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建文化城抢劫杀人案侦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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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九四九不出手。
  2016年1月8日,中建文化城的一起母女遇害案。命案发生后,济南警方高度重视,迅速投入警力,三天后即告破案——嫌疑人竟然是隔壁邻居。区区数百元让两个家庭如坠冰窟。天天擦肩而过却几无印象的邻人为何对一岁半的孩子下了狠手?熟悉而寡言的家人为什么突然变身为恶魔?
  1月19日,本刊记者来到中建文化城。零下几度的天气让整个小区显得格外萧瑟,偶见的几个居民大多行色匆匆。花园里的池塘没有放水,池底灰扑扑的鹅卵石一览无余。偌大的院落零星有几个遛弯的老人和孩子。提起10天前的案件,他们多用戒备的眼神看着记者,几个独自玩耍的孩子甚至应付了几个字就匆匆撤退。
  作为最具安全感的城市,近些年来,济南命案发生率不断下降,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朱玉杰向本刊记者介绍,“我记得2010年济南市一年发生100多起恶性案件,现在下降到四五十起。就历下区来说,去年仅发生一起命案。历下区连续10年命案必破,济南也是连续5年命案必破。”在这里,犯罪分子将无处逃遁。
  几无存在感的邻居
  1月8日晚上6点30分,文化东路东段的中建文化城小区内,多数居民已经开始吃晚饭。柏某的父母已经做好了晚餐,等候同一个小区的儿媳和小孙女的到来。久候不至,电话也无人接听,柏某就从父母家下楼,回家去看个究竟。从父母所在的楼到他们的楼,短短几分钟的路程。穿过一个有滑梯的小花园,路过一个人工湖,他对即将到来的一幕毫无准备。毕竟,照顾一个一岁半的孩子并不轻省,妻子被孩子的各种需求绊住也是常事。
  打开房门的一瞬间,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迎接他的不是女儿的童言稚语和蹒跚步态,妻女倒在血泊中,已停止了呼吸。
  当晚6点33分12秒,历下区公安分局甸柳新村派出所接到报警。经现场勘查,母亲王某,36岁;女儿柏某,1岁6个月。二人系1月8日上午被人用刀刺中重要器官,严重失血性休克死亡。
  “历下区已经多年没有发生如此恶劣的案件了。”当晚,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程绍春赶赴现场,调集刑警支队、历下分局及有关警种100余人,组成了专案组。
  中建文化城位于文化东路与二环东路高架桥的交汇处,是一处封闭式花园小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因为附近属于燕山学区,交通生活便利,很受青睐。小区内既有本地居民,又有不少外地居民,更有相当数量因为上学或经商在此租赁居住的人员。这给案件的侦破带来相当难度。
  据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朱玉杰介绍,民警先后对中建文化城小区及周边1600余家住户和其他可能藏匿嫌疑人的场所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做了200余份询问笔录,提取了大量有价值线索。在调取查看监控录像时,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在案发当天多次出现在现场周边,形迹十分可疑。“8日上午9点多,该男子出现在监控中时戴着帽子,上午11点55分再出现时就没了帽子,手里多了一个黄色塑料袋。”经排查,该男子是同一座楼的租客孙某。
  后来,孙某的家属回忆,犯案后回到家中的他并没有什么异常。他们见到了警车,知道了隔壁单元的惨案,也叹息过受害母女的可怜,但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家中那个如常吃住如常寡言的家人和这个案件的关系。
  案发次日,随着警察挨家挨户排查的深入,孙某关掉手机,与人拼车去往北京。由此,孙某被确认有重大作案嫌疑。
  在北京,他通过中介,在朝阳区西四营租住了一间小公寓。11日下午15时,民警赶赴北京进行抓捕,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于当晚23时许在北京市朝阳区西四营某小区出租屋内将犯罪嫌疑人孙某抓获。
  正在玩手机的孙某看到有人闯入,试图逃窜。在民警对其进行控制时,他还激烈反抗。“他不承认自己是孙某,而是说了一个假名字。我们说是历下公安的,他就低头了。”抓捕民警介绍,他们从孙某身下发现一把刀子,这正是杀害无辜母女的凶器。
  据孙某交代,8日上午,他来到自家相邻的单元,直接坐电梯上到最顶楼,然后随机挑选住户,以各种理由试图骗住户开门。“有的不让我进门,有的开门后,我问问就走了,我也害怕。”
  只有独自在家照料小女儿的王某相信了他查看煤气的借口,打开了房门。当时的孙某内心仍然十分挣扎,没有下定决心,甚至四进四出受害者家中。直到最后一次,他以忘送赠品为由再次进入房间。
  孙某34岁,济南人,中等身材,相貌普通,没有犯罪前科。记者的调查显示,即使是同一楼层的近邻,都只记得孙家父母的本分,记得孙某的妻儿。他们努力地搜索着自己的记忆,依然频频对记者摇头:没大见过,没印象。
  这个几无存在感的邻人,却在这个寒冬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和中建文化城妇孺皆知。他的面孔和身形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邻居们这才清晰了他的形象。
  12日上午10点40分,孙某被押解回济南。在车上,他大声痛斥自己:“我杀了一个孩子,我不是人,禽兽不如!”
