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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行动中，活跃着一支由中国雇佣军组成的“华勇营”，
尤其是英军中的华勇营更是赢得了西方舆论的高度评价，在西方军史界“声名显赫”。
“无论将来如何，谈及华勇营的积极战斗精神时，他们当然会拥有勇敢无畏的口碑。”
—《泰晤士报》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一个雕刻着龙的图案的军用皮带扣，默默沉睡在德国柏林的帝国军事博物馆里，时间使它蒙上了一层细腻的灰尘，但遮不住它的故事。这是一件特殊文物：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行动的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中国雇佣军“华勇连”正装备着这样的皮带。
德军在远东特遣队中设立“华勇连”之前，就已经于1899年在其殖民地青岛的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中建立了“华勇连”。德国王子海因里希当年巡视青岛时，对这支中国连队十分看重；负责在第三营中组建华人连的冯·法尔肯海上尉，曾担任过清军顾问，并参与过威海卫英军华勇营的组建工作。
华勇部队由英国编制。设立华勇营建制，是英国人在威海卫的创举。据英国外交档案记载，英国强租威海卫作为海军的远东基地后，其陆防相当空虚。当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国的陆军力量，而且，与荷兰后裔“布尔人”在南非争夺殖民地的战斗动用了大量军力，连澳大利亚等殖民地也专门征召军队前往南非。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决定把他们在印度的经验搬到中国，组建雇佣军担负威海卫的防务。此举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对。英国人辩称这是一支警察部队，维护治安而已，不用于租借地以外的军事行动，从而蒙混过关。
有意思的是，多年后，当八国联军交还天津时，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在此驻军，袁世凯既要遵守条约，又不能放任津门只有外国驻军，应对之策就是将北洋一部改造成警察部队，钻了《辛丑条约》的空子，堂而皇之地进驻了天津，解决了国防与外交的一大难题。1898年11月，从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后，英国陆军部就开始在威海卫正式组建华勇营。
英国人显然没料到军人在中国社会中的低下地位。这个古老国家历来就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何况穿洋衣、扛洋枪、出洋操、出洋相。所以直到1899年初都没有一人应征，到1899年3月才招募到了10名士兵。德国人的遭遇也类似。1899年的9月和10月，德国人在青岛为华勇连征兵，但200多个报名的人当中，可用的只有大约70人，历尽艰难才达到了120名步兵和20名骑兵的规模。
随后，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发现，他们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这些农民士兵的散漫。据英军的资料，华勇营士兵的父母经常会来驻地把他们带回去，“这些士兵们似乎没有个人主见”，开小差、退伍现象很普遍。德国华勇连也一样，逃兵不断，而且扰民事件时有发生，德国人自己评价：“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起了伤害作用。”
比德国人明智的是，英国人随后又调整了策略，发动“高饷”攻势，将招募对象由单纯的农民转向了清军的退役官兵，成效显著。“没有家庭牵累，随时能为金钱卖命”，这些穿上洋装的清军老兵不久就成为“最优秀的士兵”。
到1900年5月，英军终于建立了一支人数600多、年龄在23~25岁之间的华勇营。该部队编制齐全，设置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以及乐队、译员、卫生队。英军不惜投入，其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并配置精良装备，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这在当时的西方正规军中，亦未能成建制装备，可见英国对该支雇佣军的重视。这些用高饷精选出来的士兵，体格强健，平均身高1.7米、胸围0.89米，在当时华人中亦属高个。带兵英官评论他们“坚忍、耐心、聪明”，是“十分优秀的行军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远”。所有士兵签约3年，同意可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士兵们每天训练近5个小时，军事素质迅速提升，尤其600码射击成绩十分优秀。
