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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居民储蓄，养老保险在其中作用重要。本文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纳入老龄化影响居民储蓄的作用机制中，根据世代交叠模型提出老龄化对居民储蓄存在着倒U型影响的命题，并使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验证。分析发现我国正在跨越储蓄由升至降的倒U型的拐点，养老保险制度是导致老龄化与居民储蓄的关系异于生命周期假说的重要原因。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中国未来储蓄率很可能持续降低，政府应当及早采取措施。
关键词：老龄化；居民储蓄；养老保险；拐点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8-0184-09
收稿日期：2017-04-19
作者简介：石阳（1984-），男，西安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后，金融学博士，研究方向：养老保险的经济效应、微观金融。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2015M580868；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5JK1730。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过程加速、居民储蓄持续升高以及养老保险体系收支失衡，都是目前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即将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中国的储蓄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甚至可能达到了动态无效率区域（柯樟勇和袁志刚，2004）。根据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的计算，中国居民储蓄率从1978年的118%上升到了2008年的272%（董丽霞和赵文哲，2011）。而随着未来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重，社会负担以及居民家庭负担都将加重，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未来储蓄的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李军和张丹萍，2012；于长永和李敏，2015）。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人们在年轻时储蓄、年老时消费，因此当社会老龄化程度加重时，居民储蓄应趋于降低。该假说不但在国外存在争议，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结果也不统一，既有支持老龄化抑制储蓄的文献（舒尔茨，2005），也有认为老龄化促进储蓄的研究（贺菊煌，2006）。Kelley（1988）曾指出，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往往并不孤立，而是与其他因素一起产生或正或负的影响。老龄化对储蓄影响的结论存在争议，可能由于研究者忽略了某些重要的间接因素。
现收现付养老保险体系，作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不但能够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极易受到老龄化冲击。一方面，老龄化会加重养老保险体系的收支失衡，进而影响不同代际劳动者从养老保险体系中获得的净收益；另一方面，作为居民财富的一部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能改变居民的储蓄决策。因此，除生命周期假说提出的直接效应外，老龄化对于储蓄还存在通过养老保险制度发挥作用的间接效应。同时结合直接与间接效应研究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关系，不但能够更清晰地检验经典理论，也有利于国家相关部门准确分析中国储蓄的动态变化趋势，提早做出应对老龄化冲击的有效措施。
本文的贡献在于：将养老保险纳入老龄化对储蓄影响的分析框架，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渐重，居民储蓄将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状态；实证结果说明，养老保险制度是导致老龄化与居民储蓄的关系不符合生命周期假说的重要原因，丰富了检验该假说的文献，并为该假说失效的原因提供了直接证据。
二、文献综述
生命周期假说是分析老龄化如何影响居民储蓄的主要理论依据：年轻劳动者会为退休后的生活进行一定储蓄，年老退休者仅花费自己之前的储蓄，当社会老龄化程度加重时，社会中年轻劳动者的比例下降，老年退休者的比例增加，所以居民总储蓄率应当降低。Leff（1969）使用跨国截面数据最早对此进行了检验，发现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老年抚养比均对储蓄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不過这一结果引起了广泛争论，在后续研究中，既有支持高抚养比抑制储蓄的研究结论（Horioka，1997；舒尔茨，2005），也有文献认为抚养比与储蓄之间没有显著关系（Haque等，1999）。另一些研究成果，则部分支持了生命周期假说：Kraay（2000）使用跨国截面数据，发现老年抚养比对于储蓄率存在显著负效应，而少年抚养比的影响不显著；Kelley和Schmid（1996）通过区分时段，发现20世纪80年代老、少年抚养比均与储蓄率负相关，而60、70年代则不显著。
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同样存在争议：Modigliani和Cao（2004）的实证研究结果均认为抚养比与储蓄率负相关，能够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贺菊煌（2006），汪伟（2009）发现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存在正向影响，并且老年抚养比的影响效果大于少年抚养比；钟水映和李魁（2009）则认为少年抚养比对于储蓄率的影响远大于老年抚养比。
以上研究者在老龄化影响储蓄方面得到了迥然不同的研究结论。这与不同文献使用的计量方法或数据差异有关，但更可能是由于理论模型忽略了特定的能够产生重要间接影响的因素，例如养老保险。
一方面，老龄化会对养老保险体系产生巨大影响。Wilensky（1975）在研究了人口结构对养老保险支出的影响后，指出老年抚养比与国家养老保险支出比例成正比。如果人口结构保持稳定，每代人的养老金收益相同；如果出现老龄化，年轻人口比例会逐渐降低，则必然有一代人的养老金收益降低。这将造成不同出生年份劳动者从养老保险体系中获得的净收益不同，即养老保险的代际负担不平等问题（彭浩然和申曙光，2007）。特别是随着老龄化的来临，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的收支失衡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显现，各国纷纷进行改革，例如中国在1997年明确了以部分积累制作为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大幅度削减了现收现付制的比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显然会直接改变不同代际劳动者的养老金净收益。
