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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好好地向东流去，却冷不丁打了个陡弯，一五一十地向南边流去了。陡弯的拐角垴里，夹住了二十来户人家，这便是我的故乡西河湾。
西河湾是雅号。西河常发水，河堤高而宽。在西河湾岔开的河堤像两条岔开的大腿，别湾里的人就称我们西河湾为卵子湾。我们湾确有些像卵子，卵子那么大一点。整个湾很自然地分成两个紧连的小庄子，住在东边些的是下湾，住西边些的是上湾。每个湾门口，都有一个清清的长满荷叶的吃水堰，圆溜溜地活像两个卵蛋。
我的西河湾。我的卵子湾。我的陌生而又血脉相连的故乡。
去年我回去了一趟。卵子已经不鲜亮了，满堰绿蓬蓬的荷叶已经不见了，水浑浑的，我的西河湾像晚期的性病患者。两口堰都承包给了红生。红生拉着我到他家喝酒。那些半不拉子的鱼瘦兮兮的，在碗里瞪着人样的眼睛看我，我实在不敢动筷子，忽然感觉到如鲠在喉，忍不住想流泪骂一通。红生却喝得很畅快，不一会儿，乌黑黑的桌子上便堆了一大堆鱼刺。
“喝呀！”红生有些迷糊了，“不喝你就是看不起兄弟我了。这日子真过得没意思。”红生醉眼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们湾就你们一家姓李，就你一个人成了大学生，当了官。还是你们李家好。我们张家，当了小官还欺负人。”
红生伏在桌子上，口里的声音渐小，终于睡着了。
从红生家走出来，一跨过门槛，就踩在了一泡猪屎上。我窝火死了，急忙在草堆里擦脚。迎面来一蓬头垢面的人，大热的天穿着一件乌黑油亮的布袄，胸脯敞开，脸上的黑垢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分不清哪里是胡子哪里是污点，下身同样是一条乌黑油亮的棉裤，成了黑色的棉絮一片一片地飘着。裤裆上有两个大窟窿，一走动便见里边黑蓬蓬的毛和吊着的物件一晃一晃。这是月祥，我小时候的同学。那时他是我们班班长，我是学习委员。
月祥看到我，冲我嘿嘿地笑两声，一道涎水从右嘴角流出来，在右下巴上流成一道水印。月祥不认识我了。月祥又盯着我歪头看了半天：“嘿嘿，你是西狗。”西狗是我的小名。我惊喜地点点头，试图唤醒我童年好友的记忆。月祥忽地转过身去大笑起来：“我——花裤子！”他大叫一声，高一脚低一脚地昂首向前走去，那模样，颇有些像飘然世外的高人。
明 礼 大 哥
月祥比我大两岁，是明礼大哥的“秋葫芦”（湖北称老来得的儿子为秋葫芦）。
按道理，我们李家是不能跟他们张家论辈分的，但前几辈，我们家的老老祖母是从他们张家娶过来的，这便有了一个标准。张明礼比我爸爸还要大十五岁，但照辈分，他该喊我叔叔才对，看他年长，我叫他明礼哥已是够便宜他的了。
明礼哥老穿一件青布褂子，弄得周周正正的。明礼哥不大说话。村子里的人那时常聚在禾场讲古，明礼哥每次必到。明礼哥絕少笑，即使笑也显得很勉强，皱巴巴的两腮很有分寸地向太阳穴方向牵动一下，便又很快复原，很像是从深处钻到水面上换口气的泥鳅，很快又溜下去了。
明礼哥闷罐子里有一手绝活：编鳝鱼篓子。别人也编鳝鱼篓子，可就是编不到明礼哥那功夫。明礼哥编出来的鳝鱼篓子，金黄细密，越看越耐看，拈在手里，轻巧柔韧，放在水里，耐压通畅，那简直神了，人们拿到后当工艺品把玩不已，一个个竖起大拇指：真是神手，神手。然而更神的是，放这鳝鱼篓子在水里，一夜之后去取，里边的鳝鱼总是满满的，当别人的篓子空荡荡的时候，他编的篓子从来没出过什么例外。别人的篓子在水里泡上一年便腐败不堪了，他编出的篓子七八年了还牢牢实实的。
起初大家都以为神奇在他家后院那片竹子。
果然好竹。嫩青嫩青的水竹，齐刷刷地长了一片。明礼哥并不吝啬，问他要竹子，他就给，一棵两棵地不在乎。别人拿了竹回去，细细地劈、细细地编，编出鳝鱼篓子来，还是不神。
你不服他不行。
西河湾在西河堤的拐角里，沟汊堰塘特多，待客便以“（泥）鳅、（王）八，（黄）鳝”为珍品了，到西河湾做客的人都想一享这“三珍”，那时，这些东西都不值钱。明礼哥家里几乎成了西河湾的鳝鱼库。明礼哥傍晚便去找青蛙和蚯蚓，放在篓子里，天黑了下去，天亮了去收。一两半以下的小鳝鱼和肚里有鱼子的母鳝鱼，明礼哥第二天早上便又放回去。其余的便喂在大木桶里。谁家来客都可以去取，钱嘛，给不给无所谓，别人不好意思老去拿，便五角六角地表示一下。
明礼哥日子过得比别人要殷实。
明礼哥娶的是一个哑巴老婆，模样还周正。明礼哥在三十五岁上得了月祥，宝贝得不得了。月祥倒也争气，出落得聪慧懂事，小小年纪就知冷知热。每天早晨起床我妈总是说：“你看你，太阳晒到屁股了才起来，人家月祥，鸡粪都收了一筐回去了。”
