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一个时代的精神情感常常会浸润熏染个人的诗文风格。正因为如此，以文见史、文史互见的方法成为我们解读一个时代、一个诗人的常见方法。仅就单单一个“秋”字而言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对它却有着不同的感受。曾有借助淅沥的秋雨、哀鸣的秋蝉、枯黄的秋草、零落的秋叶，这一派凄凉萧瑟之景倾泻出一怀愁绪；也有从劲吹的秋风绚烂的秋色寥廓的秋空催动出的一腔豪情和由衷的喜悦。这两种意识情感并存，受到不同时代精神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互为消长，从而成为那一时期的主体意识，展现那朝那代的风貌。
　　初盛唐时，唐帝国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阶段，其时代精神是积极向上的，唐诗如日中天，呈现出宏伟阔大的气魄和热烈昂扬的情绪，李白咏出“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安史之乱”后，唐代由治转乱，虽然诗人们的诗作里洋溢的更多的仍然是昂扬乐观的调子，但悲怆伤感的音响已日渐增多。……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氛围中，晚唐诗人笔下常见的是枯荷衰草、落花流水、夕阳暮色。以和杜牧齐名，有“小李杜”之称的李商隐为例，他的诗句“秋阴不散霜风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鲜明地体现了晚唐时诗人的阴郁心理。受这种心理的制约，他们的悲秋之作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正是在晚唐衰声四起的时代氛围下，却产生了杜牧乐观高迈的喜秋之歌。是“文变染乎世情”的规律不适用于杜牧吗？并非如此，在他众多的吟秋诗作中，格调悲凉低调的秋唱时有回响。然而，他却并非一味地沉浸其中，他的大部分吟秋之作基调是乐观健康的，他笔下绚丽多姿的秋天毫不逊色于温暖明丽的春天。在《樊川诗集》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诗作和诗句。如，《山行》“停车坐爱风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长安秋望》“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诗人笔下的秋气明净高远，毫无纤尘，令人胸襟开阔精神为之一振。其他诗句如“秋来气势洪河壮，霜后精神泰华狞。”（《题关亭长句四韵》）“溪光初透彻，秋色正清华。”（《题白苹州》）“天碧台阁丽，风凉歌管清。”（《扬州三首·其三》）“疏雨洗空旷，秋标凉意新。”（《早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从中分明可见杜牧诗中的爽朗高华、生机盎然、令人赏心悦目的秋天。那么，为什么杜牧如此的与众不同？也许清代刘熙载的一句话可以结实这一问题。他在《艺概》中说：“诗品出于人品。”一个人的诗文风格既受外部的时代精神民族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和主体的人格品质不无联系。同是一个“秋”，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感受。杜牧拥有远大抱负、豪爽不羁的性格、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斗志，自然会在与自然之秋相遇时从内心深处腾涌出一种或劲健或悲慨精神的格调。
　　杜牧这种乐观昂扬的性格特征的形成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良好的家学渊源自是不论，远大的政治抱负和乐观的情绪涵养了他豪迈的气概而顺利的科举及第更加刺激了他的锐气与豪气。值得一提的是杜牧诗歌中的山水风物也正是孕育他豪迈的性格浪漫的气质，造就其诗歌“豪而艳，宕而阔”的艺术特质的源头。
　　清人孔尚任有言：“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在古代交通不发达、人际交往有限的情况下，人的气质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域自然山水的影响。长安为古雍州之地，西周丰镐之旧壤，战国时秦国故地，亦是杜氏家族祖居之所。因而杜牧云：“吾故秦人兮，故园秦地。”（《望故园赋》）就地势而言，它雄踞秦川之上，西、北、南三面山地高原环境，东面临河，构成所谓四塞之地。《春秋说·题辞》曰：“秦金坚，故秦俗亦坚。”“坚”，便是关中人特有的心理图式：刚健、质朴、雄阔。杜牧在长安度过了他前半生的27个春秋，“雨晴九陌铺江练，岚嫩千峰叠海涛。”（《长安杂题长句六首》）的长安景象，激发了他胸胆开张含纳万物的胸襟气度，形之于文学，便形成了地理环境和心理气质相一致的奔放豪健的文风。“人生直作百岁翁，亦是万古一瞬中。我与东招龙伯翁，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莱顶上斡海水，水尽到底看海空。”（《池州送孟池先辈》）以广阔的胸襟、新奇变幻的笔法，倾吐自己的人生意绪，昂扬慷慨，纵横疏荡。不仅如此，他还以其矿，其傲，其狷，笑傲礼法之外，卓立群小之中：“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念昔游》）自负于经邦纬世之才，嬉笑怒骂，我行我素。正是其豪直狂放、自负自信的个性气质，成就了其诗风中豪宕的一面。
　　杜牧在扬州生活前后不过三年，但扬州山水以巨大的感召力，对杜牧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扬州地处长江北岸，南北适中，四季分明，境内水网密布，只有逶迤起伏的丘陵。与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关中景物相比，这里川秀泽媚、水软山温，更显其空灵飘逸的江左特色。“州内多水，水波扬也”的自然环境形成了“扬州人性轻扬”的个性特征。轻扬，即飘动游移，其本质是变。既是思想中的不安于现状，也是情绪情感的外显和易于波动。而多情善感，则正是一种精于体物的诗人气质。杜牧虽然狂放豁达，不拘小节，但扬州山水同样赋予他深沉细腻的情感气质，精细、敏锐的感受能力。自然界细微的物候变化寓于目中，能激起他心海的点点涟漪，引发他内在的情绪波动。“荷花兼柳叶，彼此不胜秋。玉露滴初泣，金风吹更愁。”（《秋日偶题》）春去秋来，荷柳华时已逝，这本是客观的自然规律，但它却引发作者的悲秋之感，人生仓促之思，因而便觉秋意憔悴，荷露似泪，金风吹愁。正因杜牧将注意力集中于自然生态的纤变，以此寄托个人的情感意趣，才使其诗歌呈现出幽微感性的一面，体现出流情秀倩的艺术风格。
　　不同地域自然环境形成的浓厚文化底蕴也影响了诗人的创作风格。长安处于以孔、孟、荀为宗的北方儒学文化圈内，其文学思想和审美崇尚受儒家传统诗教的影响，多经世致用的文潮，多中和之美的高标。在家学渊源和长安学术传统的影响之下，他满怀为国尽材的理想和愿望，剖心沥胆，恳悃血诚，作《感怀诗》等。这类诗以意为主，以理为主，铺陈功业，补益时事，诗风刚正儒雅，典实厚重，凸显其豪宕的艺术风格。而与之不同的扬州，以老庄为宗的南方道教文化也对杜牧的艺术风格产生影响。正是这些红袖翠钿增添了杜牧诗歌的香软之气，呈现出艳丽的风格特色。
　　总之，长安赋予杜牧宏伟的理想、不羁的性格、昂扬的斗志，扬州赋予其浪漫的气质、俊美的笔调，两者共同形成了其诗歌“豪而艳，宕而丽”的艺术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