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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是政治组织，党活动的主要领域是政治领域。但是，政党的属性不仅包含有政治层面的内容，还包含有党的社会属性。政党的性质宗旨、价值理念、纲领政策、社会建设的走向等，最终都来源于社会的需求和期待，又直接影响着社会对政党的评价、支持和选择。政党在国家权力和民众之间起着的桥梁的作用。一个政党只有在坚持自身政治属性的同时强调自身的社会性，才能始终代表所属阶级阶层的意志。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多方“演习”。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方面也进行了有力的尝试，其中不少地方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苏区时期;社会管理体制;对策;启示
政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其活动的主要领域是政治领域。但是，政党的属性不仅包含有政治层面的内容，还包含有党的社会属性。政党的性质宗旨、价值理念、纲领政策、社会建设的走向等，最终都来源于社会的需求和期待，又直接影响着社会对政党的评价、支持和选择。政党在国家权力和民众之间起着的桥梁的作用。一个政党只有在坚持自身政治属性的同时强调自身的社会性，才能始终代表所属阶级阶层的意志，维护和发展所属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中共党人的政权“演习”，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策略和应对，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一、苏区时期国家与社会对接、融合之间的困境
走向乡村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次执政的苏维埃国家形态，在社会管理体制上存在一些不足，主要體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伴随着政权力量强大，一些苏维埃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甚至贪污浪费现象也有所滋长。1927年国共分途，中国共产党人走向乡村，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逐步趋向稳固，党员在苏区的一些主要县份所占比例也是增加，政权力量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加强。
资料来源：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4页、第661页。
而随着政权力量的强大，苏区某些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也有所产生。对于这种拖拉，不讲求实效，只求眼前的工作作风，福建省苏主席张鼎丞在文章中写道：
以乡为单位去分田，有五天就可以分清楚，最多也不过十天就要分完。奇怪的长汀河田乡分田，分了三个多月，昨天我经过河田乡，他还在那里分田，并且近几天还雇了五十个人到田边去查看，但查了二三天没有查看好多，每天查田的人乡苏要供给午饭一餐，昨晚这些查田的人提出早晚二餐都要乡苏供给，如乡苏不供给我们就不查的话。
另外，政府机关的浪费现象也有所滋长。如作为苏区的中心瑞金，县苏财政报告书中，9月份的支出如下：文具费用360元（其中白纸一项就是238元），房屋修理费100多元，灯油费126元，刻印子费11元，招待费9元（含7元茶叶、2元花生），医药费50多元，总共支出是656元。……靠近瑞金县苏的一家菜馆，据说是专供瑞金县苏工作人员食的，有一次购买了16斤甲鱼，还说不够吃。而在基层的乡级苏维埃政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个乡两个月用去大洋500多元，其中每5天有杂费20多元，每5天有客饭20余元，犯人伙食每天算小洋1元，都拿来作伙食尾子分，每5天每人可分得2、3元。当时造纸工人的工资是7角5分到9角5分不等。雇佣劳役队修飞机洞，每人每天的工资是2角5分。就是正常的农村雇佣劳动力工资也是每人每天（每工）6角左右（如中府总务处修筑一个戏台共耗费90个工，计工钱是54元）。就是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如当时《独立评论》的职员，月薪也只有60元。由此可见，县苏的机关花费是巨大的。
（二）社会结构失衡，非政府组织基础薄弱。苏区时期，党团及其相关的组织系统相当的严密，据黄知真回忆：“苏区扩大后，在这个基础上各地的群众组织和群众工作基础都非常坚固，每个村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参加了群众组织，有党的支部、青年团的支部、少年先锋队、赤卫队、儿童团、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贫农团、雇农工会、识字班、合作社等等各种各样群众组织。”这对于在革命战争年代始终保证党在组织上的最高领导，毫无疑问是非常有利的。战争时期不允许有多个权力中心，绝对权力的多元化会导致革命遭受损失，甚至偏离革命的轨道。中共的意图要在群团中全面贯彻执行，就要围绕自己这个核心，不断加强党与群团的联系，形成一个从共产党到 组织（包括政权组织与群众组织）再到一般民众的领导体系。从政权的运行和决策的贯彻状况来看，中共始终处于权力的金字塔的顶层，全面、高效地凝聚各革命阶级力量完成苏维埃革命工作。但一些社会利益与心声则由于相关组织的缺少而显得乏力。
（三）乡村传统伦理的惯性力或者说“农民意识”对革命理念建构的“稀释”作用，社会核心价值短时期内难以形成。在中共的文献中，“农民意识”是苏区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带有当时政治性倾向的名词。在土地革命时期，“削弱党的战斗力的”农民地方观念，“一切工作都是布置往后退”的农民保守意识，“磨消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不关注工人运动的单纯农民思想，这一切都成为中共革命要深入发展必须克服的困难。
中共主张“在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任务之下，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一方面和封建思想、富农意识、地方主义……等不正确思想作意识斗争;一方面扩大政治影响到全国去;另一方面对群众作普遍而深入的政治鼓动，使群众坚决执行扩大斗争的路线。”但是总有一些与革命“不和谐”的音符。1932年7月至10月的4个月内，福建省的永定、上杭和长汀共扩红889人，其中到地方的就达674人，高达75.8%。同年在江西于都，总共扩红1492人，其中到地方部队的达983人，占65.8%。由此可见，农民的地方主义、家乡观念是相当浓厚。当然，“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应该说，这既是农民乡土观念的反应，也是面对生命危险时的一个本能选择。 二、党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上的主要应对
