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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高祖”说起
众所周知，刘邦“斩白蛇起义”，开创了两汉四百年江山。这位汉朝开国皇帝的经历很富有传奇性，与之相关的戏曲作品和民间故事也不少。其中当然有直称其名为刘邦的，但最常见的是“汉高祖”。这跟习惯上对汉代其他皇帝名号的习惯称呼一般使用其谥号，称作“汉某帝”如汉文帝、汉武帝、汉平帝的做法，显得很不一样。
“太祖”是刘邦的“庙号”，而“高皇帝”是其“谥号”。班固在《汉书·景帝纪》里记载，丞相申屠嘉等人上书汉景帝：“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这就在历史上首次为汉高祖的祭祀专庙命名为“太祖之庙”，同时为汉文帝的祭祀专庙命名为“太宗之庙”。由此可见，刘邦的庙号是“太祖”而非“高祖”。
那么，什么是庙号呢？中国古代的帝王死后，必须在专门的祭祀之庙或在太廟里立室奉祀，在奉祀时不能直接称名，而必须特别追上一个称号，这就是庙号。由于庙号是皇帝死后由礼官和大臣根据其在皇族中的世系和功绩议定的，一般在皇帝生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也有个别例外）。
庙号的起源，至今还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庙号是从汉代才开始使用的（所以刘邦是第一位拥有庙号的皇帝）。但是也有人考证，殷商时期的帝王最早使用了庙号，如商王太甲称“太宗”，太戊称“中宗”，武丁则称“高宗”。只不过后来的周、秦两代不再使用，而是到了汉代才算是恢复了庙号的使用。
到底什么人配称“祖”“宗”
相比庙号的起始年代的糊涂账，庙号所用的“祖”“宗”二字的出处倒是清楚许多。儒家经典《礼记》明确写着：“祖有功，宗有德。”然而，怎么叫“功”，何者又谓“德”，这二字究竟该怎么理解，各人看法也不相同。
东汉末期的学者应劭提出，“始取天下者曰祖，始治天下者曰宗”。“取天下”与“治天下”当然是“功”与“德”，但加上一个“始”字之后，似乎一朝一代最多也只能容下“一祖一宗”了，即便在当时，这也不符合汉代的实际情况（刘邦庙号“太祖”，刘秀庙号“世祖”，两汉的“宗”更多）。
所以，后世唐代的颜师古就直截了当地说，应劭的说法是错的（“应说非也”）。但是他对应劭对“祖”的解释意见不大，而只认为“宗”不是“始治天下”而是“有德可尊”的意思。这样一来，一个朝代，就不必只限一“宗”了。
无论“祖”“宗”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庙号总归与皇家的宗庙有关。在古代，太庙中受祭祀的帝王祖先的数量是有限制的，周制有“天子七庙”，即太庙中同时受后世祭祀的祖先只能有七个。这七个祖先是最早的开国远祖和最近的六代祖先，合称七庙。正是由于庙的容量有限，不是每一个皇帝死后都能享此殊荣，只有生前建有丰功伟绩的君主，其神主牌位才能够进入太庙立室奉祀。
西汉十二帝只有四位皇帝有庙号，东汉十三帝也只有七个皇帝有庙号，其原因盖出于此。
“太祖”要比“高祖”多
自从汉代确立庙号之制以来，历朝历代大体继承，直到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辛亥革命后宣布退位，光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拥有庙号的封建帝王（清德宗）。
在庙号的“祖”“宗”之中，显而易见“祖”的评判标准要清晰一些。毕竟开国就是最大的功绩，没有臣子敢对此持有异议。开国皇帝的庙号一般是“太祖”或“高祖”。称“太祖”者如宋太祖（赵匡胤）、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元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努尔哈赤）。称“高祖”者为数较少，但也有如唐高祖（李渊）与五代后晋高祖（石敬瑭）等几个例子。在“祖”中，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世祖”。
