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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殖民主义代表作家J.M.库切在1987年出版了根据18世纪笛福所著《鲁滨逊漂流记》改写的中篇小说《福》，《福》虽然是根据《鲁滨逊漂流记》戏仿而作，但从人物塑造到情节发展以及最终的主题思想都与前作大相径庭。从本质上来看，《福》的侧重点在于通过以戏仿笛福前作的形式来揭示女性和被殖民者话语权力缺失的现实问题。本文将主要以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与次要人物之间的对话为分析重点，通过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应用来阐释库切是如何在作品中反映了关于边缘人物的话语权问题。
关键词：对话性 话语权力 后殖民主义 女性主义
库切曾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影响，甚至还以陀氏本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创作了复调小说《彼得堡的大师》，而陀氏的作品正是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具体分析对象，所以库切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影响，在《福》中，库切就以多重对话的形式来具体体现他关于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中关于话语权力问题的思考。
一、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思想的基石，他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并且主要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话语研究来提出自己的对话思想。他认为“我的生活是在时间上包容其他人存在的一种东西”，即自我和他人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单独的自我或者单独的他人都无法构成整体，只有二者通过对话发展，才能建构完整的世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就通过“复调小说”的概念深入地将自己的对话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的话语分析中：“复调小说整个渗透着对话性，小说结构的所有成分之间都存在着对话关系，也就是说如同对位旋律一样相互对立着。要知道对话关系这一现象，比起结构上反映出来的对话中人物对语之间的关系含义要广得多；这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现象，渗透了整个人类的语言，渗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总之是渗透了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他将对话性视为复调小说的基本特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他发现了其中作者和主人公、主人公和次要人物、主人公和读者、作者和读者之间充满了对话性，正是由于这种像“复调”一样的多声部对话才构成了陀思妥耶夫基小说的诗学价值，才使得他的作品存在着多样的、不同的解读角度和解读方式。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被许多研究家吸收运用，比较典型的有热奈特对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分析，以及昆德拉对《梦游人》中复调性的阐释，他的这一理论随后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甚至形成了一门独立研究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学科。
二、《福》中人物的对话关系
