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一生都有追梦“桃源”的情结。它隐藏在诗人的内心深处，是一种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牵引着诗人追求更美好的心灵境界。从少时隐居南山，到中晚年隐居辋川，桃源的追寻一直贯穿在他的生命历程中。

壹

　　王维19岁写了《桃源行》，建构了一个静谧奇妙的仙人乐土，随着人生经历的不断变化，他的“桃源”情结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
　　这首诗创作于开元七年（719），诗人正在长安谋求仕进，但一首《桃源行》开启了他人生追求的别调。王诗接受了《桃花源记》的故事情节，依陶诗结构所写，但对“桃源”世界进行了重塑。而王维认为居住“桃源”的原因是修炼成仙，“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神仙遂不还”，具有宗教色彩。桃源中人身份由凡人变成了仙人，而且由原先的被动避世变成了主动不还。陶渊明笔下逃避乱世的理想乐园被改变为“灵境”“仙源”般静谧奇妙的仙人乐土，王维将一个政治乌托邦重塑为宗教的乌托邦。
　　正当盛世，正值青春的王维，为何会塑造一个仙境桃源呢？这与他早期的经历和道教神仙信仰有关。
　　王维15岁远赴长安，初张羽翼就体验了人生冷暖和历史沧桑。最早的诗作《过秦皇墓》，15岁少年面对着长满野草的大墓，感喟深重。此诗立意不在批判始皇暴虐，而在慨叹世事变幻，包含对历史对荣华的思考。17岁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写出独在京城的孤寂，“每逢佳节倍思亲”，诗情流淌，悲情共载。而18岁作《哭祖六自虚》，面对友人的仙逝，“未省音容间，哪堪生死迁”，充满了人生的哀叹。而这一时期两首咏史诗《洛阳女儿行》《李陵咏》则写出了不遇之叹，表达了一种渴望理解而终被误解的无奈。
　　初入长安，王维感受最深的不是帝都的宏伟，而是盛衰之变、别离之悲、不遇之叹，生死之别，这是生命中的悲伤与无奈。人生初期的这种忧伤、焦虑的体验，使王维内心深处更向往无拘无束，自由永恒的平静生活，更渴望寻找心灵的家园，而道教的神仙乐土正契合了他桃源梦想的构筑。
　　王维18岁前有求仙的经历，“南山惧隐逸，东洛类神仙”，神仙世界高蹈绝尘、自由自在的人生方式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桃源行》中与世隔绝，没有冲突，自由逍遥的靈境，折射着王维对自由长生和心灵平静的向往。
　　“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仙化桃源虽遥不可及，但是一个远比眼前的盛世更为美好的自由、和谐的尘外世界，人可以免除世间之烦忧与生命之无常，获致丰盈完美的理想境界。王维对仙境的描绘成为他精神生活中潜伏的暗流，预叙了诗人的生命走向，表现出他在年少之时除了“建功立业”之外，心中还并存着“追慕自由”的价值观念。
　　进退出处是中国文人内心最大的纠结，王维虽然渴慕桃源仙境，但最终还是进入到主流文化中。干谒求宦、交结王族，进入到以岐王为核心的王府群体中。擢进士第，解褐太乐丞，又因黄狮子案被贬济州，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大起大落。与诸王交往，让他在人生初期即获豪右青睐、盛名广传，获得高端生活体验，瞬间的贬逐又让他产生了深度的失意之悲，心灵投下了苦闷灰暗的阴影。经历了五年的贬谪，他重新审视人生，寻找精神归宿，再次寻找“桃花源”。
　　《蓝田山石门精舍》作于王维居辋川期间。这首诗与青年时期所写《桃源行》结构相似，皆是乘舟游于山水间时意外发现桃源，但“桃源”境界却大不相同。不再是“不辨仙源何处寻”的缥缈仙境，而是偶与前山通的人间佛国。“老僧四五人，逍遥荫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僧人们在松柏荫下参禅念经，在朝晖夕阴、花开花落中领悟禅机，充实而不枯燥，清静却不枯寂，这是一个超脱尘俗、心净无碍的宗教桃源。正如皮述民先生《王维探论》所说：
　　如果说陶公的桃花源是“人间乐土”，那么王维的《桃源行》中的桃源则是“人间仙境”，而《蓝田山石门精舍》所展现的佛国桃源，应可说是“人间净土”才对。
　　辋川位于陕西省蓝田县城南约四公里处的峣山之间，是秦岭北麓东段一条风光秀丽的川道。因两岸山间诸多河水汇流入川，水纹旋转像车辋环辏，因此将其称为辋水，而此川也被命名为辋川。这里秀峰林立，溪水潺潺，自古“终南之秀帅蓝田，茁其英者为辋川”。
　　王维将辋川这一相对隔绝的天地视作安放心灵的空间。这里不仅地理形貌上犹如桃源，在生态上也如同桃源。“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 （《辋川别业》），“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田园乐》） “开畦分白水，间柳发红桃。” （《春园即事》） “桃李虽未开，荑萼满其枝。”这里不再是只存在于文本中的乌有乡，而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一个诗人可以栖居的真实存在的归所，是重构自我，安顿心灵的场所。王维以归来人，以桃源中人的眼睛去谛视这个相对逼仄的山谷，将与世俗隔绝的辋川地理空间与人的精神性活动沟通起来，从而使其具有了文化意义。

