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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年前，一大批干部、科学家、技术员、铁道兵、工程兵、工人以及支边青年听从党的召唤，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上，在这里建起中国核工业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二二一厂。他们在这里艰苦创业、攻克难关、勇攀科学高峰，让中国的第一朵蘑菇云在罗布泊上空冉冉升起，为祖国铸造了核盾牌的辉煌。半个世纪过去，蘑菇云的烟尘已消散在遥远的天际，但他们创造的业绩却不能被人遗忘。先辈们从事过的这份载入共和国史册的事业是伟大的、不平凡的，为了这份不平凡事业奋斗和奉献了青春的人们却是那么的平凡无奇，不引人注意。如今有的已离开我们，有的已步入风烛残年，过着平静的生活。不去了解，我们不会想到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曾经有过闪光的青春，辉煌的经历。本文通过四位老党员的讲述，从中反映了原二二一厂广大干部、科技人员、职工勇于拼搏，無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任吉尧老人，原二二一厂保卫处干事，在二二一厂工作的几十年里，曾参加过多次小型试验，做过多次产品押运工作，以青春和生命捍卫了产品的安全，为党和国家的核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邱明堂老人，一位光荣的汽车兵，一位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老兵，在原二二一厂交运处工作，曾经多次参加核试验，最惊险悲壮的是一次核弹震级试验，可谓九死一生。王兴清老人，原二二一厂二分厂工人，从事浇铸各种形状的炸药块工作，曾与王淦昌和陈能宽等大科学家一起共事。在这片热土上无怨无悔地奉献出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
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我们无法忘记过去，无法忘记原二二一厂人曾经在茫茫草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之际，让我们坚定地沿着这些前辈们的足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步向前。
讲述人：任吉尧，出生于1933年，山东省邺县（莱州市）人，中共党员，原二二一厂保卫处干事。
我1959年3月份从0936部队转业后进入二二一厂，进厂后被分配到保卫处工作。在二二一厂工作的几十年里曾参加过多次小型试验，做过多次产品押运工作。
最开始，我们运输产品都是借用其他单位的车，后来二二一厂自己的产品车做好后，我们开始使用自己的产品车运输产品。运送产品的车有火车专用的，也有汽车专用的。比如运送炸药用的就是汽车专用产品车，它是有保温要求的，是一种大肚车。我们就坐在司机旁边。整个押运队伍是由一个长车队组成，警卫、保卫、电工、冷冻工、采油工、检修工等等，各负其责。
做押运工作需要胆大心细，不能怕死。做试验，肯定有危险。那时候年轻，也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一心就想着如何把领导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押运途中，吃的食物都是随车带，那时候粮食定量，在家一天是多少，出差也是那么多，光有钱没有粮票也买不到粮食。在押运过程中还经常出现断粮断水等问题。有时候，车走到个地方，上面一声命令：停！我们就要原地待命，不接到让走的命令，就要一直等，遇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就只有饿肚子，喝不到水更是寻常事。有时候，冬天带的热水喝完了，遇到有的小站没有开水，我们就趴到凉水管上“咕嘟咕嘟”喝些凉水解渴。常常被冰得牙疼，胃不好的同志，忍着胃疼也坚持工作。那时候，我们谁都没有觉得苦，也没有不想干工作的想法。领导信任我，让我来完成这项任务，这是很大的光荣！我们必须得将工作干好，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产品由科技人员研制出来，由技术工人组装好了，那就绝对不能在自己的手里出纰漏！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搞出产品太不容易。不但国内的坏分子想搞破坏，国外的间谍机构更是虎视眈眈，谁都想来破坏。特务隐藏在人群中，谁也分不清哪个是好人哪个是特务。因此，我们的职责就是用生命去保卫产品，避免被特务和坏分子破坏，将产品安全押运到目的地。
在毛主席提出的“要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的号召下，我们所到之处，全国各地政府都全力给予大力协同、积极配合，保卫我们和产品的安全！
押运产品车上的武警、保卫以及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检测产品的温度、湿度、防燃、防爆等问题，如果途中出现这些情况，我们必须做好处理工作。在产品没有安全押运送到目的地之前，我们每个工作人员的精神都保持在高度紧张状态，这不是怕死、怕累，不只是担心产品能不能安全送到目的地，而是担忧在路上出意外，比如撞车等意想不到的问题等。