不同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福》的第一人称叙述不再是鲁滨逊，而是一位流落至鲁滨逊所在荒岛的女性苏珊·巴顿；《福》中的鲁滨逊也不再是不畏劳苦、勤劳积极的英雄式象征，而是一个沉默寡言、拒绝重返文明社会、故步自封地满足于岛上一方天地的虚无主义者；《福》还戏仿了《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关键人物“星期五”，但《福》中“星期五”是一个被割掉了舌头的失语者，他没有学习语言的欲望，没有表达的欲望，他最终也没有成为在鲁滨逊引导下受到西方文明“归驯”的文明人，被苏珊带回英国后，他终日也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与在岛上别无二致。受库切本人的成长背景和生活背景影响，他的创作从始至终一直关注着种族问题、殖民问题和女性问题，可以说库切通过《福》不仅对笛福的原作《鲁滨逊漂流记》提出了质疑，更对以《鲁滨逊漂流记》为代表的宏大叙事模式和西方一直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进行了批判性的反叛。
（一）“言说者”苏珊和“被言说者”克鲁索
流亡到荒岛上的苏珊曾经多次建议鲁滨逊应该想方设法地记录他在岛上生活的一切，然而鲁滨逊表现得却十分消极，他认为他所忘记的事情是不值得记忆的事，他在乎的只有他无法种植的梯田和墙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这似乎就是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哪怕苏珊和他多次争论，他也始终坚持己见，不为所动；哪怕成天忍受岛上的风吹日晒以及时不时得伤寒病的折磨，鲁滨逊也并不想要离开这个远离文明的荒岛，他甚至还对期待获救的苏珊说“我对你的欲望一点兴趣都没有，你的欲望与其他事情有关，与这个岛毫不相干，不关这个岛屿任何事”。可以看到在鲁滨逊眼里，这个岛已经属于他自己的一部分，由他全部掌控，他是这个岛屿的主宰者。苏珊曾总结道：“他自欺欺人地认为他对世界的理解已经足够了，另外，后来，我才发现离开这里的欲望已经在他内心枯萎。”
岛上长期孤独的生活使鲁滨逊·克鲁索渐渐失去重返文明世界的希望，他逐渐安于只有他和星期五两人的荒岛，在这几乎是属于他自己的小岛里找到了归属感，他的命运与小岛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在他得到救援离开岛上时，就由于热病的发作在航行途中身亡，就算鲁滨逊在归国途中没有因热病而死，离岛归国也使他的精神世界轰然崩塌，他与文明世界显然已经无法共存。
《福》中的鲁滨逊不仅不具有笛福笔下鲁滨逊勤劳乐观、开拓进取的特点，甚至对世界充满了虚无的看法，认为努力并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这与18世纪资产阶级所倡导的价值观大相径庭。原著中并没有女性角色，这意味着在当时看来女性角色无足轻重，但《福》中的女主人公苏珊不仅承担了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还取代克鲁索成为原著里传统精神的代言人，比如克鲁索失去了重回英国的希望和勇气，反而苏珊一直想方设法地寻求救援；克鲁索并不在乎自己在岛上的生活是否能得到记录和传播，苏珊则想要完整真实地将岛上的生活呈现给世人……总之，库切不仅赋予了女性角色苏珊的言说权力，还通过苏珊和克鲁索的对话和争论让人们对以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为代表的旧有宏大叙事中单一的叙事模式以及女性角色的缺失进行了反思。
（二）“言说者”苏珊和“被言说者”星期五
与《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大不相同，《福》中的“星期五”是一个被割掉舌头的失语者，克鲁索告诉苏珊是野人割了“星期五”的舌头，但苏珊怀疑是克鲁索本人割掉了他的舌头；总之，无论是谁，作为受害人的“星期五”在被割掉舌頭的同时他就失去了表达的能力，失去了言说的权力。其次，《福》中的“星期五”拒绝一切文明世界的东西，包括语言和文字，苏珊也曾多次试图教授“星期五”英文的写法，想要让他领悟语言的意义，但他却始终不为所动，丝毫没有要学习英文的欲望。这无疑是失语的“星期五”的一种挑衅性的反抗方式，他反抗一切驯化和说教，他完全有理由这么做，哪怕是看似处处为他着想的苏珊后来也承认自己教他语言的目的并不单纯：“很多时候，撇开善意不说，我使用文字是为了找一条捷径，好让他听从我的命令。” 在苏珊和“星期五”的对话关系中，苏珊取代了克鲁索成为“星期五”新的压迫者，这种压迫不是劳动力的压迫，而苏珊虽然把“星期五”从荒岛带回了英国，看似“星期五”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也不用再受到身体上的奴役；但从苏珊的角度来看，他仍旧是一个奴隶，是一个被压迫对象，回到英国的“星期五”在精神上实则受到了隐形的偏见和歧视，具体体现在第二章苏珊的独白中，这一部分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蘇珊的自言自语，但追究到星期五的一举一动，二者的实际关系还是一种“压迫——对抗”的对话性关系。例如，在苏珊不断地与“星期五”尝试交流失败后，她说出了积压在心里的话：“海难与贫穷一样，都会让人陷入一种平等主义，但是我们俩还不算平起平坐。”