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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自发表以来在评论界引起广泛的讨论。一方面，文本自身通过象喻、重复和语境等手段达到“含混”与“朦胧”的特性，以及利用叙事学技巧构成内部释义张力；另一方面，文本之外的读者“解码”环节体现出审美生产的“主体间性”特征，接受者以“视域融合”的姿态完成文学作品意义循环的总过程。
关键词：《白象似的群山》 燕卜荪 叙事学 审美生产 主体间性
《白象似的群山》是海明威于1927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被收入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之中。这篇几乎由对话构成的短篇文章却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评论界纷纷从精神分析、生态女性主义以及叙事学等角度试图窥探这冰山之下的“八分之七”，米兰·昆德拉甚至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花了近十頁篇幅谈论由这个对话可生发的无数个故事。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这两种方法论思维，在我看来，当面对文学作品时，“照着讲”意味着一种直观感悟，即尊重文本，回到原文当中对字句进行细嚼；而“接着讲”意味着跳出文本进行创新性的思考与诠释，将二者相结合，从文本之内到文本之外，如此才能把握作品所呈现的整体性意义。
一、文本之内：语义分析中的“朦胧”及其叙事学陷阱
《白象似的群山》围绕着一对男女之间的对话而展开，他们在西班牙北部的一个车站酒吧等待中转的快车，二人谈话的中心是关于一个“便利的手术”（或暗指堕胎），随着话题的深入将情绪的流动和冲突逐渐铺张开来，在矛盾达到顶峰过后又以一个看似轻快的笑容草草作结。“白象”“手术”“茴香酒”以及所谓无法拥有的“世界”这四个意象简单又含混地贯穿于对话之中，这些含混性的象喻和话语代表着男女主人公陷入巴别塔式“心之壁垒”的迷惘心境。Ambiguity（译为“含混”或“朦胧”）这一产生于语言学、逻辑学领域的术语，自古希腊以来，含混这一概念在哲学与文学批评当中受关注已久。含混现象广泛产生的首要原因是索绪尔所提出的能指与所指涵盖范围的不匹配，以及二者之间的任意性和规约性，英国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荪对此写了著作《含混七型》（又译《朦胧的七种类型》）专门讨论“含混”的内涵及其外延。
研究文本的最终指向是文学性探究，然而正如艾亨鲍姆所言：“文学性源自对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对比性差别的考证。”事实上，“含混”或者“朦胧”通常产生于意象派诗歌、意识流小说（如《尤利西斯》），或荒诞派戏剧（如《等待戈多》《秃头歌女》）之中。然而，面对瑞恰兹的“复杂诗”概念，燕卜荪更倾向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认为：“朦胧若有如下弊端则可失去我们对它的尊重：……它将所处理的材料搞得晦涩暧昧又不能将我们讨论的那些附带的目的更好表现出来。”于是，研究《白象似的群山》这一绝对精简的文本中的含混情态便显得更加富有意义，它的内容与形式达到了燕卜荪所谓的丰约原则。那么，海明威通过“模仿式”叙述（热奈特语）实现的这样至简形式的语言，又是如何达到含混效果的呢？
一是象喻，《白象似的群山》中最突出的一个隐喻就是“白象”。姑娘在对话中不断眺望远方群山的轮廓，并两次提到其像“一群白象”，而他们所在的乡野地带则是“灰褐色干巴巴的一片”。男人和总是望着远方的姑娘不同，他始终对“白象”漠不关心，只在乎现下赤裸的现实，用他的绝对理性在处理情感问题。“当人们说一种事物像另一种事物时， 它们必定具有某些使它们彼此相似的性质”，这是燕卜荪提出的含混一型，即最简单基本的朦胧。烈日照射之下，白色山冈的庞大轮廓和白象群的确有形似之处，光亮到刺眼的远景与主人公身处的晦涩阴影地带又构成一组张力关系，也象征着两人关系当中现实与理想的割裂。这一种暗喻是表面的，遵循的是现实逻辑，但在《白象似的群山》里出现的象喻不止一个，在谈话进行的过程中，又出现了“甜丝丝的甘草”“无法拥有的世界”等含义不明的指涉。姑娘说：“一旦他们把它拿走，你便永远失去它了。”这里的“它”原本指的是“世界”，加上“拿走”二字就同全文都在出现的“手术”关联在一起，这时所谓不明身份的“他们”也就附上了冷酷理性的手术刀锋芒，以个人身体为窗来体悟整个世界的丧失，更觉痛感。此时，各个喻体逐渐生发出交叉和互涉的复杂联系，本体却始终处于一种隐遁状态，这就涉及罗兰·巴尔特所提出的“象征性代码”，其遵循的不再是简单具体的形象类同法则，而是梦的逻辑。正如俄国文艺理论家伊凡诺夫所指出的：“象征……只有当其包含的意义不可穷尽时，只有当其蕴藉的延伸不被局限时，只有当其触角渗透到它自身隐在的奥秘之深层时，它才是真正的象征。”