贰

　　王维将自我生命注入到辋川这个地理空间。开元九年（721）第一次贬官，《被出济州》诗云：“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州阴”，此微官带着委屈和怨言。天宝三年（744）《漆园》再次提到“微官”，“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借庄子自况言说自己既然缺少治世之才干，那就做一微官偃息于林下吧。二十年来的仕宦经历使他在对自我的清晰体认下不再纠结于仕隐的二难选择，而是选择消融二者之间的矛盾。“不废大伦，存乎小隐。迹崆峒而身托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将立身与安心分开，身心相离、理事具如，身守君臣之义，心求精神自由，让心灵止泊于辋川，如萧驰先生云“辋川乃其生命栖居存在中的桃花源”。
　　王维将文人的高雅情怀、悠游闲适融入其中，构建出契合文人士大夫的诗意栖居的生存模式。辋川既有村墟、牛羊、牧童、桑麻、烟火的田园牧歌生活，如《酬诸公见过》云：“屏居蓝田，薄地躬耕。岁宴输税，以奉粢盛。晨往东皋，草露未晞。暮看烟火，负担来归”；又有酌酒抱琴、闲暇赋诗的文人闲适生活。王维赋予了辋川桃源新的蕴涵，使它成为诗意栖居、自由生存之地，回归本真、心灵皈依之所。《田园乐》诗云： 　　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村西日斜。
　　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
　　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酌酒会临泉水，抱琴好倚长松。
　　南园露葵朝折，东谷黄粱夜舂。
　　这里没有陶渊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的辛苦农作，只有文人的高卧东窗、闲听落花、酌酒临泉、倚松抱琴的悠游自在。王维带着空灵明彻之心境，追寻无尘累之生活，使日常生活处在审美观照之下，从而构成诗意栖居。“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煙”（《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时倚檐前树，远看原上村”（《辋川闲居》）“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这种闲适生存忘却俗世，没有形役物累，体现出人的“本真状态”和“自由存在”。王维所构建的高雅脱俗、回归本真的诗意生存方式，为后世的文人士大夫提供了生存范本。
　　辋川是诗人的心灵归所。王维诗中一再出现归、还、返、守等字， “渡头灯火起，处处采菱归”（《山居即事》）“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山中送别》）“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酬张少府》）“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辋川别业》）“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归辋川作》）“一从归白社，不复到青门”（《辋川闲居》）。辋川成为诗人生命的止泊之地，成为真正的故乡和生命的归宿。“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积雨辋川庄作》），诗人幽栖林下，在清斋习静中去除机心，与世无争，由定入慧。安史乱后，王维扈从不及而身陷伪职，内心充满着自责和忏悔，“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口号又示裴迪》）辋川仿佛内心的修复地，每次在俗世中遭遇痛苦，这里都成为他有处可逃的心灵家园。
　　王维笔下的山水大多是为人所不知，但在不为世俗所知中透露出一种自在自为的和谐与静谧。明代吴宽《书画鉴影》云：“右丞胸次洒脱，中无障碍，如冰壶澄澈，水镜渊停，洞鉴肌理，细现豪发，故落笔无尘俗气。”面对自然，诗人融入其中，淡化自我，避免“不平静”的情感因素，在宁静的自然山水中感悟自在永恒，对一切境遇不生忧乐，不起粘著，自给自足的和谐圆满，创造出空灵的意境，由此为中国诗歌开拓了从未有过的山水美感。
　　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说：
　　在王维的诗歌里，存在着双重意境，画面的和谐与美感构成了他诗歌的“第一意境”；而在“第一意境”后面，是更为高级的，充满空灵和神韵的“第二意境”。
　　在王维笔下，没有山水的对峙与冲突，更多的是和谐与宁静，呈现的是诗人内心所渴望的桃花源，没有主观性、没有目的性，没有外物的束缚，只有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生命回归自然，心灵回归自由。这与《坛经》所描述的“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的境界相契合。
　　山水成为诗人的心理意象，情感符号，心灵境界，成为诗人无为而自适、无形役而自由的生命意识的象征。王维在山水诗中用诗美话语建构了哲理性的桃源世界，使山水诗空灵蕴藉，成为中国山水诗歌的典范。
　　王维在地理空间、文化空间、诗性空间上建构了现实而存在的桃源世界，使辋川成为具有现实性的人间乐土和心灵家园，为后代文人提供了精神上的诗意栖居和文学上的诗美话语。
　　（作者系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基金项目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