并且，她还表明了自己这么做是在浪费时间；她还在给福先生的信里抱怨了“我为什么要和一个来自于最黑暗蛮荒的男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些细节都表明了苏珊对“星期五”的态度并不是表面看起来的一样平等。直到在送“星期五”去码头的路上，她才明白了“星期五”为何从不试图与她交流、为何不断跳舞的原因，即“星期五”这么做是一种摆脱现实的方式，至此她才算真正理解了“星期五”，但就算如此，当她发现了一具女婴尸体的包裹，还是忍不住将“星期五”想象成杀人凶手。是精神世界的压迫，本就作为边缘人物的女性形象苏珊都无法做到与“星期五”产生共情，与他平起平坐，更妄论笛福笔下鲁滨逊与“星期五”所谓的平等关系。库切通过苏珊和“星期五”的对话关系不仅讽刺了笛福故事的虚伪，并且揭示了西方殖民者一直以来宣传的虚假道德观，以及披露了当时在殖民地被剥夺了言说权力的人们真实的心理状况。
（三）“言说者”福先生和“被言说者”苏珊
众所周知，《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女性角色是一个“缺类”，在当时男权社会主导下原作者笛福未曾想过要将女性置于他自己创作的文本内，女性在当时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与此相反，《福》中的苏珊渴望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力，她想将自己的经历真实地传播出去，但她又受制于“技不如人”“关于写作的焦虑”等多方面心理因素，认为自己无法达到福先生一样专业的描写水准，最后还是决定请福先生作为代笔，这一方面她是一个不彻底的反叛者。而福先生认为苏珊原本的故事过于平淡，要适量添加一些对普罗大众来说更吸睛的部分，比如关于苏珊在巴伊亚的故事以及苏珊和她女儿的故事，然而遭到了苏珊的反对，二者就怎样创作苏珊的故事展开了对话和争论。
福先生表明荒岛故事不足以构成整个故事的核心，他认为故事应该分为五个部分：“女儿的失踪、巴西寻女、放弃寻找以及小岛历险、女儿寻母、母女重逢。”可见福先生创作的故事是围绕着母女关系建立的，他还认为唯有将真实的故事置于更大的格局中才能展现其原本的生命力，而苏珊却无法认同他的想法，她认为自己的故事中心应该围绕着荒岛建立，她女儿的事和她想要讲述的并没有直接关系，并且她清楚明确地表示过，“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我在小岛上发生的事。你说那只是故事的一个插曲，但是我仍称之为故事”。总之，福先生想要创作的故事根植于虚假，而苏珊却力求真实，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福想方设法地劝说苏珊应该接受他的提议，用他的视角来看问题，甚至还用了两个受刑者的故事来使苏珊信服他“故事的意义在于对世界有所交代”的理念。一开始苏珊的确据理力争，认为矛盾的核心在于她是一个没有话语权力的女人：“如果一个男人在法庭上诡辩，谁会提出质疑呢？那么为什么我要提出要求呢？”但是，随着二者争论的白热化，苏珊的声音越来越弱，福在行动上说服了她，她开始在一定意义上臣服于以福为代表的男性权威，并且逐渐放弃了自己在克鲁索那里取得的话语权，在这场权力的斗争中，她还是无法赢得最终的胜利。
小说里的福先生无疑是原作《鲁滨逊漂流记》作者笛福的化身，库切刻意将笛福引入文本就是为了向读者展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切都由占有优先地位的男性所主导，包括女性个人的经历都无法由自己书写，执笔叙述的权力仍在男性手中，女性无法传播自己真正的声音，尽管女性为此多次进行反复的争论和辩护，但仍旧会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所摧毁，在这种无形的压迫下，女性无法真正地形成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话语权。
三、结语
《福》是库切围绕话语权力问题所做的一部深刻的后殖民主义小说，他利用《鲁滨逊漂流记》为改写文本，揭露了当时社会中的女性、被殖民者等边缘人物被虚假价值观和道德观所包围的现实，再现了女性和黑人话语权力被剥夺的残酷，十分具有批判讽刺的意味。小说以对话的形式对笛福的原作进行戏仿，目的不仅是突出作品的美学价值，更是由于作品中持有不同立场的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可以让读者思考到关于话语权力问题的本质，突破了单一的“说教”型模式，使作品反映出的问题更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性，更加贴近了巴赫金所说“自我”与“他人”之间通过对话才能构成整体世界的理念，使作品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26-245.
