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书的副标题为“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伊恩·布鲁玛，这位荷兰学者将1945年定义为“零年”，对作为二战尾声的1945年世界所发生的事的回顾：旧世界已经摧毁，新世界尚未成形，一切皆在变动之中，人们面对战争废墟，充满绝望，同时又满怀希望，投降、解放、占领、复仇、审判、黑市、重建……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去殖民化、日本和平主义，这些战后结果都可以追溯到这一年，二战虽然结束了，但二战带来的影响远未终结，一切才刚刚开始……

一触即发的内战

　　要想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恢复合法性，一种办法是找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并团结在其周围。这既可以是一位备受爱戴的君王，也可以是抵抗外敌的义士，甚至是某位俨然一副救世主派头的外国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腔调也许有些做作，甚至在一些人眼里显得妄自尊大，但他在日本和菲律宾却将这一角色发挥到了极致。他保留天皇以体现延续性的做法，背后折射出的意图是为了彰显自己身为临时将军（shogun）的功绩。包括麦克阿瑟自己那套在内的英雄主义常常是一种作秀，有时则完全就是胡编乱造。举例而言，朝鲜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就是苏联红军一手扶植起来的。据称，正是这位卓越的游击战英雄，单枪匹马地把日本人赶出了朝鲜半岛。但事实上，战时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待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一座苏军训练营中。
　　战前一些傀儡政权的挂名首脑如今名誉扫地，合法性也受到挑战，这为内战埋下了伏笔。在希腊，内战就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而在中国，国共两党经历了长达一年的试探对手和各种小冲突后，内战也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美国人管蒋介石委员长叫司令（Gimo），在战时美国驻华最高长官、绰号“酸醋乔”的约瑟夫·史迪威嘴里，老蒋的绰号是“花生米”。他名义上控制着整个中国，但实际上有大片疆土并不处于他的管辖之下。不管是自吹自擂，还是在美国的战时宣传里，司令大人都是以一副伟大民族领袖的面目出现：是他，英勇地抗击了日寇。但盘踞在大西北的毛泽东和他的游击队则提出了不同意见——说轻点蒋是消极抗日，说重点他是勾结日寇，联手对付共产党。共产党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抗日者，毛泽东才是民族英雄。但事实上，双方常把日本侵略看成是比较烦人的一出插曲，而美国人早晚都会出手收拾残局。真正的敌人在国内。随着两支势不两立的武装力量摆开架势，准备决一雌雄，同时进行较量的还有两种版本的英雄事迹。
　　其实，战争结束没多久，两位领导人就在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见过面，并进行了漫长的会谈。虽然各自都看不惯对方，但对彼此的顽强气节很是钦佩，就好像两个敌对帮派的大佬一样惺惺相惜。毛在官方招待会上向蒋敬酒，祝他万岁。为了避免爆发全面内战，双方围绕权力分享、划分势力范围、建立国共联合政府等问题进行了气氛友好的磋商。会议并未达成有约束力的协定。毛告诉同志们，表达和平意愿的声明（“民主”、“一支军队”、蒋的“领导”）只是“一张废纸”。但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仍然对撮合国共两党抱有希望，尽管他心智不太正常，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因为表演刺耳的巧克陶族印第安人打仗时的呐喊，让主人很下不来台。在头脑发热的赫尔利的想象中，包括熟悉中国问题的外交官在内，哪个美国人要是对国共牵手抱有疑虑，那他就是叛徒，恐怕还是赤匪。
　　《纽约时报》记者说得没错。在10月6日刊发的一篇报导里，他这样写道 ：“对那些不理解为什么讨价还价如此严重的西方人而言，有必要向他们指出，军队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武器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蒋介石坚持只有他有权命令日本人缴械，而毛却对此毫不理会。

　　1945年夏，蒋的麾下有400万国军，遍布华中和华南地区。但他们训练很差，军纪涣散，而且带队的长官常常腐败无能。日本人在东北的伪满洲国和国民党旧都南京建立了“伪军”，人数有上百万之多。伪军的装备比国军精良，而且常常更能打仗。所以蒋并未解散他们，而是倾向于把这些部队整编进自己的军队。另外，各省还有形形色色的一干军阀，他们表面上效忠中央，但总是靠不住，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城乡地区的中国平民都很害怕国军的到来，因为这些部队的做派更像土匪，而不像军人，他们打家劫舍，抢吃的，奸淫妇女，还从农民里抽壮丁。伪军和军阀的部队也好不到哪里去。共产党的部队大约有一百万人，另外还有两百万民兵，他们本也可以成为专横跋扈的主子，但至少他们懂得作风纪律的意义。共产党的军民关系搞得更好;他们意识到，要打赢战争，部分靠的是宣传。被老百姓视为一支英雄的人民之师是他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中国的“卡萨布兰卡”