那时候，我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来，我爱人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告诉她我去了哪里。在押运产品前，上级会单独通知我们：交付给我们的是什么产品，要求我们一定要全力保护好等等。产品全部用铅封着，在押运过程中绝对不能破封。每次押运装车前产品检验非常严格，有专门验收小组。每个人看到产品后，全都心里明白，但谁也不说，也不多做任何提问，领导也不做任何解释，默默地接受任务就行。我的工作是检查产品装到罐里面后，贴上封条，再安全地交到下一个地方。整个过程，保证封条完好无损，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押运过程实行的是三级押运：处长、科长和小兵。像我们都是属于小兵级别的，每个小组都有技术人员跟随，押运非常严格。押运过程不只是检查产品捆绑的怎么样，放平稳了没有，产品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比如温度、湿度、颠簸度、气候、气流、防静电系统等等都必须控制在要求的数据范围内。要求所有押运员、保卫员、工作人员的服装都必须是棉质的，脚上必须穿胶鞋。捆绑产品时不能用铁丝，必须用麻绳和草绳。木箱和筐子必须是按照严格要求设置、固定好，一整套程式都是按规定配置好的。
每次押运产品前都必须仔细检查产品，在押运途中，还得定时到车厢里去检查温度和湿度，低了要升温，高了要降温；太湿不行，太干也不行，必须严格控制在规定范围内。还要认真做记录，仔细检查哪个部位被颠簸的比较厉害，有无损伤等等，如果发现问题就要立刻向上级汇报。
有一次，在押运过程中，就曾经出现过产品车被撞事件。坐在押运车上的我们感觉到撞动比较厉害。遇到这么大的事故，车队自然不能再向前走，只好原地待命。由当地铁路系统向上级领导汇报情况，请相关的领导签字同意后，才允许打开检查。经过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问题，这才算化险为夷。 那个时候，全国从上到下，各级部门都很重视产品运输，谁也不敢马虎大意，齐心协力，共同来完成这件大事。我们这些做押运工作的，就必须胆大心细、不怕牺牲，必要时，要不惜以生命去捍卫产品的安全！
讲述人：邱明堂，出生于1938年，河南省南阳人，中共党员，原二二一厂交运处司机。
我1955年参军，同年6月，部队派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汽车拖拉机修理学校学习，为期一年。1956年5月毕业，跟随部队到朝鲜。当时虽然已经停战，但仍有特务遗留，剿匪任务很重。我们是作为补充兵员，秘密开拔到那里的。当时我们坐闷罐子车到新一州，从丹东渡过鸭绿江，到达朝鲜，被编入9612部队。因当时没有营房，我们被分散安置到朝鲜的老百姓家里。
那时特务活动猖獗，时局并不稳定。我们负责汽车修理工作，无论车在哪里出故障，我们都必须无条件地冲过去排除故障，以最短的时间把车修好，保证交通畅行。战后的朝鲜路况很差，车辆故障时有发生，我们每天的工作量非常大。但只要有空闲时间，我们就帮助老百姓干一些杂活，如担水、砍柴、扫院子等。在老百姓家里住了大约一年半左右，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1957年12月，我光荣入党后，被分配到军部机干团做汽车修理工。1958年8月，中国从朝鲜撤军，临走的时候，朝鲜人民涌到车站为我们送行，难舍难分，哭声连成一片，那场景至今难忘。回到祖国的土地上，我们每经过一站，都有老百姓欢迎，那一幕幕感动人心的场景，也令我终生难以忘记。
回国后，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山西太原。不久后9612部队抽调130多人，我与战友高兴泰都在其中，我们在太原集训了一个多月，然后又一起随部队深入草原，直接进入原二二一厂（那时，叫第五建筑工程公司）。进厂后，我们这一批人被安置到海晏县至总厂之间的窑厂。
窑厂区右面全是帐篷，工区、食堂等都集中在那里，路对面是最早的小医院（我家大孩子就在那个医院出生的）。我们当时住在工区的外面，靠近河边，担水挺方便。后来，又搬到山上水塔附近。住帐篷，夏天酷热难当，但后半夜又将人冻醒。为此，大伙就自己动手修建“地窝子”。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比帐篷好多了，但美中不足的是终日需点蜡烛照明，不见阳光。
我们上班的地方是个大敞篷子，没有电灯。夏天还好过，冬日的寒风从四面吹来，把大伙的手都冻得裂着口子，脚更是冻得没有知觉，穿着皮大衣，戴着棉帽子，鼻子和脸还是冻得红红的。那时，虽然艰苦，但大伙还是干得热火朝天，没有人喊苦叫累。钻入车底下修车，寒风贴地袭来，刺骨得冷，我们修一会儿，就从车底下钻出来烤烤手，暖和一下，再钻到车底下继续干活。那时正值二十来岁的年紀，年富力强，从没觉得苦和累。
我是汽车修理工，有时还得担任“教练车”的运输员。我曾经多次驾车翻山越岭，把“教练车”运往马兰基地。我曾多次参加产品“振动试验”。振动试验就是把产品装到车上经受路况的颠簸试验。根据规定，即使行驶在有坑洼的路况上，汽车的行驶速度也不能改变，以观察该产品承受颠簸的力度，检验产品在多大的颠簸力度下会引起爆炸。为此，行驶过程中要做好一系列数据记录。当时，参加该项试验的还有保卫部干事栾××同志。
那次“振动试验”令我终身难忘：整个试验由科技部制定计划，精心安排。当时我和另一个转业军人陈××每人驾驶一辆车。我在装产品车的前面开道，他开另一辆车在后面压阵，中间是部队的车，拉着装产品的大闷罐子车，由军人驾驶。试验的路线从海晏县管理站往上走（即向青海湖方向），终点到刚察县东边的山头处折返开到哈尔盖火车站，在那里补充给养，吃过午饭，稍作休整后返回矿区。