建立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是最早的一位“世祖”。从他的例子看，“世祖”虽然不是王朝的缔造者，但往往“另开统绪”，在王朝中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所以后世元、清两代都有一位“世祖”。元世祖忽必烈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孙子，在他的统治下，蒙古汗国正式将国号定为“大元”，进而灭亡南宋统一中国。无独有偶，清世祖（顺治皇帝）福临也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孙子，虽然改国号为“清”是其父清太宗（皇太极）的手笔，但清兵进关“定鼎燕京”后，福临专门在北京城里重新举行了登基仪式，象征清朝从此承接中华正统。由于忽必烈与福临两人有“二次开国”之功，故而也都被称为“世祖”了。
另外有一些人，生前没有当过皇帝，但是托后世子孙的福，也进了太庙成了“某某祖”。比如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庙号只是“世祖”，原因就在于他把“高祖”让给了爷爷司马懿，“太祖”让给了父亲司马昭。虽然司马懿父子自从“高平陵政变”消灭了曹爽势力后的确执掌了曹魏的权柄，但到底在法理上不是皇帝（司马昭称晋王）。这种追尊没当过皇帝的祖先为“祖”的风气在后世愈演愈烈。
“一朝三祖”为哪般
实际上，帝制发展到清代，皇权登峰造极，庙号在本质上已经沦为吹捧前代皇帝的工具，以致出现了“一朝三祖”的奇观。曹魏有“三祖”，但其中的曹操是追尊，在世时并未称帝，因此实际上只有魏文帝（曹丕）与魏明帝（曹叡）两位皇帝称“祖”。反观清代，迁都北京不久，就追尊顺治帝的八世祖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五世祖福满为兴祖直皇帝、高祖昌安为景祖翼皇帝、曾祖塔克世为显祖宣皇帝。要是算上这几位没当过皇帝的祖先，那就是不是“一朝三祖”而是“一朝七祖”了。
考察清朝当过皇帝的“三祖”，分别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世祖福临与清圣祖玄烨。其中最为奇特的就是清圣祖，人们更加熟悉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呼，康熙皇帝。
算起来，康熙皇帝已经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第四位君主了，而且他的爷爷皇太极已经称为“太宗”，后嗣君主自然也应该循例称“宗”，父亲福临称为“世祖”尚有情可原，康熙帝凭什么称“祖”呢？因此，在位六十一年的玄烨驾崩之后，总理事务王大臣、内阁礼部、翰林院奏请继位的雍正皇帝确定庙号的时候，就拟称“宗”。但事情偏偏出乎意料，雍正皇帝虽然承认皇考（康熙皇帝）“本应称宗”，但借口康熙帝功绩超群，“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则为开创”，所以“宜崇祖号”。当朝皇帝既然已经有了授意，诸王贝勒、文武大臣一阵忙碌以后，确定康熙帝的庙号为“圣祖”。 这就有些吓人了。康熙皇帝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收复雅克萨，击退噶尔丹，无疑是位雄才大略的帝王。问题在于，此前“圣祖”这个庙号只用过两次，一次是西南一隅的大理（在今云南）统治者郑买嗣，小国寡民固无足道。另一次是北宋的宋真宗，追尊赵公明（民间传说中的财神爷）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上帝”，这更是天上神仙的尊号，与人间无涉了。“圣”这个字眼，来自《尚书》里的“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作为最贤明的君主的称颂之词。在清代之前，就连用过“圣宗”庙号的也只有辽圣宗耶律隆绪一人，何况“圣祖”？康熙皇帝的功绩果真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么？