另一方面，养老保险会进一步影响储蓄。自Feldstein（1974）与Barro（1974）争论现收现付养老保险是否大幅度挤出了美国储蓄以来，大量文献检验了养老保险对储蓄的影响。Schieber和Shoven（1999）对此进行了总结后指出，虽然不能清晰地说明养老保险制度对储蓄到底有多大幅度影响，但是一个广泛共识是，基于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对于个人储蓄和国民储蓄产生了负面影响。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基本认同养老保险对储蓄存在挤出效应（石阳和王满仓，2010）。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老龄化除对居民储蓄产生符合生命周期假说的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作用于养老保险而间接影响居民储蓄。如图1所示，直接影响为负，老年人口比例越高，消费越高，储蓄越低；间接影响为正，因为老龄化会降低居民养老保险财富，进而抑制消费，促进储蓄。两方面影响一正一负，关系紧密，但之前多数研究者仅从直接影响角度进行分析，同时结合间接影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图1 老龄化影响居民储蓄的直接与间接效应
袁志刚和宋铮（2000）的研究将人口结构、养老保险改革与居民储蓄开创性地结合了起来，发现当考虑个人预期并结合养老保险改革时，未来老龄化的加重将导致当期居民储蓄的上升。这个结论从理论上为中国当时不断增长的居民储蓄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是其观点建立的基础在于养老保险从完全现收现付制转为完全基金制，以及转轨成本全部由下一代负担。这样的假设过于简化，并不符合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而且其研究只给出了理论说明，并未使用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贺菊煌（2006）在研究人口红利时，使用包含养老保险的模型，研究了老年抚养比、少年抚养比对于储蓄的影响，发现老年抚养比促进了储蓄，并且作用效果远重要于少年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但其研究结论来自使用时点数据的数值模拟结果，虽然在当时较为符合现实，但可能难以观察储蓄变化的动态性：随着未来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相应参数可能出现变化，导致研究者不能观察到后续动态结果。因此，本文试图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加入养老保险后，老龄化究竟如何影响居民储蓄，然后进行实证检验。
三、理论模型
世代交叠模型（即OLG模型）在研究养老保险的经济效应方面，是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模型。本文使用两阶段的OLG模型进行分析。
（一）模型建立
假设整个经济由厂商、政府和生命有限的行为人构成，其中行为人生命可分为青年期与老年期。在任意第t期开始时，社会中出现数量为Lt的青年人，同时第t-1期时的青年人，转变为第t期的数量为Lt-1的老年人。老年抚养比为gt=Lt-1/Lt，用来衡量社会的老龄化程度。
1.消费者。在第t期，一个典型的风险规避青年人参加工作，获得工资wt，然后在期末缴纳数量为et的养老金缴费，同时选择消费c1t与储蓄st。在第t+1期，此行为人成为退休老年人，并在期末获得养老金支付bt+1、上期储蓄收益st（1+rt+1），然后全部作为消费c2t+1，其中rt+1为利率。根据这些假设，第t期时典型青年人的最优化问题为：
max：u（c1t）+βu（c2t+1）， u′（·）>0，u″（·）<0（1）
st c1t+st=wt-et（2）
c2t+1=st（1+rt+1）+bt+1（3）
其中，β为主观贴现率，（2）式、（3）式为跨期预算约束。
2.厂商。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资本在参与生产一期后100%折旧，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第t期的总产出为：Ft（Kt， Lt）=KtαLt1-α，其中Kt为总资本存量，Lt为总青年工作者人数。将生产函数写成人均形式，可以得到单位劳动者产出为：
f（kt）=kαt，0<α<1，f′（·）>0，f″（·）<0（4）
其中，kt=Kt/Lt，表示第t期单位劳动者资本存量。
由于企业完全竞争，所以工资wt、利率rt分别取决于其边际产量：
wt=f（kt）-ktf′（kt）（5）
1+rt=f′（kt）（6）
3.政府。政府管理現收现付的养老保险系统：从青年人那里收取养老金，并在当期将收缴的养老金完全支付给老年人。因此，每一期老年人的总获得等于青年人的总支付：
et·Lt=bt·Lt-1（7）
与教科书中的养老保险替代率概念略有不同，本文根据中国现行养老保险政策，假设采用确定待遇型养老保险（DB），并且老年人养老金获得的数额为当期青年工作者工资的一定比例θ：
bt+1=θ·wt+1（8）
4.商品市场。商品市场上的均衡等同于总投资与总储蓄相等，由于假设资本100%折旧，所以：
st·Lt=Lt+1·kt+1（9）
两边同除以第t+1期工作者人数Lt+1后可得到：
kt+1=st·gt+1（10）
可见，当个人储蓄st不变时，随着老龄化程度gt+1的增加，工作者的人均资本存量在增加。
（二）命题提出
袁志刚和宋铮（2000）的分析背景，是在老龄化尚未出现时，劳动者如何储蓄。根据联合国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该地区即可视为老龄化社会。中国该比例在2000年时为645%，在2010年时已超过783%（杜鹏等，2005），因此，本文主要分析当老龄化冲击出现时，当期劳动者如何储蓄。
由（1）、（2）、（3）式可得出个人决策的欧拉方程：
u′（ct1）=β（1+rt+1）u′（c2t+1） （11）
将（2）、（3）、（5）、（6）、（8）、（10）式代入（11）式后，再经过隐函数求导，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老龄化对于储蓄的影响不确定，sgndstdgt=sgnα-θ（1+α）gt。当gt<αθ（1+α）时，储蓄随着老龄化的增加而增加；当gt>αθ（1+α）时，储蓄随着老龄化的增加而降低。
从以上命题可以看到，当老年抚养比gt=αθ（1+α）时，储蓄达到变化的拐点。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基本确定的情况下，拐点的位置主要由α与θ决定：α是资本的收入份额，一般变化较小；θ是养老金替代比率，直接受国家政策影响。
（三）拐点位置估算 中国养老保险替代率θ约为35%。发达国家资本的收入份额α通常为03（Barro和Sala-I-Martin，2004）。根据杨再贵（2010）的观点，中国的劳动力相对便宜，资本的收入份额相对发达国家而言较高，因此，可假设中国资本的收入份额α为035。将θ值与α值代入gt=αθ（1+α），得到在模型中储蓄随老龄化变化的拐点为g*=0741，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必须在老年抚养比gt超过0741后，居民储蓄才会下降。
模型中的劳动者工作期与退休期时间长短相同，但现实中工作期长于退休期，因此，以上计算得出的老龄化程度临界值g*不能直接与现实数据进行比较，必须在相同的年份比例下才能比较。我们将现实中工作期与退休期年限不等情况下的老年抚养比，换算为模型中工作期与退休期相等情况下的调整的老年抚养比，然后再与模型中的临界值g*进行比较。
假设在第t期，现实中存在L′t的劳动者与L′t-1的退休者，劳动者工作期为mt年，退休者生存期为qt年，且mt>qt。由于每一个劳动者在工作期共要负担mt年的退休者养老金，而每一个退休者只存在qt年，超过qt年后，每一个劳动者依然要负担新出现的退休者。如果将工作年限与退休年限看作相等的情况，则数量为L′t的劳动者共负担了（mt/qt）L′t-1的退休者。因此，对应于模型中的老年抚养比与现实中老年抚养比的关系为：
mtqt·L′t-1L′t=gt（12）
化简后得gt=（mt/qt）g′t，其中g′t表示现实中的老年抚养比，gt表示模型中的老年抚养比。
人口数据来源于杜鹏等（2005）的研究，并假定人均寿命75岁。由于杜鹏等的研究中老年抚养比公式为（60岁以上人口）/（15-60岁人口），60岁以上共存在约15年人口，15-60岁共存在45年人口，所以相应可应用于模型中比较的调整的老年抚养比为（45/15）g′t。从具体结果表1可知，拐点g*=0741的位置介于2015年与2020年之间。因此，通过以上较为简单的估计方法，可以发现：首先，在2010年之前中国居民储蓄都处于上升通道中，这与现实情况基本符合。其次，目前中国正处于拐点位置。上述结论是对理论模型命题从数量程度上的一个简单直观说明，下面通过经验分析来进行实证检验。
四、实证设计
（一）研究思路与模型