二是重复，新批评对于文本中存在的意象和语词的重复一直颇为关注，在燕卜荪那里体现为对“节奏”的把握。他认为，同一词句在文本结构当中不断重复，并且每一次重复都暗示并拓宽了文本的阐释空间，同时也影响了整个叙述过程中的节奏。首先是意象重复，“白象”在文中有三次出现，第一次是姑娘简短的一个判断：“它们看上去像一群白象。”这句话却引出了二人关系失衡的现实状况，看似平静的对话实则暗藏情绪，男女主人公“旁敲侧击”与“答非所问”的话语造成了无效沟通。第二次姑娘做出了让步：“看上去并不真像一群白象。”为了寻求男人的认可，还试图用现实逻辑进行分析，但男人在此时岔开话题，直接无视姑娘的沟通诉求，自顾自地喝起酒来。第三次“白象”出现在二人矛盾激化的节点，姑娘提出做了“手术”之后，“倘使我说某某东西像一群白象，就又会和和顺顺的，你又会喜欢了？”“白象”这一意象的存在到了此时被完全转译为姑娘对自身感情受到重视和理解的强烈渴望。其次是语句重复，在男人口中将“我不希望你去做手术”和“我知道手术是很便当的”这个组合话语重复了五六次，把其中的悖论和对立不断放大，使得读者在对话推进中开始质疑男人话语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发觉叙述的作伪正是人性敞露之始，这种含混又充满张力的叙事结构暴露出男人不愿负责却又担心受到道德谴责的复杂心理。
三是语境，燕卜荪认为字面义要转变为情感义必须借助“语境”这一机制。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字句含义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动态性和自由度，可以说，语境是保证多种释义并行不悖的合法手段。当“含混”概念发展到以哈罗德·布鲁姆为代表的耶鲁学派时，他们看到了字面义背后所承载的文化符号之重，即便处于一种“焦虑”情绪，却是在解读文本时不能轻易规避的底色。《白象似的群山》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青年刚经历过战争的浩劫，又置身于蓬勃发展的经济局势当中，于是“迷惘的一代”出现，海明威也是其中之一。在文体方面，《白象似的群山》展现出现代主义的文本特征，即放弃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在语言描写和人物塑造方面都追求丰约的原则，把叙述方式极简为纯粹的对话，将人物扁平化甚至是模糊成“幽灵”状态，通过这种文本的反叛革命传递对传统精神和宏大叙事的质疑。同时，作品中的“白象”要通过手术夺去的“它”以及无法把握的“世界”构成了时代语境的整体性，象征着自由理想主义与现实的黑暗颓败相对立，战争的心灵创伤与美国精神的空头支票左冲右突，男女主人公在对话中表现出的无效沟通与阴郁情绪也正展露了“迷惘的一代”所面临的道德失落和价值空虚。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彼得·布鲁克斯曾提出在小说叙事中存在一种“身体符号学”，认为个人身体与外部现实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叙事的基本动力。在《白象似的群山》里，姑娘吉格的身体就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意义纳入了小说叙事当中，围绕着其“身体”或心灵的缺损来推进对话和情节。吉格的“身体”在浅层意义上是同男人的道德伦理境况产生冲突，在深层次的阐述中更是与社会规范和现实伦理互相僵持，同时也是身体原欲与现代文明的争论，由这样的“身体符号学”构成饱满的叙事张力，最终见证的是主体化的“人”（身体）在后现代生存语境中的神话失落。
此外，《白象似的群山》是以外聚焦型视角（热奈特语）从外部呈现人物的行动、外表及客观环境，而不告诉人物的动机、目的、思维和情感。即“他可以审视人物的相貌、装束、表情，记录人们的谈话，但是他不可能一下子准确把握每个人物的身份，更没有权利进入任何一个人物的内心”a。海明威以一种绝对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形象，不再为叙事的真实性及其意义的有效生成负责。并且，由于《白象似的群山》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零叙述的结尾，所以即便在故事全部结束之时，我们依旧无法把握男女主角的身份、关系以及未来的走向，这就形成了期待视域的受阻。为填补“空白”，读者被迫掉入种种猜测和过度解读的叙事陷阱当中。