那时候正在“战天斗地，改造山河”，我们学校里也不上课，小小身坯带了筐也去愚公移山。我朗读好，学校就让我去搞宣传，用土喇叭去宣读慰问信，向广大革命群众致以“无产阶级的崇高的革命敬礼”，一天下来，让我声音嘶哑。我们的改造对象是离我们村半里远的阴兰湖，阴兰湖不大，多莲多藕多菱多鱼多苇，那是我们的衣食之湖，如今却要围湖造田了。
那时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是张平中，刚刚高中毕业的小伙子，无产阶级立场坚定，十天下来，我们队便成了先进。张平中有四个哥哥，平东，平西，平南，平北，平中家在张姓里是大房头，人多势大，那生产队长便当得特别威武。累了一天，人们仍然聚集禾场，仍然讲古。明礼哥依旧是一声不吭。后来谈到造田，明礼哥长长地叹了几口气，终于忍不住了：“造田，造田，造命！”在一旁的平南有些坐不住了。弟弟是队长，发牢骚就是跟队长过不去。
明礼哥又加了一句：“造灭门绝户的田！”张平南站起来：“你骂哪个灭门绝户？”坐在一边的西普叔连忙拉张平南坐下：“这又不是骂哪一个人的，不该你起气，你起什么气？”张平南挣开西普叔的手，呼地一下跑到明礼哥旁边，手指到了眼睛角：“说话口里放清白点！”明礼哥也霍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哪个不清白？”“你这臭嘴就不清白。”明礼哥一向看不惯他家几兄弟横行霸道，今天欺负到自己头上来了，正气得七窍生烟。平南呼地一嘴巴扇过去，明礼哥用手一挡，挥拳便要向平南打过去，两人被大家七手八脚地扯开了。明礼哥说不出话来。张平南一边被人往家里送去，一边恶狠狠地骂道：“你小心点！” 接着便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县那时县委书记极革命，尾巴也割得彻底。老百姓唱：“门前门后都割尾，一年上头糖一斤。”一年上头要真能挣一斤糖也好，怕的是忙了一年，反而是超支户，倒欠队里钱。搞了事还得倒贴钱，这买卖实在做得邪乎。
县里要棉花百万担，自然要狠割尾巴了。房前屋后，堤边坡下，到处的棉花长得茂茂盛盛，到时候，这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又不算面积，亩产也可以大打翻身仗了。割尾巴，明礼哥家里的那片竹林在劫难逃。明礼哥脸黑黑地站在竹林边。张平中和工作组没被吓退，照砍不误，直到齐刷刷的竹子狼藉一片倒地之后，砍伐者才收兵回朝。明礼哥端来个小凳子，围着竹林坐了整整一天，不吃也不喝，不骂也不闹。
月祥端了一碗饭送过去：“大大！”
不理。
“大大！”
还不理。
月祥没法，把饭又端了回去。不知什么时候，明礼哥进屋去睡了。第二天又照常上工。
日头昏昏黄，照样落了再出。西河湾里没有折戟沉沙的壮歌，演绎不成一部辉煌的历史。我去翻过县志，一本小小的县志上居然没有一句提到西河湾。明礼哥自然就更不必说了。
割尾巴后的一个月，大队治保主任张治民叫走了张明礼，要办学习班。后来到明礼家去抄家，东西还不少呢。又在床下的一只靴子里找出了一卷一千多块钱的钞票，后屋里一百多只鳝鱼篓子，工作组感兴趣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画画的也来了，一下子画了五十多幅画，那画里把明礼哥画得像个大地主，坏得很。
张明礼办了学习班之后，便被带回西河湾开现场会。禾场上来了上万号人，明礼哥被带在台上亮相。头被按下去，向人民低头。台上的工作组在声色俱厉地批斗：“张明礼，你这个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你睁开你的狗眼看一看，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你想要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批斗会的当天夜里，明礼哥用一根麻绳子把自己挂在了屋前的桃树杈上。
月祥哭了三天三夜，哭得天昏地暗。我坐在月祥身边。月祥说：“我长大了，杀了张平中，杀了工作组。”
我说：“我也帮你去杀。”那时候月祥已不是班长了，我还是学习委员。但我们的友谊不变。我们同仇敌忾。
一次在放学回家路上，张学兵朝我挤眉弄眼，招呼我过去。我走过去以后，他说：“下午我们到西河去打鼓球（游泳）。”我说：“不！我还有事。”“有事？又是跟那个暴发户的儿子去玩，是不是？”我猛然涌起怒火，一嘴巴打过去。学兵摸了一下脸：“你敢打我！”他朝我扑过来，我个子小，打不过他，他骑在我身上，我一声也不求饶，他打累了，终于松手走开了，我把在地上滚脏的衣服在西河里洗了，晾在树枝上，然后赤条条地蹲在棉花田里等衣服干，我不要爸爸知道我在外边打了架。
光 耀 叔
光耀叔比我长五岁。光耀叔天生一副书生相。光耀叔长得不白，然而不白也像书生。光耀叔清清瘦瘦，文文静静。光耀叔细声细气，慢条斯理。西河湾的人爱树榜样，见谁冒冒失失的，做母亲的便说：“看人家光耀。”