从表面上看，清代庙号的“三祖”到此为止告一段落。从雍正皇帝（清世宗）开始，所有清帝的庙号都变成了“宗”，也算是回归了常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清朝差一点就出现了第四位“祖”，這就是有清一代（包括前身后金）第六位最高统治者，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皇帝御宇时间为中国历代皇帝之最（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再加三年掌握实权的“太上皇”），虽好大喜功，但其文治武功也堪称卓著，几与祖父康熙帝相埒。所以当嗣君嘉庆皇帝亲政以后，起初也准备依样画葫芦，为乾隆爷送上一个“祖”的庙号。就连借口用词找得都跟康熙皇帝差不多，一样都是“继统绪则为守成，论功业则兼开创，自宜崇称祖号”。好在乾隆皇帝生前曾面谕军机大臣，自己“万年之后”，庙号称“宗”，才算终结了这个一代拍一代马屁的恶性循环。于是，清廷按照“肇纪立极曰高”的说法，将乾隆皇帝的庙号定为“高宗”。
嘉庆皇帝在确定“高宗”庙号时同时宣布乾隆皇帝的神主牌位“百世不祧”。毕竟太庙空间有限，所以除始祖外的神主，凡辈分远的要依次迁入祧庙中合祭;只有建立不朽功业的祖先永不迁移，叫作“百世不祧”。从太祖努尔哈赤到高宗弘历，清朝的前六代皇帝统统享受了“百世不祧”的待遇，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惯性，后世君主即便明知先君不愿意，也只能这么干了。比如道光皇帝在位期间遭遇了鸦片战争的惨败，连自己都觉得“朕万年后，断不可行祔庙之礼”。结果驾崩之后，曾国藩（当时任吏部侍郎）带头跳出来反对，认为道光帝“功德之弥纶，又当与列祖列宗，同为百世不祧之室”。结果，道光帝还是成了“百世不祧”的“清宣宗”。不难想见，之后的咸丰帝、同治帝、光绪帝三朝也是如法炮制，个个都是“百世不祧”。幸而宣统帝在1912年宣告逊位，这才终结了有朝一日太庙会摆不下历代“百世不祧”的清帝牌位这一难题——顺便也终结了已然彻底变味的庙号制度。
（摘自《视野》）
众所周知，刘邦“斩白蛇起义”，开创了两汉四百年江山。这位汉朝开国皇帝的经历很富有传奇性，与之相关的戏曲作品和民间故事也不少。其中当然有直称其名为刘邦的，但最常见的是“汉高祖”。这跟习惯上对汉代其他皇帝名号的习惯称呼一般使用其谥号，称作“汉某帝”如汉文帝、汉武帝、汉平帝的做法，显得很不一样。
“太祖”是刘邦的“庙号”，而“高皇帝”是其“谥号”。班固在《汉书·景帝纪》里记载，丞相申屠嘉等人上书汉景帝：“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这就在历史上首次为汉高祖的祭祀专庙命名为“太祖之庙”，同时为汉文帝的祭祀专庙命名为“太宗之庙”。由此可见，刘邦的庙号是“太祖”而非“高祖”。
那么，什么是庙号呢？中国古代的帝王死后，必须在专门的祭祀之庙或在太廟里立室奉祀，在奉祀时不能直接称名，而必须特别追上一个称号，这就是庙号。由于庙号是皇帝死后由礼官和大臣根据其在皇族中的世系和功绩议定的，一般在皇帝生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也有个别例外）。
庙号的起源，至今还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庙号是从汉代才开始使用的（所以刘邦是第一位拥有庙号的皇帝）。但是也有人考证，殷商时期的帝王最早使用了庙号，如商王太甲称“太宗”，太戊称“中宗”，武丁则称“高宗”。只不过后来的周、秦两代不再使用，而是到了汉代才算是恢复了庙号的使用。
到底什么人配称“祖”“宗”
相比庙号的起始年代的糊涂账，庙号所用的“祖”“宗”二字的出处倒是清楚许多。儒家经典《礼记》明确写着：“祖有功，宗有德。”然而，怎么叫“功”，何者又谓“德”，这二字究竟该怎么理解，各人看法也不相同。
东汉末期的学者应劭提出，“始取天下者曰祖，始治天下者曰宗”。“取天下”与“治天下”当然是“功”与“德”，但加上一个“始”字之后，似乎一朝一代最多也只能容下“一祖一宗”了，即便在当时，这也不符合汉代的实际情况（刘邦庙号“太祖”，刘秀庙号“世祖”，两汉的“宗”更多）。
