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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发生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40年代。它不仅促成了一段旷世之恋，也促成了一个伟大思想家的诞生。故事的男主人公便是欧美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以赛亚·伯林，而女主人公则是苏联抒情女诗人——“俄罗斯艺术天穹中的皎月”安娜·阿赫玛托娃。
一
1945年一个冬日的下午，二战后的列宁格勒大街上点缀着些许彩灯。
英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一秘——年轻的前牛津大学哲学教师伯林，在“喷泉屋”三楼的一间临窗小屋里，见到了他心目中的偶像阿赫玛托娃——她曾是俄罗斯出名的“美人鱼”，巴黎“迷路狗”文艺沙龙的巨星。但是，这位俄罗斯文学的代表人物，却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裙，由于营养不良，眼圈发黑、皮肤泛黄，艰难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种种痕迹……然而，她的姿态依然高贵美丽，举止依然优雅，第一瞬间就使伯林觉得见到了俄罗斯的“悲剧女王”。
在月光映照的小屋里，他们一边分吃一小盘水煮土豆，一边剖心沥胆地“进行着人的一生中只可能发生一两次的最纯粹交流”。伯林在彻夜长谈中感受到了阿赫玛托娃的孤独绝望和痛苦无助。在斯大林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中，她的第一位丈夫、著名爱国诗人古米寥夫。因所谓“参与阴谋罪”，遭到枪决；她的爱子，仅仅因为同情父亲，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流放)；她同居的伴侣、著名文学家蒲宁，因持有不同文化见解，一度被关押(均已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平反)……而此刻的阿赫玛托娃，也由于创作时远离阶级斗争，擅长描写女性爱情体验，并借鉴象征主义手法，被斯大林嘲讽为“修女加荡妇”，在文化专制主义的浪潮中屡遭批判。但她一刻也不曾背叛自己的理想和情感、文字和信念!伯林彻底地被阿赫玛托娃感动了。
也正是在这时，伯林心中长期被压抑的爱情之火，热烈地燃烧了起来。虽然他此前有过两次恋爱，却从未像现在这般真挚而强烈!而阿赫玛托娃熠熠发光的眼睛，也明白地告诉他，她爱他，并且理解他。
阿赫玛托娃对伯林的爱，和她的诗一样浪漫无掩。她为伯林读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和《安魂曲》，被伯林称为“感动全欧洲的安魂曲”。伯林则从迁离彼得堡移居英国，说到投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个人生活隐私，说到爱、死、希望与牺牲……伯林后来动情地说：“那个夜晚，生命与艺术的完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阿赫玛托娃从根本上打动了我。”他写信告诉友人，会见阿赫玛托娃“是发生在我身上最令人激动的一件事”。
他们共处倾谈了13小时。特里普(英国议会代表——引者注)清楚地记得：“他回来时，一头倒在自己的床上，嘴里说着：‘我恋爱了!我恋爱了!’在伯林的记忆里，列宁格勒之行只有阿赫玛托娃。”
伯林很快便去了莫斯科，一个半月后又奉调归国。他在出境前夕，专程乘坐夜间列车到列宁格勒与阿赫玛托娃道别。在克格勃的全面监视下，阿赫玛托娃把早已准备好的几本诗集放到伯林手里，上面既有她精心题写的赠言，也有她为他专门吟咏的新诗：他们怔怔地望着对方，既没有拥抱，也没有发誓。他们都很清楚，他们的爱情是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葩，这是一次永无结束的相聚。
那一年(1945年)，伯林36岁，阿赫玛托娃56岁。
二
此后。整个苏联文坛都在谈论阿赫玛托娃、伯林的旷世恋情。