光耀叔家就在我家隔壁。我妈和他妈都是从十五里外的黄家湾嫁过来的，我们两家就特别亲。我妈和他妈在娘家是叔伯姐妹，在西河湾却隔了一辈。这带来许多混乱。我叫他妈大姨，却叫他叔叔。他叫我妈小姨，却叫我爸大哥。这笔糊涂账没影响我们的亲近。我们亲如手足。
上学前，觉得上学好好玩，背着书包上学好神气，吵着要跟光耀叔去。走不动，光耀叔背。
上课了，光耀叔坐在中间，我躲在教室后边。矮老师在上边念一句，下边的人跟着念一句。念了好久，矮老师说：“读书。”教室里读成一片。后排有几个用书挡住眼睛，朝我做鬼脸。我乐了，就去抓书。矮老师从讲台的椅子上站起来，板着脸盯着我向我走来。都停了读书，都看我。“滚出去！”矮老师好吓人。我不动。“怎么进来的？”没有声音。光耀叔站起来：“史老师，是我带来的。”死老师？我把矮老师看一眼。死老师回到讲台上：“带小娃来上学，这像么事话？”过了一会儿，死老师说：“张光耀，以后不准带小娃来上学。你先坐下。”死老师又哇啦哇啦一片。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站在那里哭起来。光耀叔跟死老师说了几句话，就把我抱到了教室外边。光耀叔为我擦泪：“不哭不哭，叔给你买冰糖。”光耀叔七摸八摸，果然摸出了五分钱的新银娃子，在店里买了两颗糖，那人找给他三分钱，他把两颗糖全给了我。我在长满草的操场上一直等到光耀叔放学。回家路上，我说：“上学真没得味，我长大了不上学。”光耀叔说：“不上学就不认得字。”我说：“不认得就不认得呗。”光耀叔说：“不认得字就不能看书。”
光耀叔喜欢看书，老是找书看，一看就忘了吃饭。光耀叔跟我讲宋江，讲猪八戒和孙悟空，弄得我后来也迷上了书。光耀叔不骂人，不讲流氓故事，跟他一起上学的西普叔和树平都不跟他玩，西普叔说：“假正经。”光耀叔跟我玩。光耀叔会吹笛子，没有笛子的时候吹口哨，吹的曲子好听极了。
我跟光耀叔学，手笨笨地捂了这个眼露了那个眼，笛子发出的声音难听死了。学吹口哨，学了四天，发出的声音像哄小娃屙尿的声音。我学不下去了。笛子好像懂得听光耀叔的話，只见他眼睛一闭，嘴一撮，试一下笛子，曲子就像水一样流出来。简直看不清他的手在怎样动，那声音悠悠地漫上来，漫上来。我都好像进了一个很好看的树林子里，雀子在叫着，草尖上满是露水，还有太阳，刚刚出来的太阳照在树林子的白雾上。我痴呆呆的，光耀叔停了，我还不觉得。要看笛子，笛子还是我刚才吹不成调的那根笛子，我更加对光耀叔佩服得不得了。
那时西普叔总是教我们改歌词。《我是公社小社员》，西普叔要我们唱：我是公社的小懒汉啦，一天三碗饭哪，什么都不干哪……还有首歌曲西普叔要我们唱：唉，山笑水笑，你的姆妈在屙尿，被我看见了……光耀叔听到我跟着唱就皱眉头。他说：“西狗，不准唱流氓歌。”我听光耀叔的。
光耀叔初中毕业了。上高中兴推荐，急坏了他姆妈，东托人西托人，可是找不到一个亲戚是当官的。听说只能上二十人。他班上的同学，在我们湾里的树平的三叔在另外一个县里当县委副书记，其他同学里，有公社书记的儿子，村支书的弟弟，贫协组长的女儿，大家都苦大仇深，根正苗红，光耀叔家却是中农成分。轮得上光耀吗？光耀也急。成天吹笛子，笛声焦躁不安。我心里很气，不讲考试，讲推荐，真坑死人了。光耀叔年年都是五好学生，奖状一大摞，要进不了高中，我抱着奖状到学校去骂老师。 湾里人说：“西普哟，长大了不得了。”他大他妈也知道。打，下死手打。打过以后，西普叔照讲不误。讲流氓故事已成了他的一种享受。西河湾的大人便对孩子说：“不要跟西普玩了，再跟西普玩，公安局要抓去坐牢的。”还是有孩子跟西普玩。
他大他妈怕他犯出事来，在光耀叔和树平高中毕业那年，就给西普说好了媳妇。当年年底就娶了过来。那媳妇长得丑。炎华问：“西普叔，怎么不娶个好看的老婆？”西普叔说：“好看不好看，吹了灯还不是一样。”又补充了一句格言，“丑老婆是传家的珍宝，漂亮老婆是惹祸的根苗。”
西普叔结婚后规规矩矩地过起了日子，也不跟小娃们讲荤故事了。他的丑老婆也特别知冷知热地疼他。过了一年，丑老婆就替他生了一个女娃。西普叔高兴得不得了。我上大学那年，丑老婆又替他生了一个女娃。
1986年过年我回家探亲的时候，西普叔已经有了四个女儿了。他说：“非要个儿子不可。”
西普叔是独苗，没有个儿子对不起祖宗。他提到树平：“凭关系当了点小官，就升上了天，做这灭门绝户的事。中国人多，未必就多了老子的一个娃。”西普叔越骂越气，越骂越起劲。
1977年恢复高考，树平的父亲听树平三叔的话，让树平到襄河高中去复读。树平大说：“一定要让树平考上大学，这家当拼了。”树平便认认真真地去读。连续读了五年，一年比一年考得离分数线远。最后两年连预考也通不过。湾里人说：“就是青石板也能凿出眼，这树平的脑壳，怕是金刚石做的吧。”树平的父亲和三叔终于明白树平不是这块料，就是拼得倾家荡产也没用。
