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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初，根据中共苏中区党委的决定，代号为“乙种组织”的南通地区中共秘密组织正式建立。从组建伊始至1944年秋反“清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之下，战斗在敌占区的乙种组织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斗争形势，从隐蔽、埋伏、积蓄、待机，到寻机而动、相机出击，成为反“清乡”斗争中体系完备、目标明确、机动灵活，集统一战线与情报工作两大职能于一体的坚强战斗组织，为反“清乡”斗争乃至后来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同年5月，在击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的党组织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随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空前地扩大，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卷入其中。1942年1月，《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在华盛顿签署，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的抗日战争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日本为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对其在中国的占领区加紧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集中反复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并以苏中、苏南为重点进行“清乡”。
1943年初，日伪欲在苏北实现其战略企图，经过数月的精心策划，出笼了一系列“清乡”行动纲领和计划，部署和纠集共计1.5万兵力，准备对苏中（重点是南通） 地区全面实施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的“清乡”。苏中抗日形势急转直下，南通地区面临着空前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作为反“清乡”总体部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共苏中区党委的决定，南通中共秘密组织——乙种组织正式建立，且由中共苏中区第四地方委员会（简称“苏中四地委”）建立秘密工作部，专门负责领导该组织。
刚建立的乙种组织被定性为“由各级党委掌握的地域明确、层级对应的独立的秘密组织系统，以便在公开的组织不能立足时，由秘密的组织系统在严峻形势出现时发挥作用”[1]，具有“备用”性质，并根据此前中央发布的《指示》精神，将十六字方针确立为各级乙种组织的斗争方针。由此可见，乙种组织属于秘密组织系统，但又有别于普通的秘密组织，因为究其实质，这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临危受命、迅速组建而成的备用组织，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常规化的地下秘密组织。这就决定了乙种组织的特殊性、机动性和非常规性。
1. 运用隐蔽战线的特殊方式，拓展反“清乡”时期中共统一战线工作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并强调：“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始了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专职化格局并一直延续至今。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正式成立，同年3月20日发布《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明确各中央局、各省委及特委都要建立统战部，并明确其职责为负责调查、研究各党派、军队及少数民族情况。
1941年1月，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同年3月，随着根据地的建设和调整，中共苏北区党委改称苏中区党委，同时，苏中四地委组成。借助乙种组织，中共苏中区党委及四地委在学习贯彻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潜伏在南通城的组织成员林克（原名袁溥），利用与伪政工团团长孙永刚的师生关系，成功打入伪“清乡”组织，以统一战线思想为指导，在搜集日伪机要情报的同时，巧妙利用敌伪宣传“清乡”，借机开展党的群众工作；通过组织青年协会、戏剧歌咏团，联系青年群众，物色工作对象，自己编辑出版《纯文艺》杂志；组织排演话剧以联系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并且通过为“青艺剧社”撰写剧评，为孙永刚出版的《北极》杂志写稿，团结了一批对现实不满、向往进步的文化人。连南通主要文化阵地《江北日报》副刊也成为林克等中共党员发稿的主要平台，使敌伪宣传鼓吹的“清乡”逐渐失去了舆论基础。之后随着群众工作逐渐向店员职工方面拓展，敌占区的基层群众工作从无到有地蓬勃开展起来了。林克不仅充分利用家庭及其社会关系，走动于敌伪上层之间，了解动态，还主动向党组织建议开展社会知名人士的工作。其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正式建立不久，实施统一战线工作专职化的时间还不长，统一战线工作受战争环境影响还存在一些条件上的局限，以乙种组织这一形式在敌占区近距离、面对面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以统战工作引领情报工作，以此来配合反“清乡”斗争，是抗战期间苏中根据地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次新的突破。
2. 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为反“清乡”斗争开辟情报工作新渠道
起初，乙种组织是为防止公开组织被破坏而组建的，只是处于一个“备”的位置。因形势变化、任务变更而迅速启用后，实际承担起了分化瓦解和策反敌人，专事搜集有关“清乡”特别情报的任务。根据它在这一特殊时期肩负的特殊使命来看，是兼具了统战和情报这两大职能。
这一时期，活动在南通城的乙种组织两条线分别以中共地下党员马世和（女）、林克为首。打入伪特工实验区站的马世和想方设法得到了潜伏在抗日根据地的日伪特务名单。林克则利用伪“清乡”公署科員的身份，不仅搜集到了敌人的第二期“清乡”计划和“清乡”图，还趁工作之便将公署每月下发至各科的工作计划一期不漏地弄到手，加上每天早晚从孙永刚那里打听到的情况，将这三方面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汇总后的情报，定期通过联络点向地委汇报。马、林两线的同志各自为战又配合默契，类似发动学生捣毁全城大烟铺的行动等等，都是心照不宣遥相呼应。乙种组织以打入敌特“清乡”机构、接近敌伪上层为契机，以结交朋友打掩护，以攻心战作武器，极大地发挥了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在敌伪阵营内卓有成效地开展情报工作。从站稳脚跟、广交朋友，到获取敌人“清乡”计划的核心机密，在牢固打下统一战线工作基础的同时，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情报信息资源。乙种组织正是自觉加强了统一战线意识，并且很好地掌握了统一战线策略，才取得了情报工作的新突破。 3.不畏艰险，善于斗争，为南通解放打下重要基础