可是。斯大林获知了阿赫玛托娃、伯林会见的经过，不悦地说：“这么说，我们的修女，现在陪起英国间谍来了?”于是，阿赫玛托娃为她和伯林的恋情，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1946年9月，苏联作协开除阿赫玛托娃的会籍，并认为她有“特务嫌疑”。她已经付印的诗集，也被无情地捣成纸浆——那正是她答应寄给伯林的新作。1949年秋季，她的儿子和居住在“喷泉屋”另一处的蒲宁，又先后被捕(前者于1956年获释，后者于1953年瘐死)。阿赫玛托娃明知这一系列悲剧都与伯林有关，却毫不后悔，并多次坚决拒绝出国。她郑重宣布，“不生存在异国的天底下，也不苟活在他人的怜悯中”，依然天天援笔撰写不朽的俄罗斯自由诗篇。
英国驻苏使馆为了安慰远在华盛顿和伦敦的伯林，整整两年都使用外交信函，向他及时介绍阿赫玛托娃的情况，但禁止他与阿赫玛托娃联系，以免增加阿赫玛托娃的危险。
1948年4月以后，伯林彻底失去了阿赫玛托娃的消息，但他的思想也从此发生了转折。伯林曾多次说：二战和阿赫玛托娃改变了我，使我不再世俗、幼稚和浅薄，开始寻求思想的立足点。在他提出的中庸主义与多元主义中，在他对“历史必然决定论”的猛烈抨击中，都可以看到阿赫玛托娃对他的影响——因为，阿赫玛托娃充任了“俄罗斯文化的真正代言人”。她“对个人良知的坚守。有时确使历史无奈”。而伯林于50年代创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消极自由观”，更与阿赫玛托娃等苏联优秀知识分子针对国内外现实坚持和弘扬的人文理念有关。可以说是1945年的苏联之行造就了他。
而阿赫玛托娃也在被克格勃严密监视的小屋里，大幅度改写传世巨作《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久别的伯林在长诗中变成了她苦苦等待的“未来之客”。她还在另一首诗里，与伯林进行着想象中的哲理对话……生活的高压没有摧毁被苦难浸透的阿赫玛托娃，反而使她在创作上超越极致。开创了“人类诗歌史上继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之后，最为卓越神奇瑰丽的女性诗歌现象”。
诚如阿赫玛托娃在《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修订本)》扉页献词中所说：“他不会成为我亲爱的丈夫，但是，我和他的故事，我们的成就，将使20世纪骚动不安。”她和伯林的这场精神恋爱，确实改写了人生与历史。
1956年夏，伯林与新婚妻子艾琳，经赫鲁晓夫批准重访苏联。伯林打通了阿赫玛托娃的电话，要求见面。可是。阿赫玛托娃却婉言拒绝了他——主要由于她的儿子刚刚获释两个月，她不能再给儿子增加麻烦，当然，这也与伯林已婚有关。伯林为此颇为失望。然而，他不知道，在阿赫玛托娃的诗集里又多了一首《不见》：“未曾相交的目光，不知该投向何方，唯有欢乐的泪水，可以尽情流淌!……你无处不在……在巴赫的恰空舞曲里，在枉然盛开的玫瑰中，在乡村‘当、当’的钟声里，在被开垦的黑土上空。”伯林依然在阿赫玛托娃心中。她至死没有再婚。
1965年春，正是“喷泉屋”相会20周年。经伯林亲自提名，牛津大学授予阿赫玛托娃——俄罗斯唯一自沙皇时代笔耕至今的诗人——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阿赫玛托娃，力排众议来到伦敦。实现了和伯林在人间重逢的心愿。然而，当她参观伯林华美的豪宅时。却挖苦了一句：“鸟儿住进金丝笼了?”她显然觉得伯林现在生活得过于奢侈了。伯林无言以答。
仅仅一年后。阿赫玛托娃病逝于莫斯科。伯林获悉后悲痛地说，他永远把阿赫玛托娃看做个人可以抵抗潮流与历史的、“未被玷污”“没有破损”“道德上毫无瑕疵”的女人。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纪念阿赫玛托娃。特意将该年命名为“国际阿赫玛托娃年”。
伯林于1997年冬与世长辞。他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便是辞世前7天给阿赫玛托娃的传记作者内曼的回函，称誉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最优秀的女杰，字里行间蕴涵着“十分明显的特别的温柔”。有谁能说，爱情的火花此时没有在伯林心中燃烧呢?