有人评价说，“考虑到这些士兵此前的素质，英国人能在短期内将他们训练成一支劲旅，的确是天才。”
“华勇营”威海“初露锋芒”
英军华勇营在短短8年内，表现“卓越”，获得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赞赏。《泰晤士报》在1901年的一篇评论中说：“无论将来如何，谈及华勇营的积极战斗精神时，他们当然会拥有勇敢无畏的口碑。”
华勇营成军后，最早的军事行动便是镇压威海当地的抗英斗争。英国强租威海引发当地民众激烈反弹，冲突不断。1900年3月26日，华勇营首次出击，武装驱散江南庄村崔寿山组织的抗英集会，并逮捕了崔寿山等3名抗英领袖，而此次集会的情报，就是由华勇营士兵卧底获得。
随后，英国勘测划界队伍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华勇营奉命出击，在5月5日、6日报信村和垛顶山的冲突中，华勇营“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同胞开枪”，共打死29人。
当时留守在道头村的华勇营第4连被3000多名当地农民包围，此时一个当地老汉、华勇营一名士兵的父亲，用扁担担着全部家当，跑到华勇营的阵地上，对自己儿子和其他士兵说，成千上万的当地人决心要扫平这里，赶快逃跑吧。老汉的儿子却告诉父亲：即使这里会打仗，他也愿意在这里。老汉无奈，只好放弃带儿子离开的想法。
第4连还有名士兵，其父随当地民众进攻华勇营营地，被华勇营打死，他还是“坚守岗位”，留在了部队中。
第7连有两名士兵被当地村民抓住，派一个小孩看管他们，在他们央求下，那孩子将他们放了，他们却并不逃跑，而是设法捕获了该村村长，带回部队交给英军军官。
英国陆军部战史记载，这两天的流血冲突后，当地农民迁怒于参与勘界的中国专员李希杰等人，将他们扣押。山东巡抚袁世凯遂向英军请求救援，亦是华勇营派兵，在英国水兵协同下，进行了成功解救。
华勇营与同胞的对抗，激怒了当地人。华勇营不少士兵的家属都受到了恐吓，士兵们要求英方在必要时需给其家庭提供庇护，但华勇营军心依然稳定。德军在青岛的华勇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敌对的政府官员对这些士兵的家人进行了压迫和恐吓，如果这些人不马上离开这支部队的话，他们将遭受最严厉的惩罚。”与英军华勇营不同，德军的华勇连没有抗住这一压力，遂不断瓦解。
威海英军华勇营的“出色表现”，令他们赢得了英国军方更大的期许。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兵力上捉襟见肘的英国，只能从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和香港抽调殖民军或雇佣军来华，参与八国联军行动。此时，华勇营正式纳入英军建制，并换上了陆军军装，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华勇营从此也被称为“第一中国军团”。
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
尽管说到八国联军，大多数人便会想到洋人，但不可否认的是，华勇营的确参与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那是在1900年6月22日，华勇营192名士兵和10名军官乘坐英舰“奥兰多”号，于凌晨5时抵达天津大沽口。此前一天，英舰“恐怖”号已将第一批香港皇家炮兵（炮手多为印度兵）和香港军团（由华勇和巴基斯坦的帕坦人组成）的382人送到。在当时参加八国联军的英军中，华勇营、香港军团和新加坡军团中的华勇们构成了英军的重要力量。
6月24日中午，香港军团和威海华勇营各2个连共4个连，护送海军提供的12口径大炮及弹药增援联军。道路泥泞，华勇营基本承担了“苦力”工作，负责拖曳大炮，并安放在40年前为抵挡英法联军而修建的濠墙上。当他们冒着弹雨进入法租界时，受到了联军守军的欢迎，但也有人对这群“中国人”进入自己的阵地表示不满和担心。
这种担心很快一扫而光。6月27日，华勇营协助俄军对清军驻守的东局子军火库进行攻击。当12口径大炮引爆弹药库时，天空出现了几百米高的蘑菇云。随后，德国租界的一些商铺发生火灾，华勇营两度受命灭火，数据没有明确记载其是否与德军的华勇连在此有遭遇。
7月初，华勇营和香港军团的主要任务是清剿渗透到租界附近的清军和义和团狙击手。在一次战斗中，香港军团受到清军炮火的猛烈压制，2死3伤，在华勇营紧急增援后才得以脱身。随后，华勇营新驻地受到清军猛烈的针对性炮击，造成极大的恐慌。华勇营的布鲁斯少校带队携炮出击，但不敌清军炮火，布鲁斯少校头部和肝脏中弹，华勇营另有2死5伤，协同作战的英国水兵也有5人重伤。