我们县领导班子换人，新县委书记恰好是树平三叔的好朋友。这就行了，一个招聘干部指标把树平给招了上去，后来又转成了正式国家干部，在镇里当计划生育干事。
树平读书读不进去，待人处世上活络，不知是不是得了他三叔的真传，他在镇里还颇得领导的赏识，不久就当了党办主任。又参加了函授学习，靠让人代做试卷轻轻松松地得了张大学文凭。去年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是我们镇的镇长了。我去找他，当门卫的那个中年人问：“干什么的？”我说：“我找张树平。”“你找张镇长？”门卫一脸冷漠，“张镇长还不知道在不在家呢。”他不等我答话，又问道：“你干什么的？”我想了一下，虚张声势地摸出一张名片，在他面前迅速晃了一下：“我是省委宣传部来的。”门卫连忙泡了一杯茶递过来：“您先坐一下，我去找。”
张树平上穿一件考究的蓝色毛料中山装，下穿一条将军黄的毛料裤子，熨得笔挺笔挺，肚子已经开始发福了，脸上油光满面，发亮的前额让他本来不算小的眼睛显得小了。他一边走过来一边用左手持牙签在牙里剔着，他的眼睛像是看着我又像是茫然无所视，目光里多了些自得其乐的盲目的高傲。
我说：“混得不错呢，老兄。”我准备把手在他肩膀上拍几下，看到他表情很严肃，便改和他礼节性地握了手。“在搞新闻工作？”树平问，不，应该说张镇长问。“嗯。”我点点头。“跟着政策不会有错。”张镇长说。我连连点头：“那是，那是！”
去年回家我也遇到了西普叔。西普叔还是穿那件结婚时置的蓝棉袄，面子已经发白，两个袖口补了两块黑布。我说：“日子还过得去？”西普叔说：“能吃饱就行。”他很高兴，他终于有了个儿子。我说：“取名了吗？”他说：“取了！”“叫什么？”“我还能取出什么好名字来？我叫他张超生。”他说完，得意地笑。我问：“没有罚款”“罚款，罚什么款？他们来，我说，要钱没有，要命还有几条。”我说：“西普叔，好多人都富了，你不想点门路吗？”“富了，谁都富了，报纸上哄人呢，你是明白人你还不晓得？我算找不到什么门路，又没得靠山，又没得本钱。”西普叔说，“我这辈子算穷到底了，这叫命，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西普叔看起来像在笑，其实，我知道，他是在伤心。
西普叔沉默了一会儿，问我：“还在省里当记者？”我点点头，西普叔说：“好工作呢！从小看到老，你小时候就是不一样，好好干，我们西河湾出个省长给他们看看。”
正在说的时候，门外又一声高喊：“我——花裤子！”月祥一颠一颠地从我和西普叔面前穿过，旁若无人地朝前走去。
月 祥
我个子小，读小学时老受欺负。同学们在我身后喊：“矮子矮，一肚子拐（坏的意思）。”要不就在我身后唱：“西狗狗，跟牛走，牛打屁，闻香气。”我先后跟炎华、广兵、大脑壳、打屁精打过架，每次我都以失败告终。我的秘密武器是用指甲抓，后来他们也使用，一个回合下来，我的脸上就多了几条印迹。
月祥说：“欺负小个子算什么本事？有本事的跟我干。”月祥身高体壮，没有哪个敢跟月祥干。月祥成了我的保护神。月祥勤快、聪明、懂事。那时湾里人都喜欢明礼哥，也都喜欢月祥。上学的时候，我就到月祥家去等月祥。明礼哥总是抓一大捧炒豌豆出来：“西狗，带上带上。”读三年级的时候，青疤要月祥当了班长，我当了学习委员。青疤后来直到我们初中毕业都是我们班主任，因靠右边太阳窝的地方长了一块青疤而得名。青疤喜欢我和月祥，也对我们发脾气。青疤那时候正在找老婆，找了两个都没成。青疤心情不好，把班里的事都是交给月祥管，自己去找老婆。
我不怎么喜欢青疤。当时跟我同桌的女娃叫刘云霞。云霞长得好看，声音又好，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我们俩同台朗诵，配合默契。大脑壳老说我们是两口子，我表面上不高興，心里美死了。我们当时春心萌动，暗送秋波。青疤在上边讲课，我就和云霞在下边互换鞋穿，我们的双脚碰在一起，我特别喜欢她的脚板擦在我的脚背上的那种痒酥酥的感觉。青疤虽然喜欢月祥和我，但他更喜欢好看的女生。我不能容忍的是，他拉云霞的手，还到云霞家里去走访。而云霞的家，对我永远是一块神圣而神秘的禁地。我对月祥说：“青疤不是个好东西。”月祥不解地看了我好半天。
有一次我值日，管班里的同学睡午觉。江海和炎华去偷了黄瓜在桌子下边分了吃。大脑壳又带了一只盐老鼠（蝙蝠）来教室里，吓得女娃们鬼喊鬼叫。后来。盐老鼠又飞到教室的屋顶上去了，整个教室的同学都爬起来了，用土块赶，喊声连天，吵得全校都不得安宁。歪嘴校长把青疤喊到办公室训了一顿。青疤回来就直敲桌子：“哪个家伙值日？！”青疤怒气冲天。我站起来。青疤说：“真是猪狗，要你这班干部打鬼？带头闹，把学校搞得像放牛场！”青疤说了很多，一连串的炮火向我轰来，都把我轰木了。我读书起第一次被老师批评，一批评就批评得我晕头转向。我血往上涌，对青疤的仇恨也激发到了极点。我骂了青疤，大哭大闹。青疤把我拉到办公室里。别人都放学了，我还被锁在办公室里。这时候，只有月祥，在我的牢房外边徘徊。我说：“月祥，不要管我，你回去。”月祥不走，在窗子外望着我。