二、文本之外：读者接受环节的主体间性审美生产
对于《白象似的群山》的解读视角纷纭繁复，近年来，如陈冲于荆楚会议上以“生态女性主义”观照该文本，“发现女性和自然的内在联系，展现父权制对两者压迫的一致性，促使人们珍惜自然，构建平等的两性关系”b；而钟晨艳c、倪丽萍d等则通过精神生态分析聚焦于文本外的伦理困境；另外，以文体为中心，各学者围绕“话语蕴藉”“叙事心理时间”“冰山原则”等突破点进行多方位的考察。然而，造成这种多重视域的原因是什么？燕卜荪在谈到“含混六型”时这样解释：“一个陈述……并未增加什么东西， 所以读者不得不自己去发明一些说法， 而读者想到的这种种说法又很可能相互冲突。”也就是说，由于文本的高度简洁和自我封闭，读者在释义时只能以自身经验思维去建构一个个新的阐释空间。当一部作品与读者既有的期待视域不一致甚至冲突时，它只有打破这种视域使新的阅读经验提高到意识层面而构成新的期待视域，才能成为可理解的对象。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称之为“批判性阅读可能产生的意指结构”，《白象似的群山》文本中的所指不再是文本之中被限制的意义，而远远超出了能指所能涵盖的功能性范围。
众所周知，《作者之死》是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结构主义阶段的分水岭，他在这本著作中谈道：“作者之死的另一面就是读者的诞生。”文本是一种“代码”，而读者的阅读活动就是一种“解码”行为，在现代文本当中，作者不断隐退和死亡，读者成为参与并建构文本意义的主角。那么，这种多重视角生成的意义何在？对于文学批评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启示？
一方面，燕卜荪认为，文本的“分析工作就是把知识从诗的阶段推展到散文的阶段，从直觉推展到思维”，即所谓的“释名以章义”（刘勰语）。“义”要得到彰显，就要将文本传递出来的直观含混及其感情色彩作为意向性成分“悬搁”起来，拉开距离的理性分析使意义向四面八方坍缩成片面的真理，而沟通文学和文学性之间的桥梁就是接受者与批评家。
当现代性向后现代主义倾斜，中心论被碎片化所取代，比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到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余华的《现实一种》以及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这里，作家逐渐以一种拼贴画的模式来构建文本，马原精于将自我矛盾和自我解构的叙述情节安插在小说里，而余华和残雪的这两个作品都体现出卡夫卡式的梦魇般的生存困境。此时，叙述主体的不明以及文本意义的漂浮作为一种解构戏码，强制性地要求读者参与到意义生成的过程当中，并成为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读者在解读《白象似的群山》时更趋近于后现代式的行动，作者失去了对文本的解释权，“作者中心论”被多重话语逐渐消解。接受者将文本信息与自身经验视域相结合，仿佛在制作一个劳森伯格式的合成艺术，从中建构起的是个人对于现实及文学的思维图景，极大地拓宽了审美生产空间。
另一方面，以瑙曼为代表的东德批评家的接受理论还停留在读者对于文本的单向作用上，而到了伊瑟尔的“审美反应理论”，进一步看到了接受者与文本彼此建构的有机互动过程：“读者通过文本中内在固有的结构的实现来参与意义集合，其倾向必然受文本的制约。”在伊瑟尔那里，读者不再是一个脱离于文本之外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不是真正意义上人的概念，而是由文本和作者所建构出来的隐性形象。审美反应的发生并非是读者的批评行为对文本进行矫正的单向过程，与此同时，文本通过“召唤结构”也“规训”了读者的理想种类和阅读指向，是二者的良性互动和观念融通共同构成生产美学的核心要义。