（一）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民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调动社会舆论监督的功效。以当时苏区的主要报纸——《红色中华》为例，它既弘扬主旋律，以大量版面刊登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重要法律、法令和文告，对苏区各时期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社论和评论，苏维埃中央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和其它重大事件的内容，以及对苏区工作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先进事迹和经验;但是也报道了不少揭露批评苏区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重要文章。这些栏目有“苏维埃建设”、“突击队”、“工农通讯”、“铁锤”、“铁棍”、“铁锥”、“党的生活”，从1932年1月13日的第5期到1933年12月23日的137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刊登群众批评性的文章150余篇。曾负责过《红色中华》报社日常工作的任质斌回忆说：“有时还增出‘党的生活’版、‘苏维埃建设’版、文艺版等。所有这些做法，对于当时的战争动员和苏区建设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总的说来，苏维埃政权在加强其自身建设的同时，也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批评监督提供了表达渠道和制度化保障，并从舆论上动员群众起来积极参与政权建设。这对社会管理和政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实行舆论监督，医治官僚主义。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让群众及时、深刻、准确地观察和监督领导工作，从各个侧面发现问题，会比仅靠上级部门和督促和本单位的检查更全面，可以促使一些干部改变只向上级领导负责而漠视群众意见的错误作法。群众的政治参与激情也是很高，对一些不良行为的批评也是决不掩饰的，这一切毫无疑义有利于一个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動的关系局面的形成。
（二）尝试社会管理的多元化参与主体，要求中国共产党发挥对社会组织培育的关键作用。多元的社会必然需要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提高社会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努力降低社会管理的行政成本和总成本，今天已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发展的基本趋势。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扩大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社会空间，是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苏区时期是中共党人局部执政的“演习”，许多方面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社会管理体制上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中央苏区时期，除了党团、军队武装组织之外，具有一定的群众性性质的社会组织基本上有以下四类。
一是苏区时期的工会组织。
第二类是贫农团和农协。1926年，江西省的很多县份都建立了农民协会，较大区域的农民运动办事处有：赣东农民运动办事处、赣南农民运动办事处和赣西农民运动办事处。
第三类是妇女团体组织。苏区时期的妇女组织主要有：
妇女工作委员会：是由党团及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机关合并为一组成，属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部门之一，但是党团组织内仍设有妇委书记或干事。1931年3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决定撤销政府工作机构的妇女工作委员会，恢复群众团体妇女部、女工部。
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1932年4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中成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与各群众团体妇女部的关系是工作指导关系。
女工农妇代表会议：不是常设的组织，没有独立的系统，但是有定期的会议，是妇女动员的一个重要机构。
四是其他苏区民众之间的互利互助性组织。包括1930年成立的闽西革命互济总会，1932年成立的江西省革命互济总会，1932年成立的中央苏区反帝拥苏同盟，1933年的中央苏区革命互济总会等等。
苏区社会中存在的这些群众组织或团体，在一定程度上架起了政府与一般民众之间的桥梁，大大地加强了苏维埃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联系，调动了苏区社会建设与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在探索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以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共意”为目标，苏区中共党人“践释”革命理念、重塑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的关键作用，以达到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的良性互动。
