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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作为生活必需品，但现在它却变成了奢侈品，这说明我们的房地产政策出了问题，事实证明，如果消费者对物美价廉住房的需求不能满足，房地产开发商自己也不可能带着暴利走得太远。
当前中国楼市的种种扭曲，正是因为我们把必需品当成了奢侈品卖。要想走出困境，一方面需要开发商断臂自救，该降价就降价，该打折就打折，不要再指望过高的利润，在现在的情势下，如果还和消费者扛着，其实是和自己过不去；另一方面，我们的房地产政策需要认真反思和重新调整，楼市的巨大泡沫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它会成为威胁中国经济的毒瘤？空置面积不断累积，为什么房价还能持续上涨？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前车之鉴？新的房地产政策应该对这些问题给出清晰的答案。
房租收益率
房子总价格和每月房租的比值，用以评价房产的投资价值。国际公认的房租收益率应在150-230，而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的房租收益率一般都在360以上，且房租上涨速度远远低于房价上涨速度，这一数字还在不停地增大。
低的房租收益率一方面反映了租房市场的供求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租房者的消费能力。租房者多是那些农民打工者，或出身农村的高校毕业学生。他们往往被认为是城市化的执行者，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前者是不会考虑在城市定居的，而后者没有了退回农村的路，也没有能力在城市定居，只能漂在城市里。
之所以会出现这么低的房租收益率，是因为绝大多数买来的房子不是用来住的，而是用来炒作，所以才导致了租房市场的供大于求。同时，这也是因为人们把房地产投资的目光盯在其自身的升值，而不是房租，这也反映了当前中国房地产的消费状况。
空置率
空置率是指某一时刻空置房屋面积占房屋总面积的比率。按国际通行惯例，商品房空置率在5-10%之间为合理区，商品房供求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空置率在10-20%之间为空置危险区，要采取一定措施，加大商品房销售的力度，以保证房地产市场的正常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空置率在20%以上为商品房严重积压区。
中国目前的房屋空置率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不同目的的持有者对空置率的数据分歧很大。其中常被人们提起的有26%和1%这两个数据，而据本人在杭州、上海、北京的观察，旧小区的入住率一般都比较高，2000年以后新建房的空置率在40%以上，2004年以后新建房的空置率应不低于60%。造成如此高的空置率显然是房地产的过度投资造成的。
还贷/收入比
居民平均用来还分期贷款支出占收入比例，其包括各种各样的按揭贷款，而对中国人来讲基本上就是房贷，这项指标用以衡量房地产贷款的金融风险。一般来讲，国际上公认的还贷收入比安全上线是28%，超出了这个线，对于个人来讲还款压力大，幸福指数降低；对于整个金融系统业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旦有宏观经济的波动，往往会造成大面积的不良贷款。而对于目前数量巨大的房奴，还贷收入比恐怕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警戒线。
结合房地产贷款占贷款总比例，可以算出整体的金融风险。比如在2004年底，中国房地产贷款占整个贷款的40%，目前这个比例保守估计应有55%。而买房的人，用于投资的比例不会低于35%。这样来算，用于投资的住房贷款占所有贷款的比例应该在15.75%。一旦出现房价下降，投资用购房的人一定不会继续还款，这笔钱将由银行来买单，这将花完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
房地产投资占GDP比例
这个指标反映整体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在大国的房地产历史上，美国在1950年出现过6.98%的最高比例，然后一路小幅波动，直到1991年从3.42%开始，一路上扬至2005年的6.2%，随后发生了次贷危机。而日本在70年代中期由最高的8%左右一直降低，到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房地产在日本开始过热，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在1989年到1991年的最高点期间约5.5%，这时候日本的房地产崩盘了，从此日本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低迷，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而中国从有据可查的记录来看，从1997年的4.02%开始一路上涨，到2007年时这个比例到了10.13%，这是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没出现过的高度。考虑房地产对相关经济的带动作用，其对GDP的影响将高达3.15×10.13%=32%，所以说房地产绑架了GDP，一点都不夸张。