生命周期假说认为老龄化会抑制居民储蓄。根据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导致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不符合经典假说，为先正后负的倒U型关系。因此，实证检验思路为：首先，检验老龄化是否对居民储蓄具有正向影响；其次，分析养老保险是否为二者关系异于生命周期假说的重要原因；最后，检验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的倒U型影響是否存在。具体实证步骤为：
第一步，检验老龄化对于中国居民储蓄率是否存在正向影响。根据汪伟（2009）、钟水映和李魁（2009）、刘生龙等（2012）的研究，本文使用（13）式进行检验。
Sci，t = β0 + β1Oldi，t + β2Youngi，t + Controls + ui + εi，t（13）
其中，Sc为城镇居民储蓄率；Old为老年抚养比，衡量老龄化程度；Young为人口结构变量中的少年抚养比；Controls为控制变量。
第二步，如果老龄化对储蓄确实存在正向影响，检验养老保险是否为导致这种关系的原因。2005年中国进行了一次养老保险重大改革，改革前后的养老金支付比例产生了突变，替代率从20%增至约35%。所以，如果养老保险的建立影响了老龄化正向促进储蓄，那么改革后随着养老保险比例（替代率）的提高，老龄化对储蓄的正向影响应当增强。回归模型为式（14）。
Sci，t = β0 + β1Oldi，t + β1Oldi，t×Di，t + β3Youngi，t + Controls + ui + εi，t（14）
其中，D为养老保险改革哑变量，改革前取0，改革后取1。
第三步，也是实证部分的核心，检验老龄化是否对居民储蓄存在先正后负的倒U型长期影响。本文在模型（13）中加入了二次项，使用式（15）进行检验。
Sci，t = β0 + β1Oldi，t + β2Old2i，t + β3Youngi，t + Controls + ui + εi，t （15）
其中，Old2表示Old的平方项。如果倒U型影响成立，那么Old的系数应显著为正，Old2的系数应显著为负。
（二）变量、数据来源与计量方法
1.居民储蓄率。关于居民储蓄率的度量方法很多，如采用金融储蓄与实物储蓄之和再除以GDP或居民收入、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减去当期居民消费支出后再除以当期可支配收入、居民储蓄除以居民收入、居民储蓄总量除以名义GDP等（钟水映和李魁，2009）。对于本文的主要因变量城镇居民储蓄率，我们选择以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减去居民消费，再除以当期人均实际收入衡量。
2.人口结构。以老年抚养比衡量老龄化程度，以少年抚养比表示社会负担的少年比例。其中，老年抚养比为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值，是本文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少年抚养比为14岁及以下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值。
3.养老保险改革。为应对养老保险系统运行中出现的“空账运行”、“激励不足”等问题，国务院于2005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对养老保险体系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彭浩然和申曙光，2007）。改革之前，作为养老保险主体的“新人”与“中人”的社会统筹替代率为20%；改革之后，“新人”与“中人”社会统筹替代率改为按照工作缴费年限确定，每缴费一年增加1%。假设人均工作缴费35年，则2005年改革将养老保险社会统筹替代率从20%突然大幅提高到了35%，居民养老金发放水平增长了75%，因此可认为改革前后的养老保险比例存在巨大差异。需要指出的是，东北三省在2002-2005年间已先行试点改革。所以，东北三省以2002年（含2002年）之后为改革后，其余省份以2006年（含2006年）之后为改革后。 4.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选择参考了舒尔茨（2005）、汪伟（2009）、钟水映和李魁（2009）等的研究，包括量：人均GDP增长率（Pgdpgr），用以衡量人均收入增长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通胀率（Cpi），反映价格波动或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居民储蓄率；城乡人均收入比（Ineq），表示收入差距或收入不公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地方公共财政赤字与GDP之比（Fiscal），反映财政政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
在选择样本的时间段方面，如果距离发生改革的2005年较远，则可能受到其他现实变化的影响，降低改革事件的解释力度。因此，本文以这次改革前后各四年作为样本期，使用中国2002-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剔除了西藏）进行实证检验。其中，人口结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均来自中经网数据库。名义变量均经过各地区Cpi调整到以2002年为基期的实际值。
为了表明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并且考虑到居民储蓄率可能存在较强的惯性，我们同时分析了静态与动态面板数据。静态面板分别使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动态面板的解释变量包含因变量的滞后期，分别使用差分GMM与系统GMM方法估计。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内受储蓄等经济因素影响较小，是一个外生程度较高的变量，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在本文中并不太严重。
五、实证结果
（一）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的正向影响
根据式（13），检验老龄化与居民储蓄线性关系的计量结果列于表2。回归（1）-（4）分别使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检验静态面板，其中Old对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样本期内，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增加，城镇居民储蓄率在升高。Youn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需要负担的青少年越多，居民储蓄率越低。在控制变量方面，Cpi与Fiscal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随着不确定性的加强以及政府的财政扩张，居民存在增加储蓄的倾向。
回归（5）-（8）分别使用差分GMM与系统GMM分析动态面板数据。AR（1）与AR（2）的检验结果接受了“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意味着可以使用差分GMM与系统GMM；Sargan检验结果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设定有效。从动态面板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滞后一期的Sc对当期城镇居民储蓄率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系数较高，约为08左右，说明城镇居民储蓄具有很强的惯性。而在控制了储蓄惯性后，本文的主要关注变量Old对于居民储蓄的影响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显著为正。Young的系数也有所降低，在1%水平显著为负。
可以发现，老龄化的加重对于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更高的老年人口比例并没有使消費比例提高，这与生命周期假说不相符。而青少年的比例越高，居民的养育后代负担越重，进而增加消费，符合生命周期假说。
（二）正向影响的重要原因：养老保险
