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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徐星，1956年生于北京。1977年当兵，开始写作。1981年复员，半年后到全聚德烤鸭店工作。就是在这半年中，他创作了小说《无主题变奏》。1985年，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由《人民文学》杂志刊发，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1989年，赴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讲学。1992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放弃。1994年回国。1995年，徐星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2003年在法国出版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后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种语言，同年获法国文化部授予的“文化艺术骑士勋章”。曾导演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五加五》和《罪行摘要》。
在浙江省金衢盆地的西部边缘，有一座建立于1955年的十里丰监狱，在没建监房没有电灯的年代，也极少发生犯人逃脱的情况。文革期间，这里曾经关押过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普通的农民。
2011年，一个叫徐星的外地人，扛着摄像机，背着行李包，跑遍整个浙江，在各个村子里四处打听那些曾经在十里丰监狱农场劳动改造的农民。他的手里拿着22份当年入狱的犯人登记表，每找到一人，他就和对方坐下来，跟他聊聊过去的事情。
2014年，历时三年的拍摄，这部名叫《罪行摘要》的纪录片才制作完成，有14位来自浙江农村文革时的农民受害者，出现在了徐星的镜头中。他们用亲身经历，展现了文革中来自最底层的荒诞与苦难。
上世纪80年代，曾是全聚德烤鸭店职员的徐星凭借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轰动文坛，与刘索拉等人一起成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而如今，徐星再次回到公众的视野，却是以独立纪录片导演的身份。他的绝大部分纪录片作品都绕不开“文革”。这与他个人的“文革”经历有关。
徐星的“文革编年史”
1956年，徐星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童年是在大量古代诗词和外国文学的熏陶中度过。文革开始后，徐星正好10岁。他的父母受到冲击，被下放到不同的地方劳动。为了能让徐星接受更好的教育，母亲坚持把徐星留在北京。年幼的徐星被安排进一间1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开始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
在他16岁那年，混乱的时局让徐星产生深刻的怀疑，他发现真正的民间并不如宣传所说的那样鼓舞人心，文革中人们的粗俗野蛮他也尽收眼底。就在这时，一位叫颖滔的女同学成为了徐星倾慕的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心里挣扎，徐星鼓起了勇气给颖滔写了一封未署名的情书，倾诉了他精神世界的煎熬和对现实的追诘。
单纯的颖滔收到这封匿名的情书惊慌失措，最后决定将它交给最信赖的班主任老师。哪知这封信却让有着公安工作背景的中学老师绷紧了神经，通过笔迹鉴定，人们找出了书写情书的作者。这场无结果的恋爱最后以徐星逮捕入狱而告终。此事彻底改变徐星的命运。
2007年底，徐星的一部以自身经历为主线，追踪文革时期一些著名的事件和人物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完成剪辑。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在片中看到，当年的颖滔特地从美国赶到中国，在镜头面前，讲述自己当年如何伤害了无辜，与徐星一起回忆曾经的“文革”。此片折射“文革”浩劫对人性对生命的践踏和漠视的同时，还“为展现平民眼中的‘文革’提供了一种解读”。
然而让徐星遗憾的是，在长达两年的拍片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在镜头前，承认自己在“文革”中打过人、抄过家。