所以，后世唐代的颜师古就直截了当地说，应劭的说法是错的（“应说非也”）。但是他对应劭对“祖”的解释意见不大，而只认为“宗”不是“始治天下”而是“有德可尊”的意思。这样一来，一个朝代，就不必只限一“宗”了。
无论“祖”“宗”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庙号总归与皇家的宗庙有关。在古代，太庙中受祭祀的帝王祖先的数量是有限制的，周制有“天子七庙”，即太庙中同时受后世祭祀的祖先只能有七个。这七个祖先是最早的开国远祖和最近的六代祖先，合称七庙。正是由于庙的容量有限，不是每一个皇帝死后都能享此殊荣，只有生前建有丰功伟绩的君主，其神主牌位才能够进入太庙立室奉祀。
西汉十二帝只有四位皇帝有庙号，东汉十三帝也只有七个皇帝有庙号，其原因盖出于此。
“太祖”要比“高祖”多
自从汉代确立庙号之制以来，历朝历代大体继承，直到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辛亥革命后宣布退位，光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拥有庙号的封建帝王（清德宗）。
在庙号的“祖”“宗”之中，显而易见“祖”的评判标准要清晰一些。毕竟开国就是最大的功绩，没有臣子敢对此持有异议。开国皇帝的庙号一般是“太祖”或“高祖”。称“太祖”者如宋太祖（赵匡胤）、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元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努尔哈赤）。称“高祖”者为数较少，但也有如唐高祖（李渊）与五代后晋高祖（石敬瑭）等几个例子。在“祖”中，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世祖”。
建立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是最早的一位“世祖”。从他的例子看，“世祖”虽然不是王朝的缔造者，但往往“另开统绪”，在王朝中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所以后世元、清两代都有一位“世祖”。元世祖忽必烈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孙子，在他的统治下，蒙古汗国正式将国号定为“大元”，进而灭亡南宋统一中国。无独有偶，清世祖（顺治皇帝）福临也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孙子，虽然改国号为“清”是其父清太宗（皇太极）的手笔，但清兵进关“定鼎燕京”后，福临专门在北京城里重新举行了登基仪式，象征清朝从此承接中华正统。由于忽必烈与福临两人有“二次开国”之功，故而也都被称为“世祖”了。
另外有一些人，生前没有当过皇帝，但是托后世子孙的福，也进了太庙成了“某某祖”。比如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庙号只是“世祖”，原因就在于他把“高祖”让给了爷爷司马懿，“太祖”让给了父亲司马昭。虽然司马懿父子自从“高平陵政变”消灭了曹爽势力后的确执掌了曹魏的权柄，但到底在法理上不是皇帝（司马昭称晋王）。这种追尊没当过皇帝的祖先为“祖”的风气在后世愈演愈烈。
“一朝三祖”为哪般
实际上，帝制发展到清代，皇权登峰造极，庙号在本质上已经沦为吹捧前代皇帝的工具，以致出现了“一朝三祖”的奇观。曹魏有“三祖”，但其中的曹操是追尊，在世时并未称帝，因此实际上只有魏文帝（曹丕）与魏明帝（曹叡）两位皇帝称“祖”。反观清代，迁都北京不久，就追尊顺治帝的八世祖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五世祖福满为兴祖直皇帝、高祖昌安为景祖翼皇帝、曾祖塔克世为显祖宣皇帝。要是算上这几位没当过皇帝的祖先，那就是不是“一朝三祖”而是“一朝七祖”了。
