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已经过去６０多年了。人们在回顾那段历史时，往往着眼于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等方面，很少涉及日本的文化侵略政策。人们普遍不知道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还有一支“以笔为枪”的特殊侵略部队——“笔部队”。他们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集团从事“对华宣传战”的主力军，正是他们炮制的大量侵华文艺作品，在侵华战场上，发挥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
　　
　　“枪部队”所不能替代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集团实施了“文化界总动员”，军部也在全军设置了军事报道部，统筹和扩大对华宣传战。当时的日本文化界人士发挥了非同一般的政治自觉性。吉川英治等一批作家率先作为报社和杂志社的特派员，来到中国战场，向日本国内做“战地报道”。当吉川英治等人名声鹊起之后，众多文化界人士对加入“笔部队”如苍蝇逐臭，趋之若鹜。有人直接应征入伍，成为残暴的日军中的一员；有人作为随军记者和作家开往中国前线，炮制所谓的“战时报道”和“战争文学”；更多的人则加入各种军国主义文化和宣传组织，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在炮制侵华文艺作品时，一方面煽动战争狂热，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宣扬侵略有理；另一方面鼓吹“大东亚共荣共存”，宣扬“日中亲善”，共同反对所谓的“美英帝国主义”。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更是模仿德国法西斯军队中的宣传部队体制，蛊惑更多的作家、画家、新闻记者、电影工作者、印刷工人、翻译等加入“笔部队”，并南下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地。
　　目前在中国各地陆续发现了由日本陆军美术协会发行的表现日军在中国进行战争的画册——《圣战美术》。这些图画均出自日本陆军派遣画家及陆军报导员之手。在广州中山图书馆就收藏有这样一幅漫画宣传画——画着一位“汪先生（汪精卫）”双手撑着一座桥，而中日两国“国民”在桥上走。漫画附注文字为：“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件勃发以来，现在已经过三个年头了。中日两国间竟然发生了这个事件，实在是悲痛不过的事。可是，我们不要单单断定这是一个不幸的事。怎么说呢？因为这事件，可以从仇敌关系，转移到善邻友好关系。它的功用，就和一座桥同样，由这事件，中日新的亲善的关系，就从此发生，就这样的意义看来，七月七日岂不是中日两国国民最有意义最可纪念的日子吗？”由此可见“笔部队”是如何费尽心机地颠倒黑白，宣扬侵略有理的。
　　
　　创作内容受严密监控
　　
　　日本对“笔部队”的报道和创作活动的控制极为严密。日本军方规定，来华报道的目的主要是向国民报道日军官兵的“英勇奋战”和占领区内“欣欣向荣”的状况。在日本军方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下，日军的战争报道只能“报喜不报忧”。只有通篇充斥着“胜利！胜利！”字样的报道不必通过检查，在新闻稿件中连“士兵”二字都不准使用，一定要写“勇士”，而且绝对不允许如实报道日军的负面消息。
　　“笔部队”中也偶有良知未泯、直面事实的“不识时务者”。在初期特派作家中，作家石川达三在中篇小说《活着的士兵》中，生动地描写了一支进攻南京的部队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做的事实。他天真地希望通过这篇纪实性很强的小说“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社会”。但其作品在日本《中央公论》１９３８年３月号上发表后，石川达三当即遭到逮捕，理由是“描写皇军士兵杀害、掠夺平民，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宁秩序。”这一事件在日本当时的作家和读者群中造成了强烈的震动，也促使日本军部进一步强化舆论管制，全面干预作家的创作。
　　相比之下，扭曲人格、曲意逢迎军方要求的作家则如过江之鲫，火野苇平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１９３７年，文学青年火野苇平是握着父亲的军刀来中国的。在他从中国写给自己孩子的信中说：“爸爸就要杀那些支那人了。爸爸使用那把爷爷给的日本刀……等我把敌人的青龙刀和钢盔带回去给你做礼物好吗？”他在１９３８年以《粪尿谈》而获得日本文学大奖“芥川奖”后，就被军部调到陆军报道班。此后，他创作的《麦子与士兵》、《土地与士兵》、《花朵与士兵》三部作品，就因为替日军的侵略行为辩护而获得了“朝日新闻文化奖”、“福冈日日新闻奖”，成为天皇最赏识的御用作家和“笔部队”中最突出的成员。日本军部甚至表彰他为“国民英雄”。
　　
　　手段毒辣，贻害深远
　　
　　“笔部队”所进行的宣传战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贻害甚大，不仅使日本国内长期笼罩在“武运长久”的毒化气氛中，而且也确实摧毁了一些中国人的抵抗意志。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笔部队”在华的活动一度达到顶峰。汪伪傀儡政权企图配合“笔部队”通过组织“决战生活日”等定期活动以及各种报告会、宣传会、座谈会，宣传所谓“中日一体、亲睦敦和、精诚团结”的论调。这些歪理邪说在对中国人民进行“宣传战”方面起到了日本主子单方面宣传所不可企及的恶劣作用。
　　“笔部队”还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文化界的重要人物进行歪曲利用和拉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作家太宰治应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创作《惜别》一剧，歪曲中国的民族魂鲁迅先生与日本友人的密切关系，用这种关系来阐释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存共荣”政策。佐藤春夫则写下了小说《亚细亚之子》，用虚构事实的方式颠覆郭沫若（曾经在日本留学并与日本女人通婚）的抗日爱国行动，荒谬地将郭沫若拉入战时日本的意识形态之中。而文化名人周作人，就是因为受“笔部队”及其军方后盾的软硬兼施，而做了汪伪傀儡政权的“教育督办”。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后，周作人四处宣扬，“现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针，是以亲仁善邻为主旨”，“更要对国民随时晓谕共产制度的绝对不适宜于中国，藉以肃正民众的思想，完成民众的心理建设”，“总之，藉着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圆满达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种目的”，“这是教育在当前中日两国百年大计所负的重要使命”。一代文化名人晚节不保，成为了日本“笔部队”宣传“日中亲善”论的最佳工具。
　　此外，“笔部队”还积极控制舆论工具，封锁消息、隐瞒真相，蒙蔽中国人民。他们还通过电影、戏曲、音乐等媒体，传播军国主义思想和黄色下流的精神鸦片，麻醉和腐蚀中国人民的反日斗志。日本全面侵华以及对美宣战后，日本方面掌握了占领区内的全部电影业资源，拍摄了一大批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的电影，如《圣战》、《战友之歌》、《东亚的黎明》等等。“笔部队”还动用了一批中国演员拍摄了反映中国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禁烟事迹的《万世流芳》一片，妄图笼络中国民心，借中国人民反对美英帝国主义的情绪来宣传“日中亲善”。而当时最为曲折离奇的故事则是——身为日本人的山口淑子，因为从小生活在中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于是假冒中国人，取名李香兰，凭借着惊人的美貌与艺术才能在中国电影音乐界大红大紫。李香兰所唱的流行曲“夜来香”风靡一时，她还参与演出了日本拍摄的《支那之夜》、《战争之街》和《白兰之歌》等影片。在“笔部队”的策划下，李香兰扮演了中国演艺界人士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领头羊角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