通过中国养老保险在2005年改革前后的差异对比，检验养老保险是否是导致老龄化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异于生命周期假说的重要原因。根据式（14），表3列示了养老保险改革作用于老龄化与城镇居民储蓄关系的计量结果。Old的系数依然为正，表明在改革之前养老保险替代率较低时，老龄化对居民储蓄已经具有正向作用。Old×D的系数全部在1%水平显著为正，说明经过了养老保险改革，养老金替代率的提高会进一步加强老龄化对储蓄的正向影响。经过这次改革，城镇居民的养老金发放水平提高了约75%。而根据回归中Old与Old×D系数数值的具体计算可知，改革使得老龄化对储蓄的正向影响程度平均提高了约40%-90%，平均值为79%，与养老金比率增长幅度的75%较为同步。由此，可以认为养老保险比率的提高与老龄化对于居民储蓄的正向影响密切相关。
根据以上养老保险改革前后的对比可知，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及其制度变化是导致中国老龄化对居民储蓄正向影响，进而异于生命周期假说的重要原因。这与本文的理论模型是一致的。
（三）倒U型关系
表4报告了使用式（15）检验老龄化与城镇居民储蓄间是否存在倒U型长期关系的结果。这里主要关注老龄化与居民储蓄的一次、二次关系，可以看到，不论使用混合OLS回归、静态面板或动态面板，Old的一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老龄化对于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类似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并且结果稳健。初期二者为正向关系，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逐渐增加，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的正向作用不断减弱，随后达到拐点，在老龄化程度超过拐点位置后，则会抑制居民储蓄。
除老龄化对于居民储蓄的影响外，少年抚养比Youn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并且较为稳健。其他控制变量的计量结果并不太稳健，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虽然生命周期假说不一定在任何状态下都有效，但人口结构对于储蓄的影响非常重要。
综合来看，以上三部分的实证结果与理论模型的发现基本符合：首先，中国老龄化对于居民储蓄具有促进作用，不完全符合生命周期假说；其次，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是导致与经典假说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第三，老龄化对于居民储蓄的长期影响为先正后负的倒U型关系。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纳入老龄化影响居民储蓄的作用机制中，根据OLG模型提出了老龄化对居民储蓄存在倒U型影响的观点，并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首先，老龄化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其次，目前中国正在跨越储蓄由升至降的倒U型的拐点；第三，养老保险制度，是导致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不符合生命周期假说的重要原因。
虽然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口抚养比增加将会降低储蓄率，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必然的（刘生龙等，2012）。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的倒U型影响的经济学逻辑在于：一方面，根据生命周期假说，老龄化的加重会直接降低劳动人口，提高社会抚养负担，造成消费更高，储蓄更低；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现收现付养老保险，人们预期持续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会缩减自身养老金财富收入，为了平滑未来消费而增加当前储蓄。两方面影响一负一正，共同造成了倒U型关系。特别是当未来老龄化非常严重时，可以想象，巨大的社会养老负担和老年人的消费，会抵消劳动者的储蓄，抑制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 综合来看，随着未来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重，中国的储蓄率（包括居民储蓄率和宏观储蓄率）最终很可能会持续降低。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提高储蓄资本利用效率。低效率、没有长期生产性的投资只能提高当期GDP，无助于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相关决策部门应当大力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将高额的储蓄资本投资于能够产生长远经济竞争能力的领域，例如教育、科研等。
第二，合理延长退休年龄。适当的提高退休年龄标准，使更高比例人口成为工作人口，等同于间接降低老年人口比例，降低社会老年抚养负担，减缓储蓄越过拐点后的下降。
第三，逐步稳妥地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经过10至20年后，当中国处于储蓄持续降低期时，新增加的青少年会逐步成为劳动年龄人口，缓解未来更加严重的老龄化程度，减轻可能出现的储蓄下降。
第四，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中国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本就不高，随着未来居民储蓄的降低以及老龄化对于养老金收支的负面影响，老年人生活水平存在降低倾向。因此，应当大力发展并规范商业养老保险以作为补充，提早给予居民更多的平滑消费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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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ng and the Dynamics of Household Savings：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nsion
SHI 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China）
Abstract：Pens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how aging will influence household saving. Adding PAYG pension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aging and household saving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that aging has an inverted U shaped influence on household savings using OLG model， and makes empirical tests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hina is just at the turning point stage of the inverted U shaped influence on household savings at this time， and pension syste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why the influence of aging on household savings is different from LCH. Therefore，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saving rate of China will probably decrease in the future， so government should take measures as soon as possible.