7月9日，联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攻击，由1000名日军、950名英军、400名俄军和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加。直隶提督聂士成正是死于这场战役。华勇营的任务是护卫和协同香港炮兵，向西局军火库发起炮击。在他们的掩护下，日军迅速攻占清军阵地。转移阵地时，华勇营必须拖曳笨重的大炮穿过被清军火力覆盖的小桥，一不小心大炮就会滑落桥下。桥上缓慢移动的华勇营受到了清军猛烈射击，驻守濠墙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则进行了还击，压制了清军火力。
事后，美军军官在答复华勇营感谢信时说，只要是女王陛下的军队，不管什么肤色，美军都把他们看作亲密战友。过河后，酷暑和体力透支摧垮了香港炮兵中的印度士兵，只有华勇营还继续拖曳大炮向预定阵地集结。7月14日，华勇营协同日军敢死队，终于攻破天津城墙，“光荣地成为参加最后攻击并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
占领天津后，华勇营奉命为北京远征军征集船只。他们的种族优势在此时得到充分发挥，沿着北河，居然收集了将近100条大船和相应的船工。华勇营对当地百姓礼敬有加，赢得了民心，不少人愿意为这支英军而不是其他“洋鬼子”提供服务。不过，其中一些百姓是要“施加点温柔的压力”才加入的。
8月4日下午2时，联军向北京开进，华勇营抽调了100人护送香港和新加坡皇家炮兵部队。次日，华勇营和香港炮兵协同日军进行北塘战役，由于日军推进过于迅速，他们的炮火不少都落在了日军队伍中。如此一路攻击前进，到8月15日晨，华勇营终于开进了前门。在自己的首都，华勇营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是将大炮拖上城墙，协同美军攻击紫禁城，得到美军的欢呼。
“自己人”的地盘
攻占北京后，华勇营的任务主要是发挥种族优势，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又干回了警察部队的本行。当时八国联军中，不少国家出动的多是殖民地雇佣军，如法军实际是由越南雇佣军组成，因此，在局势基本稳定后，看各种肤色的洋兵便成为北京一景，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最强大的英军士兵实际多是自己的同胞。其中134名英军中，就有70人来自华勇营第四连，他们成为“河西务镇”这个“京东第一镇”的主力部队。
华勇营在该镇运河畔的哨卡旁恢复了一个农贸集市，是令英国人最为得意的事情。由于当地人在此摆摊，销售鸡蛋、家禽、水果、蔬菜和杂货等，这个市场成为战后最先恢复之处。天气好的时候，摊位能有两大排，聚集500人以上进行交易。在战争的恐怖气氛下，中国人之所以敢于来此，就在于他们将这个由华勇营看守的地区当作“自己人”的地盘。
对于这个市场，华勇营不容其他军队插手，全力维护着秩序。有几次，出来溜达的德国兵随意地从摊点上白拿梨子或葡萄，华勇营就会出手干预，德国人只能乖乖地付钱；而酗酒的日本士兵也被华勇营“修理”过两次。第一次，华勇营撕下他们的肩章，扣留军帽，日军马上派了一名翻译来道歉。第二次，一名日军骑兵再次扰乱市场，再次被华勇营撕下肩章、扣留军帽后，华勇营军官将日军派来索要军帽的翻译赶了出去，要求日军军官亲自前来道歉。日军军官奉命而来，其道歉态度诚恳。
华勇营在河西务镇的表现，显然吸引了战乱后当地百姓的关注，另一个离此10多公里远的镇子，还专门派了个“庞大的代表团”，来请求将自己的镇子纳入华勇营的保护范围。收割时节，华勇营得到指令，尽力劝说躲藏在外的河西务镇农民回家收割庄稼，以应对战后可能的饥荒，并答应保护当地人免受他们最害怕的俄军的侵害。但在华勇营控制范围之外，俄军照样杀戮无辜百姓，大大影响了“劝农”的效果。同样地，驻守在通州的华勇营第五连，也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甚至有村庄主动要求华勇营派兵长驻，以防止频繁的土匪骚扰和劫掠。
因为在天津战役中的“勇敢善战”，英国陆军部特别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专为华勇营设计了镶嵌在帽子和衣领上的军徽，并在威海卫树立了一块刻有23名阵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甚至在1902年，有12名华勇营官兵到英国参加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爱德华七世向华勇营官兵颁发了勋章，以表彰他们在平定义和团战争中的牺牲，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早为中国人颁发的军事勋章。
沉重的反思