以上种种指标表明，中国的房价已经高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关于中国的高房价，支持者会有诸如以下的种种理由，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特殊的，可以不符合国际惯例的。然而那都是谬论，都是经不起分析的。
借口之一是中国人口多，人口密度大。而日本的人口密度是中国人口密度的两倍多，香港人口密度是中国大陆地区的四倍多，然而就恰恰在这两个地区，都发生过震惊世界的房地产崩盘。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崩盘让日本的经济进入了长达15年的低迷，被称为失去的十年。香港1997年的地产崩盘，让香港居民户均亏损267万港元。
借口之二是中国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所以产生了城市用房的刚性需求。然而一定要清楚，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是以城市生活远远优于农村生活为前提的，住房是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目前的房价对于那些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来说是高不可企的，他们也不会梦想在城里生活。所以进城的农民工不代表中国的城市化，最起码对于房地产的拉动是这样的。
高房价带来的危害
高房价的第一个危害是抑制其他方面的需求，造成畸形经济结构。高房价造就了众多的房奴，他们大多从农村走来，十多年学校生涯之后，他们取得了进入大城市的门票——大学文凭，同时也花光父母一生的收入。毕业之后的他们一方面要赡养父母，另一方面要攒钱买房子，因此他们会尽可能地压缩开支，然而他们又是工薪阶层中的高收入者，也就是未来的中产阶级，他们不消费，整个社会的消费就没有了支撑。
第二危害就是抑制其他方面投资，造成畸形发展。目前我国各种尖端技术的落后和房地产过热不无关系，资本总是流向利润率最高的地方，房地产的行业的暴利吸引了过多的社会资本，从而削弱了其他方面的投资。经济结构对不动产过强依赖，降低了我们在国际经济环境中的竞争力。
实际上GDP中不动产的成分是虚假的，因为其不能流动，就失去了价值衡量的统一标准，其价值也是得不到国际公认的。而且由于其不流动性，价格的升高也只是数字的变更，不代表持有人可以享受的物质的增多。比如说上海的房产价格比卢森堡的要贵很多，那是否意味着在上海拥有一套120平米的公寓的人比在卢森堡拥有一栋别墅的人幸福的多。
影响社会和谐，这一点应该是有目共睹的，目前网络上流行着一种愤怒、仇恨的情绪，高房价是其一个重要因素。高房价剥夺了众多房奴的幸福感，毁灭了他们十几年寒窗的梦想，让他们失去了消费的能力的同时，也将他们仅有的业余时间拉到了低成本的网络上，在本应该喝咖啡的时间里在网上发着牢骚。
投机盛行，影响社会的创造力，这是任何一种暴利行业的通病。只要社会结构中存在一种暴利行业，人们就会对之产生向往，而当这种暴利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社会普通收入的时侯，就会造成投机盛行。而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当劳动所得占整体社会的收入过低，甚至不能满足劳动者基本生存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再劳动，社会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快要灭亡的时候，社会风气都非常糜烂。
中国房地产简史
追溯中国房价的历史，应该从2003年的两个重要文件开始。2003年6月13日，为促进房地产金融健康发展，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业务管理的通知》，史称“央行121文件”。这是一个有关紧缩房贷的新规定，但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华远总裁任志强认为此举非但不能预防金融风险，还会将房地产行业带入“冬天”，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各方面势力的强烈反对下，121文件仅发布两个多月，央行又下发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史称“18号文件”，其认为以住宅为主的房地产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很大作用。时任建设部长汪光焘称18号文件为“指导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纲领性文件”。18号文件受到了行业的热烈欢迎，任志强认为“几乎要鞠躬致敬了”。从此之后，中国房价开始了连续5年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诸如“房地产永远不会贬值”等曾经在日本的80年代出现过的论调也越唱越热。
高房价的根本原因是利益，从房地产的收入已经成为每一个地方政府的绝大部分收入。随着财税上挂，集体企业破产，央企对各种行业的垄断，中央对全国财政的持有比例快速增加，与之对应的是地方政府收入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一方面要维持高昂的行政成本——公车、考察、招待、编外人员工资等费用；另一方面又要以各种优惠（也就是减少地税）政策吸引投资，这就使地方政府不得不想办法节流并增收。那么大家目前看到的普遍的节流就是减少对公共事业的投入，比如医疗和教育；增收的办法就是提高土地成本，也就提高了房价。
