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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领导机構，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引发了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的讨论，可以看作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两种不同思路的交锋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于尽快结束内乱、稳定局势、发展经济，党内外并没有多大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如何看待“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在这个“纲”之下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并由此涉及在这些运动中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又不能不触及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不同的思路。
一种是“抓纲治国”的思路。这里的“纲”是指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但在实质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思路，是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在毛泽东生前定下的“三七开”的框架内，部分地对“文化大革命”实践上的某些错误进行有限的纠正，而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和主体部分的实践则极力维护，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许触及。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才有了“两个凡是”指导方针的出笼。
另一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思路。这种思路，要求既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又实事求是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从解决重大冤假错案入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进而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两种思路的交锋，不可避免地在诸多问题上表现出来。
尽管障碍重重，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毕竟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进展，党和国家的工作毕竟在徘徊中前进着。总的来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关系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问题，都已经有过比较充分的争论和酝酿，并在相当程度上开始了实践的过程。争论中，不同思路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新的抉择已摆在全党，特别是党中央的面前。在这种背景下，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性转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中央工作会议突破原定议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11月10日举行开幕会，13日、25日各举行一次全体会议，12月13日举行闭幕会。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先后讲话。其余时间，按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划分为6个组进行讨论。闭幕会后，又讨论了两天，直到12月15日会议才结束。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既是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的延续，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会议讨论了若干重大问题，为紧随其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11月10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开幕会。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副主席邓小平因出国访问未到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以及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
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都是经济问题：（1）如何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及有关的两个文件;（2）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经济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
开幕会后，各组开始讨论华国锋在开幕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由此，开始了各种观点的直面交锋，使原定20天的会议延至36天才结束。正是这项议题的增加，引发了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的讨论，从而改变了会议的主题。概括起来，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7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在讨论中，许多人认为，工作重点转移是必要的，但目前还有大量的遗留问题，如：“天安门事件”还没有被平反;“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还没有得到澄清;许多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被平反，等等。此外，有少数人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比如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错的，但并不是每个具体阶段都要这样提。有人甚至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些认识反映了在工作重点转移的指导思想上，有些人还没有从过去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中走出来，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
第二，关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1月11日，从讨论一开始，许多与会者围绕工作重点转移，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党内外普遍关心的“天安门事件”，几乎各组都提出了尽快平反的要求。在这些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中，陈云11月12日在东北组的发言影响最大。
陈云首先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先由中央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他逐一进行了列举，包括：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 总之，“七七决定”、1941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些同志都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现在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级的干部。陶铸一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他们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处理中也有缺点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1]
这篇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后，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支持，各组发言的重点也集中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上来。
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薄一波等61人问题、陶铸问题、“二月逆流”问题平反;纠正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将其骨灰安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对康生、谢富治问题可以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
对于与会者提出的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要求，以及更深一步澄清和纠正历史上的“左”倾错误的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表示要认真听取并研究大家的意见，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在适当的时候重新作出评价，重新作出审查和处理，目前尚不宜匆忙作出结论。
第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原先的议题中，并没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内容。但是，会议开始后，不少与会者在发言中涉及这场讨论，并对“两个凡是”的提法，以及《红旗》杂志对这场讨论一直不表态和中央宣传部的压制态度提出了批评。由于与会者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很快集中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因此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开始并不热烈。真理标准问题再次成为会议的中心话题，要到11月25日的全体会议之后。
此时，发生在会外的一件事情，成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再起风波的重要原因。“天安门事件”被平反的消息公布后，北京等城市出现一些群众集会和大、小字报，在表示拥护的同时，也要求追究压制解放思想、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人的责任，有人甚至提出了全盘否定毛泽东的要求。11月25日下午，在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汇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了重要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说：
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映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当然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众对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2]
邓小平的这个谈话没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传达，但有很多人得知了谈话的精神。此后，在大多数与会者的批评帮助下，一些曾对这场讨论的意义认识不足的人先后有了转变，一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作了自我批评。
第四，关于农业问题。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已印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78年11月9日讨论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1978年11月9日讨论稿）两个文件。在讨论中，与会者对会议准备的文件和有关领导的说明都不满意，认为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不够实事求是，没有揭露农业存在的问题，没有很好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纠正过去“左”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也没有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有的同志分析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与会者强烈要求修改和重写两个农业文件。
第五，关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问题。这次会议使会前关于改革开放的酝酿进一步具体化，正式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条件已经成熟。与会者在讨论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时，还提出了一些重大比例失調的问题，特别是陈云就经济问题所作的系统发言，实际上提出了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和进行调整的主张。 第六，关于组织人事问题。在原来的会议议题中也没有人事问题，但随着与会者的讨论集中到历史遗留问题和真理标准上，陆续揭发出个别中央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的错误。这样，人们自然地想到了人事调整问题。
