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研读日语和教育学，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士，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兼职导师，祖籍浙江湖州。
　　钱玄同1939年去世，其后数十年里，不断有他所教过的学生撰文怀念钱玄同的教育教学工作。这里面，有当年北师大的学生，也有当年北大的学生。从他们的文章里可看到，钱玄同先生教大学，思想开明，学问既精，待人又好，全无一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学阀学霸作派。钱玄同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流传下来一些不循规蹈矩的“特行”。
　　张中行曾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及钱玄同期考而不阅卷：
　　“……一学期末尾，课程结束，依例，要期考，先生出题，并监考，学生答题，两小时交卷，然后先生阅卷，评分，及格，学生一年得两学分。第一次考钱先生这门课，上课钟响后，钱先生走上讲台，仍抱着那个黑色皮书包，考卷和考题发下之后，他打开书包，拿出一叠什么，放在讲桌上，坐在桌前一面看一面写，永远不抬头。临近下课，都交了，看见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注册科，放下就出来。后来才知道，期考而不阅卷，是钱先生的特有作风，学校也就只好以特有应对，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盖一个，只要曾答就及格。”
　　张中行讲完这故事后，又发议论，谈他对钱先生这个“特行”的看法，认为这是“可敬佩”的：
　　“考而不阅卷，同样是认真负责的一种表现，因为钱先生治学，一向是求实求高，课堂所学是入门，考和评分只是应付功令，与学术了不相干，则认真反而是浪费，不如处理他堆在手头的。”
　　《文汇报》原总编辑、主笔兼创始人之一的徐铸成，1927年入北师大国文系念书。他在北师大读书期间，听过钱玄同讲“说文研究”的课。徐铸成晚年回忆了钱玄同对他的教益，好像还要“离奇”：
　　“钱玄同先生每次上课时，从不看一眼究竟学生有无缺席，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也从不考试，每学期批定成绩时，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从六十分开始。”
　　据徐铸成回忆，他在北师大国文系还修过沈步洲、温源宁、吴承仕、朱希祖、马裕藻、刘文典、高步瀛、刘毓盘诸先生的课，他们都是当时的权威学者，教授也非常认真，但“所有这些先生，对学生的点名、考试等等，都是不同程度采取‘马虎’态度的”。
　　徐铸成在他的书里对当年的北大和北师大的学校管理的概括是：“完全信赖学生的自觉‘自治’，制度十分松弛。”徐铸成比较了解清华与北大、北师大两种校风和制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校风、制度，各有优劣。清华制度严，功课紧，每一个学生总能达到预期的教育要求，而主动地去博览群书，力求深造的时间毕竟有限了。而像北大、师大这样的松弛管理，会有些“南郭先生”按时毕业；而不少勤奋的同学，在一些教授的指导下，会在四年内在某一学科钻研出一定的成果……徐铸成的这个话，在当年的北师大和北大，都可以现成地找到好多突出的例子来做注解。譬如张岱年，1928年考入北师大，大学期间就发表了高水平的哲学论文，像刊载于《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颇得其时任教北师大的罗根泽的同意，被选进了《古史辨》第四册里。他当时发表的其他论文如《“问题”》《老子补笺》等，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所以，他从北师大毕业后，一经冯友兰、金岳霖推荐，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随即聘他到哲学系任教。此外，像与张岱年同时或前后考入北师大读书的王重民、孙楷第、苏秉琦等人，都是显例。北大的朱自清、俞平伯诸人，毕业时就成为了有名的学者。
　　钱玄同在对学生考试等方面的“特行”，能够在当年的北大和北师大通行无阻，实在也是因为这两校的校风、制度等方面的大气候。钱玄同在燕京大学兼课，对学生考卷还是不批，就行不通了。他考卷不看，交与学校。学校退回，他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校方要依照学校的制度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玄同又一次表现了他的“特行”。钱玄同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
　　你们的制度我固然会遵守，而我的原则也同样是不能动摇的。真是一派大气磅礴。
　　（本文由北京师范大学校报编辑部供稿）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87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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