当年都是沙路很颠簸，我们拉的是真“弹”，第一次试验时，没有插雷件，主要是取数据。第二次是插雷管的真家伙。仍必须严格按照第一次震动试验时取得的数据和速度行驶。头一次，因为知道没有插雷管，大家心情放松，面带笑容，驾驶汽车跑得很带劲儿。第二次，当试验车队伍走到海晏县管理站时，因前面路况太差，大家都不敢走了，谁都明白，一旦振动太大，超过振动指数，必将引爆，造成车毁人亡。后来，杨副厂长亲自坐到产品车上，才稳定了大家的情绪，汽车才敢继续前进。
那天我开的是第一辆车，走在最前面，是专门开路的，预防前面有来车闯入，属于排除障碍的“开路先锋”。装弹车在中间，陈××开车在后面压阵。一路上谁都不讲话，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坐在我旁边的是保卫科的栾××，他说：“必须按照规定的速度开，一点都不能马虎！”
这时，我们前面的小轿车已跑得无影无踪，后面的那些小轿车也不见跟上来，更后面的救护车根本不见踪影。只有我们3辆车在路上按照规定速度行驶。这次震动试验，我们幸运的与死神擦肩而过，圆满地完成了振动试验任务。
回到总厂时，保卫部梁部长、生产计划处的王科长等人都早已站在岔路口，焦急地盼着我们平安返回呢！见到我们，大家都激动地互相拥抱在一起。
讲述人：王兴清，出生于1936年12月，山东省莱阳人，中共党员，原二二一厂201车间工人。
我1955年当兵入伍驻军莱阳市，在编0097师9274独立炮兵团。我是通讯兵，服役三年后转业到原二二一厂，被分到化工队，任团支部书记。
刚到草原上的时候，那里什么都还没有，到处搭着架子，才开始搞基建。气候十分恶劣，空气稀薄，呼吸很困难，我们都住在帐篷里，与草原展开了一场严峻的人与自然的较量。
1959年9月，二二一厂领导派我们到沈阳的724厂进行炸药方面的技能培训，学习做炸药、做炮弹等。9个月之后，我们又到了齐齐哈尔的123厂，依然学习做炮弹，在123厂学习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于1962年3月返回原二二一厂。之后不久，厂领导又派我们到北京17号工地，在那里正式开始浇铸各种形状的炸药块，与王淦昌和陈能宽等大科学家一起共事。在一个帐篷里头工作，条件十分简陋、艰苦，没有通风设备，工作量非常大。那些大科学家们几乎是常与我们在一起干活经常对我们嘘寒问暖，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在17號工地干了大概有半年多，1963年我们撤回原二二一厂。回来之后，我被分到二分厂去上班。其实这个时候的二分厂还是个空架子，生活条件几近于零，我们就在那几栋小平房里一边工作，一边自己烧暖气。当时自来水还没通，烧锅炉没有水，我们就到西边的水沟里去担水，担回来后倒进锅炉里。等掩体工号建好后，我又被分到201车间，从事炸药浇铸。这项工作就是把固体的TNT和黑素金溶化成液体，再根据需要进行模具浇铸。有专门的配料室，专人配料、专人化水、专人浇铸、专人操作模具。在浇铸前，首先要把模具放进大槽子里加温，等到模具达到合适的温度时，才能把炸药水倒进去。模具的温度必须合适，达不到标准不行，过高过低都不行，各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标准，控制得非常精确。工号里有四口大锅，这种锅不是普通的大锅，锅外有夹层，通过往夹层内注入蒸汽，使锅加热，达到一定的温度后再熔化炸药。溶化时散发出来的气味特别浓，每天熏得人头晕恶心，身体不好的人根本受不了，也干不了这活儿。那时候工作条件太差，工作量相当大，一天要浇铸几百斤炸药，比如做548那么大的炸药球，一个就有好几百公斤。但是，为了能够早日造出产品，光我们浇铸炸药这道工序就必须做无数次的试验，还要认真检查密度是不是达到要求。浇铸出来的炸药密度越高，爆炸时的威力就越大。
201车间里的温度条件要求很高，我们工作时窗户都是关闭的，还必须拉着窗帘，呈密封状态，只有通气天窗，用来流通空气。在这个车间工作的职工，大多数人患上了眼病（晶体混浊）和职业性肝病。国家领导关心职工身体健康，每个月给我们发的保健费是全厂最高的，让我们购买白糖茶叶和营养食品，以排解体内的毒素。
那个时候年轻，什么事都无所谓。再说，干的时间越长，也就越有经验，炸药这东西一定要轻拿轻放，你只要重视它，拿它当回事，处处小心，就不会出事。有幸参与到这项光荣的事业中来，是我今生最自豪的事，同时，也是炸药铸就了我的绚丽人生。
刚撤厂搬迁到淄博时很不习惯，总觉得这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还要回草原去。说实话，真想回去，再去看看那片令我魂牵梦绕的大草原！但是我老了，回不去了，只能在梦里、在心里常常怀念那片令我挚爱的热土。
讲述人：刘文荣，出生于1928年7月，陕西省清涧人，中共党员，毕业于西北大学石油专业，原二二一厂档案馆离休干部。
小时候，我的家里非常贫穷，姊妹8个，5个男孩，分别叫：刘文仁、刘文义、刘文礼、刘文智，我叫刘文信。
1943年跟随大哥到延安参加革命以后改为刘文荣。我排行老五，小名叫满五，老六与我是双胞胎，叫满六。由于家里太穷，父母养活不了，就把弟弟满六给了别人家。一直等到弟弟十六七岁时，才与家里联系上，才知道了生身父母是谁、弟兄有几个。陕北都住窑洞，我家的窑洞里有一个大炕，我们弟兄几个排一溜躺在一个大炕上，眼看陆续都到了婚嫁年纪，家里却给儿子们娶不起媳妇。
我大哥刘文仁是老红军，1942年底，从晋绥边区回延安时，路过我们家乡，回家过年，看到家里实在太苦，父母没有办法照顾我，就把我从家里带出来，参加了革命。当时，二哥在刘志丹军队担架队当兵。三哥在地方上，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因为不识字，以后就回家种地了。大哥带着晋绥边区的介绍信，将我带到延安蓝家坪中央招待所里，然后把我介绍到西北局。当时高岗在西北局当局长，林伯渠是边区政府的主席。我就在西北局当勤务员。在延安，我曾跟过很多位首长，如杨明轩、马明芳、高岗的秘书安志文、乌兰夫等。