　　中国内战的关键其实在于东北。日本人在这里建立重工业，开发矿产，谁率先夺取这块心脏地带，谁就可以居于一种几乎坚不可摧的地位。我们之前也看到了，苏联人抢先一步赶到了那儿，夺走所有的工业和金融资产后运往苏联。他们刚开始和中共打交道时并非一团和气。苏联红军军官看不起蓬头垢面的中国军人，由于缺少翻译，沟通几乎寸步难行。另外，斯大林出于稳定大国间关系的考虑，决定暂时承认蒋委员长为中国的合法领袖。
　　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共八路军部队一点点流入东北，在一些地区，得到苏军指挥官的同情和帮助后，他们接收了当地的日常政务。对这片在多数中国人眼里是牧民和蛮夷家园的北大荒，许多共产党干部既陌生，又毫无根基，因此接收工作进展艰难。除开和苏联人关系紧张外，八路军还要对付当地为非作歹、四处流窜的伪军余孽，此外形形色色的潜伏特务也让他们难以省心。这些游击团体中，有些跟苏联人有关联，有些隶属于东三省的军阀，有些来自国民党阵营。正如国民党希望日本和美国能帮忙剿共一样，共产党也请求苏联支持，镇压“反苏匪徒”。 　　与此同时，因为对共产党挺进东北感到不安，蒋介石敦促美国人把国军部队投送到东北。美国方面虽然同意了，但有些敷衍了事，因为官方政策是不要卷入“同室操戈的冲突”。通常，国军到达东北时已是姗姗来迟，而且兵力不足，有时还被送错了地方。
　　东北的局势后来严重恶化;1948年，长春一役中，共有30万平民死于饥饿和疾病。这个地方可谓是龙潭虎穴，将这点刻画得最淋漓尽致的是发生在中朝边境安东市一所著名妓院里的故事。
　　1945年秋天的安东是个海纳百川的地方，有点类似东北亚的卡萨布兰卡，那里不光有关外的中国人，也不乏朝鲜人、俄国人和大约7万日本侨民。这些日本人里既有驻扎当地的军人和定居于此的平民，也有从昔日伪满各地逃来的难民。因为担心受到来犯苏军的侵害，特别是担心妇女受到骚扰，日本侨民领袖决定成立一个“卡巴莱舞团”，名义上提供歌舞演出，实则为妓院。有了这个地方，就能让苏联人转移注意力，不再不怀好意地盯着日本良家妇女。管理这一机构（名为安宁饭店，Annei Hanten）的任务落到了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肩上。她叫大町，过去在日本人开的温泉度假村当过艺伎。通过唤起人们的爱国心，她雇佣了一批日本女性，这当中不少人从未有过从事性服务的经验。大町要求她们为日本献身;她们是安东的女子神风队员。
　　一些受过大町救命之恩的日本人心存感激，为她立了块石头纪念碑。这块碑现今依旧屹立在她位于日本的老家。大町最引以为豪的是自己“不问政治”的立场，她对所有男人，不论他们地位高低贵贱，是俄国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均一视同仁。尽管大町成立“卡巴莱舞团”的初衷是为了供俄国人找乐子，但也吸引了其他类型的客人，包括日本退伍军官、社团领袖，以及过去勾结日本人、现在又跟国民党穿一条裤子的中国汉奸。除此之外，光顾的客人里甚至还有中共和日共。嫖客们在清酒、伏特加和中国白酒的作用下，酒酣耳热，安宁饭店成了交换各种情报的场所。
　　大町把从苏联人那里听来的有关部队调遣和计划抓人的消息透露给日本人。许多日本人因此提前得到风声，瞅准时机，消失得无影无踪。安宁饭店里既有间谍，又有双重间谍;有所谓的“红萝卜”（冒充“赤党”的反共分子），也有“蓝萝卜”（经营出一副反共面目，实为打入敌人内部的共党）。他们在这里酝酿阴谋和对策。安宁饭店为一名日本职员和中共间谍（也许是根“红萝卜”）安排过一场婚礼，日本人借此可以搞清共产党到底意欲何为。在安宁饭店，国民党和日本退役军官还曾密谋启用先前藏在安东深山里的火炮，发动一场右派军事政变，不过由于国军部队未能如期赶到，这起阴谋流产了。
　　这边厢政变流产，没过多久，那边厢共产党八路军便浩浩荡荡地进了城，接替了苏联红军。刚开始，好像什么都没变。安宁饭店准备了一桌中式宴席招待共产党。不过因为共产党干部对陪酒行为嗤之以鼻，所以席间没有出现姑娘簇拥在一旁卖弄风骚的景象。也许日本人能帮上八路军的忙？日本“满洲国电气株式会社”的原职工成立了一个“红色剧团”，旨在演出社会主义“人民大众剧”。
　　然而，这段蜜月期并未维持多久。共产党认为，一所国际化的娼寮妓院与新秩序不太吻合。而且，由于怀疑日本人曾插手国民党未遂政变，共产党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逮捕了大町和几位日本社团领袖。这些人下场如何，鲜有人知道。大町坐了一年牢，1946年9月，她在鸭绿江岸边被处决。她到底是不是间谍，是的话又替谁效力，始终是个未解之谜。
　　《零年：1945》
　　作者：【荷】伊恩·布鲁玛
　　译者：倪韬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