Key words：aging；household saving；pension；turning point
（責任编辑：李江）
关键词：老龄化；居民储蓄；养老保险；拐点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8-0184-09
收稿日期：2017-04-19
作者简介：石阳（1984-），男，西安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后，金融学博士，研究方向：养老保险的经济效应、微观金融。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2015M580868；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5JK1730。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过程加速、居民储蓄持续升高以及养老保险体系收支失衡，都是目前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即将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中国的储蓄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甚至可能达到了动态无效率区域（柯樟勇和袁志刚，2004）。根据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的计算，中国居民储蓄率从1978年的118%上升到了2008年的272%（董丽霞和赵文哲，2011）。而随着未来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重，社会负担以及居民家庭负担都将加重，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未来储蓄的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李军和张丹萍，2012；于长永和李敏，2015）。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人们在年轻时储蓄、年老时消费，因此当社会老龄化程度加重时，居民储蓄应趋于降低。该假说不但在国外存在争议，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结果也不统一，既有支持老龄化抑制储蓄的文献（舒尔茨，2005），也有认为老龄化促进储蓄的研究（贺菊煌，2006）。Kelley（1988）曾指出，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往往并不孤立，而是与其他因素一起产生或正或负的影响。老龄化对储蓄影响的结论存在争议，可能由于研究者忽略了某些重要的间接因素。
现收现付养老保险体系，作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不但能够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极易受到老龄化冲击。一方面，老龄化会加重养老保险体系的收支失衡，进而影响不同代际劳动者从养老保险体系中获得的净收益；另一方面，作为居民财富的一部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能改变居民的储蓄决策。因此，除生命周期假说提出的直接效应外，老龄化对于储蓄还存在通过养老保险制度发挥作用的间接效应。同时结合直接与间接效应研究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关系，不但能够更清晰地检验经典理论，也有利于国家相关部门准确分析中国储蓄的动态变化趋势，提早做出应对老龄化冲击的有效措施。
本文的贡献在于：将养老保险纳入老龄化对储蓄影响的分析框架，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渐重，居民储蓄将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状态；实证结果说明，养老保险制度是导致老龄化与居民储蓄的关系不符合生命周期假说的重要原因，丰富了检验该假说的文献，并为该假说失效的原因提供了直接证据。
二、文献综述
生命周期假说是分析老龄化如何影响居民储蓄的主要理论依据：年轻劳动者会为退休后的生活进行一定储蓄，年老退休者仅花费自己之前的储蓄，当社会老龄化程度加重时，社会中年轻劳动者的比例下降，老年退休者的比例增加，所以居民总储蓄率应当降低。Leff（1969）使用跨国截面数据最早对此进行了检验，发现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老年抚养比均对储蓄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不過这一结果引起了广泛争论，在后续研究中，既有支持高抚养比抑制储蓄的研究结论（Horioka，1997；舒尔茨，2005），也有文献认为抚养比与储蓄之间没有显著关系（Haque等，1999）。另一些研究成果，则部分支持了生命周期假说：Kraay（2000）使用跨国截面数据，发现老年抚养比对于储蓄率存在显著负效应，而少年抚养比的影响不显著；Kelley和Schmid（1996）通过区分时段，发现20世纪80年代老、少年抚养比均与储蓄率负相关，而60、70年代则不显著。
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同样存在争议：Modigliani和Cao（2004）的实证研究结果均认为抚养比与储蓄率负相关，能够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贺菊煌（2006），汪伟（2009）发现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存在正向影响，并且老年抚养比的影响效果大于少年抚养比；钟水映和李魁（2009）则认为少年抚养比对于储蓄率的影响远大于老年抚养比。
以上研究者在老龄化影响储蓄方面得到了迥然不同的研究结论。这与不同文献使用的计量方法或数据差异有关，但更可能是由于理论模型忽略了特定的能够产生重要间接影响的因素，例如养老保险。
一方面，老龄化会对养老保险体系产生巨大影响。Wilensky（1975）在研究了人口结构对养老保险支出的影响后，指出老年抚养比与国家养老保险支出比例成正比。如果人口结构保持稳定，每代人的养老金收益相同；如果出现老龄化，年轻人口比例会逐渐降低，则必然有一代人的养老金收益降低。这将造成不同出生年份劳动者从养老保险体系中获得的净收益不同，即养老保险的代际负担不平等问题（彭浩然和申曙光，2007）。特别是随着老龄化的来临，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的收支失衡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显现，各国纷纷进行改革，例如中国在1997年明确了以部分积累制作为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大幅度削减了现收现付制的比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显然会直接改变不同代际劳动者的养老金净收益。
另一方面，养老保险会进一步影响储蓄。自Feldstein（1974）与Barro（1974）争论现收现付养老保险是否大幅度挤出了美国储蓄以来，大量文献检验了养老保险对储蓄的影响。Schieber和Shoven（1999）对此进行了总结后指出，虽然不能清晰地说明养老保险制度对储蓄到底有多大幅度影响，但是一个广泛共识是，基于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对于个人储蓄和国民储蓄产生了负面影响。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基本认同养老保险对储蓄存在挤出效应（石阳和王满仓，2010）。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老龄化除对居民储蓄产生符合生命周期假说的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作用于养老保险而间接影响居民储蓄。如图1所示，直接影响为负，老年人口比例越高，消费越高，储蓄越低；间接影响为正，因为老龄化会降低居民养老保险财富，进而抑制消费，促进储蓄。两方面影响一正一负，关系紧密，但之前多数研究者仅从直接影响角度进行分析，同时结合间接影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图1 老龄化影响居民储蓄的直接与间接效应