[2] 库切.福[M].王敬慧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
[3] 福柯.福柯说权力与话语[M].陈怡含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4] 库切.陌生者的海岸——论笛福与他的鲁滨逊·克鲁索[M].蔡圣勤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5] 罗钢，刘向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作 者： 惠慧，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国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对话性 话语权力 后殖民主义 女性主义
库切曾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影响，甚至还以陀氏本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创作了复调小说《彼得堡的大师》，而陀氏的作品正是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具体分析对象，所以库切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影响，在《福》中，库切就以多重对话的形式来具体体现他关于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中关于话语权力问题的思考。
一、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思想的基石，他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并且主要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话语研究来提出自己的对话思想。他认为“我的生活是在时间上包容其他人存在的一种东西”，即自我和他人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单独的自我或者单独的他人都无法构成整体，只有二者通过对话发展，才能建构完整的世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就通过“复调小说”的概念深入地将自己的对话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的话语分析中：“复调小说整个渗透着对话性，小说结构的所有成分之间都存在着对话关系，也就是说如同对位旋律一样相互对立着。要知道对话关系这一现象，比起结构上反映出来的对话中人物对语之间的关系含义要广得多；这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现象，渗透了整个人类的语言，渗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总之是渗透了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他将对话性视为复调小说的基本特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他发现了其中作者和主人公、主人公和次要人物、主人公和读者、作者和读者之间充满了对话性，正是由于这种像“复调”一样的多声部对话才构成了陀思妥耶夫基小说的诗学价值，才使得他的作品存在着多样的、不同的解读角度和解读方式。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被许多研究家吸收运用，比较典型的有热奈特对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分析，以及昆德拉对《梦游人》中复调性的阐释，他的这一理论随后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甚至形成了一门独立研究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学科。
二、《福》中人物的对话关系
不同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福》的第一人称叙述不再是鲁滨逊，而是一位流落至鲁滨逊所在荒岛的女性苏珊·巴顿；《福》中的鲁滨逊也不再是不畏劳苦、勤劳积极的英雄式象征，而是一个沉默寡言、拒绝重返文明社会、故步自封地满足于岛上一方天地的虚无主义者；《福》还戏仿了《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关键人物“星期五”，但《福》中“星期五”是一个被割掉了舌头的失语者，他没有学习语言的欲望，没有表达的欲望，他最终也没有成为在鲁滨逊引导下受到西方文明“归驯”的文明人，被苏珊带回英国后，他终日也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与在岛上别无二致。受库切本人的成长背景和生活背景影响，他的创作从始至终一直关注着种族问题、殖民问题和女性问题，可以说库切通过《福》不仅对笛福的原作《鲁滨逊漂流记》提出了质疑，更对以《鲁滨逊漂流记》为代表的宏大叙事模式和西方一直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进行了批判性的反叛。