读者的“解码”行为类似于罗森布拉特所提出的“交易式阅读”，与传统的“析出式阅读”不同，面对后现代文本，读者并不期待从中获得实体知识或绝对真理，而是将自身浸入一种审美体验当中，通过与文本的对话和交流从而把握住“片面的深刻”与“瞬间的真理”。与此同时，文本中“隐含的读者”的在场状态又对现实的读者进行限制或指导，所谓“审美极”（伊瑟尔语）的发生是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文本内部提供了“叙事学视域”“生态批评视域”以及“精神分析视域”等，而读者以图式建构的方式融合了自身经验达到“视域融合”（伽达默尔语），也就是说，审美生产强调以“主体间性”来把握文本结构，通过共情感使自我体验与对象体验的合二为一，所建立的是一種始终处于生成状态、允许对话的价值依据。于是，作品随着接受行为的发生不断更新，永无止境，直到成为一个开放性的未来论题，同时，只有当读者与文本进行互渗式生产之后，文学作品才最终完成其意义循环的总过程。
a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125页。
b 陈冲：《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白象似的群山〉》，《荆楚学术》2018年4月（总第18期）。
c 钟晨艳：《对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的精神分析解读》，《大众文艺》2019年第11期。
d 倪丽萍：《解读〈白象似的群山〉中的伦理困境》，《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
参考文献：
[1] 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M].翟象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2] 威廉·燕卜荪.朦胧的七种类型[M].周邦宪等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264，3，277，387.
[3] 周启超.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83.
[4] 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05.
[5] 彼得·巴里.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63.
[6] 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M].金元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作 者： 陈月瑶，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白象似的群山》 燕卜荪 叙事学 审美生产 主体间性
《白象似的群山》是海明威于1927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被收入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之中。这篇几乎由对话构成的短篇文章却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评论界纷纷从精神分析、生态女性主义以及叙事学等角度试图窥探这冰山之下的“八分之七”，米兰·昆德拉甚至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花了近十頁篇幅谈论由这个对话可生发的无数个故事。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这两种方法论思维，在我看来，当面对文学作品时，“照着讲”意味着一种直观感悟，即尊重文本，回到原文当中对字句进行细嚼；而“接着讲”意味着跳出文本进行创新性的思考与诠释，将二者相结合，从文本之内到文本之外，如此才能把握作品所呈现的整体性意义。
一、文本之内：语义分析中的“朦胧”及其叙事学陷阱
《白象似的群山》围绕着一对男女之间的对话而展开，他们在西班牙北部的一个车站酒吧等待中转的快车，二人谈话的中心是关于一个“便利的手术”（或暗指堕胎），随着话题的深入将情绪的流动和冲突逐渐铺张开来，在矛盾达到顶峰过后又以一个看似轻快的笑容草草作结。“白象”“手术”“茴香酒”以及所谓无法拥有的“世界”这四个意象简单又含混地贯穿于对话之中，这些含混性的象喻和话语代表着男女主人公陷入巴别塔式“心之壁垒”的迷惘心境。Ambiguity（译为“含混”或“朦胧”）这一产生于语言学、逻辑学领域的术语，自古希腊以来，含混这一概念在哲学与文学批评当中受关注已久。含混现象广泛产生的首要原因是索绪尔所提出的能指与所指涵盖范围的不匹配，以及二者之间的任意性和规约性，英国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荪对此写了著作《含混七型》（又译《朦胧的七种类型》）专门讨论“含混”的内涵及其外延。