袁志刚和宋铮（2000）的研究将人口结构、养老保险改革与居民储蓄开创性地结合了起来，发现当考虑个人预期并结合养老保险改革时，未来老龄化的加重将导致当期居民储蓄的上升。这个结论从理论上为中国当时不断增长的居民储蓄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是其观点建立的基础在于养老保险从完全现收现付制转为完全基金制，以及转轨成本全部由下一代负担。这样的假设过于简化，并不符合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而且其研究只给出了理论说明，并未使用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贺菊煌（2006）在研究人口红利时，使用包含养老保险的模型，研究了老年抚养比、少年抚养比对于储蓄的影响，发现老年抚养比促进了储蓄，并且作用效果远重要于少年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但其研究结论来自使用时点数据的数值模拟结果，虽然在当时较为符合现实，但可能难以观察储蓄变化的动态性：随着未来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相应参数可能出现变化，导致研究者不能观察到后续动态结果。因此，本文试图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加入养老保险后，老龄化究竟如何影响居民储蓄，然后进行实证检验。
三、理论模型
世代交叠模型（即OLG模型）在研究养老保险的经济效应方面，是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模型。本文使用两阶段的OLG模型进行分析。
（一）模型建立
假设整个经济由厂商、政府和生命有限的行为人构成，其中行为人生命可分为青年期与老年期。在任意第t期开始时，社会中出现数量为Lt的青年人，同时第t-1期时的青年人，转变为第t期的数量为Lt-1的老年人。老年抚养比为gt=Lt-1/Lt，用来衡量社会的老龄化程度。
1.消费者。在第t期，一个典型的风险规避青年人参加工作，获得工资wt，然后在期末缴纳数量为et的养老金缴费，同时选择消费c1t与储蓄st。在第t+1期，此行为人成为退休老年人，并在期末获得养老金支付bt+1、上期储蓄收益st（1+rt+1），然后全部作为消费c2t+1，其中rt+1为利率。根据这些假设，第t期时典型青年人的最优化问题为：
max：u（c1t）+βu（c2t+1）， u′（·）>0，u″（·）<0（1）
st c1t+st=wt-et（2）
c2t+1=st（1+rt+1）+bt+1（3）
其中，β为主观贴现率，（2）式、（3）式为跨期预算约束。
2.厂商。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资本在参与生产一期后100%折旧，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第t期的总产出为：Ft（Kt， Lt）=KtαLt1-α，其中Kt为总资本存量，Lt为总青年工作者人数。将生产函数写成人均形式，可以得到单位劳动者产出为：
f（kt）=kαt，0<α<1，f′（·）>0，f″（·）<0（4）
其中，kt=Kt/Lt，表示第t期单位劳动者资本存量。
由于企业完全竞争，所以工资wt、利率rt分别取决于其边际产量：
wt=f（kt）-ktf′（kt）（5）
1+rt=f′（kt）（6）
3.政府。政府管理現收现付的养老保险系统：从青年人那里收取养老金，并在当期将收缴的养老金完全支付给老年人。因此，每一期老年人的总获得等于青年人的总支付：
et·Lt=bt·Lt-1（7）
与教科书中的养老保险替代率概念略有不同，本文根据中国现行养老保险政策，假设采用确定待遇型养老保险（DB），并且老年人养老金获得的数额为当期青年工作者工资的一定比例θ：
bt+1=θ·wt+1（8）
4.商品市场。商品市场上的均衡等同于总投资与总储蓄相等，由于假设资本100%折旧，所以：
st·Lt=Lt+1·kt+1（9）
两边同除以第t+1期工作者人数Lt+1后可得到：
kt+1=st·gt+1（10）
可见，当个人储蓄st不变时，随着老龄化程度gt+1的增加，工作者的人均资本存量在增加。
（二）命题提出
袁志刚和宋铮（2000）的分析背景，是在老龄化尚未出现时，劳动者如何储蓄。根据联合国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该地区即可视为老龄化社会。中国该比例在2000年时为645%，在2010年时已超过783%（杜鹏等，2005），因此，本文主要分析当老龄化冲击出现时，当期劳动者如何储蓄。
由（1）、（2）、（3）式可得出个人决策的欧拉方程：
u′（ct1）=β（1+rt+1）u′（c2t+1） （11）
将（2）、（3）、（5）、（6）、（8）、（10）式代入（11）式后，再经过隐函数求导，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老龄化对于储蓄的影响不确定，sgndstdgt=sgnα-θ（1+α）gt。当gt<αθ（1+α）时，储蓄随着老龄化的增加而增加；当gt>αθ（1+α）时，储蓄随着老龄化的增加而降低。
从以上命题可以看到，当老年抚养比gt=αθ（1+α）时，储蓄达到变化的拐点。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基本确定的情况下，拐点的位置主要由α与θ决定：α是资本的收入份额，一般变化较小；θ是养老金替代比率，直接受国家政策影响。
（三）拐点位置估算 中国养老保险替代率θ约为35%。发达国家资本的收入份额α通常为03（Barro和Sala-I-Martin，2004）。根据杨再贵（2010）的观点，中国的劳动力相对便宜，资本的收入份额相对发达国家而言较高，因此，可假设中国资本的收入份额α为035。将θ值与α值代入gt=αθ（1+α），得到在模型中储蓄随老龄化变化的拐点为g*=0741，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必须在老年抚养比gt超过0741后，居民储蓄才会下降。
模型中的劳动者工作期与退休期时间长短相同，但现实中工作期长于退休期，因此，以上计算得出的老龄化程度临界值g*不能直接与现实数据进行比较，必须在相同的年份比例下才能比较。我们将现实中工作期与退休期年限不等情况下的老年抚养比，换算为模型中工作期与退休期相等情况下的调整的老年抚养比，然后再与模型中的临界值g*进行比较。
假设在第t期，现实中存在L′t的劳动者与L′t-1的退休者，劳动者工作期为mt年，退休者生存期为qt年，且mt>qt。由于每一个劳动者在工作期共要负担mt年的退休者养老金，而每一个退休者只存在qt年，超过qt年后，每一个劳动者依然要负担新出现的退休者。如果将工作年限与退休年限看作相等的情况，则数量为L′t的劳动者共负担了（mt/qt）L′t-1的退休者。因此，对应于模型中的老年抚养比与现实中老年抚养比的关系为：
mtqt·L′t-1L′t=gt（12）
化简后得gt=（mt/qt）g′t，其中g′t表示现实中的老年抚养比，gt表示模型中的老年抚养比。
人口数据来源于杜鹏等（2005）的研究，并假定人均寿命75岁。由于杜鹏等的研究中老年抚养比公式为（60岁以上人口）/（15-60岁人口），60岁以上共存在约15年人口，15-60岁共存在45年人口，所以相应可应用于模型中比较的调整的老年抚养比为（45/15）g′t。从具体结果表1可知，拐点g*=0741的位置介于2015年与2020年之间。因此，通过以上较为简单的估计方法，可以发现：首先，在2010年之前中国居民储蓄都处于上升通道中，这与现实情况基本符合。其次，目前中国正处于拐点位置。上述结论是对理论模型命题从数量程度上的一个简单直观说明，下面通过经验分析来进行实证检验。
四、实证设计
（一）研究思路与模型
生命周期假说认为老龄化会抑制居民储蓄。根据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导致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不符合经典假说，为先正后负的倒U型关系。因此，实证检验思路为：首先，检验老龄化是否对居民储蓄具有正向影响；其次，分析养老保险是否为二者关系异于生命周期假说的重要原因；最后，检验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的倒U型影響是否存在。具体实证步骤为：
第一步，检验老龄化对于中国居民储蓄率是否存在正向影响。根据汪伟（2009）、钟水映和李魁（2009）、刘生龙等（2012）的研究，本文使用（13）式进行检验。
