上竟贴着国民党证，说是捐3大升小麦的收据。希里沟北庄邢家两兄弟欠官僚资本德兴海青稞5千多斤，弟兄俩每年为德兴海做长工，只能勉强抵息。1951年伊林同志带领征粮工作组在乌兰征粮时，不少群众都担心要他们交欠款欠粮，人心惶惶。伊林同志代表党和政府在各地的群众大会上郑重宣布，共产党要解放劳苦大众，凡欠德兴海、垦务局的粮和款一律取消，各类欠据一律当众烧毁，农牧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与此同时，大力劝农、劝牧，给贫苦农牧民发放救济款、粮，供给籽种和贷款，帮助发展农业生产。
　　各小块农业区地多人少，1951年时包括商人在内只有3000人。方新提议鼓励已定居的农民动员亲友来海西落户开发农业。自1951年冬季以来，每年有东部地区大批的农民，或单身或全家进入海西落户务农。初来时住地坑，大多数给亲友和雇主帮工。当时得到政府许可的约定是，雇主管帮工的吃住，每年工资1000斤青稞，还可给雇工代耕地3亩。收入归雇工。这一措施非常有利于农业开发和发展。可以说，海西从1951年起就是农业开发的开放区。大部分雇工第一年帮工，第二年是帮工加自耕，第三年就成了请帮工的自耕农，第四年便可买材料盖房子。察汉乌苏的刘兴盛、刘兴德、李长清、刘尔生，香日德的段富仁、段君仁、李彦、肖起仓、柳相辉等一大批农民就是这样富起来的。此举奠定了海西成为全省粮食基地的基础。 　　随着农业发展，粮食增产增收，农民手里的粮食很快多了起来，不但不需再从东部运粮，而且余粮的去向成了问题。为此县委决定鼓励农民和邻近果洛、玉树地区的藏族兄弟做买卖，以粮食换取牲畜和畜产品。恢复发展了香日德茶马互市交易市场。每年秋末，果洛、玉树藏族群众赶着牲畜驮着畜产品来这里进行易货贸易。其时，帐篷遍布田野山岗，炊烟四起，蔚为壮观，汉、藏、蒙、撒拉各民族群众公平交易，互惠互利，展现了一派从未有过的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的景象。其结果是进一步促进了农牧业生产，方便了群众，增加了税收，繁荣了地方经济。方新同志“千里不运粮”的设想得到初步实现，在方新同志的多次申报下，第一批大型国营农场在香日德、德令哈顺利创建。海西最终成为青海省的大粮仓，追本溯源，方新同志功不可没。
　　2.解放初期海西性病蔓延，严重危害着各少数民族的身心健康和生产的发展，当时缺医少药，广大贫苦农牧民任凭性病肆虐而束手无策，只有念经拜佛，求普萨发慈悲保佑安康。当时有少部分同志害怕传染，不愿下乡下帐篷房。方新同志说，人民群众受苦难，我们不管等谁管？他一如既往，骑马下帐房，了解群众有病难治的苦衷。方新发现，缺医生是关键。他亲自到省上点名要将。省医管会在1951年底派来了张再元、范海旺、张宗忠、祁成善、相才德、庚申等6位大夫，在察汉乌苏的一座油房院内成立了海西第一所医院。这6位大夫不仅医术很好，而且医德高尚，他们骑着马，搭着行李药箱，下农村下帐房一家一户寻医问病，治病救人，一去几个月，有家不得顾。那时全海西有18000人，凡患性病，都得到了普遍的治疗。“606”“914”当时是十分昂贵的药品，但国家无偿发放。在省医疗队的协助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1954年，危害群众多年的性病基本上得以消灭。
　　1954年夏秋之际，天峻发生鼠疫病，有3户人家大小10多口人全都死于疫病。相才德大夫只身进入疫区，带领群众进行隔离、消毒工作，在省医疗队的帮助下很快控制了疫病。1954年冬都兰又发生鼠疫病，一家人和请来治病消灾的老阿卡都死在帐篷中。小阿卡来看老阿卡，发现一家人都死了，连忙逃跑，结果也死在路上。医务人员立即奔赴疫区，祁成善大夫亲自进入帐篷处理尸体，进行消毒等工作。当时，防护设备非常简单，一般只有口罩、手套、工作服而已。因此在疫病蔓延扩散期进入疫区，直接接触尸体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举动。但医务人员真正体现了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他们高尚的品德在海西地区有口皆碑。如今，初进盆地的6位大夫多以作古，他们留给后人的精神力量是永存不灭的！各族群众称他们是共产党派来的活菩萨。
