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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学既是科学的也是艺术的，其作为历史学科学化过程中史学理论研究的焦点论题存在已久。在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演进的关键时刻，一方面，理解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研究中的位置与适合的行动方式，把握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冲击与改造的后果和影响，能够深度企及历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本质内涵；另一方面，从弄清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着手，有利于反思历史学科学化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与问题，正确看待历史学科学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历史学；科学化；历史解释；科学理性；反思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3196
历史学的科学化进程是伴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高速发展而开始的。从德国的兰克学派强调的客观史学到法国年鉴学派提倡的总体史观，再到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的计量史学，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自然科学的巨人在史学的领域大行其道，从理论到实践，从认识论再到方法论，属于历史本质的人文精神与道德价值在科学理性的碾压下变得支离破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史学自然科学化倾向再次占据史学市场，在这次引人注目的‘方法热’中，人文社会科学表现出向自然科学方法汲取灵感的浓烈兴趣，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大出风头，连数理逻辑、科学哲学也备受青睐，充分反映了复苏的现代学术对科学理性的执着追求和急切心情。”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史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伴着自然科学的脚步蹒跚而行，历史的人文关怀和道德评判在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史学客观化追求中渐行渐远。翻开世界近代史的画卷，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未消，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便纷至沓来，社会风险伴随着全球化的扩展，急不可耐地包揽了整个人类社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世界的科学化风险已经足够引起历史学家在精神领域的反思，历史学在科学化的过程中，是史学在科学的背后“邯郸学步”，还是科学在史学的领域大刀阔斧。
1历史概念的渐趋僵化
“现代史学”的基本概念逐渐失去了推陈出新的发展动力。就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来讲，其基础概念的形成带有很强的主观赋予性，即将某一物质和规律符号化，特定的符号便具有了特定的意义并在某一领域中达成一致。这种被创造出的符号化概念，一经形成，在时间上便具有了历时性特征，在空间上则具有了稳定的特点。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的概念采取的是先创造后推广再到认同的模式，从而避免了分歧与争议。
而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其基本概念的形成更接近于归纳法，即对于某一类历史现象或事件的规律性总结，在研究领域采取的是先争议讨论再认同、推广的模式。随着历史学者认识水平的发展，经此形成的概念，在时空的持续延伸中，早先被确定的概念意义便带有很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面临着重新定义与解释的风险。因此，与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相比，历史解释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在纵向上是无法累积的，随着新的历史资料和新的解释方法的不断涌现，原先的历史概念必须适应历史认识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或对原来的历史现象重新归纳，或对新兴的历史知识进行囊括。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特别强调直觉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要在逻辑上从基本经验推出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史学科学化的结果便是对新兴知识的接纳程度在与自然科学竞赛的过程中可圈可点，在同化、融合以及归纳总结上却又力不从心，从而导致作为史学基础的历史概念的更新速度大幅度冷却，狭小的历史基础因难以适应日益膨胀的历史知识和快速变迁的社会环境而裹足不前。
2表达方式的逐渐匮乏
文字表达的形式化拉开了史学与社会交流的距离。维科说：“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也就是说历史学始终是一门关于人的学科，在问题研究语言表达上始终绕不开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和不同思想的人物形象。
语言的魅力正在于能夠详细且精准地刻画出风格迥异的人物性格。现代历史学在科学化追求的掩饰下，嗅着客观史学虚无缥缈的气息，开始摒除带有感情色彩的字词，抛弃无甚作用的装饰性的语句，史学表达的语言之美消失殆尽。另外，专有性名词的大肆泛滥，历史概念的随意堆砌，僵硬的文字之间看似艰涩难懂、字字珠玑，实则反映了历史语言的庸俗化和扁平化，既无法厘清历史事件发生的真实脉络，又无益于构架起历史学家和读者受众进行精神交流的桥梁，无意间拉开了史学与社会大众的距离。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现代史学没有深入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史学的科学化在文字表达的层面上刻意追求的客观性。