西河湾是雅号。西河常发水，河堤高而宽。在西河湾岔开的河堤像两条岔开的大腿，别湾里的人就称我们西河湾为卵子湾。我们湾确有些像卵子，卵子那么大一点。整个湾很自然地分成两个紧连的小庄子，住在东边些的是下湾，住西边些的是上湾。每个湾门口，都有一个清清的长满荷叶的吃水堰，圆溜溜地活像两个卵蛋。
我的西河湾。我的卵子湾。我的陌生而又血脉相连的故乡。
去年我回去了一趟。卵子已经不鲜亮了，满堰绿蓬蓬的荷叶已经不见了，水浑浑的，我的西河湾像晚期的性病患者。两口堰都承包给了红生。红生拉着我到他家喝酒。那些半不拉子的鱼瘦兮兮的，在碗里瞪着人样的眼睛看我，我实在不敢动筷子，忽然感觉到如鲠在喉，忍不住想流泪骂一通。红生却喝得很畅快，不一会儿，乌黑黑的桌子上便堆了一大堆鱼刺。
“喝呀！”红生有些迷糊了，“不喝你就是看不起兄弟我了。这日子真过得没意思。”红生醉眼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们湾就你们一家姓李，就你一个人成了大学生，当了官。还是你们李家好。我们张家，当了小官还欺负人。”
红生伏在桌子上，口里的声音渐小，终于睡着了。
从红生家走出来，一跨过门槛，就踩在了一泡猪屎上。我窝火死了，急忙在草堆里擦脚。迎面来一蓬头垢面的人，大热的天穿着一件乌黑油亮的布袄，胸脯敞开，脸上的黑垢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分不清哪里是胡子哪里是污点，下身同样是一条乌黑油亮的棉裤，成了黑色的棉絮一片一片地飘着。裤裆上有两个大窟窿，一走动便见里边黑蓬蓬的毛和吊着的物件一晃一晃。这是月祥，我小时候的同学。那时他是我们班班长，我是学习委员。
月祥看到我，冲我嘿嘿地笑两声，一道涎水从右嘴角流出来，在右下巴上流成一道水印。月祥不认识我了。月祥又盯着我歪头看了半天：“嘿嘿，你是西狗。”西狗是我的小名。我惊喜地点点头，试图唤醒我童年好友的记忆。月祥忽地转过身去大笑起来：“我——花裤子！”他大叫一声，高一脚低一脚地昂首向前走去，那模样，颇有些像飘然世外的高人。
明 礼 大 哥
月祥比我大两岁，是明礼大哥的“秋葫芦”（湖北称老来得的儿子为秋葫芦）。
按道理，我们李家是不能跟他们张家论辈分的，但前几辈，我们家的老老祖母是从他们张家娶过来的，这便有了一个标准。张明礼比我爸爸还要大十五岁，但照辈分，他该喊我叔叔才对，看他年长，我叫他明礼哥已是够便宜他的了。
明礼哥老穿一件青布褂子，弄得周周正正的。明礼哥不大说话。村子里的人那时常聚在禾场讲古，明礼哥每次必到。明礼哥絕少笑，即使笑也显得很勉强，皱巴巴的两腮很有分寸地向太阳穴方向牵动一下，便又很快复原，很像是从深处钻到水面上换口气的泥鳅，很快又溜下去了。
明礼哥闷罐子里有一手绝活：编鳝鱼篓子。别人也编鳝鱼篓子，可就是编不到明礼哥那功夫。明礼哥编出来的鳝鱼篓子，金黄细密，越看越耐看，拈在手里，轻巧柔韧，放在水里，耐压通畅，那简直神了，人们拿到后当工艺品把玩不已，一个个竖起大拇指：真是神手，神手。然而更神的是，放这鳝鱼篓子在水里，一夜之后去取，里边的鳝鱼总是满满的，当别人的篓子空荡荡的时候，他编的篓子从来没出过什么例外。别人的篓子在水里泡上一年便腐败不堪了，他编出的篓子七八年了还牢牢实实的。
起初大家都以为神奇在他家后院那片竹子。
果然好竹。嫩青嫩青的水竹，齐刷刷地长了一片。明礼哥并不吝啬，问他要竹子，他就给，一棵两棵地不在乎。别人拿了竹回去，细细地劈、细细地编，编出鳝鱼篓子来，还是不神。
你不服他不行。
西河湾在西河堤的拐角里，沟汊堰塘特多，待客便以“（泥）鳅、（王）八，（黄）鳝”为珍品了，到西河湾做客的人都想一享这“三珍”，那时，这些东西都不值钱。明礼哥家里几乎成了西河湾的鳝鱼库。明礼哥傍晚便去找青蛙和蚯蚓，放在篓子里，天黑了下去，天亮了去收。一两半以下的小鳝鱼和肚里有鱼子的母鳝鱼，明礼哥第二天早上便又放回去。其余的便喂在大木桶里。谁家来客都可以去取，钱嘛，给不给无所谓，别人不好意思老去拿，便五角六角地表示一下。
明礼哥日子过得比别人要殷实。
明礼哥娶的是一个哑巴老婆，模样还周正。明礼哥在三十五岁上得了月祥，宝贝得不得了。月祥倒也争气，出落得聪慧懂事，小小年纪就知冷知热。每天早晨起床我妈总是说：“你看你，太阳晒到屁股了才起来，人家月祥，鸡粪都收了一筐回去了。”
那时候正在“战天斗地，改造山河”，我们学校里也不上课，小小身坯带了筐也去愚公移山。我朗读好，学校就让我去搞宣传，用土喇叭去宣读慰问信，向广大革命群众致以“无产阶级的崇高的革命敬礼”，一天下来，让我声音嘶哑。我们的改造对象是离我们村半里远的阴兰湖，阴兰湖不大，多莲多藕多菱多鱼多苇，那是我们的衣食之湖，如今却要围湖造田了。