Sci，t = β0 + β1Oldi，t + β2Youngi，t + Controls + ui + εi，t（13）
其中，Sc为城镇居民储蓄率；Old为老年抚养比，衡量老龄化程度；Young为人口结构变量中的少年抚养比；Controls为控制变量。
第二步，如果老龄化对储蓄确实存在正向影响，检验养老保险是否为导致这种关系的原因。2005年中国进行了一次养老保险重大改革，改革前后的养老金支付比例产生了突变，替代率从20%增至约35%。所以，如果养老保险的建立影响了老龄化正向促进储蓄，那么改革后随着养老保险比例（替代率）的提高，老龄化对储蓄的正向影响应当增强。回归模型为式（14）。
Sci，t = β0 + β1Oldi，t + β1Oldi，t×Di，t + β3Youngi，t + Controls + ui + εi，t（14）
其中，D为养老保险改革哑变量，改革前取0，改革后取1。
第三步，也是实证部分的核心，检验老龄化是否对居民储蓄存在先正后负的倒U型长期影响。本文在模型（13）中加入了二次项，使用式（15）进行检验。
Sci，t = β0 + β1Oldi，t + β2Old2i，t + β3Youngi，t + Controls + ui + εi，t （15）
其中，Old2表示Old的平方项。如果倒U型影响成立，那么Old的系数应显著为正，Old2的系数应显著为负。
（二）变量、数据来源与计量方法
1.居民储蓄率。关于居民储蓄率的度量方法很多，如采用金融储蓄与实物储蓄之和再除以GDP或居民收入、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减去当期居民消费支出后再除以当期可支配收入、居民储蓄除以居民收入、居民储蓄总量除以名义GDP等（钟水映和李魁，2009）。对于本文的主要因变量城镇居民储蓄率，我们选择以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减去居民消费，再除以当期人均实际收入衡量。
2.人口结构。以老年抚养比衡量老龄化程度，以少年抚养比表示社会负担的少年比例。其中，老年抚养比为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值，是本文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少年抚养比为14岁及以下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值。
3.养老保险改革。为应对养老保险系统运行中出现的“空账运行”、“激励不足”等问题，国务院于2005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对养老保险体系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彭浩然和申曙光，2007）。改革之前，作为养老保险主体的“新人”与“中人”的社会统筹替代率为20%；改革之后，“新人”与“中人”社会统筹替代率改为按照工作缴费年限确定，每缴费一年增加1%。假设人均工作缴费35年，则2005年改革将养老保险社会统筹替代率从20%突然大幅提高到了35%，居民养老金发放水平增长了75%，因此可认为改革前后的养老保险比例存在巨大差异。需要指出的是，东北三省在2002-2005年间已先行试点改革。所以，东北三省以2002年（含2002年）之后为改革后，其余省份以2006年（含2006年）之后为改革后。 4.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选择参考了舒尔茨（2005）、汪伟（2009）、钟水映和李魁（2009）等的研究，包括量：人均GDP增长率（Pgdpgr），用以衡量人均收入增长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通胀率（Cpi），反映价格波动或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居民储蓄率；城乡人均收入比（Ineq），表示收入差距或收入不公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地方公共财政赤字与GDP之比（Fiscal），反映财政政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
在选择样本的时间段方面，如果距离发生改革的2005年较远，则可能受到其他现实变化的影响，降低改革事件的解释力度。因此，本文以这次改革前后各四年作为样本期，使用中国2002-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剔除了西藏）进行实证检验。其中，人口结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均来自中经网数据库。名义变量均经过各地区Cpi调整到以2002年为基期的实际值。
为了表明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并且考虑到居民储蓄率可能存在较强的惯性，我们同时分析了静态与动态面板数据。静态面板分别使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动态面板的解释变量包含因变量的滞后期，分别使用差分GMM与系统GMM方法估计。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内受储蓄等经济因素影响较小，是一个外生程度较高的变量，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在本文中并不太严重。
五、实证结果
（一）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的正向影响
根据式（13），检验老龄化与居民储蓄线性关系的计量结果列于表2。回归（1）-（4）分别使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检验静态面板，其中Old对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样本期内，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增加，城镇居民储蓄率在升高。Youn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需要负担的青少年越多，居民储蓄率越低。在控制变量方面，Cpi与Fiscal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随着不确定性的加强以及政府的财政扩张，居民存在增加储蓄的倾向。
回归（5）-（8）分别使用差分GMM与系统GMM分析动态面板数据。AR（1）与AR（2）的检验结果接受了“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意味着可以使用差分GMM与系统GMM；Sargan检验结果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设定有效。从动态面板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滞后一期的Sc对当期城镇居民储蓄率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系数较高，约为08左右，说明城镇居民储蓄具有很强的惯性。而在控制了储蓄惯性后，本文的主要关注变量Old对于居民储蓄的影响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显著为正。Young的系数也有所降低，在1%水平显著为负。
可以发现，老龄化的加重对于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更高的老年人口比例并没有使消費比例提高，这与生命周期假说不相符。而青少年的比例越高，居民的养育后代负担越重，进而增加消费，符合生命周期假说。
（二）正向影响的重要原因：养老保险
通过中国养老保险在2005年改革前后的差异对比，检验养老保险是否是导致老龄化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异于生命周期假说的重要原因。根据式（14），表3列示了养老保险改革作用于老龄化与城镇居民储蓄关系的计量结果。Old的系数依然为正，表明在改革之前养老保险替代率较低时，老龄化对居民储蓄已经具有正向作用。Old×D的系数全部在1%水平显著为正，说明经过了养老保险改革，养老金替代率的提高会进一步加强老龄化对储蓄的正向影响。经过这次改革，城镇居民的养老金发放水平提高了约75%。而根据回归中Old与Old×D系数数值的具体计算可知，改革使得老龄化对储蓄的正向影响程度平均提高了约40%-90%，平均值为79%，与养老金比率增长幅度的75%较为同步。由此，可以认为养老保险比率的提高与老龄化对于居民储蓄的正向影响密切相关。
