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来自上海的特级教师见到了教育家叶圣陶之子叶至善。休息时，他请叶至善介绍一下，小时候叶圣陶怎样教他们作文。
　　“不教的。”叶至善脱口而出。
　　见这位老师大惑不解，叶至善决定把故事说出来，让他自己判断一下，他的父亲“教了”还是“没教”。
　　
　　培养健全公民
　　
　　叶至善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幕，便是父亲给子女们批改作文的场景。
　　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
　　但是，叶圣陶从不板起脸来说“写得好”与“写得不好”，而只是说“我懂了”和“我不懂”。叶至善回忆：“说是父亲改，实际是商量着共同改。父亲一边看我们的习作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子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
　　这让一场本应令孩子感到紧张的“教学”，变成了一家人寓教于乐的活动。“我们三个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训练，因而几乎每个星期要交一篇习作给父亲。写什么由自己定，父亲从不出题目。”叶至善回忆。
　　在宽容的气氛下进行启发教育，从不轻易打击孩子，也不给孩子强行制定目标，是叶圣陶的一贯做法。事实上，这也是五四之后，中国传统家庭教育观转型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的普遍选择，他们当中包括鲁迅、胡适、梁漱溟等等。
　　20世纪40年代，叶圣陶在《假如我当老师》一文中说：“我如果当中学教师，决不将我的行业叫做‘教书’……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其实是大有分别的：他们只需教学生把书读通，能够去应考试，取功名，此外没有他们的事儿；而我呢，却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
　　诚如他所言，在子女的回忆中，叶圣陶不强迫他们考高分，或者将来上一所好的学校。当年，叶至善小学的12次升级考试，竟有四次不及格，但叶圣陶并不因此而着急。叶圣陶买回来的各种玩具，被叶至善拆了个七零八落，叶圣陶见了，不是装没看见，就是一笑了之。
　　后来，叶至善于抗战期间进了一所专科学校，学习生产制造。叶圣陶对儿子的选择非常满意，认为这正是战时社会最需要的。
　　对于“成功”，叶圣陶有自己的定义，他认为，儿女成长的最终目的，是在环境的限制下“凭他们自己的心思能力去应付一切”，“做父母的真欲帮助儿女，仅有一途，就是诱导他们，让他们锻炼这种心思能力。”
　　
　　为他人着想
　　
　　民国时期，健全公民的一项重要内涵，是人们彼此间“共和”的精神。在叶圣陶对子女的教育中，尊重他人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叶圣陶的小儿子叶志诚回忆：有一次，父亲让他递过去一支笔，叶志诚随手一递过去，不料把笔头交在了父亲手里。叶圣陶就说：“递一样东西给人家，要想着人家接到了手方便不方便，一支笔是不是脱下笔帽就能写，你把笔头递过去，人家还要把它倒转来，倘若没有笔帽，还要弄人家一手墨水。刀子剪刀这一些更是这样，决不可以拿刀口刀尖对着人家，把人家的手戳破了呢?”
　　冬天，叶志诚走出屋子没把门带上，父亲就会在背后喊：“怕把尾巴夹着了吗?”再犯，直接喊：“尾巴，尾巴!”这样，渐渐养成了叶志诚随手关门的习惯。
　　对于写文章，叶圣陶反对孩子写作时运用冷僻的词汇和晦涩难懂的句子。他一再对孩子们讲：“写文章要想到别人，想到读文章的人，要把自己换一个位置，设想成读文章的人，再来看一看文章究竟写得怎么样。”
　　“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1988年，当94岁的叶圣陶病逝时，留下了的是无数被后人视为经典的教育理念。而他的三个子女，都成为了中国的知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