与之相反的是，高度简化的符号语言和平面化的表达方式是自然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并不是在发展过程中刻意追求的。显而易见的是，历史学在追随科学化的脚步中将这种简化表达当作防止历史叙述主观随意性的最后防线，弄巧成拙的背后，使得史学的文学功能被剥离殆尽。
傅斯年指出：“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语言和文字作为被普遍使用的交流符号，在简明的自然科学普遍流行的今天，为何同样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却蜷缩在时代的一角同样值得反思。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继承与发展始终保持着神圣化的光环，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的有意为之；另一方面是社会大众的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加之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不高，传统史学被从源头截断，阻碍了史学的世俗化进程。从新中国成立开始，20世纪中期，社会大众普遍追求生活温饱；20世纪后期，掀起了发展经济的狂热；21世纪初期，公民发展了对政治的热情。在经历了生存、经济与政治的浪潮的洗礼之后，不难看出教育水平与经济基础普遍提升社会大众的未来期待与发展追求。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中，作为一门传播知识与传承文化的主流科学的历史学，继续打着科学化的幌子，保持对自然科学的亦步亦趋，其自视甚高与自我隔绝的绝对客观化理想，将会错过深入大众和接触社会的良好机遇。
3科学理性的过度膨胀
在中国传统史学循着科学的脚步向近代史学蜕变的同时，科学理性在众多史学工作者之间也逐渐深入人心，可以说，接受史学科学化的第一步便是对科学理性的深度整合。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先人之见的摒弃、研究方法的执着、问题论述的精确、研究结论的影响、国家政策的遵从、研究经费的获取和学术声望的提升等，在科学理性铺就的大道上登堂入室，成为了历史学者的座上宾。事实表明，科学不是一种“技术基督再临人世”，“基于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生活在理性之中，而不再有神话、欺诈和迷信”。“科学理性不断显示其霸主地位的过程，也就是其自身不断否定其原始存在的反叛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理性每迈出一步，其危机的程度就加深一步。”“科学理性的危机，深究其原因是它愈来愈远离人文关怀的必然结果。” 在史学领域，“科学理性声称能够客观地研究风险的危险性的断言，永久的反驳者自身。这种断言首先基于不牢靠的猜想性的假设，完全在概率陈述的框架中活动，它的安全诊断严格地说，甚至不能被实际发生的事故所反驳”。科学理性秉持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一方面为历史学者在对历史问题的探索中构造出一条光明索道；另一方面却又限制了史学工作者个人意识的发展，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在历史叙述中，因为科学理性无论是在社会现象还是在自然现象中都能建立起确定的因果关系和普遍的规律性，所以严格坚持逻辑的思维和理性的考察成为现代史学的必要原则，生物学、心理学、数学等各种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信手拈来，例如计量史学家对“特别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思辨的历史哲学采取视若不见的漠然态度……從某种意义上说，计量史学正是在对以历史主义为主要特点的传统史学的翻盘过程中形成的”，导致以方法论为导向的历史学家在结论中建构其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和科学规律，因此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科学理性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史学科学化过程中的渗透的科学理性的普世性信仰，造成个人主义的严重缺失，完全忽视了作为研究主体的人的意志、情感、认识等在探寻历史问题中的能动作用，“历史学家不愿让自己的作品毫无价值，不愿完全重复先人的研究或叙述。他要想叙述自己在独特视角下看到的东西，首先必须将自己与他者进行区分，说明其中的差异，这就迫使他在叙述中不得不进行历史评价”。因此，也注定了研究者个人的意识的烙印在历史文本中的普遍性。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人的主观意识和心理活动本身便是历史的一部分，用机械的唯理性论去解释个体亦或群体的运动行为和生活方式，在纯粹客观理想的追求中去理解人类的主观世界，时代的差距便是横亘在科学理性面前的一座大山。傅斯年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存而不论，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
4结论
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对自然科学的过度依赖依然威胁到史学中的道德价值的生存。任何一门科学都有两件事要做，这就是发现和解释，通过前者，我们来判断它是否一门科学；通过后者，我们可以判断这门科学的程度如何。二百多年的史学科学化进程，由于自然科学在史学领域大刀阔斧，历史学失去了很多，坚定的道德立场开始动摇，被道德冷漠的寒潮逐渐侵扰，历史学有成为一门自然科学的危险。陈独秀强调：“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由此可见一斑，在历史学追求历史真相的路途中，追求确定的永恒的真理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俨然与历史学的无限接近历史真相的实践原则相违背。在自然科学大行其道的今天，全球化的科学风险在生活领域已经出现端倪，既然记录与解释历史是历史学的重要工作，那么对科学化的迅猛发展做出必要的人文反思也应成为历史学科学化的一项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1]张秀丽反科学主义思潮下的中国现代史学研究[J].福建论坛：社会教育版，2010（2）：32