国家与社会关系和谐，一是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各级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正如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所言：“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苏区干部正是这样真心地对待群众，他们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留下了千古美谈。毛泽东得知沙洲坝群众吃水困难，亲自带领群众开挖水井，解决了群众饮水问题。如今，这口“红井”成为全世界最多人喝过水的一口井，成为苏区干部关心群众生活的一座历史丰碑;苏区全总党团书记陈云，在领导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工作中强调，要从群众最高兴的工作做起”，“纠正官僚主义的一般领导”，大大提高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取得了工人的信仰，把工人群众团结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周围;中央革命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得知苏区干部损害了群众利益，引起群众的不满，主动到老表家里道歉……等等。如此这般，不一而足。苏区干部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人民公仆的价值追求，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才使得工农民主政府那样有凝聚力，那样有号召力，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全力支援革命战争，革命战争也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在苏区干部的身后，工农大众形成了一座真正的铜墙铁壁。
二是国家意志与民众之间应该有一种“共识”。在血与火的考验与洗礼中，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既有时代特色又有恒久魅力的“苏区精神”。习近平批出：“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这一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区精神”的灵魂所在就是真心实意为民谋利，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重塑了苏区社会的核心价值，对民众的价值取向具有极强的引导作用。 三、对现代社会的一些启示
从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共同思想基础来思考，要求中国共产党发挥关键作用。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如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理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构建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实现社会和谐稳定，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共识。中共党人在苏区时期的经验，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思考。
（一）新闻媒体、社会冲突与现代国家治理。从传播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播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家族式的、村落式的生活被现代工业化的城市生活取代，人们产生了一种心理失衡。媒体首先起到一种社会的连接作用，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存在。用一句老掉牙的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空气中充满大众传播信息的社会。媒体监督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在社会转型之际，一些矛盾有可能集中突现，在公共部门的危机管理中，媒体监督不可或缺。
一是社会动荡的稳定器。通过危机事件前、危机事件中、危机事件后的全程监督、报道，澄清事件发生原因，跟踪事态发展，总结事件处理结果，稳定了民心，增强了全社会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向心力，避免了因为社会危机事件而导致的社会动荡，减少了危机事件的外部效应外溢。
二是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舞台。我国以往的危机管理，往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危机事件处理主体，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形成各级危机事件处理委员会或办公室，联合相关部门处理危机事件，公众一般是通过政府发布的消息才了解事件处理的进展情况，往往出现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缺乏有效的途径参与到危机管理中来。这样，危机事件对于公众的洗礼和教育作用不明显。媒体监督不仅是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政策和实施情况于公开、透明之下，同时扩大了公众监督和参与的渠道。
三是公民社会形成的有利途径。灾难对于各人来说，可以促使一个人更快的成长起来，对于一个组织来说，也是组织进行革新、创新的大好时机，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说，也是齐聚民心，增强民众自治、自理、自助意识的契机。当然，灾难与这些结果并不成充分必要关系。媒体监督的社会性、公众性特点，发挥了公众在危机事件中的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同时也是一种民主意识的历练过程。对于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风向标。媒体监督的作用是政府管理者清楚地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倡导媒体监督其实就是倡导公民参与，欢迎老百姓的声音。这无疑对于增强政府公信力具有很强的功效。