　　在防治人的疾病的同时，还大力防治了牲畜的疫病。在海西近代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疫情，旧政权从不过问，任其牲畜疫病肆虐。1940年天峻地区发生牛肺疫，牛死亡率高达70%，使不少牧户一夜间倾家荡产成了绝畜户。这些地区的群众，无论老幼，谈瘟色变。1953年初，应都兰县政府的要求，省上派出窦建业为站长，王中正、王选、单玉中、白如瑛、杜正文、田友荣等8位兽医，组建了海西地区第一所兽医站。这项工作抓的正是时候，次年牛瘟疫从果洛传入海西热水、香加、沟里等地区，县上及时组成牛瘟防治办公室，由郝全珍任主任，王伟邦任副主任，民族上层人士群加、久美、多福拉、阿布加、谈奎荣等人积极参加，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民间联防，封锁疫区。全体兽医工作者更是分片下到基层帐篷，不分昼夜速成培养防治人员。白如瑛兽医在一日之中注射上千次疫苗，结果晕倒在防治现场。省上也不断送来疫苗和药品。经过上下努力，在不到半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完全控制和扑灭了牛瘟，各族人民无不拍手称快。老人们声泪俱下地说“：过去瘟疫牲畜死亡了，没人问，还照样收税。这次瘟疫如果没有共产党来搭救，不知要死多少牲畜，多少帐房要遭劫难！尕珍切！一万个尕珍切！（感谢！一万个感谢）”人畜疫病的有效防治，保障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为海西地区的社会进步、文明昌盛铺平了道路。
　　3.1952年，在都兰建立了人民银行，第一项利民大举措是为各族各部落贫困牧户筹备无息贷款。其方式是，给各赤贫户发放贷款300元（当时用的银元），但钱不直接发到手中，而是由政府工作组负责从牧主手中将适龄的母绵羊以每只10元的价格，代买30只交给赤贫户，使其成为羊群的实际拥有者。当时市场上一块茯茶是4元，一尺棉布0.40元，100斤青稞2元，1只适龄绵羊最高卖5—6元钱。国家以高出一倍的价购买，一是为了贯彻“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二是为了一次性买到最好的适龄母羊。牧主看到价格好，也了解牧民不分他们的牲畜，所以都真心实意地把最好的适龄母羊卖给赤贫户。
　　海西地区草场宽广，贫苦牧民非常珍惜党和政府代购的羊群，有的人終年以野牲肉为食，舍不得宰杀一只羊，精心养牲，有相当比例的母羊年产双羔，还有的羊羔当年也能产羔，牲畜成活率高，死亡率低，牲畜发展十分迅速。到1954年，得到代购母羊的贫苦户全区约 300户以上，这些人，牲畜从无到有，不少群众的畜群很快发展到200以上。香加旗贫苦牧民相日木佳，得到代购母羊30只，加上自己开荒种地，收获青稞，从果洛藏族群众手中换牛、马大牲畜，精心放牧，惜而不食，不过几年牲畜就发展到800多头（只）。
　　“代购”和“代放”等行之有效的发展措施，具体体现了“三不两利”的政策，加上良好的社会环境，使1952年成为海西畜牧业高速增长的起跑点。1951年征牧业税时，经逐户统计，全区有50万头（只）牲畜，到1960年时虽经历了公社合营、公社化运动等波折，牲畜总头数仍达到210万头（只），净增150万头（只）。
　　1953年3月，省委根据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精神和中央指示，决定筹建地区一级的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区，并成立了中共海西地委。方新同志任书记。地委成立后，积极协助所属各县区人民政府，领导各族人民积极开展各项筹备工作。
　　1954年元月15日至25日，在察汗乌苏召开了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各族各界代表125人，会议讲团结、求进步，充满着民主、和谐的热烈气氛。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代表们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选出了自治机构的主席官保加、副主席方新、丹科、王德海、秋什结、哈木及委员若干人，正式成立了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区的顺利建成，标志着海西建政胜利圆满完成。极大地调动了各族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巩固和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海西地区开始进入了实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开发建设的新阶段，海西地区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方新同志作为海西建政的先行者，他带领县委一班人，历经艰辛，开拓前行，始终坚守共产党人为党奉献终生的初心，始终不忘为民谋福祉的使命。用毕生心血展现了一位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光辉风范。
　　注释：
　　①摘自青海省公安厅档案：马继援于1949年9月2日给八十二军副军长赵参谋长马文鼎的指示信。引文中的都兰指乌兰县、希里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