1943年9月11日，我在西北局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国民党军队围剿攻打延安，我们从延安撤了出来。那一段日子很苦，不管天阴下雨都得躲避敌人的追击和飞机轰炸。白天睡觉，晚上跑。阴天还好，下雨就遭殃了，没有一块塑料、没有一块油布，就那样在雨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一身水一身泥，浑身上下都湿透。我还不光是自己跑，还要给老首长杨明轩牵着马，老首长那时已经六七十岁高龄。解放战争胜利后，我们又回到延安。这时候，领导给我发了一支枪，配100发日本造403子弹，那些都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品。这时候组织派我进入延安唯一的学校里学习。
1953年，在陕西省财政厅当人事科长的大哥给我来了一封信，让我赶快到西安去，要我到西安的工农速成中学去学习。于是延安这边的学校里给我写了证明，我坐着财政厅到延安拉东西的便车到了西安。
到西安后，学校已经开始考试，这怎么办呢？我直接跑到皇城，去找我曾经的首长杨明轩，他是西北局教委主任委员，老首长见我第句话就问：“你是不是偷跑下来的？“我说：“不是！你看学校开的证明在这呢。”他马上就拿起笔批了个条子给西北五省教育厅长蒋南翔。我赶紧拿着条子去找蒋南翔，他的士兵说：“首长要吃饭了！”我当时可不管他那套，把条子往那里一放，蒋南翔一看是杨明轩批的条子，赶快放下饭碗就给我批了条子。我拿着条子就往学校跑，因为学校已经开始考试了，拒绝接收我的条子。我急忙说：“你看看条子是谁写的？这是杨明轩和蒋南翔亲批的。”他们没办法，不得不接受我，让我补考。总算是考上了，进入西安的工农速成中学扫盲班学习3年，那里的人好多都是为解放军造手榴弹的老工人，学习期间每月享受人民助学金32元。后来，我又考上了西北大学石油专业。到大学以后，感觉不行，文化底子太薄了，3年要学6年的课程功课，太紧张。不幸的是我生病了，阑尾炎开刀，母亲当时就在西安，但我没有告诉她，出院后，我到大哥家去休息了几天。这样一耽误，落下的功课赶不上了，我要求退学，学校给我开了休学证。叫我到民政厅去报名，我想到民政厅干啥去，干脆还是回西北局。就这样，我又回到西北局。当时李万春在西北局负责人事，连介绍信都不要，就把我分到合作干校去了。我本来学的是工科，他将我分去做保卫工作，后来又把我调到宝鸡的769厂，这期间正遇上原二二一厂领导到宝鸡调人，经过政审、查三代后，就把我选上了。
1963年调到原二二一厂，我被分配到档案馆工作，一分厂、二分厂、三分厂等所有的生产图纸、凡与原子弹有关资料都是由我们这里发出去的。 那时候，资料室只有我和张秀荣两个人。我就住在档案馆，晚上无论来什么人，办什么事都由我个人接待，科研、工程等等资料都由我拿给他们。
在档案馆资料室，我严格按照保密程序给他们取资料。档案馆有专用牌子，资料借走之后，给他们发个牌子，出去时交给警卫，警卫才放他们走。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紧张，重要的资料要全部转移，转移到×××地方的一栋楼房内，这里戒备森严，不准任何人进去。相关的几位处长、科长都到×××地搞复印（厂里调了几十个人搞复印）工作，一部分留在二二一厂工作。为什么搞复印？怕苏联和美国炸毁二二一厂，为了保存这些重要资料，所以资料复印出来后，又转移到×××地的×××库，我们档案馆也派了两个人跟随警卫部队去保护资料。
在档案馆，那些科学家们经常来查资料、看资料。王淦昌来的次数较多。×××和×××产品交付军队使用时需配备说明书，说明书的印刷数量由我定，共印刷了×××套。这期间遇到了一件事：说明书印出来后，陈能宽说有些文字太啰嗦，就将说明书做了修改，并向我交代说：“说明书我修改了，你照我改的这个样子去把其他的说明书都修改过来。”
我就照着样子把给交xxx部队的说明书该划的都划掉，该修改的都修改。结果xxx部队的参谋长在接收时，看说明书被修改了，就问：“谁改的？”我如实回答说：“陈能宽改的！”这期间，陈能宽曾经要从我这里把修改的单子收回去，我没有给，并对他说：“我不能交给你，没有你这个修改证据我怎么说话？”于是，我就把这份修改资料作为历史资料存起来。见状后，参谋长便再没有说什么话。
还有一件事情，大概是1964到1965年之间，原二二一厂曾经全厂停产一个礼拜，原因是什么呢？
原来二炮从国防部带来的轰五轰六飞机的资料，是来征求二二一厂领导意见的，改造“弹头口”要开多大？资料从北京拿回来以后，就交给资料室的资料员保管，共12张图纸。结果，这12张图纸找不见了，这下可紧张了，原二二一厂全厂停产一个礼拜寻找这个图纸。我对资料员说：“你们好好查，资料能到哪里去？人家从北京带的人说是交给你们资料室了。”当时是由×××和×××两个人保管这个资料，我就要求他们好好查一查。经过资料员们的仔细查找，终于把图纸找出来了。我便赶快告诉保卫部，那时保卫部长是刁有珠，他赶紧通知全厂不能再停产了。就因为这12张图纸，电话都打到边防站去了，上级下令所有人员，没有通行证不许过边界。所以，立即报告保卫处，由他们再往各处打电话解除禁令。
档案管理着核心机密，是说掉脑袋就掉脑袋的差事，我们必须遵守保密制度！期间，也曾发生了件事情：中心球图纸的底片不见了！军代表×××追查到我，我说：“这张中心球图纸，是你亲自拿走的，你现在找我，这不是陷害同志是干什么？”因为我们当时把他拿底片时的相片拍下来了，他无语了。绝密的东西，丢了谁负得起责任？
大概是1971年的7、8月份还出了一件事情，那天×××晒图时，跟我说：“老刘，氨水里面有汽油。”我说：“有汽油你不会再换一桶？”因为拉一次氨水就是一大桶，原来装过汽油的桶里面的汽油可能没有倒完，就把氨水裝进去了。在两千瓦的电炉上熏图纸时，氨水蒸发到最后，残留的汽油着火了，就把图纸给烧了。我急忙问：“底图烧了没有？”回答：“底图没有烧。”我说：“那你赶快再晒！”