（二）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社会创新力的养成。在中国，社会组织这个词不仅包含非政府组织，而且包含公司和集体等或多或少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组织。有学者认为这样的组织正在日益增长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有许多专家称这些组织为公民社会组织。尽管如此，社会组织在中国而言仍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自建国后40年时间，大多数的中国人尤其是城里生活的人的工作、生活都有统一的行政调配，除了亲戚之间，人们几乎没什么发展社交网络的需要。
但过去20年的发展已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全国各地以及不同的工作间自由流动和转换，这样，许多非政治性的组织就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而许多带有行政色彩的组织于其上级监督机构间的利益也日益分化。
最开始的情況是，数百万计的小公司（当然有些的规模早己很大了）开始在私人领域兴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越来越多的非盈利组织如慈善基金等也相继发展起来。对研究者来说，中国的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既可以独立于也可以部分依赖于政府的资金支持。现在在民政部注册备案的社会组织共有40万个，此外据保守估计在全国现共有300万个社会组织，有的专家甚至认为数字可能高达800万个。
实际上，党怎样同公民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之关键在于党怎样处理与各种权利组织的关系，这至今仍是个挑战。但最理想的状态还是要一种党与社会组织间的合作关系。我们并不需要执政党象前苏联那样统治所有的社会组织，也不能象在一些发展中或社会转型中的国家那样，政府被社会组织架空，更不能使政府与社会组织成为对手而长久对立。中国要做的工作是在政府和社会组织间培养一种最佳的合作关系，就象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己经做到的那样。在这些国家，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明确分工，后者负责提出新的要求和各种建议，而政府则在其帮助下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这就是和谐社会的模型。
（三）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今天，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建构” 出新时代下党群共识，重塑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之间的融洽关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社会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的价值诉求与美好愿望，是新时期增强我国社会凝聚力的重要保证，因此，也自然地构成社会管理创新的共同思想基础。新的形势条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心为民所系”，努力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作者单位：中共瑞金市委党校
关键词：苏区时期;社会管理体制;对策;启示
政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其活动的主要领域是政治领域。但是，政党的属性不仅包含有政治层面的内容，还包含有党的社会属性。政党的性质宗旨、价值理念、纲领政策、社会建设的走向等，最终都来源于社会的需求和期待，又直接影响着社会对政党的评价、支持和选择。政党在国家权力和民众之间起着的桥梁的作用。一个政党只有在坚持自身政治属性的同时强调自身的社会性，才能始终代表所属阶级阶层的意志，维护和发展所属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中共党人的政权“演习”，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策略和应对，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一、苏区时期国家与社会对接、融合之间的困境
走向乡村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次执政的苏维埃国家形态，在社会管理体制上存在一些不足，主要體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伴随着政权力量强大，一些苏维埃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甚至贪污浪费现象也有所滋长。1927年国共分途，中国共产党人走向乡村，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逐步趋向稳固，党员在苏区的一些主要县份所占比例也是增加，政权力量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加强。
资料来源：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4页、第661页。
而随着政权力量的强大，苏区某些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也有所产生。对于这种拖拉，不讲求实效，只求眼前的工作作风，福建省苏主席张鼎丞在文章中写道：
以乡为单位去分田，有五天就可以分清楚，最多也不过十天就要分完。奇怪的长汀河田乡分田，分了三个多月，昨天我经过河田乡，他还在那里分田，并且近几天还雇了五十个人到田边去查看，但查了二三天没有查看好多，每天查田的人乡苏要供给午饭一餐，昨晚这些查田的人提出早晚二餐都要乡苏供给，如乡苏不供给我们就不查的话。