（一）“言说者”苏珊和“被言说者”克鲁索
流亡到荒岛上的苏珊曾经多次建议鲁滨逊应该想方设法地记录他在岛上生活的一切，然而鲁滨逊表现得却十分消极，他认为他所忘记的事情是不值得记忆的事，他在乎的只有他无法种植的梯田和墙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这似乎就是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哪怕苏珊和他多次争论，他也始终坚持己见，不为所动；哪怕成天忍受岛上的风吹日晒以及时不时得伤寒病的折磨，鲁滨逊也并不想要离开这个远离文明的荒岛，他甚至还对期待获救的苏珊说“我对你的欲望一点兴趣都没有，你的欲望与其他事情有关，与这个岛毫不相干，不关这个岛屿任何事”。可以看到在鲁滨逊眼里，这个岛已经属于他自己的一部分，由他全部掌控，他是这个岛屿的主宰者。苏珊曾总结道：“他自欺欺人地认为他对世界的理解已经足够了，另外，后来，我才发现离开这里的欲望已经在他内心枯萎。”
岛上长期孤独的生活使鲁滨逊·克鲁索渐渐失去重返文明世界的希望，他逐渐安于只有他和星期五两人的荒岛，在这几乎是属于他自己的小岛里找到了归属感，他的命运与小岛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在他得到救援离开岛上时，就由于热病的发作在航行途中身亡，就算鲁滨逊在归国途中没有因热病而死，离岛归国也使他的精神世界轰然崩塌，他与文明世界显然已经无法共存。
《福》中的鲁滨逊不仅不具有笛福笔下鲁滨逊勤劳乐观、开拓进取的特点，甚至对世界充满了虚无的看法，认为努力并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这与18世纪资产阶级所倡导的价值观大相径庭。原著中并没有女性角色，这意味着在当时看来女性角色无足轻重，但《福》中的女主人公苏珊不仅承担了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还取代克鲁索成为原著里传统精神的代言人，比如克鲁索失去了重回英国的希望和勇气，反而苏珊一直想方设法地寻求救援；克鲁索并不在乎自己在岛上的生活是否能得到记录和传播，苏珊则想要完整真实地将岛上的生活呈现给世人……总之，库切不仅赋予了女性角色苏珊的言说权力，还通过苏珊和克鲁索的对话和争论让人们对以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为代表的旧有宏大叙事中单一的叙事模式以及女性角色的缺失进行了反思。
（二）“言说者”苏珊和“被言说者”星期五
与《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大不相同，《福》中的“星期五”是一个被割掉舌头的失语者，克鲁索告诉苏珊是野人割了“星期五”的舌头，但苏珊怀疑是克鲁索本人割掉了他的舌头；总之，无论是谁，作为受害人的“星期五”在被割掉舌頭的同时他就失去了表达的能力，失去了言说的权力。其次，《福》中的“星期五”拒绝一切文明世界的东西，包括语言和文字，苏珊也曾多次试图教授“星期五”英文的写法，想要让他领悟语言的意义，但他却始终不为所动，丝毫没有要学习英文的欲望。这无疑是失语的“星期五”的一种挑衅性的反抗方式，他反抗一切驯化和说教，他完全有理由这么做，哪怕是看似处处为他着想的苏珊后来也承认自己教他语言的目的并不单纯：“很多时候，撇开善意不说，我使用文字是为了找一条捷径，好让他听从我的命令。” 在苏珊和“星期五”的对话关系中，苏珊取代了克鲁索成为“星期五”新的压迫者，这种压迫不是劳动力的压迫，而苏珊虽然把“星期五”从荒岛带回了英国，看似“星期五”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也不用再受到身体上的奴役；但从苏珊的角度来看，他仍旧是一个奴隶，是一个被压迫对象，回到英国的“星期五”在精神上实则受到了隐形的偏见和歧视，具体体现在第二章苏珊的独白中，这一部分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蘇珊的自言自语，但追究到星期五的一举一动，二者的实际关系还是一种“压迫——对抗”的对话性关系。例如，在苏珊不断地与“星期五”尝试交流失败后，她说出了积压在心里的话：“海难与贫穷一样，都会让人陷入一种平等主义，但是我们俩还不算平起平坐。”并且，她还表明了自己这么做是在浪费时间；她还在给福先生的信里抱怨了“我为什么要和一个来自于最黑暗蛮荒的男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些细节都表明了苏珊对“星期五”的态度并不是表面看起来的一样平等。直到在送“星期五”去码头的路上，她才明白了“星期五”为何从不试图与她交流、为何不断跳舞的原因，即“星期五”这么做是一种摆脱现实的方式，至此她才算真正理解了“星期五”，但就算如此，当她发现了一具女婴尸体的包裹，还是忍不住将“星期五”想象成杀人凶手。是精神世界的压迫，本就作为边缘人物的女性形象苏珊都无法做到与“星期五”产生共情，与他平起平坐，更妄论笛福笔下鲁滨逊与“星期五”所谓的平等关系。库切通过苏珊和“星期五”的对话关系不仅讽刺了笛福故事的虚伪，并且揭示了西方殖民者一直以来宣传的虚假道德观，以及披露了当时在殖民地被剥夺了言说权力的人们真实的心理状况。