2010年，一张在北京宋庄画家贾和震那里的人像草稿，让徐星进一步接近了“文革”的另一面真相。徐星发现，草稿的背面竟是一张文革时期的“犯人登记表”，问起来才知，这是贾和震在十里丰监狱作为“墙报犯”负责宣传工作时，用来偷偷临摹人像的草稿。徐星继续翻找，一共找到22张，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间“现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农民。
登记表让徐星十分震动，在“犯罪事实摘要”一栏里，徐星看到五花八门的罪名：吹捧刘少奇、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像、协助反革命首犯投递匿名信、启蒙领导核心小组等等。
徐星意识到，普通农民在“文革”研究和记录里缺席，并且想挖掘这段历史的真相。“拍摄题材的敏感并不是我的初衷，我只想展现时代洪流里流动的人。因为历史不是概念，不是数字，而是由细节组成的。而历史的细节就在于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徐星认为，和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农民一样，他自己就是一个“小人物”。
小人物和底层者
“闲散人员”、“三无人员”、“啃老族”是今年58岁的徐星自嘲时用到的频率较高的词语。
在旁人看来，徐星现在的生活并不十分如意，他蜗居在北京北四环一个不到60平方米的房子里，没有正式的工作，也没有多少收入来源。而这和他曾经辉煌的青年时代形成鲜明的对比。
1977年，徐星入伍当兵。上世纪80年代，退伍后的徐星被调到了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当上了一名勤杂工。因为在大山沟里的部队待了太久，回京后的徐星被动适应着那个时代无处不在的变化。
“曾经和我一起生活的同伴们都在疯了似的考大学。以前我们都是工农兵，觉得穷人最光荣。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都是不稳定因素”，徐星在心里暗暗想：“不会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吧！”
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用文字表达着自己的困惑。1986年，徐星的处女作《无主题变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立刻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先锋小说的开山之作，徐星因此成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时间，烤鸭店职员徐星成了名人。京城各大报纸的记者都去采访他，狂热的文学爱好者几乎踏破烤鸭店的门槛。因为锋芒太盛，徐星丢掉了月工资30多块的全聚德职员工作。而在那个“市场经济”还没有概念的年代，“出名太早”的徐星并没有因此收获财富。
后来，徐星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杂志停刊后，徐星再一次失业。而这也是徐星人生当中最后的一份工作，从此以后，徐星再也没有上过班。 再后来，他接受了西柏林艺术大学的邀请离开中国暂居德国。1994年，徐星回国，又面临档案尽失，办不了低保，甚至连父亲留下的房子都无法继承的生存现状。
2004年，徐星在他的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里写道：“你到了这块大陆灯红酒绿的尽头，在这么一个醉醺醺的黄昏里，你心里充满了寂寥，你不能再前往，你以为总会有无限的什么，会鼓舞着你去刨根问底、鼓舞着你心底里残存的对神秘的一丝渴望。现在你知道的一切都是可知的，剩下的就是这些，用不着你费尽心思，剩下的就是这些，这些都属于你。”
这种落寞的心境，在徐星见到那些老人的时候，更加强烈。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徐星找到被访者时，几乎每个人都说过的话。
家住山坑村的林品新，是受访者当中判刑最重的一个。
1972年，林品新写了封对“文革”有疑问的信，而这封信让他被判了20年，罪名是“恶毒攻击文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入狱时，他才25岁，如今连第一天发生了什么都记不清。出狱时，妻子已经跟他离婚，他缩小的脚踝留下了那50多斤重脚镣的痕迹。
最让徐星心痛的是，这些农民出狱后，拥有的只有一纸释放证明，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赔偿。一位老人说，释放后，他们曾经向政府要求赔偿，但政府让他们“等国家富强起来再说”。然而40年过去了，这些农民仍旧没有等到赔偿。有农民拿着《国家赔偿法》去法院，得到的答复是，该法只适用于1995年1月1日以后的问题，法律的原则是不溯及既往。
林品新的父母都八十多了，还种地、挑红薯，住着风雨飘摇的木房子，连窗户都没有。