谁知道，就这件事给有人就我扣了个“有人要火烧档案馆”的帽子，把我调到红旗图书馆学习了一个多月。我说：“学习就学习！我不怕，我下边的人我了解，没有问题，不能瞎揭发乱扣帽子，我自己的历史我最清楚！”档案馆的底图没有被烧毁，那是科研生产的重要资料。检查时把那桶氨水倒出来一检测，是有汽油，属于交运处的问题，这才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离休时，我曾问接管人员：“在我管理资料的19年期间，有没有缺少过资料？”回答：“没有缺少！”我说：“那我就利索了。”最后，原二二一厂×××总图出来后，他们让我看，我说：“我不看了！我已经退休，再看就不符合保密规定了。”
前几年，我回了一趟原子城，感触还是很多的，参观了原子城纪念馆，我最主要看了七机部生产的东风二甲导弹壳体，关注我认识的那些老科学家的名字，回想曾经跟他们在一起的往事，那一幕幕让我激动得心潮久久难以平静。从延安到二二一厂，我很自豪，我的一生经历过闪光的红色历程，为人民、为祖国奉献过自己美好的青春，今生无悔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我们无法忘记过去，无法忘记原二二一厂人曾经在茫茫草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之际，让我们坚定地沿着这些前辈们的足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步向前。
一、用生命捍卫产品安全
讲述人：任吉尧，出生于1933年，山东省邺县（莱州市）人，中共党员，原二二一厂保卫处干事。
我1959年3月份从0936部队转业后进入二二一厂，进厂后被分配到保卫处工作。在二二一厂工作的几十年里曾参加过多次小型试验，做过多次产品押运工作。
最开始，我们运输产品都是借用其他单位的车，后来二二一厂自己的产品车做好后，我们开始使用自己的产品车运输产品。运送产品的车有火车专用的，也有汽车专用的。比如运送炸药用的就是汽车专用产品车，它是有保温要求的，是一种大肚车。我们就坐在司机旁边。整个押运队伍是由一个长车队组成，警卫、保卫、电工、冷冻工、采油工、检修工等等，各负其责。
做押运工作需要胆大心细，不能怕死。做试验，肯定有危险。那时候年轻，也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一心就想着如何把领导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押运途中，吃的食物都是随车带，那时候粮食定量，在家一天是多少，出差也是那么多，光有钱没有粮票也买不到粮食。在押运过程中还经常出现断粮断水等问题。有时候，车走到个地方，上面一声命令：停！我们就要原地待命，不接到让走的命令，就要一直等，遇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就只有饿肚子，喝不到水更是寻常事。有时候，冬天带的热水喝完了，遇到有的小站没有开水，我们就趴到凉水管上“咕嘟咕嘟”喝些凉水解渴。常常被冰得牙疼，胃不好的同志，忍着胃疼也坚持工作。那时候，我们谁都没有觉得苦，也没有不想干工作的想法。领导信任我，让我来完成这项任务，这是很大的光荣！我们必须得将工作干好，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产品由科技人员研制出来，由技术工人组装好了，那就绝对不能在自己的手里出纰漏！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搞出产品太不容易。不但国内的坏分子想搞破坏，国外的间谍机构更是虎视眈眈，谁都想来破坏。特务隐藏在人群中，谁也分不清哪个是好人哪个是特务。因此，我们的职责就是用生命去保卫产品，避免被特务和坏分子破坏，将产品安全押运到目的地。
在毛主席提出的“要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的号召下，我们所到之处，全国各地政府都全力给予大力协同、积极配合，保卫我们和产品的安全！
押运产品车上的武警、保卫以及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检测产品的温度、湿度、防燃、防爆等问题，如果途中出现这些情况，我们必须做好处理工作。在产品没有安全押运送到目的地之前，我们每个工作人员的精神都保持在高度紧张状态，这不是怕死、怕累，不只是担心产品能不能安全送到目的地，而是担忧在路上出意外，比如撞车等意想不到的问题等。
那时候，我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来，我爱人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告诉她我去了哪里。在押运产品前，上级会单独通知我们：交付给我们的是什么产品，要求我们一定要全力保护好等等。产品全部用铅封着，在押运过程中绝对不能破封。每次押运装车前产品检验非常严格，有专门验收小组。每个人看到产品后，全都心里明白，但谁也不说，也不多做任何提问，领导也不做任何解释，默默地接受任务就行。我的工作是检查产品装到罐里面后，贴上封条，再安全地交到下一个地方。整个过程，保证封条完好无损，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押运过程实行的是三级押运：处长、科长和小兵。像我们都是属于小兵级别的，每个小组都有技术人员跟随，押运非常严格。押运过程不只是检查产品捆绑的怎么样，放平稳了没有，产品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比如温度、湿度、颠簸度、气候、气流、防静电系统等等都必须控制在要求的数据范围内。要求所有押运员、保卫员、工作人员的服装都必须是棉质的，脚上必须穿胶鞋。捆绑产品时不能用铁丝，必须用麻绳和草绳。木箱和筐子必须是按照严格要求设置、固定好，一整套程式都是按规定配置好的。