考察清朝当过皇帝的“三祖”，分别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世祖福临与清圣祖玄烨。其中最为奇特的就是清圣祖，人们更加熟悉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呼，康熙皇帝。
算起来，康熙皇帝已经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第四位君主了，而且他的爷爷皇太极已经称为“太宗”，后嗣君主自然也应该循例称“宗”，父亲福临称为“世祖”尚有情可原，康熙帝凭什么称“祖”呢？因此，在位六十一年的玄烨驾崩之后，总理事务王大臣、内阁礼部、翰林院奏请继位的雍正皇帝确定庙号的时候，就拟称“宗”。但事情偏偏出乎意料，雍正皇帝虽然承认皇考（康熙皇帝）“本应称宗”，但借口康熙帝功绩超群，“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则为开创”，所以“宜崇祖号”。当朝皇帝既然已经有了授意，诸王贝勒、文武大臣一阵忙碌以后，确定康熙帝的庙号为“圣祖”。 这就有些吓人了。康熙皇帝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收复雅克萨，击退噶尔丹，无疑是位雄才大略的帝王。问题在于，此前“圣祖”这个庙号只用过两次，一次是西南一隅的大理（在今云南）统治者郑买嗣，小国寡民固无足道。另一次是北宋的宋真宗，追尊赵公明（民间传说中的财神爷）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上帝”，这更是天上神仙的尊号，与人间无涉了。“圣”这个字眼，来自《尚书》里的“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作为最贤明的君主的称颂之词。在清代之前，就连用过“圣宗”庙号的也只有辽圣宗耶律隆绪一人，何况“圣祖”？康熙皇帝的功绩果真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么？
从表面上看，清代庙号的“三祖”到此为止告一段落。从雍正皇帝（清世宗）开始，所有清帝的庙号都变成了“宗”，也算是回归了常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清朝差一点就出现了第四位“祖”，這就是有清一代（包括前身后金）第六位最高统治者，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皇帝御宇时间为中国历代皇帝之最（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再加三年掌握实权的“太上皇”），虽好大喜功，但其文治武功也堪称卓著，几与祖父康熙帝相埒。所以当嗣君嘉庆皇帝亲政以后，起初也准备依样画葫芦，为乾隆爷送上一个“祖”的庙号。就连借口用词找得都跟康熙皇帝差不多，一样都是“继统绪则为守成，论功业则兼开创，自宜崇称祖号”。好在乾隆皇帝生前曾面谕军机大臣，自己“万年之后”，庙号称“宗”，才算终结了这个一代拍一代马屁的恶性循环。于是，清廷按照“肇纪立极曰高”的说法，将乾隆皇帝的庙号定为“高宗”。
嘉庆皇帝在确定“高宗”庙号时同时宣布乾隆皇帝的神主牌位“百世不祧”。毕竟太庙空间有限，所以除始祖外的神主，凡辈分远的要依次迁入祧庙中合祭;只有建立不朽功业的祖先永不迁移，叫作“百世不祧”。从太祖努尔哈赤到高宗弘历，清朝的前六代皇帝统统享受了“百世不祧”的待遇，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惯性，后世君主即便明知先君不愿意，也只能这么干了。比如道光皇帝在位期间遭遇了鸦片战争的惨败，连自己都觉得“朕万年后，断不可行祔庙之礼”。结果驾崩之后，曾国藩（当时任吏部侍郎）带头跳出来反对，认为道光帝“功德之弥纶，又当与列祖列宗，同为百世不祧之室”。结果，道光帝还是成了“百世不祧”的“清宣宗”。不难想见，之后的咸丰帝、同治帝、光绪帝三朝也是如法炮制，个个都是“百世不祧”。幸而宣统帝在1912年宣告逊位，这才终结了有朝一日太庙会摆不下历代“百世不祧”的清帝牌位这一难题——顺便也终结了已然彻底变味的庙号制度。
（摘自《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