“剩下的都属于你，其实，剩下的也不属于你，我干脆全招了，其实，什么也没剩下。”徐星在他的微博里感叹。
往事并不如烟
徐星不是能言善道的搭讪者，每次提问，他都要很努力地招架被问人的疏离和谨慎。潮湿的江南，徐星一人背着沉重的行李翻山越岭，经过无数的路牌、村镇、房屋和村民，镜头里有时候是江水白鹅的美景，有时候仅仅是一段难走的路，还有他沉重的喘息声。
最苦的时候，他也曾动摇过。疲惫时，他甚至气愤，“这不是国家该做的事情吗？国家为什么不做这些对历史、后代有交代的事？”可他又放不下那些人，“就算生活还是一穷二白，现在让自己死掉也值”。如果不是徐星，老人们或许永远也没有表达的机会。他们会自己为自己找到认命的姿态，在岁月里渐渐老去，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们荒诞又让人唏嘘的人生。
三年的拍摄，徐星常常和老人们促膝长谈，从最初的疏离到后来的一发不可收拾，徐星发现，40多年风云变幻，那个特殊年代留给老人们的伤痛和影响，依然如影随形。
让徐星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他按照登记表的指示，去常山寻找在“上水二弄”的陈云水。他费了好大的劲，也找不到“上水二弄”。“有‘一弄’、‘三弄’，却没有‘二弄’，这在逻辑上过不去啊！”徐星在镜头后急得团团转。后来才知道，这片地方已被出租出去，在那里的人都不是当地人，而是外地来打工的。“二弄”拆得早，后来就没有了。
当徐星终于见到陈云水，徐星发现，每跟他说一句话的时候，陈云水会下意识地立正。老人年事已高，记忆都变混乱，连表达也不清楚了，却不忘“立正”的习惯。
而当年被朋友告发入狱的徐兴林，则选择再也不交任何朋友。从监狱出来快50年了，徐兴林一直独居，虽然自己家离县城很近，但他从来没去过一次。谈到政治，徐兴林说：“你要是说我偷东西，你拿出证据来，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到今天他还这么想。
周明夫比其他人要幸福得多，他的妻子孩子一直等着他出狱。周明夫被抓的时候，妻子22岁，十年后出来一看，32岁的妻子头发全白。他当年的罪名是“用气枪污蔑伟大领袖画像”。徐星把当年的判决书给他看，他说，到现在都觉得可笑：“那个时期，人都是没有心的，谁压倒谁，就上去垫一脚，自己就高一点。为了表现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更爱毛主席，都是为了这个。”
纪录片中，家住乐清的朱碎夫不断重复那一句话，“希望政府根据党的伟大政策，给点补贴”。他因“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吹捧刘少奇”的罪名被判了20年，在监狱内，身心受到了极大折磨，结果落下了精神疾病。
农民翁志渝是当时农村少数因为独立思想被捕的，他是徐星在寻找“犯人登记表”上的胡俊录意外找到的。翁志渝、胡俊录和程德华被定罪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并参加其反革命集团妄图颠覆的行动”。监管人员审讯时，为了避免“串供”，就将其分开审问，要求他们交代“反革命组织”的名称。翁志渝实话实说，“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审讯员就用枪把子在他脑袋背后敲一下，不说就再敲。
逼问之下，翁志渝意识到，他们是一定要问出名称来的。
翁志渝有读报看报的习惯，家里会订《浙江日报》，他想起了报纸上有“启蒙”两个字，意思是“中国百姓糊涂了，要启蒙，不能这样下去”，翁志渝觉得“启蒙”没有错，于是就“交代”了。就这样，“启蒙领导核心小组”就成了翁志渝和其他几个农民的反革命组织名称。而那几个老乡“同案犯”完全不知情。
这么多年过去了，程德华一直怨恨翁志渝，他认为就是翁志渝当年的“启蒙”两个字，把他害得妻离子散。
徐星觉得，翁志渝身上有古代“士”的气质。对文革搞个人崇拜这个问题，他有着清晰的认识，当时的大喇叭里天天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大救星”，而《国际歌》里又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不是个人迷信是什么”，翁志渝对着镜头激动地说。
后来，徐星劝说程德华：“在刑讯逼供下，别说是‘启蒙’，就是‘反革命’我也认。”两个老人因此冰释前嫌。一次酒席上，两个老朋友喝的老泪纵横，抱头痛哭。
之后，拍摄三位老人的过程中，徐星有一次意外的收获。眼看器材快没电了，徐星就跑去村里买电池。三位老人并不知徐星的摄影机还开着，便相互热烈地聊开来。
程德华说：“都70多岁的人了，什么平反啊，冤枉啊，都无所谓了，我不要平等，我明白，平等是不可能的，这个社会平等了，也就不可能发展了，这是规律。但我在监狱十年，每天出工，没有在里面白吃白喝，农忙的时候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小时算一分钱的话，也得给我这10年的工钱啊。这全世界，无论到哪去，我给人干活，也得有报酬啊。”