  行凶者的忏悔
  1月13日,孙某向警方供述了自己从入室抢劫到抢劫杀人的过程及相关细节。
  民警: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孙某:我杀人了。
  民警:杀了几个人?
  孙某:两个。一个大人,一个孩子。
  民警:你杀人之前,怎么计划的?
  孙某:没计划。
  民警:没计划,怎么想起杀人来了?
  孙某:着急了,后来就演变成入室抢劫,反正为了争论报不报警这个事儿……
  民警:你选择哪一家入室盗窃?
  孙某:我也没固定。当时,我就从电梯上去,随机选的。出了电梯厢以后,拐到楼梯间里,从楼梯间里看到这个房间,我就直接过去了。
  民警:怎么进的门?
  孙某:前几次都是敲门,女主人开的。
  民警:你一共进了几次门?
  孙某:四次。   民警:什么理由进的门呢?
  孙某:谎称是查天然气的,第一次。
  民警:你为什么进去四次后,才选择作案呢?
  孙某:反正就是忐忑、怕,当时(自己)挺混乱。
  民警:当时都有什么人?
  孙某:前几次就光女的,大人在。最后一次,我进来时,有一个小孩在靠近阳台的沙发上。
  民警:最后一次怎么进去的?
  孙某:反正就是送奖品之类的……直接要了500块钱。
  民警:进门以后,你都干了什么?
  孙某:刚进门,我就直接冲着她说,我要500块钱,姐。
  民警:(受害人)给你了吗?
  孙某:我看她当时也蒙了。她的意思,就是我给你找找,你别害我。后来,(她)找了三百块钱给我。钱给我后,我就扔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了。我就给她说:这不够,大姐。她意思是找点儿别的东西抵上。她找了一个黑颜色的玉佛和白绿色的手镯。
  民警:人家给你东西,给你钱了,你为何还要杀人呢?
  孙某:我第一次做这种事,当时汗呼呼地流,挺紧张的感觉。我就让她先去阳台,她抱着孩子去阳台了。我从客厅里抽了根烟,我就想平静下心情,害怕她报警。反正我最后一次,和她争执这个报警不报警的事儿……然后我就从包里拿出刀来……
  民警:把人杀了,后怕了吗?
  孙某:(长时间不语,然后点点头)怕。
  民警:怎么个怕法?
  孙某:当时,我只要一闭眼,全都是血,就是整个一片红的。
  民警:被抓的时候,你(怎么)想的?
  孙某:我想平静了,挺平静。我当时就是,没想到害怕的感觉,反而松了一口气了。
  民警:(你)作案的时候,想家人了没有?
  孙某:(低头捂脸,然后抬起)我这个事儿,两个家庭。
  民警:后悔吗?有什么话要说吗?
  孙某:(先沉默,后点头。)
  “我忘不了那孩子的样子”
  传统社会对陌生的异乡人有着天然的警惕,这其实是一种安全措施,使社区成员对犯罪风险较高的人保持警觉。但在人口庞大、流动性强的现代都市,“谁知道你的隔壁是不是住着杀人犯”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对于受害者却是“残酷的真实”。
  本刊记者在中建文化城发现,出入小区门口必须有门卡,访客需要登记才可进入。这样的防备,却挡不住邻居的变身。
  惨案发生后,在小区内传的沸沸扬扬,业主微信群里更是炸开了锅。小区门口银行的保安告诉记者:“她妈妈带她遛弯的时候我们都抱过她,想起来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开始人们难以相信这起凶杀案是同一小区的住户所为,更愿意相信这是外来人干的。实际上中建文化城的体量巨大,一栋楼就住了上千号人。案发的是其中体量较小的一栋。该楼只有两个单元,一共32层,每梯6户。一个单元两个电梯,据小区居民说,“两个电梯上上下下,就没有停的时候,人流量极大。”小区内除了自己购房入住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租客居住。嫌疑犯孙某,就是其中的一家。
  本刊记者来到案发的楼层,紧闭的房门封锁了几日前发生的惨剧。走廊里,死者的自行车还斜斜的倚在墙上。记者试着敲了隔壁的房门,邻居一再确认记者的来意,仍不敢打开房门。她隔着门告诉记者,“出了事儿之后大家防备心都强了,刚开始那几天连电梯都不敢坐。”案发的当天死者的邻居一直在家,却没有听见任何异常的响声。警察在现场做实验,在死者家中大声喊叫,隔壁几乎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厚厚的防盗门和良好的隔音杜绝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可能,也成功地把邻人定义为不相往来的陌生人,守望相助成为一种奢望。
  见过这孩子的邻居都十分痛心,“那孩子的样子总是在脑海中浮现”。但更多的居民说想不起孩子的样子,人太多,对不上号。“她还有一个大女儿,大女儿十岁?在这里布置的灵堂都没敢让大女儿来。”受害者是独生女,老人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在灵堂哭得不能自已。邻居说,娘俩“走”的时候是让妈妈把孩子搂在怀里一起“走”的,生者在肝肠寸断的哀痛中作出了这样的安排。