1900年9月1日，英国人报纸《字林西报》刊文评述华勇营，认为其在天津的表现，足以推翻人们对华人无能的偏见，“威海卫华勇营的历史证明了中国人所需要的只是（优秀的）领导人而已”。
英国本土的媒体，也纷纷对华勇营给予了好评。1900年12月4日出版的《每日快报》附和了《字林西报》的观点：“毫无疑问，在欧洲军官的训练和带领下，只要树立了勇气的榜样，中国人就能成为优秀的军人。”
不仅是奋战在英国旗帜下的华勇营，即便被华勇营所镇压的、被西方普遍视为恶魔的义和团，也令西方人看到了中国人崭新的一面。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馆牧师罗兰·亚伦在其《北京使馆被围记》中，对义和团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热情大为感慨，他认为这种热情“在中日战争中闻所未闻，恐怕在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也是见所未见，这再次证明，中国人为了自己的事业是能够打仗而且愿意打仗的，而在他们不信任的军官的率领下，为了他们不理解的事业，他们是不愿意打仗的”。
与英军威海卫华勇营相比，青岛德军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中的华勇连则因为时间短、“表现”不理想，没能留下更多的文字数据。参加远东特遣队的另一支华勇连，也似乎只在德国军史上留下了一个番号、博物馆的皮带扣以及军史爱好者在德语网络论坛中的专业小众话题。
同样在山东招募和训练雇用军，英德两军成效反差巨大，德国人的无能成为英国人的嘲讽对象。1901年1月12日的《每日画报》认为，只有英国人才能将华人训练成战士，德国人在这方面很失败：1900年底，德军青岛海军陆战队华勇连已经有一半人做了逃兵，只剩下56名步兵和12名骑兵，他们随后被改编为青岛的第一支警察队伍，连队番号被取消。至于在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华勇连，军史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消失在了茫茫史海中……
一个对未来充满自信的民族，不仅需要将历代英烈祠于庙堂来彪炳千秋，对同样属于先人留下的耻辱也理当秉笔直书，铭记思量：享受着洋人恩赐的华服美味，操练着洋人提供的精良武器，国难当头之际，心甘情愿地在自己的国土上为横行的异国侵略者保驾护航。在与同胞兵戎相见的过程中，他们的英勇无比，战功赫赫生光，异族的主子对他们大声喝彩，青睐有加，褒奖无数……如此沉重的历史真实，留给后人太多值得回味和思考的东西。
尤其是英军中的华勇营更是赢得了西方舆论的高度评价，在西方军史界“声名显赫”。
“无论将来如何，谈及华勇营的积极战斗精神时，他们当然会拥有勇敢无畏的口碑。”
—《泰晤士报》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一个雕刻着龙的图案的军用皮带扣，默默沉睡在德国柏林的帝国军事博物馆里，时间使它蒙上了一层细腻的灰尘，但遮不住它的故事。这是一件特殊文物：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行动的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中国雇佣军“华勇连”正装备着这样的皮带。
德军在远东特遣队中设立“华勇连”之前，就已经于1899年在其殖民地青岛的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中建立了“华勇连”。德国王子海因里希当年巡视青岛时，对这支中国连队十分看重；负责在第三营中组建华人连的冯·法尔肯海上尉，曾担任过清军顾问，并参与过威海卫英军华勇营的组建工作。
华勇部队由英国编制。设立华勇营建制，是英国人在威海卫的创举。据英国外交档案记载，英国强租威海卫作为海军的远东基地后，其陆防相当空虚。当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国的陆军力量，而且，与荷兰后裔“布尔人”在南非争夺殖民地的战斗动用了大量军力，连澳大利亚等殖民地也专门征召军队前往南非。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决定把他们在印度的经验搬到中国，组建雇佣军担负威海卫的防务。此举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对。英国人辩称这是一支警察部队，维护治安而已，不用于租借地以外的军事行动，从而蒙混过关。
有意思的是，多年后，当八国联军交还天津时，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在此驻军，袁世凯既要遵守条约，又不能放任津门只有外国驻军，应对之策就是将北洋一部改造成警察部队，钻了《辛丑条约》的空子，堂而皇之地进驻了天津，解决了国防与外交的一大难题。1898年11月，从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后，英国陆军部就开始在威海卫正式组建华勇营。