一
1945年一个冬日的下午，二战后的列宁格勒大街上点缀着些许彩灯。
英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一秘——年轻的前牛津大学哲学教师伯林，在“喷泉屋”三楼的一间临窗小屋里，见到了他心目中的偶像阿赫玛托娃——她曾是俄罗斯出名的“美人鱼”，巴黎“迷路狗”文艺沙龙的巨星。但是，这位俄罗斯文学的代表人物，却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裙，由于营养不良，眼圈发黑、皮肤泛黄，艰难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种种痕迹……然而，她的姿态依然高贵美丽，举止依然优雅，第一瞬间就使伯林觉得见到了俄罗斯的“悲剧女王”。
在月光映照的小屋里，他们一边分吃一小盘水煮土豆，一边剖心沥胆地“进行着人的一生中只可能发生一两次的最纯粹交流”。伯林在彻夜长谈中感受到了阿赫玛托娃的孤独绝望和痛苦无助。在斯大林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中，她的第一位丈夫、著名爱国诗人古米寥夫。因所谓“参与阴谋罪”，遭到枪决；她的爱子，仅仅因为同情父亲，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流放)；她同居的伴侣、著名文学家蒲宁，因持有不同文化见解，一度被关押(均已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平反)……而此刻的阿赫玛托娃，也由于创作时远离阶级斗争，擅长描写女性爱情体验，并借鉴象征主义手法，被斯大林嘲讽为“修女加荡妇”，在文化专制主义的浪潮中屡遭批判。但她一刻也不曾背叛自己的理想和情感、文字和信念!伯林彻底地被阿赫玛托娃感动了。
也正是在这时，伯林心中长期被压抑的爱情之火，热烈地燃烧了起来。虽然他此前有过两次恋爱，却从未像现在这般真挚而强烈!而阿赫玛托娃熠熠发光的眼睛，也明白地告诉他，她爱他，并且理解他。
阿赫玛托娃对伯林的爱，和她的诗一样浪漫无掩。她为伯林读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和《安魂曲》，被伯林称为“感动全欧洲的安魂曲”。伯林则从迁离彼得堡移居英国，说到投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个人生活隐私，说到爱、死、希望与牺牲……伯林后来动情地说：“那个夜晚，生命与艺术的完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阿赫玛托娃从根本上打动了我。”他写信告诉友人，会见阿赫玛托娃“是发生在我身上最令人激动的一件事”。
他们共处倾谈了13小时。特里普(英国议会代表——引者注)清楚地记得：“他回来时，一头倒在自己的床上，嘴里说着：‘我恋爱了!我恋爱了!’在伯林的记忆里，列宁格勒之行只有阿赫玛托娃。”
伯林很快便去了莫斯科，一个半月后又奉调归国。他在出境前夕，专程乘坐夜间列车到列宁格勒与阿赫玛托娃道别。在克格勃的全面监视下，阿赫玛托娃把早已准备好的几本诗集放到伯林手里，上面既有她精心题写的赠言，也有她为他专门吟咏的新诗：他们怔怔地望着对方，既没有拥抱，也没有发誓。他们都很清楚，他们的爱情是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葩，这是一次永无结束的相聚。
那一年(1945年)，伯林36岁，阿赫玛托娃56岁。
二
此后。整个苏联文坛都在谈论阿赫玛托娃、伯林的旷世恋情。
可是。斯大林获知了阿赫玛托娃、伯林会见的经过，不悦地说：“这么说，我们的修女，现在陪起英国间谍来了?”于是，阿赫玛托娃为她和伯林的恋情，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1946年9月，苏联作协开除阿赫玛托娃的会籍，并认为她有“特务嫌疑”。她已经付印的诗集，也被无情地捣成纸浆——那正是她答应寄给伯林的新作。1949年秋季，她的儿子和居住在“喷泉屋”另一处的蒲宁，又先后被捕(前者于1956年获释，后者于1953年瘐死)。阿赫玛托娃明知这一系列悲剧都与伯林有关，却毫不后悔，并多次坚决拒绝出国。她郑重宣布，“不生存在异国的天底下，也不苟活在他人的怜悯中”，依然天天援笔撰写不朽的俄罗斯自由诗篇。