与此同时，中央领导层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鉴于与会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错误上面，邓小平对此及时地给以明确的引导。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在谈到对中央几个有错误的领导人如何处理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现在国际上就看我们有什么人事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好多外国人要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12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的打招呼会议上讲话，再次强调以大局为重。他说：“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3]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在之后的讨论中，与会者普遍赞同了只加人、不减人的方针，各组提名的人选也比较集中起来。12月11日，会议秘书组印发了中央组织部提出的《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问题的请示报告》及《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12月12日，各组讨论了《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在加以个别增补后，基本上同意了这个名单。
第七，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方针问题。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不仅引导了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和方向，而且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没有再发表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全会的主题报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1978年12月18日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了开幕会。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169人，候补中央委员有112人。
由于会期较短，开幕会后，各组采取了集中时间阅读文件的办法。随后，各组进行了讨论。分组讨论的内容，概括起来有3个方面：一是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以发言等形式向未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介绍情况;二是对中央领导的讲话发表意见，对全会要增补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发表意见，对中央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发表意见;三是同中央工作会议一样，对工作重点转移、“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康生的错误等问题发表意见。还有一项内容，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草稿提出修改意见。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普遍赞扬几天前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认为会议真正恢复和发扬了毛泽东生前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始至终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相信中央工作会议的好会风，定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扬光大，使这次全会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取得更大成果。
与会者讨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业问题两个文件、1979和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等重大问题，并建议以中央全会的名义作出郑重的决定。
对农业问题两个文件，不少人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讨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时，各组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并建议增加王建安为候选人。
12月22日，各组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1日稿）。公报此前经过3次修改，终于在全会闭幕的这一天送到與会者的手中。经过讨论，与会者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12月22日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了闭幕会。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并确定这两个文件先传达到县级，广泛征求意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集中修改意见，报中央定稿后，再由中央正式发文件。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这个文件由国务院正式下达，并确定传达范围，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将于1979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央政治局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再作些修改，然后在12月24日发表。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9人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全会选举生产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袁任远、章蕴（女）、郭述申、马国瑞、李一氓、魏文伯、张策等11人为副书记，并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委员85人。选举结果宣布后，陈云发表了讲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题图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
（摘自《百年文献中的党史》）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234.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97）第四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435.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97）第四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441、445.
（责任编辑：徐嘉）
两种不同思路的交锋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于尽快结束内乱、稳定局势、发展经济，党内外并没有多大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如何看待“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在这个“纲”之下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并由此涉及在这些运动中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又不能不触及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不同的思路。
一种是“抓纲治国”的思路。这里的“纲”是指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但在实质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思路，是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在毛泽东生前定下的“三七开”的框架内，部分地对“文化大革命”实践上的某些错误进行有限的纠正，而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和主体部分的实践则极力维护，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许触及。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才有了“两个凡是”指导方针的出笼。
另一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思路。这种思路，要求既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又实事求是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从解决重大冤假错案入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进而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两种思路的交锋，不可避免地在诸多问题上表现出来。
尽管障碍重重，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毕竟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进展，党和国家的工作毕竟在徘徊中前进着。总的来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关系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问题，都已经有过比较充分的争论和酝酿，并在相当程度上开始了实践的过程。争论中，不同思路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新的抉择已摆在全党，特别是党中央的面前。在这种背景下，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性转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中央工作会议突破原定议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11月10日举行开幕会，13日、25日各举行一次全体会议，12月13日举行闭幕会。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先后讲话。其余时间，按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划分为6个组进行讨论。闭幕会后，又讨论了两天，直到12月15日会议才结束。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既是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的延续，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会议讨论了若干重大问题，为紧随其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11月10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开幕会。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副主席邓小平因出国访问未到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以及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
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都是经济问题：（1）如何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及有关的两个文件;（2）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经济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
开幕会后，各组开始讨论华国锋在开幕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由此，开始了各种观点的直面交锋，使原定20天的会议延至36天才结束。正是这项议题的增加，引发了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的讨论，从而改变了会议的主题。概括起来，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7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在讨论中，许多人认为，工作重点转移是必要的，但目前还有大量的遗留问题，如：“天安门事件”还没有被平反;“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还没有得到澄清;许多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被平反，等等。此外，有少数人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比如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错的，但并不是每个具体阶段都要这样提。有人甚至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些认识反映了在工作重点转移的指导思想上，有些人还没有从过去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中走出来，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
第二，关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1月11日，从讨论一开始，许多与会者围绕工作重点转移，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党内外普遍关心的“天安门事件”，几乎各组都提出了尽快平反的要求。在这些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中，陈云11月12日在东北组的发言影响最大。