英国人显然没料到军人在中国社会中的低下地位。这个古老国家历来就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何况穿洋衣、扛洋枪、出洋操、出洋相。所以直到1899年初都没有一人应征，到1899年3月才招募到了10名士兵。德国人的遭遇也类似。1899年的9月和10月，德国人在青岛为华勇连征兵，但200多个报名的人当中，可用的只有大约70人，历尽艰难才达到了120名步兵和20名骑兵的规模。
随后，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发现，他们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这些农民士兵的散漫。据英军的资料，华勇营士兵的父母经常会来驻地把他们带回去，“这些士兵们似乎没有个人主见”，开小差、退伍现象很普遍。德国华勇连也一样，逃兵不断，而且扰民事件时有发生，德国人自己评价：“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起了伤害作用。”
比德国人明智的是，英国人随后又调整了策略，发动“高饷”攻势，将招募对象由单纯的农民转向了清军的退役官兵，成效显著。“没有家庭牵累，随时能为金钱卖命”，这些穿上洋装的清军老兵不久就成为“最优秀的士兵”。
到1900年5月，英军终于建立了一支人数600多、年龄在23~25岁之间的华勇营。该部队编制齐全，设置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以及乐队、译员、卫生队。英军不惜投入，其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并配置精良装备，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这在当时的西方正规军中，亦未能成建制装备，可见英国对该支雇佣军的重视。这些用高饷精选出来的士兵，体格强健，平均身高1.7米、胸围0.89米，在当时华人中亦属高个。带兵英官评论他们“坚忍、耐心、聪明”，是“十分优秀的行军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远”。所有士兵签约3年，同意可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士兵们每天训练近5个小时，军事素质迅速提升，尤其600码射击成绩十分优秀。
有人评价说，“考虑到这些士兵此前的素质，英国人能在短期内将他们训练成一支劲旅，的确是天才。”
“华勇营”威海“初露锋芒”
英军华勇营在短短8年内，表现“卓越”，获得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赞赏。《泰晤士报》在1901年的一篇评论中说：“无论将来如何，谈及华勇营的积极战斗精神时，他们当然会拥有勇敢无畏的口碑。”
华勇营成军后，最早的军事行动便是镇压威海当地的抗英斗争。英国强租威海引发当地民众激烈反弹，冲突不断。1900年3月26日，华勇营首次出击，武装驱散江南庄村崔寿山组织的抗英集会，并逮捕了崔寿山等3名抗英领袖，而此次集会的情报，就是由华勇营士兵卧底获得。
随后，英国勘测划界队伍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华勇营奉命出击，在5月5日、6日报信村和垛顶山的冲突中，华勇营“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同胞开枪”，共打死29人。
当时留守在道头村的华勇营第4连被3000多名当地农民包围，此时一个当地老汉、华勇营一名士兵的父亲，用扁担担着全部家当，跑到华勇营的阵地上，对自己儿子和其他士兵说，成千上万的当地人决心要扫平这里，赶快逃跑吧。老汉的儿子却告诉父亲：即使这里会打仗，他也愿意在这里。老汉无奈，只好放弃带儿子离开的想法。
第4连还有名士兵，其父随当地民众进攻华勇营营地，被华勇营打死，他还是“坚守岗位”，留在了部队中。
第7连有两名士兵被当地村民抓住，派一个小孩看管他们，在他们央求下，那孩子将他们放了，他们却并不逃跑，而是设法捕获了该村村长，带回部队交给英军军官。
英国陆军部战史记载，这两天的流血冲突后，当地农民迁怒于参与勘界的中国专员李希杰等人，将他们扣押。山东巡抚袁世凯遂向英军请求救援，亦是华勇营派兵，在英国水兵协同下，进行了成功解救。
华勇营与同胞的对抗，激怒了当地人。华勇营不少士兵的家属都受到了恐吓，士兵们要求英方在必要时需给其家庭提供庇护，但华勇营军心依然稳定。德军在青岛的华勇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敌对的政府官员对这些士兵的家人进行了压迫和恐吓，如果这些人不马上离开这支部队的话，他们将遭受最严厉的惩罚。”与英军华勇营不同，德军的华勇连没有抗住这一压力，遂不断瓦解。