每次押运产品前都必须仔细检查产品，在押运途中，还得定时到车厢里去检查温度和湿度，低了要升温，高了要降温；太湿不行，太干也不行，必须严格控制在规定范围内。还要认真做记录，仔细检查哪个部位被颠簸的比较厉害，有无损伤等等，如果发现问题就要立刻向上级汇报。
有一次，在押运过程中，就曾经出现过产品车被撞事件。坐在押运车上的我们感觉到撞动比较厉害。遇到这么大的事故，车队自然不能再向前走，只好原地待命。由当地铁路系统向上级领导汇报情况，请相关的领导签字同意后，才允许打开检查。经过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问题，这才算化险为夷。 那个时候，全国从上到下，各级部门都很重视产品运输，谁也不敢马虎大意，齐心协力，共同来完成这件大事。我们这些做押运工作的，就必须胆大心细、不怕牺牲，必要时，要不惜以生命去捍卫产品的安全！
二、一位汽车兵艰辛动人的故事
讲述人：邱明堂，出生于1938年，河南省南阳人，中共党员，原二二一厂交运处司机。
我1955年参军，同年6月，部队派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汽车拖拉机修理学校学习，为期一年。1956年5月毕业，跟随部队到朝鲜。当时虽然已经停战，但仍有特务遗留，剿匪任务很重。我们是作为补充兵员，秘密开拔到那里的。当时我们坐闷罐子车到新一州，从丹东渡过鸭绿江，到达朝鲜，被编入9612部队。因当时没有营房，我们被分散安置到朝鲜的老百姓家里。
那时特务活动猖獗，时局并不稳定。我们负责汽车修理工作，无论车在哪里出故障，我们都必须无条件地冲过去排除故障，以最短的时间把车修好，保证交通畅行。战后的朝鲜路况很差，车辆故障时有发生，我们每天的工作量非常大。但只要有空闲时间，我们就帮助老百姓干一些杂活，如担水、砍柴、扫院子等。在老百姓家里住了大约一年半左右，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1957年12月，我光荣入党后，被分配到军部机干团做汽车修理工。1958年8月，中国从朝鲜撤军，临走的时候，朝鲜人民涌到车站为我们送行，难舍难分，哭声连成一片，那场景至今难忘。回到祖国的土地上，我们每经过一站，都有老百姓欢迎，那一幕幕感动人心的场景，也令我终生难以忘记。
回国后，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山西太原。不久后9612部队抽调130多人，我与战友高兴泰都在其中，我们在太原集训了一个多月，然后又一起随部队深入草原，直接进入原二二一厂（那时，叫第五建筑工程公司）。进厂后，我们这一批人被安置到海晏县至总厂之间的窑厂。
窑厂区右面全是帐篷，工区、食堂等都集中在那里，路对面是最早的小医院（我家大孩子就在那个医院出生的）。我们当时住在工区的外面，靠近河边，担水挺方便。后来，又搬到山上水塔附近。住帐篷，夏天酷热难当，但后半夜又将人冻醒。为此，大伙就自己动手修建“地窝子”。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比帐篷好多了，但美中不足的是终日需点蜡烛照明，不见阳光。
我们上班的地方是个大敞篷子，没有电灯。夏天还好过，冬日的寒风从四面吹来，把大伙的手都冻得裂着口子，脚更是冻得没有知觉，穿着皮大衣，戴着棉帽子，鼻子和脸还是冻得红红的。那时，虽然艰苦，但大伙还是干得热火朝天，没有人喊苦叫累。钻入车底下修车，寒风贴地袭来，刺骨得冷，我们修一会儿，就从车底下钻出来烤烤手，暖和一下，再钻到车底下继续干活。那时正值二十来岁的年紀，年富力强，从没觉得苦和累。
我是汽车修理工，有时还得担任“教练车”的运输员。我曾经多次驾车翻山越岭，把“教练车”运往马兰基地。我曾多次参加产品“振动试验”。振动试验就是把产品装到车上经受路况的颠簸试验。根据规定，即使行驶在有坑洼的路况上，汽车的行驶速度也不能改变，以观察该产品承受颠簸的力度，检验产品在多大的颠簸力度下会引起爆炸。为此，行驶过程中要做好一系列数据记录。当时，参加该项试验的还有保卫部干事栾××同志。
那次“振动试验”令我终身难忘：整个试验由科技部制定计划，精心安排。当时我和另一个转业军人陈××每人驾驶一辆车。我在装产品车的前面开道，他开另一辆车在后面压阵，中间是部队的车，拉着装产品的大闷罐子车，由军人驾驶。试验的路线从海晏县管理站往上走（即向青海湖方向），终点到刚察县东边的山头处折返开到哈尔盖火车站，在那里补充给养，吃过午饭，稍作休整后返回矿区。
当年都是沙路很颠簸，我们拉的是真“弹”，第一次试验时，没有插雷件，主要是取数据。第二次是插雷管的真家伙。仍必须严格按照第一次震动试验时取得的数据和速度行驶。头一次，因为知道没有插雷管，大家心情放松，面带笑容，驾驶汽车跑得很带劲儿。第二次，当试验车队伍走到海晏县管理站时，因前面路况太差，大家都不敢走了，谁都明白，一旦振动太大，超过振动指数，必将引爆，造成车毁人亡。后来，杨副厂长亲自坐到产品车上，才稳定了大家的情绪，汽车才敢继续前进。
那天我开的是第一辆车，走在最前面，是专门开路的，预防前面有来车闯入，属于排除障碍的“开路先锋”。装弹车在中间，陈××开车在后面压阵。一路上谁都不讲话，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坐在我旁边的是保卫科的栾××，他说：“必须按照规定的速度开，一点都不能马虎！”
这时，我们前面的小轿车已跑得无影无踪，后面的那些小轿车也不见跟上来，更后面的救护车根本不见踪影。只有我们3辆车在路上按照规定速度行驶。这次震动试验，我们幸运的与死神擦肩而过，圆满地完成了振动试验任务。
回到总厂时，保卫部梁部长、生产计划处的王科长等人都早已站在岔路口，焦急地盼着我们平安返回呢！见到我们，大家都激动地互相拥抱在一起。
三、炸药铸就的绚丽人生