研究文本的最终指向是文学性探究，然而正如艾亨鲍姆所言：“文学性源自对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对比性差别的考证。”事实上，“含混”或者“朦胧”通常产生于意象派诗歌、意识流小说（如《尤利西斯》），或荒诞派戏剧（如《等待戈多》《秃头歌女》）之中。然而，面对瑞恰兹的“复杂诗”概念，燕卜荪更倾向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认为：“朦胧若有如下弊端则可失去我们对它的尊重：……它将所处理的材料搞得晦涩暧昧又不能将我们讨论的那些附带的目的更好表现出来。”于是，研究《白象似的群山》这一绝对精简的文本中的含混情态便显得更加富有意义，它的内容与形式达到了燕卜荪所谓的丰约原则。那么，海明威通过“模仿式”叙述（热奈特语）实现的这样至简形式的语言，又是如何达到含混效果的呢？
一是象喻，《白象似的群山》中最突出的一个隐喻就是“白象”。姑娘在对话中不断眺望远方群山的轮廓，并两次提到其像“一群白象”，而他们所在的乡野地带则是“灰褐色干巴巴的一片”。男人和总是望着远方的姑娘不同，他始终对“白象”漠不关心，只在乎现下赤裸的现实，用他的绝对理性在处理情感问题。“当人们说一种事物像另一种事物时， 它们必定具有某些使它们彼此相似的性质”，这是燕卜荪提出的含混一型，即最简单基本的朦胧。烈日照射之下，白色山冈的庞大轮廓和白象群的确有形似之处，光亮到刺眼的远景与主人公身处的晦涩阴影地带又构成一组张力关系，也象征着两人关系当中现实与理想的割裂。这一种暗喻是表面的，遵循的是现实逻辑，但在《白象似的群山》里出现的象喻不止一个，在谈话进行的过程中，又出现了“甜丝丝的甘草”“无法拥有的世界”等含义不明的指涉。姑娘说：“一旦他们把它拿走，你便永远失去它了。”这里的“它”原本指的是“世界”，加上“拿走”二字就同全文都在出现的“手术”关联在一起，这时所谓不明身份的“他们”也就附上了冷酷理性的手术刀锋芒，以个人身体为窗来体悟整个世界的丧失，更觉痛感。此时，各个喻体逐渐生发出交叉和互涉的复杂联系，本体却始终处于一种隐遁状态，这就涉及罗兰·巴尔特所提出的“象征性代码”，其遵循的不再是简单具体的形象类同法则，而是梦的逻辑。正如俄国文艺理论家伊凡诺夫所指出的：“象征……只有当其包含的意义不可穷尽时，只有当其蕴藉的延伸不被局限时，只有当其触角渗透到它自身隐在的奥秘之深层时，它才是真正的象征。”
二是重复，新批评对于文本中存在的意象和语词的重复一直颇为关注，在燕卜荪那里体现为对“节奏”的把握。他认为，同一词句在文本结构当中不断重复，并且每一次重复都暗示并拓宽了文本的阐释空间，同时也影响了整个叙述过程中的节奏。首先是意象重复，“白象”在文中有三次出现，第一次是姑娘简短的一个判断：“它们看上去像一群白象。”这句话却引出了二人关系失衡的现实状况，看似平静的对话实则暗藏情绪，男女主人公“旁敲侧击”与“答非所问”的话语造成了无效沟通。第二次姑娘做出了让步：“看上去并不真像一群白象。”为了寻求男人的认可，还试图用现实逻辑进行分析，但男人在此时岔开话题，直接无视姑娘的沟通诉求，自顾自地喝起酒来。第三次“白象”出现在二人矛盾激化的节点，姑娘提出做了“手术”之后，“倘使我说某某东西像一群白象，就又会和和顺顺的，你又会喜欢了？”“白象”这一意象的存在到了此时被完全转译为姑娘对自身感情受到重视和理解的强烈渴望。其次是语句重复，在男人口中将“我不希望你去做手术”和“我知道手术是很便当的”这个组合话语重复了五六次，把其中的悖论和对立不断放大，使得读者在对话推进中开始质疑男人话语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发觉叙述的作伪正是人性敞露之始，这种含混又充满张力的叙事结构暴露出男人不愿负责却又担心受到道德谴责的复杂心理。
三是语境，燕卜荪认为字面义要转变为情感义必须借助“语境”这一机制。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字句含义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动态性和自由度，可以说，语境是保证多种释义并行不悖的合法手段。当“含混”概念发展到以哈罗德·布鲁姆为代表的耶鲁学派时，他们看到了字面义背后所承载的文化符号之重，即便处于一种“焦虑”情绪，却是在解读文本时不能轻易规避的底色。《白象似的群山》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青年刚经历过战争的浩劫，又置身于蓬勃发展的经济局势当中，于是“迷惘的一代”出现，海明威也是其中之一。