[2]维科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4]黄健，王东莉，科学理性的人文反思[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0）：26
[5]王小宽国外计量史学的兴起与发展[C].//学术论文集——史学理论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历史学；科学化；历史解释；科学理性；反思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3196
历史学的科学化进程是伴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高速发展而开始的。从德国的兰克学派强调的客观史学到法国年鉴学派提倡的总体史观，再到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的计量史学，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自然科学的巨人在史学的领域大行其道，从理论到实践，从认识论再到方法论，属于历史本质的人文精神与道德价值在科学理性的碾压下变得支离破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史学自然科学化倾向再次占据史学市场，在这次引人注目的‘方法热’中，人文社会科学表现出向自然科学方法汲取灵感的浓烈兴趣，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大出风头，连数理逻辑、科学哲学也备受青睐，充分反映了复苏的现代学术对科学理性的执着追求和急切心情。”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史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伴着自然科学的脚步蹒跚而行，历史的人文关怀和道德评判在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史学客观化追求中渐行渐远。翻开世界近代史的画卷，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未消，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便纷至沓来，社会风险伴随着全球化的扩展，急不可耐地包揽了整个人类社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世界的科学化风险已经足够引起历史学家在精神领域的反思，历史学在科学化的过程中，是史学在科学的背后“邯郸学步”，还是科学在史学的领域大刀阔斧。
1历史概念的渐趋僵化
“现代史学”的基本概念逐渐失去了推陈出新的发展动力。就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来讲，其基础概念的形成带有很强的主观赋予性，即将某一物质和规律符号化，特定的符号便具有了特定的意义并在某一领域中达成一致。这种被创造出的符号化概念，一经形成，在时间上便具有了历时性特征，在空间上则具有了稳定的特点。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的概念采取的是先创造后推广再到认同的模式，从而避免了分歧与争议。
而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其基本概念的形成更接近于归纳法，即对于某一类历史现象或事件的规律性总结，在研究领域采取的是先争议讨论再认同、推广的模式。随着历史学者认识水平的发展，经此形成的概念，在时空的持续延伸中，早先被确定的概念意义便带有很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面临着重新定义与解释的风险。因此，与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相比，历史解释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在纵向上是无法累积的，随着新的历史资料和新的解释方法的不断涌现，原先的历史概念必须适应历史认识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或对原来的历史现象重新归纳，或对新兴的历史知识进行囊括。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特别强调直觉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要在逻辑上从基本经验推出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史学科学化的结果便是对新兴知识的接纳程度在与自然科学竞赛的过程中可圈可点，在同化、融合以及归纳总结上却又力不从心，从而导致作为史学基础的历史概念的更新速度大幅度冷却，狭小的历史基础因难以适应日益膨胀的历史知识和快速变迁的社会环境而裹足不前。
2表达方式的逐渐匮乏
文字表达的形式化拉开了史学与社会交流的距离。维科说：“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也就是说历史学始终是一门关于人的学科，在问题研究语言表达上始终绕不开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和不同思想的人物形象。
语言的魅力正在于能夠详细且精准地刻画出风格迥异的人物性格。现代历史学在科学化追求的掩饰下，嗅着客观史学虚无缥缈的气息，开始摒除带有感情色彩的字词，抛弃无甚作用的装饰性的语句，史学表达的语言之美消失殆尽。另外，专有性名词的大肆泛滥，历史概念的随意堆砌，僵硬的文字之间看似艰涩难懂、字字珠玑，实则反映了历史语言的庸俗化和扁平化，既无法厘清历史事件发生的真实脉络，又无益于构架起历史学家和读者受众进行精神交流的桥梁，无意间拉开了史学与社会大众的距离。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现代史学没有深入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史学的科学化在文字表达的层面上刻意追求的客观性。
与之相反的是，高度简化的符号语言和平面化的表达方式是自然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并不是在发展过程中刻意追求的。显而易见的是，历史学在追随科学化的脚步中将这种简化表达当作防止历史叙述主观随意性的最后防线，弄巧成拙的背后，使得史学的文学功能被剥离殆尽。