威海英军华勇营的“出色表现”，令他们赢得了英国军方更大的期许。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兵力上捉襟见肘的英国，只能从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和香港抽调殖民军或雇佣军来华，参与八国联军行动。此时，华勇营正式纳入英军建制，并换上了陆军军装，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华勇营从此也被称为“第一中国军团”。
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
尽管说到八国联军，大多数人便会想到洋人，但不可否认的是，华勇营的确参与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那是在1900年6月22日，华勇营192名士兵和10名军官乘坐英舰“奥兰多”号，于凌晨5时抵达天津大沽口。此前一天，英舰“恐怖”号已将第一批香港皇家炮兵（炮手多为印度兵）和香港军团（由华勇和巴基斯坦的帕坦人组成）的382人送到。在当时参加八国联军的英军中，华勇营、香港军团和新加坡军团中的华勇们构成了英军的重要力量。
6月24日中午，香港军团和威海华勇营各2个连共4个连，护送海军提供的12口径大炮及弹药增援联军。道路泥泞，华勇营基本承担了“苦力”工作，负责拖曳大炮，并安放在40年前为抵挡英法联军而修建的濠墙上。当他们冒着弹雨进入法租界时，受到了联军守军的欢迎，但也有人对这群“中国人”进入自己的阵地表示不满和担心。
这种担心很快一扫而光。6月27日，华勇营协助俄军对清军驻守的东局子军火库进行攻击。当12口径大炮引爆弹药库时，天空出现了几百米高的蘑菇云。随后，德国租界的一些商铺发生火灾，华勇营两度受命灭火，数据没有明确记载其是否与德军的华勇连在此有遭遇。
7月初，华勇营和香港军团的主要任务是清剿渗透到租界附近的清军和义和团狙击手。在一次战斗中，香港军团受到清军炮火的猛烈压制，2死3伤，在华勇营紧急增援后才得以脱身。随后，华勇营新驻地受到清军猛烈的针对性炮击，造成极大的恐慌。华勇营的布鲁斯少校带队携炮出击，但不敌清军炮火，布鲁斯少校头部和肝脏中弹，华勇营另有2死5伤，协同作战的英国水兵也有5人重伤。
7月9日，联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攻击，由1000名日军、950名英军、400名俄军和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加。直隶提督聂士成正是死于这场战役。华勇营的任务是护卫和协同香港炮兵，向西局军火库发起炮击。在他们的掩护下，日军迅速攻占清军阵地。转移阵地时，华勇营必须拖曳笨重的大炮穿过被清军火力覆盖的小桥，一不小心大炮就会滑落桥下。桥上缓慢移动的华勇营受到了清军猛烈射击，驻守濠墙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则进行了还击，压制了清军火力。
事后，美军军官在答复华勇营感谢信时说，只要是女王陛下的军队，不管什么肤色，美军都把他们看作亲密战友。过河后，酷暑和体力透支摧垮了香港炮兵中的印度士兵，只有华勇营还继续拖曳大炮向预定阵地集结。7月14日，华勇营协同日军敢死队，终于攻破天津城墙，“光荣地成为参加最后攻击并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
占领天津后，华勇营奉命为北京远征军征集船只。他们的种族优势在此时得到充分发挥，沿着北河，居然收集了将近100条大船和相应的船工。华勇营对当地百姓礼敬有加，赢得了民心，不少人愿意为这支英军而不是其他“洋鬼子”提供服务。不过，其中一些百姓是要“施加点温柔的压力”才加入的。
8月4日下午2时，联军向北京开进，华勇营抽调了100人护送香港和新加坡皇家炮兵部队。次日，华勇营和香港炮兵协同日军进行北塘战役，由于日军推进过于迅速，他们的炮火不少都落在了日军队伍中。如此一路攻击前进，到8月15日晨，华勇营终于开进了前门。在自己的首都，华勇营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是将大炮拖上城墙，协同美军攻击紫禁城，得到美军的欢呼。
“自己人”的地盘
攻占北京后，华勇营的任务主要是发挥种族优势，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又干回了警察部队的本行。当时八国联军中，不少国家出动的多是殖民地雇佣军，如法军实际是由越南雇佣军组成，因此，在局势基本稳定后，看各种肤色的洋兵便成为北京一景，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最强大的英军士兵实际多是自己的同胞。其中134名英军中，就有70人来自华勇营第四连，他们成为“河西务镇”这个“京东第一镇”的主力部队。