徐星听见了，眼眶一湿，在镜头背后感叹：“真好看，你们三位老人家真好看。”
徐星，1956年生于北京。1977年当兵，开始写作。1981年复员，半年后到全聚德烤鸭店工作。就是在这半年中，他创作了小说《无主题变奏》。1985年，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由《人民文学》杂志刊发，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1989年，赴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讲学。1992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放弃。1994年回国。1995年，徐星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2003年在法国出版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后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种语言，同年获法国文化部授予的“文化艺术骑士勋章”。曾导演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五加五》和《罪行摘要》。
在浙江省金衢盆地的西部边缘，有一座建立于1955年的十里丰监狱，在没建监房没有电灯的年代，也极少发生犯人逃脱的情况。文革期间，这里曾经关押过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普通的农民。
2011年，一个叫徐星的外地人，扛着摄像机，背着行李包，跑遍整个浙江，在各个村子里四处打听那些曾经在十里丰监狱农场劳动改造的农民。他的手里拿着22份当年入狱的犯人登记表，每找到一人，他就和对方坐下来，跟他聊聊过去的事情。
2014年，历时三年的拍摄，这部名叫《罪行摘要》的纪录片才制作完成，有14位来自浙江农村文革时的农民受害者，出现在了徐星的镜头中。他们用亲身经历，展现了文革中来自最底层的荒诞与苦难。
上世纪80年代，曾是全聚德烤鸭店职员的徐星凭借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轰动文坛，与刘索拉等人一起成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而如今，徐星再次回到公众的视野，却是以独立纪录片导演的身份。他的绝大部分纪录片作品都绕不开“文革”。这与他个人的“文革”经历有关。
徐星的“文革编年史”
1956年，徐星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童年是在大量古代诗词和外国文学的熏陶中度过。文革开始后，徐星正好10岁。他的父母受到冲击，被下放到不同的地方劳动。为了能让徐星接受更好的教育，母亲坚持把徐星留在北京。年幼的徐星被安排进一间1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开始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
在他16岁那年，混乱的时局让徐星产生深刻的怀疑，他发现真正的民间并不如宣传所说的那样鼓舞人心，文革中人们的粗俗野蛮他也尽收眼底。就在这时，一位叫颖滔的女同学成为了徐星倾慕的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心里挣扎，徐星鼓起了勇气给颖滔写了一封未署名的情书，倾诉了他精神世界的煎熬和对现实的追诘。
单纯的颖滔收到这封匿名的情书惊慌失措，最后决定将它交给最信赖的班主任老师。哪知这封信却让有着公安工作背景的中学老师绷紧了神经，通过笔迹鉴定，人们找出了书写情书的作者。这场无结果的恋爱最后以徐星逮捕入狱而告终。此事彻底改变徐星的命运。
2007年底，徐星的一部以自身经历为主线，追踪文革时期一些著名的事件和人物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完成剪辑。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在片中看到，当年的颖滔特地从美国赶到中国，在镜头面前，讲述自己当年如何伤害了无辜，与徐星一起回忆曾经的“文革”。此片折射“文革”浩劫对人性对生命的践踏和漠视的同时，还“为展现平民眼中的‘文革’提供了一种解读”。
然而让徐星遗憾的是，在长达两年的拍片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在镜头前，承认自己在“文革”中打过人、抄过家。
2010年，一张在北京宋庄画家贾和震那里的人像草稿，让徐星进一步接近了“文革”的另一面真相。徐星发现，草稿的背面竟是一张文革时期的“犯人登记表”，问起来才知，这是贾和震在十里丰监狱作为“墙报犯”负责宣传工作时，用来偷偷临摹人像的草稿。徐星继续翻找，一共找到22张，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间“现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农民。