陈云首先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先由中央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他逐一进行了列举，包括：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 总之，“七七决定”、1941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些同志都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现在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级的干部。陶铸一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他们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处理中也有缺点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1]
这篇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后，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支持，各组发言的重点也集中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上来。
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薄一波等61人问题、陶铸问题、“二月逆流”问题平反;纠正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将其骨灰安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对康生、谢富治问题可以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
对于与会者提出的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要求，以及更深一步澄清和纠正历史上的“左”倾错误的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表示要认真听取并研究大家的意见，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在适当的时候重新作出评价，重新作出审查和处理，目前尚不宜匆忙作出结论。
第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原先的议题中，并没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内容。但是，会议开始后，不少与会者在发言中涉及这场讨论，并对“两个凡是”的提法，以及《红旗》杂志对这场讨论一直不表态和中央宣传部的压制态度提出了批评。由于与会者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很快集中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因此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开始并不热烈。真理标准问题再次成为会议的中心话题，要到11月25日的全体会议之后。
此时，发生在会外的一件事情，成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再起风波的重要原因。“天安门事件”被平反的消息公布后，北京等城市出现一些群众集会和大、小字报，在表示拥护的同时，也要求追究压制解放思想、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人的责任，有人甚至提出了全盘否定毛泽东的要求。11月25日下午，在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汇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了重要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说：
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映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当然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众对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2]
邓小平的这个谈话没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传达，但有很多人得知了谈话的精神。此后，在大多数与会者的批评帮助下，一些曾对这场讨论的意义认识不足的人先后有了转变，一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作了自我批评。
第四，关于农业问题。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已印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78年11月9日讨论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1978年11月9日讨论稿）两个文件。在讨论中，与会者对会议准备的文件和有关领导的说明都不满意，认为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不够实事求是，没有揭露农业存在的问题，没有很好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纠正过去“左”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也没有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有的同志分析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与会者强烈要求修改和重写两个农业文件。
第五，关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问题。这次会议使会前关于改革开放的酝酿进一步具体化，正式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条件已经成熟。与会者在讨论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时，还提出了一些重大比例失調的问题，特别是陈云就经济问题所作的系统发言，实际上提出了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和进行调整的主张。 第六，关于组织人事问题。在原来的会议议题中也没有人事问题，但随着与会者的讨论集中到历史遗留问题和真理标准上，陆续揭发出个别中央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的错误。这样，人们自然地想到了人事调整问题。
与此同时，中央领导层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鉴于与会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错误上面，邓小平对此及时地给以明确的引导。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在谈到对中央几个有错误的领导人如何处理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现在国际上就看我们有什么人事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好多外国人要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12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的打招呼会议上讲话，再次强调以大局为重。他说：“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3]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在之后的讨论中，与会者普遍赞同了只加人、不减人的方针，各组提名的人选也比较集中起来。12月11日，会议秘书组印发了中央组织部提出的《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问题的请示报告》及《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12月12日，各组讨论了《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在加以个别增补后，基本上同意了这个名单。
第七，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方针问题。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不仅引导了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和方向，而且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没有再发表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全会的主题报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1978年12月18日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了开幕会。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169人，候补中央委员有112人。
由于会期较短，开幕会后，各组采取了集中时间阅读文件的办法。随后，各组进行了讨论。分组讨论的内容，概括起来有3个方面：一是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以发言等形式向未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介绍情况;二是对中央领导的讲话发表意见，对全会要增补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发表意见，对中央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发表意见;三是同中央工作会议一样，对工作重点转移、“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康生的错误等问题发表意见。还有一项内容，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草稿提出修改意见。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普遍赞扬几天前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认为会议真正恢复和发扬了毛泽东生前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始至终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相信中央工作会议的好会风，定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扬光大，使这次全会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取得更大成果。
与会者讨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业问题两个文件、1979和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等重大问题，并建议以中央全会的名义作出郑重的决定。
对农业问题两个文件，不少人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讨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时，各组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并建议增加王建安为候选人。
12月22日，各组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1日稿）。公报此前经过3次修改，终于在全会闭幕的这一天送到與会者的手中。经过讨论，与会者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12月22日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了闭幕会。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并确定这两个文件先传达到县级，广泛征求意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集中修改意见，报中央定稿后，再由中央正式发文件。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这个文件由国务院正式下达，并确定传达范围，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将于1979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央政治局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再作些修改，然后在12月24日发表。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9人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全会选举生产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袁任远、章蕴（女）、郭述申、马国瑞、李一氓、魏文伯、张策等11人为副书记，并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委员85人。选举结果宣布后，陈云发表了讲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题图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
（摘自《百年文献中的党史》）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234.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97）第四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435.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97）第四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441、445.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