傅斯年指出：“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语言和文字作为被普遍使用的交流符号，在简明的自然科学普遍流行的今天，为何同样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却蜷缩在时代的一角同样值得反思。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继承与发展始终保持着神圣化的光环，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的有意为之；另一方面是社会大众的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加之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不高，传统史学被从源头截断，阻碍了史学的世俗化进程。从新中国成立开始，20世纪中期，社会大众普遍追求生活温饱；20世纪后期，掀起了发展经济的狂热；21世纪初期，公民发展了对政治的热情。在经历了生存、经济与政治的浪潮的洗礼之后，不难看出教育水平与经济基础普遍提升社会大众的未来期待与发展追求。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中，作为一门传播知识与传承文化的主流科学的历史学，继续打着科学化的幌子，保持对自然科学的亦步亦趋，其自视甚高与自我隔绝的绝对客观化理想，将会错过深入大众和接触社会的良好机遇。
3科学理性的过度膨胀
在中国传统史学循着科学的脚步向近代史学蜕变的同时，科学理性在众多史学工作者之间也逐渐深入人心，可以说，接受史学科学化的第一步便是对科学理性的深度整合。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先人之见的摒弃、研究方法的执着、问题论述的精确、研究结论的影响、国家政策的遵从、研究经费的获取和学术声望的提升等，在科学理性铺就的大道上登堂入室，成为了历史学者的座上宾。事实表明，科学不是一种“技术基督再临人世”，“基于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生活在理性之中，而不再有神话、欺诈和迷信”。“科学理性不断显示其霸主地位的过程，也就是其自身不断否定其原始存在的反叛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理性每迈出一步，其危机的程度就加深一步。”“科学理性的危机，深究其原因是它愈来愈远离人文关怀的必然结果。” 在史学领域，“科学理性声称能够客观地研究风险的危险性的断言，永久的反驳者自身。这种断言首先基于不牢靠的猜想性的假设，完全在概率陈述的框架中活动，它的安全诊断严格地说，甚至不能被实际发生的事故所反驳”。科学理性秉持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一方面为历史学者在对历史问题的探索中构造出一条光明索道；另一方面却又限制了史学工作者个人意识的发展，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在历史叙述中，因为科学理性无论是在社会现象还是在自然现象中都能建立起确定的因果关系和普遍的规律性，所以严格坚持逻辑的思维和理性的考察成为现代史学的必要原则，生物学、心理学、数学等各种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信手拈来，例如计量史学家对“特别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思辨的历史哲学采取视若不见的漠然态度……從某种意义上说，计量史学正是在对以历史主义为主要特点的传统史学的翻盘过程中形成的”，导致以方法论为导向的历史学家在结论中建构其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和科学规律，因此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科学理性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史学科学化过程中的渗透的科学理性的普世性信仰，造成个人主义的严重缺失，完全忽视了作为研究主体的人的意志、情感、认识等在探寻历史问题中的能动作用，“历史学家不愿让自己的作品毫无价值，不愿完全重复先人的研究或叙述。他要想叙述自己在独特视角下看到的东西，首先必须将自己与他者进行区分，说明其中的差异，这就迫使他在叙述中不得不进行历史评价”。因此，也注定了研究者个人的意识的烙印在历史文本中的普遍性。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人的主观意识和心理活动本身便是历史的一部分，用机械的唯理性论去解释个体亦或群体的运动行为和生活方式，在纯粹客观理想的追求中去理解人类的主观世界，时代的差距便是横亘在科学理性面前的一座大山。傅斯年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存而不论，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
4结论
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对自然科学的过度依赖依然威胁到史学中的道德价值的生存。任何一门科学都有两件事要做，这就是发现和解释，通过前者，我们来判断它是否一门科学；通过后者，我们可以判断这门科学的程度如何。二百多年的史学科学化进程，由于自然科学在史学领域大刀阔斧，历史学失去了很多，坚定的道德立场开始动摇，被道德冷漠的寒潮逐渐侵扰，历史学有成为一门自然科学的危险。陈独秀强调：“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由此可见一斑，在历史学追求历史真相的路途中，追求确定的永恒的真理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俨然与历史学的无限接近历史真相的实践原则相违背。在自然科学大行其道的今天，全球化的科学风险在生活领域已经出现端倪，既然记录与解释历史是历史学的重要工作，那么对科学化的迅猛发展做出必要的人文反思也应成为历史学科学化的一项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1]张秀丽反科学主义思潮下的中国现代史学研究[J].福建论坛：社会教育版，2010（2）：32
[2]维科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4]黄健，王东莉，科学理性的人文反思[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0）：26
[5]王小宽国外计量史学的兴起与发展[C].//学术论文集——史学理论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