英国驻苏使馆为了安慰远在华盛顿和伦敦的伯林，整整两年都使用外交信函，向他及时介绍阿赫玛托娃的情况，但禁止他与阿赫玛托娃联系，以免增加阿赫玛托娃的危险。
1948年4月以后，伯林彻底失去了阿赫玛托娃的消息，但他的思想也从此发生了转折。伯林曾多次说：二战和阿赫玛托娃改变了我，使我不再世俗、幼稚和浅薄，开始寻求思想的立足点。在他提出的中庸主义与多元主义中，在他对“历史必然决定论”的猛烈抨击中，都可以看到阿赫玛托娃对他的影响——因为，阿赫玛托娃充任了“俄罗斯文化的真正代言人”。她“对个人良知的坚守。有时确使历史无奈”。而伯林于50年代创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消极自由观”，更与阿赫玛托娃等苏联优秀知识分子针对国内外现实坚持和弘扬的人文理念有关。可以说是1945年的苏联之行造就了他。
而阿赫玛托娃也在被克格勃严密监视的小屋里，大幅度改写传世巨作《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久别的伯林在长诗中变成了她苦苦等待的“未来之客”。她还在另一首诗里，与伯林进行着想象中的哲理对话……生活的高压没有摧毁被苦难浸透的阿赫玛托娃，反而使她在创作上超越极致。开创了“人类诗歌史上继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之后，最为卓越神奇瑰丽的女性诗歌现象”。
诚如阿赫玛托娃在《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修订本)》扉页献词中所说：“他不会成为我亲爱的丈夫，但是，我和他的故事，我们的成就，将使20世纪骚动不安。”她和伯林的这场精神恋爱，确实改写了人生与历史。
1956年夏，伯林与新婚妻子艾琳，经赫鲁晓夫批准重访苏联。伯林打通了阿赫玛托娃的电话，要求见面。可是。阿赫玛托娃却婉言拒绝了他——主要由于她的儿子刚刚获释两个月，她不能再给儿子增加麻烦，当然，这也与伯林已婚有关。伯林为此颇为失望。然而，他不知道，在阿赫玛托娃的诗集里又多了一首《不见》：“未曾相交的目光，不知该投向何方，唯有欢乐的泪水，可以尽情流淌!……你无处不在……在巴赫的恰空舞曲里，在枉然盛开的玫瑰中，在乡村‘当、当’的钟声里，在被开垦的黑土上空。”伯林依然在阿赫玛托娃心中。她至死没有再婚。
1965年春，正是“喷泉屋”相会20周年。经伯林亲自提名，牛津大学授予阿赫玛托娃——俄罗斯唯一自沙皇时代笔耕至今的诗人——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阿赫玛托娃，力排众议来到伦敦。实现了和伯林在人间重逢的心愿。然而，当她参观伯林华美的豪宅时。却挖苦了一句：“鸟儿住进金丝笼了?”她显然觉得伯林现在生活得过于奢侈了。伯林无言以答。
仅仅一年后。阿赫玛托娃病逝于莫斯科。伯林获悉后悲痛地说，他永远把阿赫玛托娃看做个人可以抵抗潮流与历史的、“未被玷污”“没有破损”“道德上毫无瑕疵”的女人。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纪念阿赫玛托娃。特意将该年命名为“国际阿赫玛托娃年”。
伯林于1997年冬与世长辞。他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便是辞世前7天给阿赫玛托娃的传记作者内曼的回函，称誉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最优秀的女杰，字里行间蕴涵着“十分明显的特别的温柔”。有谁能说，爱情的火花此时没有在伯林心中燃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