登记表让徐星十分震动，在“犯罪事实摘要”一栏里，徐星看到五花八门的罪名：吹捧刘少奇、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像、协助反革命首犯投递匿名信、启蒙领导核心小组等等。
徐星意识到，普通农民在“文革”研究和记录里缺席，并且想挖掘这段历史的真相。“拍摄题材的敏感并不是我的初衷，我只想展现时代洪流里流动的人。因为历史不是概念，不是数字，而是由细节组成的。而历史的细节就在于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徐星认为，和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农民一样，他自己就是一个“小人物”。
小人物和底层者
“闲散人员”、“三无人员”、“啃老族”是今年58岁的徐星自嘲时用到的频率较高的词语。
在旁人看来，徐星现在的生活并不十分如意，他蜗居在北京北四环一个不到60平方米的房子里，没有正式的工作，也没有多少收入来源。而这和他曾经辉煌的青年时代形成鲜明的对比。
1977年，徐星入伍当兵。上世纪80年代，退伍后的徐星被调到了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当上了一名勤杂工。因为在大山沟里的部队待了太久，回京后的徐星被动适应着那个时代无处不在的变化。
“曾经和我一起生活的同伴们都在疯了似的考大学。以前我们都是工农兵，觉得穷人最光荣。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都是不稳定因素”，徐星在心里暗暗想：“不会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吧！”
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用文字表达着自己的困惑。1986年，徐星的处女作《无主题变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立刻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先锋小说的开山之作，徐星因此成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时间，烤鸭店职员徐星成了名人。京城各大报纸的记者都去采访他，狂热的文学爱好者几乎踏破烤鸭店的门槛。因为锋芒太盛，徐星丢掉了月工资30多块的全聚德职员工作。而在那个“市场经济”还没有概念的年代，“出名太早”的徐星并没有因此收获财富。
后来，徐星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杂志停刊后，徐星再一次失业。而这也是徐星人生当中最后的一份工作，从此以后，徐星再也没有上过班。 再后来，他接受了西柏林艺术大学的邀请离开中国暂居德国。1994年，徐星回国，又面临档案尽失，办不了低保，甚至连父亲留下的房子都无法继承的生存现状。
2004年，徐星在他的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里写道：“你到了这块大陆灯红酒绿的尽头，在这么一个醉醺醺的黄昏里，你心里充满了寂寥，你不能再前往，你以为总会有无限的什么，会鼓舞着你去刨根问底、鼓舞着你心底里残存的对神秘的一丝渴望。现在你知道的一切都是可知的，剩下的就是这些，用不着你费尽心思，剩下的就是这些，这些都属于你。”
这种落寞的心境，在徐星见到那些老人的时候，更加强烈。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徐星找到被访者时，几乎每个人都说过的话。
家住山坑村的林品新，是受访者当中判刑最重的一个。
1972年，林品新写了封对“文革”有疑问的信，而这封信让他被判了20年，罪名是“恶毒攻击文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入狱时，他才25岁，如今连第一天发生了什么都记不清。出狱时，妻子已经跟他离婚，他缩小的脚踝留下了那50多斤重脚镣的痕迹。
最让徐星心痛的是，这些农民出狱后，拥有的只有一纸释放证明，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赔偿。一位老人说，释放后，他们曾经向政府要求赔偿，但政府让他们“等国家富强起来再说”。然而40年过去了，这些农民仍旧没有等到赔偿。有农民拿着《国家赔偿法》去法院，得到的答复是，该法只适用于1995年1月1日以后的问题，法律的原则是不溯及既往。
林品新的父母都八十多了，还种地、挑红薯，住着风雨飘摇的木房子，连窗户都没有。
“剩下的都属于你，其实，剩下的也不属于你，我干脆全招了，其实，什么也没剩下。”徐星在他的微博里感叹。
往事并不如烟