当前中国楼市的种种扭曲，正是因为我们把必需品当成了奢侈品卖。要想走出困境，一方面需要开发商断臂自救，该降价就降价，该打折就打折，不要再指望过高的利润，在现在的情势下，如果还和消费者扛着，其实是和自己过不去；另一方面，我们的房地产政策需要认真反思和重新调整，楼市的巨大泡沫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它会成为威胁中国经济的毒瘤？空置面积不断累积，为什么房价还能持续上涨？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前车之鉴？新的房地产政策应该对这些问题给出清晰的答案。
房租收益率
房子总价格和每月房租的比值，用以评价房产的投资价值。国际公认的房租收益率应在150-230，而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的房租收益率一般都在360以上，且房租上涨速度远远低于房价上涨速度，这一数字还在不停地增大。
低的房租收益率一方面反映了租房市场的供求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租房者的消费能力。租房者多是那些农民打工者，或出身农村的高校毕业学生。他们往往被认为是城市化的执行者，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前者是不会考虑在城市定居的，而后者没有了退回农村的路，也没有能力在城市定居，只能漂在城市里。
之所以会出现这么低的房租收益率，是因为绝大多数买来的房子不是用来住的，而是用来炒作，所以才导致了租房市场的供大于求。同时，这也是因为人们把房地产投资的目光盯在其自身的升值，而不是房租，这也反映了当前中国房地产的消费状况。
空置率
空置率是指某一时刻空置房屋面积占房屋总面积的比率。按国际通行惯例，商品房空置率在5-10%之间为合理区，商品房供求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空置率在10-20%之间为空置危险区，要采取一定措施，加大商品房销售的力度，以保证房地产市场的正常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空置率在20%以上为商品房严重积压区。
中国目前的房屋空置率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不同目的的持有者对空置率的数据分歧很大。其中常被人们提起的有26%和1%这两个数据，而据本人在杭州、上海、北京的观察，旧小区的入住率一般都比较高，2000年以后新建房的空置率在40%以上，2004年以后新建房的空置率应不低于60%。造成如此高的空置率显然是房地产的过度投资造成的。
还贷/收入比
居民平均用来还分期贷款支出占收入比例，其包括各种各样的按揭贷款，而对中国人来讲基本上就是房贷，这项指标用以衡量房地产贷款的金融风险。一般来讲，国际上公认的还贷收入比安全上线是28%，超出了这个线，对于个人来讲还款压力大，幸福指数降低；对于整个金融系统业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旦有宏观经济的波动，往往会造成大面积的不良贷款。而对于目前数量巨大的房奴，还贷收入比恐怕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警戒线。
结合房地产贷款占贷款总比例，可以算出整体的金融风险。比如在2004年底，中国房地产贷款占整个贷款的40%，目前这个比例保守估计应有55%。而买房的人，用于投资的比例不会低于35%。这样来算，用于投资的住房贷款占所有贷款的比例应该在15.75%。一旦出现房价下降，投资用购房的人一定不会继续还款，这笔钱将由银行来买单，这将花完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
房地产投资占GDP比例
这个指标反映整体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在大国的房地产历史上，美国在1950年出现过6.98%的最高比例，然后一路小幅波动，直到1991年从3.42%开始，一路上扬至2005年的6.2%，随后发生了次贷危机。而日本在70年代中期由最高的8%左右一直降低，到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房地产在日本开始过热，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在1989年到1991年的最高点期间约5.5%，这时候日本的房地产崩盘了，从此日本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低迷，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而中国从有据可查的记录来看，从1997年的4.02%开始一路上涨，到2007年时这个比例到了10.13%，这是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没出现过的高度。考虑房地产对相关经济的带动作用，其对GDP的影响将高达3.15×10.13%=32%，所以说房地产绑架了GDP，一点都不夸张。
以上种种指标表明，中国的房价已经高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关于中国的高房价，支持者会有诸如以下的种种理由，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特殊的，可以不符合国际惯例的。然而那都是谬论，都是经不起分析的。