另外，政府机关的浪费现象也有所滋长。如作为苏区的中心瑞金，县苏财政报告书中，9月份的支出如下：文具费用360元（其中白纸一项就是238元），房屋修理费100多元，灯油费126元，刻印子费11元，招待费9元（含7元茶叶、2元花生），医药费50多元，总共支出是656元。……靠近瑞金县苏的一家菜馆，据说是专供瑞金县苏工作人员食的，有一次购买了16斤甲鱼，还说不够吃。而在基层的乡级苏维埃政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个乡两个月用去大洋500多元，其中每5天有杂费20多元，每5天有客饭20余元，犯人伙食每天算小洋1元，都拿来作伙食尾子分，每5天每人可分得2、3元。当时造纸工人的工资是7角5分到9角5分不等。雇佣劳役队修飞机洞，每人每天的工资是2角5分。就是正常的农村雇佣劳动力工资也是每人每天（每工）6角左右（如中府总务处修筑一个戏台共耗费90个工，计工钱是54元）。就是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如当时《独立评论》的职员，月薪也只有60元。由此可见，县苏的机关花费是巨大的。
（二）社会结构失衡，非政府组织基础薄弱。苏区时期，党团及其相关的组织系统相当的严密，据黄知真回忆：“苏区扩大后，在这个基础上各地的群众组织和群众工作基础都非常坚固，每个村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参加了群众组织，有党的支部、青年团的支部、少年先锋队、赤卫队、儿童团、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贫农团、雇农工会、识字班、合作社等等各种各样群众组织。”这对于在革命战争年代始终保证党在组织上的最高领导，毫无疑问是非常有利的。战争时期不允许有多个权力中心，绝对权力的多元化会导致革命遭受损失，甚至偏离革命的轨道。中共的意图要在群团中全面贯彻执行，就要围绕自己这个核心，不断加强党与群团的联系，形成一个从共产党到 组织（包括政权组织与群众组织）再到一般民众的领导体系。从政权的运行和决策的贯彻状况来看，中共始终处于权力的金字塔的顶层，全面、高效地凝聚各革命阶级力量完成苏维埃革命工作。但一些社会利益与心声则由于相关组织的缺少而显得乏力。
（三）乡村传统伦理的惯性力或者说“农民意识”对革命理念建构的“稀释”作用，社会核心价值短时期内难以形成。在中共的文献中，“农民意识”是苏区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带有当时政治性倾向的名词。在土地革命时期，“削弱党的战斗力的”农民地方观念，“一切工作都是布置往后退”的农民保守意识，“磨消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不关注工人运动的单纯农民思想，这一切都成为中共革命要深入发展必须克服的困难。
中共主张“在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任务之下，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一方面和封建思想、富农意识、地方主义……等不正确思想作意识斗争;一方面扩大政治影响到全国去;另一方面对群众作普遍而深入的政治鼓动，使群众坚决执行扩大斗争的路线。”但是总有一些与革命“不和谐”的音符。1932年7月至10月的4个月内，福建省的永定、上杭和长汀共扩红889人，其中到地方的就达674人，高达75.8%。同年在江西于都，总共扩红1492人，其中到地方部队的达983人，占65.8%。由此可见，农民的地方主义、家乡观念是相当浓厚。当然，“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应该说，这既是农民乡土观念的反应，也是面对生命危险时的一个本能选择。 二、党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上的主要应对
（一）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民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调动社会舆论监督的功效。以当时苏区的主要报纸——《红色中华》为例，它既弘扬主旋律，以大量版面刊登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重要法律、法令和文告，对苏区各时期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社论和评论，苏维埃中央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和其它重大事件的内容，以及对苏区工作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先进事迹和经验;但是也报道了不少揭露批评苏区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重要文章。这些栏目有“苏维埃建设”、“突击队”、“工农通讯”、“铁锤”、“铁棍”、“铁锥”、“党的生活”，从1932年1月13日的第5期到1933年12月23日的137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刊登群众批评性的文章150余篇。曾负责过《红色中华》报社日常工作的任质斌回忆说：“有时还增出‘党的生活’版、‘苏维埃建设’版、文艺版等。所有这些做法，对于当时的战争动员和苏区建设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总的说来，苏维埃政权在加强其自身建设的同时，也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批评监督提供了表达渠道和制度化保障，并从舆论上动员群众起来积极参与政权建设。这对社会管理和政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实行舆论监督，医治官僚主义。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让群众及时、深刻、准确地观察和监督领导工作，从各个侧面发现问题，会比仅靠上级部门和督促和本单位的检查更全面，可以促使一些干部改变只向上级领导负责而漠视群众意见的错误作法。群众的政治参与激情也是很高，对一些不良行为的批评也是决不掩饰的，这一切毫无疑义有利于一个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動的关系局面的形成。
（二）尝试社会管理的多元化参与主体，要求中国共产党发挥对社会组织培育的关键作用。多元的社会必然需要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提高社会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努力降低社会管理的行政成本和总成本，今天已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发展的基本趋势。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扩大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社会空间，是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苏区时期是中共党人局部执政的“演习”，许多方面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社会管理体制上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中央苏区时期，除了党团、军队武装组织之外，具有一定的群众性性质的社会组织基本上有以下四类。