战斗在敌占区南通城的乙种组织成员，潜伏于敌伪内部，每天与“魔鬼”打交道，犹如行走于刀尖，稍有不慎便会遭遇不测。他们单线联系，孤身作战，处于复杂人际关系的漩涡，在多方力量纠缠中周旋，在面对生死考验的同时，不仅要抵御功利前程的诱惑，还要在使命与亲情爱情间进行抉择。南通城乙种组织（马线）负责人马世和，入城潜伏前就已是县委组织部长，并且还与时任四地委宣传部长洪泽确定了恋爱关系，但她还是主动请缨要求去敌占区开展地下工作。南通城乙种组织（林线）负责人林克，曾是品学兼优、被寄予厚望的南通中学高中部学生，当初从角斜办学点辍學离校时家人毫不知情，数年后突然回到南通城，不仅整日“无所事事”，还“追随”昔日老师、汉奸孙永刚左右，极具正义感的父亲袁守先受此沉重一击大病一场，所幸有母亲马兆华与姐姐遐尔（林辉，反“清乡”斗争胜利后参加革命）居中调和，才未使矛盾激化，随之父子陷入“冷战”。林克奉命撤出南通城转入公开斗争时，为保护敌占区内的家人立即弃用本名袁溥，敌人有所怀疑但无证据，为此袁氏一家曾长期遭受骚扰苦不堪言。即便在如此环境下，乙种组织仍然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仅林克一人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就介绍了五名新同志入党。时任四地委秘工部部长谢克东曾如此评价乙种组织成员：“他们不畏强敌，不怕困难，不计个人的得失，不顾亲朋的误解，甚至是唾骂，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始终斗志昂扬，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献身精神和崇高品质。”[3]
1944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部（1948年9月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苏中四地委则于1944年10月反“清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将秘工部与敌工部合并组建城工部，乙种组织也随即进行了系统调整及人员调动，林克等人奉党组织指示撤离南通城。至此，反“清乡”时期建立的南通城乙种组织完成特殊使命。
随着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解放战争的形势需要，党的秘密工作重点开始转入城市，乙种组织的斗争经验及其所建立的工作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林克，在北京清华园接受家乡领导来访时回忆：“如果说，这两年多的工作对南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联系了一部分群众，留下了一部分关系。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地下党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这些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4]
乙种组织所留下的骨干迅速汇集到解放南通的革命洪流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继续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为南通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1][4]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南通乙种组织的前前后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64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3]中共南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册（1943-1983）》，1984年，第136页。
乙种组织的成立背景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同年5月，在击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的党组织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随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空前地扩大，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卷入其中。1942年1月，《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在华盛顿签署，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的抗日战争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日本为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对其在中国的占领区加紧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集中反复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并以苏中、苏南为重点进行“清乡”。
1943年初，日伪欲在苏北实现其战略企图，经过数月的精心策划，出笼了一系列“清乡”行动纲领和计划，部署和纠集共计1.5万兵力，准备对苏中（重点是南通） 地区全面实施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的“清乡”。苏中抗日形势急转直下，南通地区面临着空前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作为反“清乡”总体部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共苏中区党委的决定，南通中共秘密组织——乙种组织正式建立，且由中共苏中区第四地方委员会（简称“苏中四地委”）建立秘密工作部，专门负责领导该组织。
刚建立的乙种组织被定性为“由各级党委掌握的地域明确、层级对应的独立的秘密组织系统，以便在公开的组织不能立足时，由秘密的组织系统在严峻形势出现时发挥作用”[1]，具有“备用”性质，并根据此前中央发布的《指示》精神，将十六字方针确立为各级乙种组织的斗争方针。由此可见，乙种组织属于秘密组织系统，但又有别于普通的秘密组织，因为究其实质，这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临危受命、迅速组建而成的备用组织，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常规化的地下秘密组织。这就决定了乙种组织的特殊性、机动性和非常规性。
乙种组织的主要活动及作用
1. 运用隐蔽战线的特殊方式，拓展反“清乡”时期中共统一战线工作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并强调：“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始了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专职化格局并一直延续至今。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正式成立，同年3月20日发布《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明确各中央局、各省委及特委都要建立统战部，并明确其职责为负责调查、研究各党派、军队及少数民族情况。