那时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是张平中，刚刚高中毕业的小伙子，无产阶级立场坚定，十天下来，我们队便成了先进。张平中有四个哥哥，平东，平西，平南，平北，平中家在张姓里是大房头，人多势大，那生产队长便当得特别威武。累了一天，人们仍然聚集禾场，仍然讲古。明礼哥依旧是一声不吭。后来谈到造田，明礼哥长长地叹了几口气，终于忍不住了：“造田，造田，造命！”在一旁的平南有些坐不住了。弟弟是队长，发牢骚就是跟队长过不去。
明礼哥又加了一句：“造灭门绝户的田！”张平南站起来：“你骂哪个灭门绝户？”坐在一边的西普叔连忙拉张平南坐下：“这又不是骂哪一个人的，不该你起气，你起什么气？”张平南挣开西普叔的手，呼地一下跑到明礼哥旁边，手指到了眼睛角：“说话口里放清白点！”明礼哥也霍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哪个不清白？”“你这臭嘴就不清白。”明礼哥一向看不惯他家几兄弟横行霸道，今天欺负到自己头上来了，正气得七窍生烟。平南呼地一嘴巴扇过去，明礼哥用手一挡，挥拳便要向平南打过去，两人被大家七手八脚地扯开了。明礼哥说不出话来。张平南一边被人往家里送去，一边恶狠狠地骂道：“你小心点！” 接着便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县那时县委书记极革命，尾巴也割得彻底。老百姓唱：“门前门后都割尾，一年上头糖一斤。”一年上头要真能挣一斤糖也好，怕的是忙了一年，反而是超支户，倒欠队里钱。搞了事还得倒贴钱，这买卖实在做得邪乎。
县里要棉花百万担，自然要狠割尾巴了。房前屋后，堤边坡下，到处的棉花长得茂茂盛盛，到时候，这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又不算面积，亩产也可以大打翻身仗了。割尾巴，明礼哥家里的那片竹林在劫难逃。明礼哥脸黑黑地站在竹林边。张平中和工作组没被吓退，照砍不误，直到齐刷刷的竹子狼藉一片倒地之后，砍伐者才收兵回朝。明礼哥端来个小凳子，围着竹林坐了整整一天，不吃也不喝，不骂也不闹。
月祥端了一碗饭送过去：“大大！”
不理。
“大大！”
还不理。
月祥没法，把饭又端了回去。不知什么时候，明礼哥进屋去睡了。第二天又照常上工。
日头昏昏黄，照样落了再出。西河湾里没有折戟沉沙的壮歌，演绎不成一部辉煌的历史。我去翻过县志，一本小小的县志上居然没有一句提到西河湾。明礼哥自然就更不必说了。
割尾巴后的一个月，大队治保主任张治民叫走了张明礼，要办学习班。后来到明礼家去抄家，东西还不少呢。又在床下的一只靴子里找出了一卷一千多块钱的钞票，后屋里一百多只鳝鱼篓子，工作组感兴趣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画画的也来了，一下子画了五十多幅画，那画里把明礼哥画得像个大地主，坏得很。
张明礼办了学习班之后，便被带回西河湾开现场会。禾场上来了上万号人，明礼哥被带在台上亮相。头被按下去，向人民低头。台上的工作组在声色俱厉地批斗：“张明礼，你这个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你睁开你的狗眼看一看，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你想要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批斗会的当天夜里，明礼哥用一根麻绳子把自己挂在了屋前的桃树杈上。
月祥哭了三天三夜，哭得天昏地暗。我坐在月祥身边。月祥说：“我长大了，杀了张平中，杀了工作组。”
我说：“我也帮你去杀。”那时候月祥已不是班长了，我还是学习委员。但我们的友谊不变。我们同仇敌忾。
一次在放学回家路上，张学兵朝我挤眉弄眼，招呼我过去。我走过去以后，他说：“下午我们到西河去打鼓球（游泳）。”我说：“不！我还有事。”“有事？又是跟那个暴发户的儿子去玩，是不是？”我猛然涌起怒火，一嘴巴打过去。学兵摸了一下脸：“你敢打我！”他朝我扑过来，我个子小，打不过他，他骑在我身上，我一声也不求饶，他打累了，终于松手走开了，我把在地上滚脏的衣服在西河里洗了，晾在树枝上，然后赤条条地蹲在棉花田里等衣服干，我不要爸爸知道我在外边打了架。
光 耀 叔
光耀叔比我长五岁。光耀叔天生一副书生相。光耀叔长得不白，然而不白也像书生。光耀叔清清瘦瘦，文文静静。光耀叔细声细气，慢条斯理。西河湾的人爱树榜样，见谁冒冒失失的，做母亲的便说：“看人家光耀。”
光耀叔家就在我家隔壁。我妈和他妈都是从十五里外的黄家湾嫁过来的，我们两家就特别亲。我妈和他妈在娘家是叔伯姐妹，在西河湾却隔了一辈。这带来许多混乱。我叫他妈大姨，却叫他叔叔。他叫我妈小姨，却叫我爸大哥。这笔糊涂账没影响我们的亲近。我们亲如手足。
