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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面临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压力、收入分配改革阻力及人口老龄化提前等问题，应把社区治理与服务提升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不断创新模式，以开放姿态广纳良策，协调部门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推进社区治理与服务绿色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红利。
社区是社会的基础细胞，在服务人民群众中发挥着平台和载体作用，社区治理与服务无疑是其最重要的内容。多年来，在中共中央重视、政府部门协力和各界关注下，我国社区治理不断完善，社区服务较快发展，体系建设已见成效，但相比民众的需求和发达国家的水平，总体仍处于初级阶段，治理水平较低、主体较少，服务供给不足、分布不均，提升的潜力巨大，发展任务也十分紧迫。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为衡量改革发展成效的最好标尺。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来自城镇治理和服务能力的提升，来自农业转移人口“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的落到实处，来自民众困有所助、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业有所成、乏有所供的切身感受。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促进社区治理与服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利于惠民生，是广纳民意、改善民生的“晴雨表”。社区治理与服务贴近民众，通过搭建平台、畅通渠道，可向居民问需、问情、问计、问绩，快速准确把握社情民意。相比大数据采集网络舆情，社区服务获得的民意更加真实理性，成为辅助决策、对接需求可靠的信息来源，政府、社会和市场积极响应、改善服务，显著增强居民幸福感，营造社会和谐氛围。
二是利于调结构，是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的“催化剂”。在新型城镇化不断扩大社区面积、推升社区档次、拓展服务消费新空间的同时，随着公共信息平台构建和“ 互联网”潮流到来，小而散的社区服务被物业、金融、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企业视为极具潜力的市场，以信息化、规模化、智能化为方向，催生“O2O”、“社区金融”等快速发展，不断释放需求、丰富供给，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助力实现人的城镇化目标。
三是利于促改革，完善社会治理的“助推器”。在新形势、新需求和新技术的倒逼下，以往不少行之有效的治理和服务理念、制度、措施越来越难完全适应社区发展的要求。不少社区组织不同程度地边缘化，公信力、凝聚力不足，迫切需要贯彻中共十八大关于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与服务、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要求，以提升效能为目标推动基层改革和职能转变，厘清权责边界，加快治理方式改进，促进服务模式创新。
四是利于防风险，是维护稳定、化解矛盾的“减震器”。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作为社会的“细胞”，利益格局变化、人口流动加快、社会阶层分化等带来的冲突现象反映在社会，风口浪尖常常涌现在社区，各种矛盾在此发源、积累、交汇、爆发，都需将基层社区作为稳固民心的主阵地，以完善治理改进服务的方式及时发现、有力疏导、源头化解。
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面临现代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资源布局和收入分配调整等问题时，普遍将加强社区建设、增强社区功能作为应对挑战的突破口之一。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面临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压力、收入分配改革阻力及人口老龄化提前等问题，应把社区治理与服务提升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不断创新模式，以开放姿态广纳良策，协调部门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推进社区治理与服务绿色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红利。
一是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体制。完善治理机制、理顺治理结构，是发挥社区平台载体作用的首要前提。因此，如何对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定位，把社区减负放权落到实处，能否通过改革街道管理体制、完善社区工作准入和清单制度、改进考核评价机制等方式理顺街道和社区的权责关系；如何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和矛盾着眼，探索形成政社协商共治、“三社联动”的良好局面，增强社区工作者的群众工作能力，培养居民有序参与的素质和能力，汲取古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中的传统文化精华，等等，许多问题需要从体制、机制和法律制度层面深入探讨。
二是界定和规范政府提供的社区服务。划清政府、社会、市场服务的边界已成共识，但如何迈出关键的第一步，能否克服政府在社区服务中“一供应百需”、全能却低效的工作倾向，真正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明确向社会市场购买服务的内容、程序和评价监督机制，避免重蹈部分领域一提政府重视就变为简单的增加投入、下派指标、乱撒胡椒面这样的旧辙；如何进一步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和作风，归并条线推广“一门一站一网式”服务；如何破除部门壁垒协调步调，确保各项政策尽快落实；如何提升治理服务的信息化水平，整合资源构建社区综合信息平台体系；如何加快社区公共、志愿和便民服务跨部门的标准体系建设，等等，需在各地实践的基础上认真总结。
三是打造利于社会组织生长的环境。蓬勃发展的社会组织应是未来社区治理与服务的主力，但如何明确身份，分类配套扶持政策；如何建立培育监管长效机制，增强独立性，避免应景而生、温室培育，重政府要求轻居民需求，服务同质化、管理行政化、目标短期化等问题；如何提升社会形象市场价值、完善税收政策、加快诚信体系建设，引导各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如何完善社会工作者的培训、招录、岗位、职称和薪酬制度，提升社会认知度；如何培育居民自助互助的意识、形成志愿服务的氛围，等等，都迫切需要找准对策。
四是清除市场化社区服务发展的障碍。社区服务业覆盖广、需求大、增速快，成为服务业发展中的亮点。那么，能否将其提升到宜居城市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层面，明确主管部门、发展战略和监管机制；如何从规划修编、设施配套等方面，立足居民需求为常见业态留出空间；能否为具有需求大但起步慢、带有准公共性质、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创业等特点的服务业，如废弃资源回收、医养幼托等产业通过税收优惠、探索PPP模式等方式扶持；能否建设跨部门的社区数据开放平台，为社区“ 互联网”相关业态转型升级扩大空间；能否制定专门的统计指标，等等，都亟待仔细研究分类解决。