（三）“言说者”福先生和“被言说者”苏珊
众所周知，《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女性角色是一个“缺类”，在当时男权社会主导下原作者笛福未曾想过要将女性置于他自己创作的文本内，女性在当时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与此相反，《福》中的苏珊渴望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力，她想将自己的经历真实地传播出去，但她又受制于“技不如人”“关于写作的焦虑”等多方面心理因素，认为自己无法达到福先生一样专业的描写水准，最后还是决定请福先生作为代笔，这一方面她是一个不彻底的反叛者。而福先生认为苏珊原本的故事过于平淡，要适量添加一些对普罗大众来说更吸睛的部分，比如关于苏珊在巴伊亚的故事以及苏珊和她女儿的故事，然而遭到了苏珊的反对，二者就怎样创作苏珊的故事展开了对话和争论。
福先生表明荒岛故事不足以构成整个故事的核心，他认为故事应该分为五个部分：“女儿的失踪、巴西寻女、放弃寻找以及小岛历险、女儿寻母、母女重逢。”可见福先生创作的故事是围绕着母女关系建立的，他还认为唯有将真实的故事置于更大的格局中才能展现其原本的生命力，而苏珊却无法认同他的想法，她认为自己的故事中心应该围绕着荒岛建立，她女儿的事和她想要讲述的并没有直接关系，并且她清楚明确地表示过，“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我在小岛上发生的事。你说那只是故事的一个插曲，但是我仍称之为故事”。总之，福先生想要创作的故事根植于虚假，而苏珊却力求真实，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福想方设法地劝说苏珊应该接受他的提议，用他的视角来看问题，甚至还用了两个受刑者的故事来使苏珊信服他“故事的意义在于对世界有所交代”的理念。一开始苏珊的确据理力争，认为矛盾的核心在于她是一个没有话语权力的女人：“如果一个男人在法庭上诡辩，谁会提出质疑呢？那么为什么我要提出要求呢？”但是，随着二者争论的白热化，苏珊的声音越来越弱，福在行动上说服了她，她开始在一定意义上臣服于以福为代表的男性权威，并且逐渐放弃了自己在克鲁索那里取得的话语权，在这场权力的斗争中，她还是无法赢得最终的胜利。
小说里的福先生无疑是原作《鲁滨逊漂流记》作者笛福的化身，库切刻意将笛福引入文本就是为了向读者展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切都由占有优先地位的男性所主导，包括女性个人的经历都无法由自己书写，执笔叙述的权力仍在男性手中，女性无法传播自己真正的声音，尽管女性为此多次进行反复的争论和辩护，但仍旧会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所摧毁，在这种无形的压迫下，女性无法真正地形成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话语权。
三、结语
《福》是库切围绕话语权力问题所做的一部深刻的后殖民主义小说，他利用《鲁滨逊漂流记》为改写文本，揭露了当时社会中的女性、被殖民者等边缘人物被虚假价值观和道德观所包围的现实，再现了女性和黑人话语权力被剥夺的残酷，十分具有批判讽刺的意味。小说以对话的形式对笛福的原作进行戏仿，目的不仅是突出作品的美学价值，更是由于作品中持有不同立场的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可以让读者思考到关于话语权力问题的本质，突破了单一的“说教”型模式，使作品反映出的问题更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性，更加贴近了巴赫金所说“自我”与“他人”之间通过对话才能构成整体世界的理念，使作品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26-245.
[2] 库切.福[M].王敬慧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
[3] 福柯.福柯说权力与话语[M].陈怡含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4] 库切.陌生者的海岸——论笛福与他的鲁滨逊·克鲁索[M].蔡圣勤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5] 罗钢，刘向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作 者： 惠慧，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国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