1941年1月，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同年3月，随着根据地的建设和调整，中共苏北区党委改称苏中区党委，同时，苏中四地委组成。借助乙种组织，中共苏中区党委及四地委在学习贯彻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潜伏在南通城的组织成员林克（原名袁溥），利用与伪政工团团长孙永刚的师生关系，成功打入伪“清乡”组织，以统一战线思想为指导，在搜集日伪机要情报的同时，巧妙利用敌伪宣传“清乡”，借机开展党的群众工作；通过组织青年协会、戏剧歌咏团，联系青年群众，物色工作对象，自己编辑出版《纯文艺》杂志；组织排演话剧以联系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并且通过为“青艺剧社”撰写剧评，为孙永刚出版的《北极》杂志写稿，团结了一批对现实不满、向往进步的文化人。连南通主要文化阵地《江北日报》副刊也成为林克等中共党员发稿的主要平台，使敌伪宣传鼓吹的“清乡”逐渐失去了舆论基础。之后随着群众工作逐渐向店员职工方面拓展，敌占区的基层群众工作从无到有地蓬勃开展起来了。林克不仅充分利用家庭及其社会关系，走动于敌伪上层之间，了解动态，还主动向党组织建议开展社会知名人士的工作。其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正式建立不久，实施统一战线工作专职化的时间还不长，统一战线工作受战争环境影响还存在一些条件上的局限，以乙种组织这一形式在敌占区近距离、面对面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以统战工作引领情报工作，以此来配合反“清乡”斗争，是抗战期间苏中根据地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次新的突破。
2. 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为反“清乡”斗争开辟情报工作新渠道
起初，乙种组织是为防止公开组织被破坏而组建的，只是处于一个“备”的位置。因形势变化、任务变更而迅速启用后，实际承担起了分化瓦解和策反敌人，专事搜集有关“清乡”特别情报的任务。根据它在这一特殊时期肩负的特殊使命来看，是兼具了统战和情报这两大职能。
这一时期，活动在南通城的乙种组织两条线分别以中共地下党员马世和（女）、林克为首。打入伪特工实验区站的马世和想方设法得到了潜伏在抗日根据地的日伪特务名单。林克则利用伪“清乡”公署科員的身份，不仅搜集到了敌人的第二期“清乡”计划和“清乡”图，还趁工作之便将公署每月下发至各科的工作计划一期不漏地弄到手，加上每天早晚从孙永刚那里打听到的情况，将这三方面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汇总后的情报，定期通过联络点向地委汇报。马、林两线的同志各自为战又配合默契，类似发动学生捣毁全城大烟铺的行动等等，都是心照不宣遥相呼应。乙种组织以打入敌特“清乡”机构、接近敌伪上层为契机，以结交朋友打掩护，以攻心战作武器，极大地发挥了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在敌伪阵营内卓有成效地开展情报工作。从站稳脚跟、广交朋友，到获取敌人“清乡”计划的核心机密，在牢固打下统一战线工作基础的同时，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情报信息资源。乙种组织正是自觉加强了统一战线意识，并且很好地掌握了统一战线策略，才取得了情报工作的新突破。 3.不畏艰险，善于斗争，为南通解放打下重要基础
战斗在敌占区南通城的乙种组织成员，潜伏于敌伪内部，每天与“魔鬼”打交道，犹如行走于刀尖，稍有不慎便会遭遇不测。他们单线联系，孤身作战，处于复杂人际关系的漩涡，在多方力量纠缠中周旋，在面对生死考验的同时，不仅要抵御功利前程的诱惑，还要在使命与亲情爱情间进行抉择。南通城乙种组织（马线）负责人马世和，入城潜伏前就已是县委组织部长，并且还与时任四地委宣传部长洪泽确定了恋爱关系，但她还是主动请缨要求去敌占区开展地下工作。南通城乙种组织（林线）负责人林克，曾是品学兼优、被寄予厚望的南通中学高中部学生，当初从角斜办学点辍學离校时家人毫不知情，数年后突然回到南通城，不仅整日“无所事事”，还“追随”昔日老师、汉奸孙永刚左右，极具正义感的父亲袁守先受此沉重一击大病一场，所幸有母亲马兆华与姐姐遐尔（林辉，反“清乡”斗争胜利后参加革命）居中调和，才未使矛盾激化，随之父子陷入“冷战”。林克奉命撤出南通城转入公开斗争时，为保护敌占区内的家人立即弃用本名袁溥，敌人有所怀疑但无证据，为此袁氏一家曾长期遭受骚扰苦不堪言。即便在如此环境下，乙种组织仍然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仅林克一人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就介绍了五名新同志入党。时任四地委秘工部部长谢克东曾如此评价乙种组织成员：“他们不畏强敌，不怕困难，不计个人的得失，不顾亲朋的误解，甚至是唾骂，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始终斗志昂扬，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献身精神和崇高品质。”[3]
1944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部（1948年9月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苏中四地委则于1944年10月反“清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将秘工部与敌工部合并组建城工部，乙种组织也随即进行了系统调整及人员调动，林克等人奉党组织指示撤离南通城。至此，反“清乡”时期建立的南通城乙种组织完成特殊使命。
随着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解放战争的形势需要，党的秘密工作重点开始转入城市，乙种组织的斗争经验及其所建立的工作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林克，在北京清华园接受家乡领导来访时回忆：“如果说，这两年多的工作对南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联系了一部分群众，留下了一部分关系。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地下党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这些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4]
乙种组织所留下的骨干迅速汇集到解放南通的革命洪流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继续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为南通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注释与参考文献
[1][4]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南通乙种组织的前前后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64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3]中共南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册（1943-1983）》，1984年，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