华勇营在该镇运河畔的哨卡旁恢复了一个农贸集市，是令英国人最为得意的事情。由于当地人在此摆摊，销售鸡蛋、家禽、水果、蔬菜和杂货等，这个市场成为战后最先恢复之处。天气好的时候，摊位能有两大排，聚集500人以上进行交易。在战争的恐怖气氛下，中国人之所以敢于来此，就在于他们将这个由华勇营看守的地区当作“自己人”的地盘。
对于这个市场，华勇营不容其他军队插手，全力维护着秩序。有几次，出来溜达的德国兵随意地从摊点上白拿梨子或葡萄，华勇营就会出手干预，德国人只能乖乖地付钱；而酗酒的日本士兵也被华勇营“修理”过两次。第一次，华勇营撕下他们的肩章，扣留军帽，日军马上派了一名翻译来道歉。第二次，一名日军骑兵再次扰乱市场，再次被华勇营撕下肩章、扣留军帽后，华勇营军官将日军派来索要军帽的翻译赶了出去，要求日军军官亲自前来道歉。日军军官奉命而来，其道歉态度诚恳。
华勇营在河西务镇的表现，显然吸引了战乱后当地百姓的关注，另一个离此10多公里远的镇子，还专门派了个“庞大的代表团”，来请求将自己的镇子纳入华勇营的保护范围。收割时节，华勇营得到指令，尽力劝说躲藏在外的河西务镇农民回家收割庄稼，以应对战后可能的饥荒，并答应保护当地人免受他们最害怕的俄军的侵害。但在华勇营控制范围之外，俄军照样杀戮无辜百姓，大大影响了“劝农”的效果。同样地，驻守在通州的华勇营第五连，也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甚至有村庄主动要求华勇营派兵长驻，以防止频繁的土匪骚扰和劫掠。
因为在天津战役中的“勇敢善战”，英国陆军部特别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专为华勇营设计了镶嵌在帽子和衣领上的军徽，并在威海卫树立了一块刻有23名阵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甚至在1902年，有12名华勇营官兵到英国参加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爱德华七世向华勇营官兵颁发了勋章，以表彰他们在平定义和团战争中的牺牲，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早为中国人颁发的军事勋章。
沉重的反思
1900年9月1日，英国人报纸《字林西报》刊文评述华勇营，认为其在天津的表现，足以推翻人们对华人无能的偏见，“威海卫华勇营的历史证明了中国人所需要的只是（优秀的）领导人而已”。
英国本土的媒体，也纷纷对华勇营给予了好评。1900年12月4日出版的《每日快报》附和了《字林西报》的观点：“毫无疑问，在欧洲军官的训练和带领下，只要树立了勇气的榜样，中国人就能成为优秀的军人。”
不仅是奋战在英国旗帜下的华勇营，即便被华勇营所镇压的、被西方普遍视为恶魔的义和团，也令西方人看到了中国人崭新的一面。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馆牧师罗兰·亚伦在其《北京使馆被围记》中，对义和团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热情大为感慨，他认为这种热情“在中日战争中闻所未闻，恐怕在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也是见所未见，这再次证明，中国人为了自己的事业是能够打仗而且愿意打仗的，而在他们不信任的军官的率领下，为了他们不理解的事业，他们是不愿意打仗的”。
与英军威海卫华勇营相比，青岛德军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中的华勇连则因为时间短、“表现”不理想，没能留下更多的文字数据。参加远东特遣队的另一支华勇连，也似乎只在德国军史上留下了一个番号、博物馆的皮带扣以及军史爱好者在德语网络论坛中的专业小众话题。
同样在山东招募和训练雇用军，英德两军成效反差巨大，德国人的无能成为英国人的嘲讽对象。1901年1月12日的《每日画报》认为，只有英国人才能将华人训练成战士，德国人在这方面很失败：1900年底，德军青岛海军陆战队华勇连已经有一半人做了逃兵，只剩下56名步兵和12名骑兵，他们随后被改编为青岛的第一支警察队伍，连队番号被取消。至于在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华勇连，军史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消失在了茫茫史海中……
一个对未来充满自信的民族，不仅需要将历代英烈祠于庙堂来彪炳千秋，对同样属于先人留下的耻辱也理当秉笔直书，铭记思量：享受着洋人恩赐的华服美味，操练着洋人提供的精良武器，国难当头之际，心甘情愿地在自己的国土上为横行的异国侵略者保驾护航。在与同胞兵戎相见的过程中，他们的英勇无比，战功赫赫生光，异族的主子对他们大声喝彩，青睐有加，褒奖无数……如此沉重的历史真实，留给后人太多值得回味和思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