讲述人：王兴清，出生于1936年12月，山东省莱阳人，中共党员，原二二一厂201车间工人。
我1955年当兵入伍驻军莱阳市，在编0097师9274独立炮兵团。我是通讯兵，服役三年后转业到原二二一厂，被分到化工队，任团支部书记。
刚到草原上的时候，那里什么都还没有，到处搭着架子，才开始搞基建。气候十分恶劣，空气稀薄，呼吸很困难，我们都住在帐篷里，与草原展开了一场严峻的人与自然的较量。
1959年9月，二二一厂领导派我们到沈阳的724厂进行炸药方面的技能培训，学习做炸药、做炮弹等。9个月之后，我们又到了齐齐哈尔的123厂，依然学习做炮弹，在123厂学习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于1962年3月返回原二二一厂。之后不久，厂领导又派我们到北京17号工地，在那里正式开始浇铸各种形状的炸药块，与王淦昌和陈能宽等大科学家一起共事。在一个帐篷里头工作，条件十分简陋、艰苦，没有通风设备，工作量非常大。那些大科学家们几乎是常与我们在一起干活经常对我们嘘寒问暖，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在17號工地干了大概有半年多，1963年我们撤回原二二一厂。回来之后，我被分到二分厂去上班。其实这个时候的二分厂还是个空架子，生活条件几近于零，我们就在那几栋小平房里一边工作，一边自己烧暖气。当时自来水还没通，烧锅炉没有水，我们就到西边的水沟里去担水，担回来后倒进锅炉里。等掩体工号建好后，我又被分到201车间，从事炸药浇铸。这项工作就是把固体的TNT和黑素金溶化成液体，再根据需要进行模具浇铸。有专门的配料室，专人配料、专人化水、专人浇铸、专人操作模具。在浇铸前，首先要把模具放进大槽子里加温，等到模具达到合适的温度时，才能把炸药水倒进去。模具的温度必须合适，达不到标准不行，过高过低都不行，各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标准，控制得非常精确。工号里有四口大锅，这种锅不是普通的大锅，锅外有夹层，通过往夹层内注入蒸汽，使锅加热，达到一定的温度后再熔化炸药。溶化时散发出来的气味特别浓，每天熏得人头晕恶心，身体不好的人根本受不了，也干不了这活儿。那时候工作条件太差，工作量相当大，一天要浇铸几百斤炸药，比如做548那么大的炸药球，一个就有好几百公斤。但是，为了能够早日造出产品，光我们浇铸炸药这道工序就必须做无数次的试验，还要认真检查密度是不是达到要求。浇铸出来的炸药密度越高，爆炸时的威力就越大。
201车间里的温度条件要求很高，我们工作时窗户都是关闭的，还必须拉着窗帘，呈密封状态，只有通气天窗，用来流通空气。在这个车间工作的职工，大多数人患上了眼病（晶体混浊）和职业性肝病。国家领导关心职工身体健康，每个月给我们发的保健费是全厂最高的，让我们购买白糖茶叶和营养食品，以排解体内的毒素。
那个时候年轻，什么事都无所谓。再说，干的时间越长，也就越有经验，炸药这东西一定要轻拿轻放，你只要重视它，拿它当回事，处处小心，就不会出事。有幸参与到这项光荣的事业中来，是我今生最自豪的事，同时，也是炸药铸就了我的绚丽人生。
刚撤厂搬迁到淄博时很不习惯，总觉得这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还要回草原去。说实话，真想回去，再去看看那片令我魂牵梦绕的大草原！但是我老了，回不去了，只能在梦里、在心里常常怀念那片令我挚爱的热土。
四、我的红色历程
讲述人：刘文荣，出生于1928年7月，陕西省清涧人，中共党员，毕业于西北大学石油专业，原二二一厂档案馆离休干部。
小时候，我的家里非常贫穷，姊妹8个，5个男孩，分别叫：刘文仁、刘文义、刘文礼、刘文智，我叫刘文信。
1943年跟随大哥到延安参加革命以后改为刘文荣。我排行老五，小名叫满五，老六与我是双胞胎，叫满六。由于家里太穷，父母养活不了，就把弟弟满六给了别人家。一直等到弟弟十六七岁时，才与家里联系上，才知道了生身父母是谁、弟兄有几个。陕北都住窑洞，我家的窑洞里有一个大炕，我们弟兄几个排一溜躺在一个大炕上，眼看陆续都到了婚嫁年纪，家里却给儿子们娶不起媳妇。
我大哥刘文仁是老红军，1942年底，从晋绥边区回延安时，路过我们家乡，回家过年，看到家里实在太苦，父母没有办法照顾我，就把我从家里带出来，参加了革命。当时，二哥在刘志丹军队担架队当兵。三哥在地方上，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因为不识字，以后就回家种地了。大哥带着晋绥边区的介绍信，将我带到延安蓝家坪中央招待所里，然后把我介绍到西北局。当时高岗在西北局当局长，林伯渠是边区政府的主席。我就在西北局当勤务员。在延安，我曾跟过很多位首长，如杨明轩、马明芳、高岗的秘书安志文、乌兰夫等。
1943年9月11日，我在西北局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国民党军队围剿攻打延安，我们从延安撤了出来。那一段日子很苦，不管天阴下雨都得躲避敌人的追击和飞机轰炸。白天睡觉，晚上跑。阴天还好，下雨就遭殃了，没有一块塑料、没有一块油布，就那样在雨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一身水一身泥，浑身上下都湿透。我还不光是自己跑，还要给老首长杨明轩牵着马，老首长那时已经六七十岁高龄。解放战争胜利后，我们又回到延安。这时候，领导给我发了一支枪，配100发日本造403子弹，那些都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品。这时候组织派我进入延安唯一的学校里学习。
1953年，在陕西省财政厅当人事科长的大哥给我来了一封信，让我赶快到西安去，要我到西安的工农速成中学去学习。于是延安这边的学校里给我写了证明，我坐着财政厅到延安拉东西的便车到了西安。