  两个家庭的毁灭
  如孙某在审讯中所说,他的一念之差毁掉了两个家庭。
  19日傍晚,记者见到死者丈夫柏某,柏某神情憔悴容色平静,表现出极大的修养和克制,他让大女儿离开记者的视线,避免再受刺激:“这件事对我们的伤害太大了,老人和孩子都太伤心了,我们不想让他们触及此事。”柏某告诉记者,他们全家人马上要去岳父家看望。想来,唯有不谙世事的大女儿才能抚慰老年丧女的老人吧。
  孙某的父母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们即将失去自己唯一的儿子,还要背负他留下的经济上和舆论上的压力。在公安局,孙家父母的委顿让警察们颇有些不忍,出言安慰:“还有孙子,还得过下去。”
  孙某的妻子比老人更不愿面对这个残酷的真相。她多次回避与警方的接触。不得不接受事实后,她陷入了对自己和6岁孩子的忧虑中。
  1月18日晚,参与案件调查的民警张伟收到了孙某爱人发的一条短信:“我是罪犯孙某的妻子,孙某杀人偿命是应该的,何况他害了两条人命,我能理解你们对他痛恨的心情。但是张警官,我有一个请求。请求对外不要公布他的头像和信息。我们还有一个六岁的孩子,我还要靠工作抚养他。现在,我周围的人都隐约知道了我们的关系,包括我老家的亲人和他的关系,影响了我亲人的生活。主要一点,我害怕这件事儿被孩子知道,影响他的心理健康,造成他的心理缺陷……”
  调查显示,孙某个性内向,不常与人交流,也没什么朋友。即便是和家人,也不甚交谈。孙某的父亲是普通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给人的印象是本分老实、具有朴素的道德观,非常配合警方的工作。他们和所有社会底层的父母一样,希望孩子能够好好读书、有出息,光耀门楣。儿子从山东政法学院毕业后,他们出于对知识的敬重,愈发对儿子的世界感觉陌生,只能在遥望中盲目信任。
  孙某毕业后没有固定工作,自己做小生意赔了钱,后又与别人合伙投资被骗,不得已借了高利贷。几年下来,债台高筑。他怀揣着发财的梦想,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又一个不靠谱的拙劣的投资骗局上。父母一辈子的积蓄被他拿走周转了,父母的老房子被他卖了,奶奶的房子被他抵押了20万,妻子的亲友处也借了20多万。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他无法应对家人的询问,为了维护自己的虚荣,他谎称一部分钱在中建文化城买了房子。孙父孙母高兴地搬进文化城与儿子同住,气派的高层住宅和漂亮的花园景观让他们对儿子更加信任。
  一家人都不知道这个漂亮的住所是孙某租来的。房东登门,给一家老小揭穿了孙某的谎言,并不顾租约尚未到期,要求孙家赶紧搬走。
  得知真相后的孙家,内部的风暴可想而知。孙某与家人的关系降到冰点,他再也维护不住自己的体面和地位。遮羞布下的债务、困窘、失败一股脑地袭击了他。累累的债务之后,被毁约赶走就成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父母搬到了亲戚的农村老家,妻儿从花园式住宅搬到了老旧小区,债务和羞辱像一根绳索套住了他的脖子。
  多年来,孙某和妻子的关系并不融洽,因为娘家的债务,夫妻常有龃龉。在中建文化城,父母睡一间屋,妻子孩子睡一间屋,他常年住在沙发上。他没有选择跟家人沟通,以释放郁气并寻找解决途径,也没有和朋友倾诉寻找缓期的可能。
  他自认为已经无路可走,在房东下达搬迁期限的前一天,他揣上刀子去了隔壁单元。
  我们无从得知孙某在那个早晨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历程,四进四出受害者家中,可见他内心的挣扎。也许当时发生一些意外,就会使孙某打退堂鼓;但他最终选择了不归路。
  在朱玉杰看来,孙某的悲剧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有些人没有信仰,忽略了内心真正的需求,过于追逐有利可图。当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都要用金钱去衡量的时候,人到底还剩下多少尊严和空间?”
  虽然孙某案件告一段落,但朱玉杰们仍然很沉重。“案子破了,但是我们却一点也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们也在思考,为什么一个从无犯罪前科的人却对一个年轻母亲和18个月的孩子下手。我想除了孙某个人的原因之外,还体现了现在整个社会的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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