上学前，觉得上学好好玩，背着书包上学好神气，吵着要跟光耀叔去。走不动，光耀叔背。
上课了，光耀叔坐在中间，我躲在教室后边。矮老师在上边念一句，下边的人跟着念一句。念了好久，矮老师说：“读书。”教室里读成一片。后排有几个用书挡住眼睛，朝我做鬼脸。我乐了，就去抓书。矮老师从讲台的椅子上站起来，板着脸盯着我向我走来。都停了读书，都看我。“滚出去！”矮老师好吓人。我不动。“怎么进来的？”没有声音。光耀叔站起来：“史老师，是我带来的。”死老师？我把矮老师看一眼。死老师回到讲台上：“带小娃来上学，这像么事话？”过了一会儿，死老师说：“张光耀，以后不准带小娃来上学。你先坐下。”死老师又哇啦哇啦一片。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站在那里哭起来。光耀叔跟死老师说了几句话，就把我抱到了教室外边。光耀叔为我擦泪：“不哭不哭，叔给你买冰糖。”光耀叔七摸八摸，果然摸出了五分钱的新银娃子，在店里买了两颗糖，那人找给他三分钱，他把两颗糖全给了我。我在长满草的操场上一直等到光耀叔放学。回家路上，我说：“上学真没得味，我长大了不上学。”光耀叔说：“不上学就不认得字。”我说：“不认得就不认得呗。”光耀叔说：“不认得字就不能看书。”
光耀叔喜欢看书，老是找书看，一看就忘了吃饭。光耀叔跟我讲宋江，讲猪八戒和孙悟空，弄得我后来也迷上了书。光耀叔不骂人，不讲流氓故事，跟他一起上学的西普叔和树平都不跟他玩，西普叔说：“假正经。”光耀叔跟我玩。光耀叔会吹笛子，没有笛子的时候吹口哨，吹的曲子好听极了。
我跟光耀叔学，手笨笨地捂了这个眼露了那个眼，笛子发出的声音难听死了。学吹口哨，学了四天，发出的声音像哄小娃屙尿的声音。我学不下去了。笛子好像懂得听光耀叔的話，只见他眼睛一闭，嘴一撮，试一下笛子，曲子就像水一样流出来。简直看不清他的手在怎样动，那声音悠悠地漫上来，漫上来。我都好像进了一个很好看的树林子里，雀子在叫着，草尖上满是露水，还有太阳，刚刚出来的太阳照在树林子的白雾上。我痴呆呆的，光耀叔停了，我还不觉得。要看笛子，笛子还是我刚才吹不成调的那根笛子，我更加对光耀叔佩服得不得了。
那时西普叔总是教我们改歌词。《我是公社小社员》，西普叔要我们唱：我是公社的小懒汉啦，一天三碗饭哪，什么都不干哪……还有首歌曲西普叔要我们唱：唉，山笑水笑，你的姆妈在屙尿，被我看见了……光耀叔听到我跟着唱就皱眉头。他说：“西狗，不准唱流氓歌。”我听光耀叔的。
光耀叔初中毕业了。上高中兴推荐，急坏了他姆妈，东托人西托人，可是找不到一个亲戚是当官的。听说只能上二十人。他班上的同学，在我们湾里的树平的三叔在另外一个县里当县委副书记，其他同学里，有公社书记的儿子，村支书的弟弟，贫协组长的女儿，大家都苦大仇深，根正苗红，光耀叔家却是中农成分。轮得上光耀吗？光耀也急。成天吹笛子，笛声焦躁不安。我心里很气，不讲考试，讲推荐，真坑死人了。光耀叔年年都是五好学生，奖状一大摞，要进不了高中，我抱着奖状到学校去骂老师。 湾里人说：“西普哟，长大了不得了。”他大他妈也知道。打，下死手打。打过以后，西普叔照讲不误。讲流氓故事已成了他的一种享受。西河湾的大人便对孩子说：“不要跟西普玩了，再跟西普玩，公安局要抓去坐牢的。”还是有孩子跟西普玩。
他大他妈怕他犯出事来，在光耀叔和树平高中毕业那年，就给西普说好了媳妇。当年年底就娶了过来。那媳妇长得丑。炎华问：“西普叔，怎么不娶个好看的老婆？”西普叔说：“好看不好看，吹了灯还不是一样。”又补充了一句格言，“丑老婆是传家的珍宝，漂亮老婆是惹祸的根苗。”
西普叔结婚后规规矩矩地过起了日子，也不跟小娃们讲荤故事了。他的丑老婆也特别知冷知热地疼他。过了一年，丑老婆就替他生了一个女娃。西普叔高兴得不得了。我上大学那年，丑老婆又替他生了一个女娃。
1986年过年我回家探亲的时候，西普叔已经有了四个女儿了。他说：“非要个儿子不可。”
西普叔是独苗，没有个儿子对不起祖宗。他提到树平：“凭关系当了点小官，就升上了天，做这灭门绝户的事。中国人多，未必就多了老子的一个娃。”西普叔越骂越气，越骂越起劲。
1977年恢复高考，树平的父亲听树平三叔的话，让树平到襄河高中去复读。树平大说：“一定要让树平考上大学，这家当拼了。”树平便认认真真地去读。连续读了五年，一年比一年考得离分数线远。最后两年连预考也通不过。湾里人说：“就是青石板也能凿出眼，这树平的脑壳，怕是金刚石做的吧。”树平的父亲和三叔终于明白树平不是这块料，就是拼得倾家荡产也没用。
我们县领导班子换人，新县委书记恰好是树平三叔的好朋友。这就行了，一个招聘干部指标把树平给招了上去，后来又转成了正式国家干部，在镇里当计划生育干事。