到西安后，学校已经开始考试，这怎么办呢？我直接跑到皇城，去找我曾经的首长杨明轩，他是西北局教委主任委员，老首长见我第句话就问：“你是不是偷跑下来的？“我说：“不是！你看学校开的证明在这呢。”他马上就拿起笔批了个条子给西北五省教育厅长蒋南翔。我赶紧拿着条子去找蒋南翔，他的士兵说：“首长要吃饭了！”我当时可不管他那套，把条子往那里一放，蒋南翔一看是杨明轩批的条子，赶快放下饭碗就给我批了条子。我拿着条子就往学校跑，因为学校已经开始考试了，拒绝接收我的条子。我急忙说：“你看看条子是谁写的？这是杨明轩和蒋南翔亲批的。”他们没办法，不得不接受我，让我补考。总算是考上了，进入西安的工农速成中学扫盲班学习3年，那里的人好多都是为解放军造手榴弹的老工人，学习期间每月享受人民助学金32元。后来，我又考上了西北大学石油专业。到大学以后，感觉不行，文化底子太薄了，3年要学6年的课程功课，太紧张。不幸的是我生病了，阑尾炎开刀，母亲当时就在西安，但我没有告诉她，出院后，我到大哥家去休息了几天。这样一耽误，落下的功课赶不上了，我要求退学，学校给我开了休学证。叫我到民政厅去报名，我想到民政厅干啥去，干脆还是回西北局。就这样，我又回到西北局。当时李万春在西北局负责人事，连介绍信都不要，就把我分到合作干校去了。我本来学的是工科，他将我分去做保卫工作，后来又把我调到宝鸡的769厂，这期间正遇上原二二一厂领导到宝鸡调人，经过政审、查三代后，就把我选上了。
1963年调到原二二一厂，我被分配到档案馆工作，一分厂、二分厂、三分厂等所有的生产图纸、凡与原子弹有关资料都是由我们这里发出去的。 那时候，资料室只有我和张秀荣两个人。我就住在档案馆，晚上无论来什么人，办什么事都由我个人接待，科研、工程等等资料都由我拿给他们。
在档案馆资料室，我严格按照保密程序给他们取资料。档案馆有专用牌子，资料借走之后，给他们发个牌子，出去时交给警卫，警卫才放他们走。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紧张，重要的资料要全部转移，转移到×××地方的一栋楼房内，这里戒备森严，不准任何人进去。相关的几位处长、科长都到×××地搞复印（厂里调了几十个人搞复印）工作，一部分留在二二一厂工作。为什么搞复印？怕苏联和美国炸毁二二一厂，为了保存这些重要资料，所以资料复印出来后，又转移到×××地的×××库，我们档案馆也派了两个人跟随警卫部队去保护资料。
在档案馆，那些科学家们经常来查资料、看资料。王淦昌来的次数较多。×××和×××产品交付军队使用时需配备说明书，说明书的印刷数量由我定，共印刷了×××套。这期间遇到了一件事：说明书印出来后，陈能宽说有些文字太啰嗦，就将说明书做了修改，并向我交代说：“说明书我修改了，你照我改的这个样子去把其他的说明书都修改过来。”
我就照着样子把给交xxx部队的说明书该划的都划掉，该修改的都修改。结果xxx部队的参谋长在接收时，看说明书被修改了，就问：“谁改的？”我如实回答说：“陈能宽改的！”这期间，陈能宽曾经要从我这里把修改的单子收回去，我没有给，并对他说：“我不能交给你，没有你这个修改证据我怎么说话？”于是，我就把这份修改资料作为历史资料存起来。见状后，参谋长便再没有说什么话。
还有一件事情，大概是1964到1965年之间，原二二一厂曾经全厂停产一个礼拜，原因是什么呢？
原来二炮从国防部带来的轰五轰六飞机的资料，是来征求二二一厂领导意见的，改造“弹头口”要开多大？资料从北京拿回来以后，就交给资料室的资料员保管，共12张图纸。结果，这12张图纸找不见了，这下可紧张了，原二二一厂全厂停产一个礼拜寻找这个图纸。我对资料员说：“你们好好查，资料能到哪里去？人家从北京带的人说是交给你们资料室了。”当时是由×××和×××两个人保管这个资料，我就要求他们好好查一查。经过资料员们的仔细查找，终于把图纸找出来了。我便赶快告诉保卫部，那时保卫部长是刁有珠，他赶紧通知全厂不能再停产了。就因为这12张图纸，电话都打到边防站去了，上级下令所有人员，没有通行证不许过边界。所以，立即报告保卫处，由他们再往各处打电话解除禁令。
档案管理着核心机密，是说掉脑袋就掉脑袋的差事，我们必须遵守保密制度！期间，也曾发生了件事情：中心球图纸的底片不见了！军代表×××追查到我，我说：“这张中心球图纸，是你亲自拿走的，你现在找我，这不是陷害同志是干什么？”因为我们当时把他拿底片时的相片拍下来了，他无语了。绝密的东西，丢了谁负得起责任？
大概是1971年的7、8月份还出了一件事情，那天×××晒图时，跟我说：“老刘，氨水里面有汽油。”我说：“有汽油你不会再换一桶？”因为拉一次氨水就是一大桶，原来装过汽油的桶里面的汽油可能没有倒完，就把氨水裝进去了。在两千瓦的电炉上熏图纸时，氨水蒸发到最后，残留的汽油着火了，就把图纸给烧了。我急忙问：“底图烧了没有？”回答：“底图没有烧。”我说：“那你赶快再晒！”
谁知道，就这件事给有人就我扣了个“有人要火烧档案馆”的帽子，把我调到红旗图书馆学习了一个多月。我说：“学习就学习！我不怕，我下边的人我了解，没有问题，不能瞎揭发乱扣帽子，我自己的历史我最清楚！”档案馆的底图没有被烧毁，那是科研生产的重要资料。检查时把那桶氨水倒出来一检测，是有汽油，属于交运处的问题，这才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离休时，我曾问接管人员：“在我管理资料的19年期间，有没有缺少过资料？”回答：“没有缺少！”我说：“那我就利索了。”最后，原二二一厂×××总图出来后，他们让我看，我说：“我不看了！我已经退休，再看就不符合保密规定了。”
前几年，我回了一趟原子城，感触还是很多的，参观了原子城纪念馆，我最主要看了七机部生产的东风二甲导弹壳体，关注我认识的那些老科学家的名字，回想曾经跟他们在一起的往事，那一幕幕让我激动得心潮久久难以平静。从延安到二二一厂，我很自豪，我的一生经历过闪光的红色历程，为人民、为祖国奉献过自己美好的青春，今生无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