根据以上养老保险改革前后的对比可知，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及其制度变化是导致中国老龄化对居民储蓄正向影响，进而异于生命周期假说的重要原因。这与本文的理论模型是一致的。
（三）倒U型关系
表4报告了使用式（15）检验老龄化与城镇居民储蓄间是否存在倒U型长期关系的结果。这里主要关注老龄化与居民储蓄的一次、二次关系，可以看到，不论使用混合OLS回归、静态面板或动态面板，Old的一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老龄化对于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类似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并且结果稳健。初期二者为正向关系，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逐渐增加，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的正向作用不断减弱，随后达到拐点，在老龄化程度超过拐点位置后，则会抑制居民储蓄。
除老龄化对于居民储蓄的影响外，少年抚养比Youn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并且较为稳健。其他控制变量的计量结果并不太稳健，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虽然生命周期假说不一定在任何状态下都有效，但人口结构对于储蓄的影响非常重要。
综合来看，以上三部分的实证结果与理论模型的发现基本符合：首先，中国老龄化对于居民储蓄具有促进作用，不完全符合生命周期假说；其次，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是导致与经典假说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第三，老龄化对于居民储蓄的长期影响为先正后负的倒U型关系。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纳入老龄化影响居民储蓄的作用机制中，根据OLG模型提出了老龄化对居民储蓄存在倒U型影响的观点，并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首先，老龄化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其次，目前中国正在跨越储蓄由升至降的倒U型的拐点；第三，养老保险制度，是导致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不符合生命周期假说的重要原因。
虽然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口抚养比增加将会降低储蓄率，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必然的（刘生龙等，2012）。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的倒U型影响的经济学逻辑在于：一方面，根据生命周期假说，老龄化的加重会直接降低劳动人口，提高社会抚养负担，造成消费更高，储蓄更低；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现收现付养老保险，人们预期持续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会缩减自身养老金财富收入，为了平滑未来消费而增加当前储蓄。两方面影响一负一正，共同造成了倒U型关系。特别是当未来老龄化非常严重时，可以想象，巨大的社会养老负担和老年人的消费，会抵消劳动者的储蓄，抑制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 综合来看，随着未来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重，中国的储蓄率（包括居民储蓄率和宏观储蓄率）最终很可能会持续降低。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提高储蓄资本利用效率。低效率、没有长期生产性的投资只能提高当期GDP，无助于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相关决策部门应当大力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将高额的储蓄资本投资于能够产生长远经济竞争能力的领域，例如教育、科研等。
第二，合理延长退休年龄。适当的提高退休年龄标准，使更高比例人口成为工作人口，等同于间接降低老年人口比例，降低社会老年抚养负担，减缓储蓄越过拐点后的下降。
第三，逐步稳妥地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经过10至20年后，当中国处于储蓄持续降低期时，新增加的青少年会逐步成为劳动年龄人口，缓解未来更加严重的老龄化程度，减轻可能出现的储蓄下降。
第四，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中国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本就不高，随着未来居民储蓄的降低以及老龄化对于养老金收支的负面影响，老年人生活水平存在降低倾向。因此，应当大力发展并规范商业养老保险以作为补充，提早给予居民更多的平滑消费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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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ng and the Dynamics of Household Savings：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nsion
SHI 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China）
Abstract：Pens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how aging will influence household saving. Adding PAYG pension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aging and household saving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that aging has an inverted U shaped influence on household savings using OLG model， and makes empirical tests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hina is just at the turning point stage of the inverted U shaped influence on household savings at this time， and pension syste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why the influence of aging on household savings is different from LCH. Therefore，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saving rate of China will probably decrease in the future， so government should take measures as soon as possible.
Key words：aging；household saving；pension；turning point
（責任编辑：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