树平读书读不进去，待人处世上活络，不知是不是得了他三叔的真传，他在镇里还颇得领导的赏识，不久就当了党办主任。又参加了函授学习，靠让人代做试卷轻轻松松地得了张大学文凭。去年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是我们镇的镇长了。我去找他，当门卫的那个中年人问：“干什么的？”我说：“我找张树平。”“你找张镇长？”门卫一脸冷漠，“张镇长还不知道在不在家呢。”他不等我答话，又问道：“你干什么的？”我想了一下，虚张声势地摸出一张名片，在他面前迅速晃了一下：“我是省委宣传部来的。”门卫连忙泡了一杯茶递过来：“您先坐一下，我去找。”
张树平上穿一件考究的蓝色毛料中山装，下穿一条将军黄的毛料裤子，熨得笔挺笔挺，肚子已经开始发福了，脸上油光满面，发亮的前额让他本来不算小的眼睛显得小了。他一边走过来一边用左手持牙签在牙里剔着，他的眼睛像是看着我又像是茫然无所视，目光里多了些自得其乐的盲目的高傲。
我说：“混得不错呢，老兄。”我准备把手在他肩膀上拍几下，看到他表情很严肃，便改和他礼节性地握了手。“在搞新闻工作？”树平问，不，应该说张镇长问。“嗯。”我点点头。“跟着政策不会有错。”张镇长说。我连连点头：“那是，那是！”
去年回家我也遇到了西普叔。西普叔还是穿那件结婚时置的蓝棉袄，面子已经发白，两个袖口补了两块黑布。我说：“日子还过得去？”西普叔说：“能吃饱就行。”他很高兴，他终于有了个儿子。我说：“取名了吗？”他说：“取了！”“叫什么？”“我还能取出什么好名字来？我叫他张超生。”他说完，得意地笑。我问：“没有罚款”“罚款，罚什么款？他们来，我说，要钱没有，要命还有几条。”我说：“西普叔，好多人都富了，你不想点门路吗？”“富了，谁都富了，报纸上哄人呢，你是明白人你还不晓得？我算找不到什么门路，又没得靠山，又没得本钱。”西普叔说，“我这辈子算穷到底了，这叫命，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西普叔看起来像在笑，其实，我知道，他是在伤心。
西普叔沉默了一会儿，问我：“还在省里当记者？”我点点头，西普叔说：“好工作呢！从小看到老，你小时候就是不一样，好好干，我们西河湾出个省长给他们看看。”
正在说的时候，门外又一声高喊：“我——花裤子！”月祥一颠一颠地从我和西普叔面前穿过，旁若无人地朝前走去。
月 祥
我个子小，读小学时老受欺负。同学们在我身后喊：“矮子矮，一肚子拐（坏的意思）。”要不就在我身后唱：“西狗狗，跟牛走，牛打屁，闻香气。”我先后跟炎华、广兵、大脑壳、打屁精打过架，每次我都以失败告终。我的秘密武器是用指甲抓，后来他们也使用，一个回合下来，我的脸上就多了几条印迹。
月祥说：“欺负小个子算什么本事？有本事的跟我干。”月祥身高体壮，没有哪个敢跟月祥干。月祥成了我的保护神。月祥勤快、聪明、懂事。那时湾里人都喜欢明礼哥，也都喜欢月祥。上学的时候，我就到月祥家去等月祥。明礼哥总是抓一大捧炒豌豆出来：“西狗，带上带上。”读三年级的时候，青疤要月祥当了班长，我当了学习委员。青疤后来直到我们初中毕业都是我们班主任，因靠右边太阳窝的地方长了一块青疤而得名。青疤喜欢我和月祥，也对我们发脾气。青疤那时候正在找老婆，找了两个都没成。青疤心情不好，把班里的事都是交给月祥管，自己去找老婆。
我不怎么喜欢青疤。当时跟我同桌的女娃叫刘云霞。云霞长得好看，声音又好，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我们俩同台朗诵，配合默契。大脑壳老说我们是两口子，我表面上不高興，心里美死了。我们当时春心萌动，暗送秋波。青疤在上边讲课，我就和云霞在下边互换鞋穿，我们的双脚碰在一起，我特别喜欢她的脚板擦在我的脚背上的那种痒酥酥的感觉。青疤虽然喜欢月祥和我，但他更喜欢好看的女生。我不能容忍的是，他拉云霞的手，还到云霞家里去走访。而云霞的家，对我永远是一块神圣而神秘的禁地。我对月祥说：“青疤不是个好东西。”月祥不解地看了我好半天。
有一次我值日，管班里的同学睡午觉。江海和炎华去偷了黄瓜在桌子下边分了吃。大脑壳又带了一只盐老鼠（蝙蝠）来教室里，吓得女娃们鬼喊鬼叫。后来。盐老鼠又飞到教室的屋顶上去了，整个教室的同学都爬起来了，用土块赶，喊声连天，吵得全校都不得安宁。歪嘴校长把青疤喊到办公室训了一顿。青疤回来就直敲桌子：“哪个家伙值日？！”青疤怒气冲天。我站起来。青疤说：“真是猪狗，要你这班干部打鬼？带头闹，把学校搞得像放牛场！”青疤说了很多，一连串的炮火向我轰来，都把我轰木了。我读书起第一次被老师批评，一批评就批评得我晕头转向。我血往上涌，对青疤的仇恨也激发到了极点。我骂了青疤，大哭大闹。青疤把我拉到办公室里。别人都放学了，我还被锁在办公室里。这时候，只有月祥，在我的牢房外边徘徊。我说：“月祥，不要管我，你回去。”月祥不走，在窗子外望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