一是苏区时期的工会组织。
第二类是贫农团和农协。1926年，江西省的很多县份都建立了农民协会，较大区域的农民运动办事处有：赣东农民运动办事处、赣南农民运动办事处和赣西农民运动办事处。
第三类是妇女团体组织。苏区时期的妇女组织主要有：
妇女工作委员会：是由党团及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机关合并为一组成，属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部门之一，但是党团组织内仍设有妇委书记或干事。1931年3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决定撤销政府工作机构的妇女工作委员会，恢复群众团体妇女部、女工部。
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1932年4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中成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与各群众团体妇女部的关系是工作指导关系。
女工农妇代表会议：不是常设的组织，没有独立的系统，但是有定期的会议，是妇女动员的一个重要机构。
四是其他苏区民众之间的互利互助性组织。包括1930年成立的闽西革命互济总会，1932年成立的江西省革命互济总会，1932年成立的中央苏区反帝拥苏同盟，1933年的中央苏区革命互济总会等等。
苏区社会中存在的这些群众组织或团体，在一定程度上架起了政府与一般民众之间的桥梁，大大地加强了苏维埃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联系，调动了苏区社会建设与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在探索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以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共意”为目标，苏区中共党人“践释”革命理念、重塑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的关键作用，以达到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的良性互动。
国家与社会关系和谐，一是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各级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正如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所言：“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苏区干部正是这样真心地对待群众，他们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留下了千古美谈。毛泽东得知沙洲坝群众吃水困难，亲自带领群众开挖水井，解决了群众饮水问题。如今，这口“红井”成为全世界最多人喝过水的一口井，成为苏区干部关心群众生活的一座历史丰碑;苏区全总党团书记陈云，在领导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工作中强调，要从群众最高兴的工作做起”，“纠正官僚主义的一般领导”，大大提高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取得了工人的信仰，把工人群众团结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周围;中央革命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得知苏区干部损害了群众利益，引起群众的不满，主动到老表家里道歉……等等。如此这般，不一而足。苏区干部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人民公仆的价值追求，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才使得工农民主政府那样有凝聚力，那样有号召力，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全力支援革命战争，革命战争也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在苏区干部的身后，工农大众形成了一座真正的铜墙铁壁。
二是国家意志与民众之间应该有一种“共识”。在血与火的考验与洗礼中，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既有时代特色又有恒久魅力的“苏区精神”。习近平批出：“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这一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区精神”的灵魂所在就是真心实意为民谋利，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重塑了苏区社会的核心价值，对民众的价值取向具有极强的引导作用。 三、对现代社会的一些启示
从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共同思想基础来思考，要求中国共产党发挥关键作用。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如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理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构建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实现社会和谐稳定，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共识。中共党人在苏区时期的经验，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思考。