借口之一是中国人口多，人口密度大。而日本的人口密度是中国人口密度的两倍多，香港人口密度是中国大陆地区的四倍多，然而就恰恰在这两个地区，都发生过震惊世界的房地产崩盘。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崩盘让日本的经济进入了长达15年的低迷，被称为失去的十年。香港1997年的地产崩盘，让香港居民户均亏损267万港元。
借口之二是中国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所以产生了城市用房的刚性需求。然而一定要清楚，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是以城市生活远远优于农村生活为前提的，住房是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目前的房价对于那些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来说是高不可企的，他们也不会梦想在城里生活。所以进城的农民工不代表中国的城市化，最起码对于房地产的拉动是这样的。
高房价带来的危害
高房价的第一个危害是抑制其他方面的需求，造成畸形经济结构。高房价造就了众多的房奴，他们大多从农村走来，十多年学校生涯之后，他们取得了进入大城市的门票——大学文凭，同时也花光父母一生的收入。毕业之后的他们一方面要赡养父母，另一方面要攒钱买房子，因此他们会尽可能地压缩开支，然而他们又是工薪阶层中的高收入者，也就是未来的中产阶级，他们不消费，整个社会的消费就没有了支撑。
第二危害就是抑制其他方面投资，造成畸形发展。目前我国各种尖端技术的落后和房地产过热不无关系，资本总是流向利润率最高的地方，房地产的行业的暴利吸引了过多的社会资本，从而削弱了其他方面的投资。经济结构对不动产过强依赖，降低了我们在国际经济环境中的竞争力。
实际上GDP中不动产的成分是虚假的，因为其不能流动，就失去了价值衡量的统一标准，其价值也是得不到国际公认的。而且由于其不流动性，价格的升高也只是数字的变更，不代表持有人可以享受的物质的增多。比如说上海的房产价格比卢森堡的要贵很多，那是否意味着在上海拥有一套120平米的公寓的人比在卢森堡拥有一栋别墅的人幸福的多。
影响社会和谐，这一点应该是有目共睹的，目前网络上流行着一种愤怒、仇恨的情绪，高房价是其一个重要因素。高房价剥夺了众多房奴的幸福感，毁灭了他们十几年寒窗的梦想，让他们失去了消费的能力的同时，也将他们仅有的业余时间拉到了低成本的网络上，在本应该喝咖啡的时间里在网上发着牢骚。
投机盛行，影响社会的创造力，这是任何一种暴利行业的通病。只要社会结构中存在一种暴利行业，人们就会对之产生向往，而当这种暴利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社会普通收入的时侯，就会造成投机盛行。而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当劳动所得占整体社会的收入过低，甚至不能满足劳动者基本生存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再劳动，社会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快要灭亡的时候，社会风气都非常糜烂。
中国房地产简史
追溯中国房价的历史，应该从2003年的两个重要文件开始。2003年6月13日，为促进房地产金融健康发展，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业务管理的通知》，史称“央行121文件”。这是一个有关紧缩房贷的新规定，但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华远总裁任志强认为此举非但不能预防金融风险，还会将房地产行业带入“冬天”，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各方面势力的强烈反对下，121文件仅发布两个多月，央行又下发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史称“18号文件”，其认为以住宅为主的房地产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很大作用。时任建设部长汪光焘称18号文件为“指导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纲领性文件”。18号文件受到了行业的热烈欢迎，任志强认为“几乎要鞠躬致敬了”。从此之后，中国房价开始了连续5年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诸如“房地产永远不会贬值”等曾经在日本的80年代出现过的论调也越唱越热。
高房价的根本原因是利益，从房地产的收入已经成为每一个地方政府的绝大部分收入。随着财税上挂，集体企业破产，央企对各种行业的垄断，中央对全国财政的持有比例快速增加，与之对应的是地方政府收入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一方面要维持高昂的行政成本——公车、考察、招待、编外人员工资等费用；另一方面又要以各种优惠（也就是减少地税）政策吸引投资，这就使地方政府不得不想办法节流并增收。那么大家目前看到的普遍的节流就是减少对公共事业的投入，比如医疗和教育；增收的办法就是提高土地成本，也就提高了房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