此外，如何更具针对性地推进农村社区治理与服务，也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以上问题，仅是社区治理与服务宏大主题下的一部分。
（作者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社区是社会的基础细胞，在服务人民群众中发挥着平台和载体作用，社区治理与服务无疑是其最重要的内容。多年来，在中共中央重视、政府部门协力和各界关注下，我国社区治理不断完善，社区服务较快发展，体系建设已见成效，但相比民众的需求和发达国家的水平，总体仍处于初级阶段，治理水平较低、主体较少，服务供给不足、分布不均，提升的潜力巨大，发展任务也十分紧迫。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为衡量改革发展成效的最好标尺。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来自城镇治理和服务能力的提升，来自农业转移人口“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的落到实处，来自民众困有所助、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业有所成、乏有所供的切身感受。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促进社区治理与服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利于惠民生，是广纳民意、改善民生的“晴雨表”。社区治理与服务贴近民众，通过搭建平台、畅通渠道，可向居民问需、问情、问计、问绩，快速准确把握社情民意。相比大数据采集网络舆情，社区服务获得的民意更加真实理性，成为辅助决策、对接需求可靠的信息来源，政府、社会和市场积极响应、改善服务，显著增强居民幸福感，营造社会和谐氛围。
二是利于调结构，是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的“催化剂”。在新型城镇化不断扩大社区面积、推升社区档次、拓展服务消费新空间的同时，随着公共信息平台构建和“ 互联网”潮流到来，小而散的社区服务被物业、金融、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企业视为极具潜力的市场，以信息化、规模化、智能化为方向，催生“O2O”、“社区金融”等快速发展，不断释放需求、丰富供给，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助力实现人的城镇化目标。
三是利于促改革，完善社会治理的“助推器”。在新形势、新需求和新技术的倒逼下，以往不少行之有效的治理和服务理念、制度、措施越来越难完全适应社区发展的要求。不少社区组织不同程度地边缘化，公信力、凝聚力不足，迫切需要贯彻中共十八大关于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与服务、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要求，以提升效能为目标推动基层改革和职能转变，厘清权责边界，加快治理方式改进，促进服务模式创新。
四是利于防风险，是维护稳定、化解矛盾的“减震器”。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作为社会的“细胞”，利益格局变化、人口流动加快、社会阶层分化等带来的冲突现象反映在社会，风口浪尖常常涌现在社区，各种矛盾在此发源、积累、交汇、爆发，都需将基层社区作为稳固民心的主阵地，以完善治理改进服务的方式及时发现、有力疏导、源头化解。
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面临现代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资源布局和收入分配调整等问题时，普遍将加强社区建设、增强社区功能作为应对挑战的突破口之一。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面临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压力、收入分配改革阻力及人口老龄化提前等问题，应把社区治理与服务提升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不断创新模式，以开放姿态广纳良策，协调部门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推进社区治理与服务绿色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红利。
一是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体制。完善治理机制、理顺治理结构，是发挥社区平台载体作用的首要前提。因此，如何对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定位，把社区减负放权落到实处，能否通过改革街道管理体制、完善社区工作准入和清单制度、改进考核评价机制等方式理顺街道和社区的权责关系；如何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和矛盾着眼，探索形成政社协商共治、“三社联动”的良好局面，增强社区工作者的群众工作能力，培养居民有序参与的素质和能力，汲取古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中的传统文化精华，等等，许多问题需要从体制、机制和法律制度层面深入探讨。
二是界定和规范政府提供的社区服务。划清政府、社会、市场服务的边界已成共识，但如何迈出关键的第一步，能否克服政府在社区服务中“一供应百需”、全能却低效的工作倾向，真正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明确向社会市场购买服务的内容、程序和评价监督机制，避免重蹈部分领域一提政府重视就变为简单的增加投入、下派指标、乱撒胡椒面这样的旧辙；如何进一步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和作风，归并条线推广“一门一站一网式”服务；如何破除部门壁垒协调步调，确保各项政策尽快落实；如何提升治理服务的信息化水平，整合资源构建社区综合信息平台体系；如何加快社区公共、志愿和便民服务跨部门的标准体系建设，等等，需在各地实践的基础上认真总结。
三是打造利于社会组织生长的环境。蓬勃发展的社会组织应是未来社区治理与服务的主力，但如何明确身份，分类配套扶持政策；如何建立培育监管长效机制，增强独立性，避免应景而生、温室培育，重政府要求轻居民需求，服务同质化、管理行政化、目标短期化等问题；如何提升社会形象市场价值、完善税收政策、加快诚信体系建设，引导各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如何完善社会工作者的培训、招录、岗位、职称和薪酬制度，提升社会认知度；如何培育居民自助互助的意识、形成志愿服务的氛围，等等，都迫切需要找准对策。
四是清除市场化社区服务发展的障碍。社区服务业覆盖广、需求大、增速快，成为服务业发展中的亮点。那么，能否将其提升到宜居城市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层面，明确主管部门、发展战略和监管机制；如何从规划修编、设施配套等方面，立足居民需求为常见业态留出空间；能否为具有需求大但起步慢、带有准公共性质、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创业等特点的服务业，如废弃资源回收、医养幼托等产业通过税收优惠、探索PPP模式等方式扶持；能否建设跨部门的社区数据开放平台，为社区“ 互联网”相关业态转型升级扩大空间；能否制定专门的统计指标，等等，都亟待仔细研究分类解决。
此外，如何更具针对性地推进农村社区治理与服务，也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以上问题，仅是社区治理与服务宏大主题下的一部分。
（作者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