徐星不是能言善道的搭讪者，每次提问，他都要很努力地招架被问人的疏离和谨慎。潮湿的江南，徐星一人背着沉重的行李翻山越岭，经过无数的路牌、村镇、房屋和村民，镜头里有时候是江水白鹅的美景，有时候仅仅是一段难走的路，还有他沉重的喘息声。
最苦的时候，他也曾动摇过。疲惫时，他甚至气愤，“这不是国家该做的事情吗？国家为什么不做这些对历史、后代有交代的事？”可他又放不下那些人，“就算生活还是一穷二白，现在让自己死掉也值”。如果不是徐星，老人们或许永远也没有表达的机会。他们会自己为自己找到认命的姿态，在岁月里渐渐老去，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们荒诞又让人唏嘘的人生。
三年的拍摄，徐星常常和老人们促膝长谈，从最初的疏离到后来的一发不可收拾，徐星发现，40多年风云变幻，那个特殊年代留给老人们的伤痛和影响，依然如影随形。
让徐星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他按照登记表的指示，去常山寻找在“上水二弄”的陈云水。他费了好大的劲，也找不到“上水二弄”。“有‘一弄’、‘三弄’，却没有‘二弄’，这在逻辑上过不去啊！”徐星在镜头后急得团团转。后来才知道，这片地方已被出租出去，在那里的人都不是当地人，而是外地来打工的。“二弄”拆得早，后来就没有了。
当徐星终于见到陈云水，徐星发现，每跟他说一句话的时候，陈云水会下意识地立正。老人年事已高，记忆都变混乱，连表达也不清楚了，却不忘“立正”的习惯。
而当年被朋友告发入狱的徐兴林，则选择再也不交任何朋友。从监狱出来快50年了，徐兴林一直独居，虽然自己家离县城很近，但他从来没去过一次。谈到政治，徐兴林说：“你要是说我偷东西，你拿出证据来，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到今天他还这么想。
周明夫比其他人要幸福得多，他的妻子孩子一直等着他出狱。周明夫被抓的时候，妻子22岁，十年后出来一看，32岁的妻子头发全白。他当年的罪名是“用气枪污蔑伟大领袖画像”。徐星把当年的判决书给他看，他说，到现在都觉得可笑：“那个时期，人都是没有心的，谁压倒谁，就上去垫一脚，自己就高一点。为了表现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更爱毛主席，都是为了这个。”
纪录片中，家住乐清的朱碎夫不断重复那一句话，“希望政府根据党的伟大政策，给点补贴”。他因“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吹捧刘少奇”的罪名被判了20年，在监狱内，身心受到了极大折磨，结果落下了精神疾病。
农民翁志渝是当时农村少数因为独立思想被捕的，他是徐星在寻找“犯人登记表”上的胡俊录意外找到的。翁志渝、胡俊录和程德华被定罪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并参加其反革命集团妄图颠覆的行动”。监管人员审讯时，为了避免“串供”，就将其分开审问，要求他们交代“反革命组织”的名称。翁志渝实话实说，“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审讯员就用枪把子在他脑袋背后敲一下，不说就再敲。
逼问之下，翁志渝意识到，他们是一定要问出名称来的。
翁志渝有读报看报的习惯，家里会订《浙江日报》，他想起了报纸上有“启蒙”两个字，意思是“中国百姓糊涂了，要启蒙，不能这样下去”，翁志渝觉得“启蒙”没有错，于是就“交代”了。就这样，“启蒙领导核心小组”就成了翁志渝和其他几个农民的反革命组织名称。而那几个老乡“同案犯”完全不知情。
这么多年过去了，程德华一直怨恨翁志渝，他认为就是翁志渝当年的“启蒙”两个字，把他害得妻离子散。
徐星觉得，翁志渝身上有古代“士”的气质。对文革搞个人崇拜这个问题，他有着清晰的认识，当时的大喇叭里天天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大救星”，而《国际歌》里又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不是个人迷信是什么”，翁志渝对着镜头激动地说。
后来，徐星劝说程德华：“在刑讯逼供下，别说是‘启蒙’，就是‘反革命’我也认。”两个老人因此冰释前嫌。一次酒席上，两个老朋友喝的老泪纵横，抱头痛哭。
之后，拍摄三位老人的过程中，徐星有一次意外的收获。眼看器材快没电了，徐星就跑去村里买电池。三位老人并不知徐星的摄影机还开着，便相互热烈地聊开来。
程德华说：“都70多岁的人了，什么平反啊，冤枉啊，都无所谓了，我不要平等，我明白，平等是不可能的，这个社会平等了，也就不可能发展了，这是规律。但我在监狱十年，每天出工，没有在里面白吃白喝，农忙的时候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小时算一分钱的话，也得给我这10年的工钱啊。这全世界，无论到哪去，我给人干活，也得有报酬啊。”
徐星听见了，眼眶一湿，在镜头背后感叹：“真好看，你们三位老人家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