（一）新闻媒体、社会冲突与现代国家治理。从传播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播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家族式的、村落式的生活被现代工业化的城市生活取代，人们产生了一种心理失衡。媒体首先起到一种社会的连接作用，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存在。用一句老掉牙的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空气中充满大众传播信息的社会。媒体监督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在社会转型之际，一些矛盾有可能集中突现，在公共部门的危机管理中，媒体监督不可或缺。
一是社会动荡的稳定器。通过危机事件前、危机事件中、危机事件后的全程监督、报道，澄清事件发生原因，跟踪事态发展，总结事件处理结果，稳定了民心，增强了全社会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向心力，避免了因为社会危机事件而导致的社会动荡，减少了危机事件的外部效应外溢。
二是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舞台。我国以往的危机管理，往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危机事件处理主体，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形成各级危机事件处理委员会或办公室，联合相关部门处理危机事件，公众一般是通过政府发布的消息才了解事件处理的进展情况，往往出现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缺乏有效的途径参与到危机管理中来。这样，危机事件对于公众的洗礼和教育作用不明显。媒体监督不仅是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政策和实施情况于公开、透明之下，同时扩大了公众监督和参与的渠道。
三是公民社会形成的有利途径。灾难对于各人来说，可以促使一个人更快的成长起来，对于一个组织来说，也是组织进行革新、创新的大好时机，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说，也是齐聚民心，增强民众自治、自理、自助意识的契机。当然，灾难与这些结果并不成充分必要关系。媒体监督的社会性、公众性特点，发挥了公众在危机事件中的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同时也是一种民主意识的历练过程。对于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风向标。媒体监督的作用是政府管理者清楚地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倡导媒体监督其实就是倡导公民参与，欢迎老百姓的声音。这无疑对于增强政府公信力具有很强的功效。
（二）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社会创新力的养成。在中国，社会组织这个词不仅包含非政府组织，而且包含公司和集体等或多或少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组织。有学者认为这样的组织正在日益增长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有许多专家称这些组织为公民社会组织。尽管如此，社会组织在中国而言仍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自建国后40年时间，大多数的中国人尤其是城里生活的人的工作、生活都有统一的行政调配，除了亲戚之间，人们几乎没什么发展社交网络的需要。
但过去20年的发展已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全国各地以及不同的工作间自由流动和转换，这样，许多非政治性的组织就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而许多带有行政色彩的组织于其上级监督机构间的利益也日益分化。
最开始的情況是，数百万计的小公司（当然有些的规模早己很大了）开始在私人领域兴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越来越多的非盈利组织如慈善基金等也相继发展起来。对研究者来说，中国的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既可以独立于也可以部分依赖于政府的资金支持。现在在民政部注册备案的社会组织共有40万个，此外据保守估计在全国现共有300万个社会组织，有的专家甚至认为数字可能高达800万个。
实际上，党怎样同公民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之关键在于党怎样处理与各种权利组织的关系，这至今仍是个挑战。但最理想的状态还是要一种党与社会组织间的合作关系。我们并不需要执政党象前苏联那样统治所有的社会组织，也不能象在一些发展中或社会转型中的国家那样，政府被社会组织架空，更不能使政府与社会组织成为对手而长久对立。中国要做的工作是在政府和社会组织间培养一种最佳的合作关系，就象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己经做到的那样。在这些国家，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明确分工，后者负责提出新的要求和各种建议，而政府则在其帮助下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这就是和谐社会的模型。
（三）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今天，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建构” 出新时代下党群共识，重塑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之间的融洽关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社会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的价值诉求与美好愿望，是新时期增强我国社会凝聚力的重要保证，因此，也自然地构成社会管理创新的共同思想基础。新的形势条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心为民所系”，努力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作者单位：中共瑞金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