在文体方面，《白象似的群山》展现出现代主义的文本特征，即放弃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在语言描写和人物塑造方面都追求丰约的原则，把叙述方式极简为纯粹的对话，将人物扁平化甚至是模糊成“幽灵”状态，通过这种文本的反叛革命传递对传统精神和宏大叙事的质疑。同时，作品中的“白象”要通过手术夺去的“它”以及无法把握的“世界”构成了时代语境的整体性，象征着自由理想主义与现实的黑暗颓败相对立，战争的心灵创伤与美国精神的空头支票左冲右突，男女主人公在对话中表现出的无效沟通与阴郁情绪也正展露了“迷惘的一代”所面临的道德失落和价值空虚。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彼得·布鲁克斯曾提出在小说叙事中存在一种“身体符号学”，认为个人身体与外部现实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叙事的基本动力。在《白象似的群山》里，姑娘吉格的身体就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意义纳入了小说叙事当中，围绕着其“身体”或心灵的缺损来推进对话和情节。吉格的“身体”在浅层意义上是同男人的道德伦理境况产生冲突，在深层次的阐述中更是与社会规范和现实伦理互相僵持，同时也是身体原欲与现代文明的争论，由这样的“身体符号学”构成饱满的叙事张力，最终见证的是主体化的“人”（身体）在后现代生存语境中的神话失落。
此外，《白象似的群山》是以外聚焦型视角（热奈特语）从外部呈现人物的行动、外表及客观环境，而不告诉人物的动机、目的、思维和情感。即“他可以审视人物的相貌、装束、表情，记录人们的谈话，但是他不可能一下子准确把握每个人物的身份，更没有权利进入任何一个人物的内心”a。海明威以一种绝对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形象，不再为叙事的真实性及其意义的有效生成负责。并且，由于《白象似的群山》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零叙述的结尾，所以即便在故事全部结束之时，我们依旧无法把握男女主角的身份、关系以及未来的走向，这就形成了期待视域的受阻。为填补“空白”，读者被迫掉入种种猜测和过度解读的叙事陷阱当中。
二、文本之外：读者接受环节的主体间性审美生产
对于《白象似的群山》的解读视角纷纭繁复，近年来，如陈冲于荆楚会议上以“生态女性主义”观照该文本，“发现女性和自然的内在联系，展现父权制对两者压迫的一致性，促使人们珍惜自然，构建平等的两性关系”b；而钟晨艳c、倪丽萍d等则通过精神生态分析聚焦于文本外的伦理困境；另外，以文体为中心，各学者围绕“话语蕴藉”“叙事心理时间”“冰山原则”等突破点进行多方位的考察。然而，造成这种多重视域的原因是什么？燕卜荪在谈到“含混六型”时这样解释：“一个陈述……并未增加什么东西， 所以读者不得不自己去发明一些说法， 而读者想到的这种种说法又很可能相互冲突。”也就是说，由于文本的高度简洁和自我封闭，读者在释义时只能以自身经验思维去建构一个个新的阐释空间。当一部作品与读者既有的期待视域不一致甚至冲突时，它只有打破这种视域使新的阅读经验提高到意识层面而构成新的期待视域，才能成为可理解的对象。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称之为“批判性阅读可能产生的意指结构”，《白象似的群山》文本中的所指不再是文本之中被限制的意义，而远远超出了能指所能涵盖的功能性范围。
众所周知，《作者之死》是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结构主义阶段的分水岭，他在这本著作中谈道：“作者之死的另一面就是读者的诞生。”文本是一种“代码”，而读者的阅读活动就是一种“解码”行为，在现代文本当中，作者不断隐退和死亡，读者成为参与并建构文本意义的主角。那么，这种多重视角生成的意义何在？对于文学批评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启示？
一方面，燕卜荪认为，文本的“分析工作就是把知识从诗的阶段推展到散文的阶段，从直觉推展到思维”，即所谓的“释名以章义”（刘勰语）。“义”要得到彰显，就要将文本传递出来的直观含混及其感情色彩作为意向性成分“悬搁”起来，拉开距离的理性分析使意义向四面八方坍缩成片面的真理，而沟通文学和文学性之间的桥梁就是接受者与批评家。
当现代性向后现代主义倾斜，中心论被碎片化所取代，比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到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余华的《现实一种》以及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这里，作家逐渐以一种拼贴画的模式来构建文本，马原精于将自我矛盾和自我解构的叙述情节安插在小说里，而余华和残雪的这两个作品都体现出卡夫卡式的梦魇般的生存困境。此时，叙述主体的不明以及文本意义的漂浮作为一种解构戏码，强制性地要求读者参与到意义生成的过程当中，并成为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读者在解读《白象似的群山》时更趋近于后现代式的行动，作者失去了对文本的解释权，“作者中心论”被多重话语逐渐消解。接受者将文本信息与自身经验视域相结合，仿佛在制作一个劳森伯格式的合成艺术，从中建构起的是个人对于现实及文学的思维图景，极大地拓宽了审美生产空间。
另一方面，以瑙曼为代表的东德批评家的接受理论还停留在读者对于文本的单向作用上，而到了伊瑟尔的“审美反应理论”，进一步看到了接受者与文本彼此建构的有机互动过程：“读者通过文本中内在固有的结构的实现来参与意义集合，其倾向必然受文本的制约。”在伊瑟尔那里，读者不再是一个脱离于文本之外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不是真正意义上人的概念，而是由文本和作者所建构出来的隐性形象。审美反应的发生并非是读者的批评行为对文本进行矫正的单向过程，与此同时，文本通过“召唤结构”也“规训”了读者的理想种类和阅读指向，是二者的良性互动和观念融通共同构成生产美学的核心要义。
读者的“解码”行为类似于罗森布拉特所提出的“交易式阅读”，与传统的“析出式阅读”不同，面对后现代文本，读者并不期待从中获得实体知识或绝对真理，而是将自身浸入一种审美体验当中，通过与文本的对话和交流从而把握住“片面的深刻”与“瞬间的真理”。与此同时，文本中“隐含的读者”的在场状态又对现实的读者进行限制或指导，所谓“审美极”（伊瑟尔语）的发生是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文本内部提供了“叙事学视域”“生态批评视域”以及“精神分析视域”等，而读者以图式建构的方式融合了自身经验达到“视域融合”（伽达默尔语），也就是说，审美生产强调以“主体间性”来把握文本结构，通过共情感使自我体验与对象体验的合二为一，所建立的是一種始终处于生成状态、允许对话的价值依据。于是，作品随着接受行为的发生不断更新，永无止境，直到成为一个开放性的未来论题，同时，只有当读者与文本进行互渗式生产之后，文学作品才最终完成其意义循环的总过程。
a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125页。
b 陈冲：《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白象似的群山〉》，《荆楚学术》2018年4月（总第18期）。
c 钟晨艳：《对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的精神分析解读》，《大众文艺》2019年第11期。
d 倪丽萍：《解读〈白象似的群山〉中的伦理困境》，《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
参考文献：
[1] 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M].翟象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2] 威廉·燕卜荪.朦胧的七种类型[M].周邦宪等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264，3，277，387.
[3] 周启超.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83.
[4] 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05.
[5] 彼得·巴里.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63.
[6] 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M].金元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作 者： 陈月瑶，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