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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希望国家其他部门在外交部的促动下能够开放各自的档案”
5月10日以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每天都要去位于北京朝阳门的外交部档案馆“报到”——查阅和复印那些半个世纪前的“秘密”外交档案。
沈志华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外交部1956至1960年档案中的60％都已正式向社会开放。这些档案包括各类请示、报告、谈话记录及照会等外交文书，总数共有25651件，366551页。
不仅是沈志华这样的学者，任何中外公民凭身份证或护照，都可以走进外交部档案馆，阅读这些珍贵的外交档案。
1956至1960年的五年间，中国外交经历过很多惊心动魄的时刻，通过查阅这些档案，读者可以亲眼“目睹”那段历史：1956年波匈事件后，中国驻两国使馆向国内反馈的事件经过是怎样的，1958年解放军奉命炮轰金门马祖后，苏联方面是什么样的反应；1960年苏联撤走援华专家时，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中对专家有怎样的评价……
一分钟就能亲睹“秘密档案”
5月17日下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位于外交部南配楼七层的开放档案借阅处，这是一间很小的办公室，摆着两台查询微机。管理人员只简单看了一下记者的身份证，表示允许记者进行查阅。记者使用微机查询系统，发现操作相当简便，只需要输入查询关键词，找到你所需要的档案，然后提交一个表单，填写上较为详细的个人信息以及借阅档案的目的、原因即可。
“如果你来的时候正好有座位空着，又没有人预约，那只需要一分钟，你就能去看了。不是必须要提前预约的。”档案室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因为这里目前最多只能容纳九个人同时使用，所以一般采用预约制，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比较灵活，即便是有另外的人预约了但座位暂时空着，也能够临时去看上一会儿。
阅览室就在借阅处隔壁，也很小，里面有九台电脑，相互隔开，每个座位上放着一本使用手册。记者看到，九位借阅者都在边看边记，有用笔记本电脑的，有拿笔在本子上记录的，还有人拿着录音笔，一边看，一边小声地念着，通过语音记录下来。
“哪种形式的抄录都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够直接拿相机对着屏幕拍摄，因为那样留存的是档案的原样。”工作人员解释说。为此，在隔壁借阅处，有一台小小的监视器，能看到借阅者们的举动。
如果需要复印档案，必须要填写《档案复印申请表》，复印的内容和数量都要经过审批，并且复印件仅限于一次性使用于申请表里所填写的复印目的。
记者注意到九位借阅者都很年轻。管理人员对记者说，来借阅的几乎都是年轻人，当然也有一些年纪稍大的学者。
而大家借阅的内容基本上偏重于一些比较热门的话题和事件，比如炮击金门、波匈事件、中埃关系等等。
“一页档案就可以写一篇学术论文”
事实上，这已经是外交部第二次开放外交档案了。第一次开放是在2004年，开放的档案时间范围为1949年到1955年。
由于研究领域是冷战史，沈志华对外交档案开放高度关切。“两次档案开放，我都是第一个‘读者’。”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沈志华对此事的关切来源于自己的研究需要和亲身体会——在国外开会的时候，总有外国学者问他，为什么你们中国人研究中苏关系总用苏联的档案，研究中美关系总用美国的档案，而不用中国自己的档案?
沈志华对此深感尴尬。“我们也想利用国内档案，可是它不开放啊!”为了学术，沈曾利用自己下海经商时所挣的钱自费去国外搜集档案，两次在俄罗斯，两次在美国，共花费140多万元。
“我的一些研究课题涉及上世纪50年代末甚至60年代的事情，因此我一直在等外交部开放这一时期的档案。”外交部第二批档案的开放令沈志华如愿以偿，这几天他已经花费六七千元来复印其中的部分资料。
沈志华认为，中国学者只能利用苏联和美国的档案进行研究，对中国是很不利的。他在对比中发现，不同国家的档案对于同一场会晤的记录并不相同，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对于各自的领导人记录得比较详细，这就必须对照使用。
在沈的眼里，这批档案的价值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很多档案能够解开历史谜团。他以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为例：“波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判断波兰是反抗苏联沙文主义，他是怎么作出判断的?”
沈告诉记者，波兰事件后，当时中国驻波兰使馆向国内的汇报与新华社的汇报不一样，使馆的汇报信息得自苏联驻波兰大使，因此认为波兰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的；但是新华社通过对波兰工人农民的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波兰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只是对苏联不满。
“毛泽东根据双方的汇报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后来中国驻波兰使馆负责人为此作了检讨。”沈在解密档案中看到了这份检讨，“检讨书证实了这段历史”。
借助这批档案，沈说1958年台海危机中的一个谜团也能解开。“当年8月23号解放军炮轰金门之前，中国是不是跟苏联打过招呼，学术界有争议。这次开放的档案表明中国没有跟苏联打招呼，因为事件发生后，苏联人来中国询问了情况，这证明他们事先并不知情。”
解密档案中吸引读者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1960年，苏联撤走在华专家，毛泽东是怎么评价苏联专家的。在一卷标志有“绝密”字样的档案“苏联撤退在华专家卷”里可以找到答案。
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记录里，毛泽东说：“苏联专家绝大部分人都是很好的同志，使人不满的是极少数，苏联专家把中国的事业看成是自己的事业，工作十分热情，并且做了不少义务劳动。有些人不只工作八个小时，而是十个小时。”
“这些档案，有的一页就可以写出一篇学术论文。”沈说。
“档案开放是国家行为”
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廉正保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详解了档案开放的过程。这批档案的解密工作从2004年4月中旬开始，至2005年6月底结束，历时一年两个月，涉及24个司局级单位。
在整个解密工作中，总共有75位在职干部和离退休干部参加，整个过程相当复杂：先由鉴定组给出初审审查意见单，这个意见单需要送由主管领导审批；审批后档案馆要进行审核，然后送至鉴定开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审核之后要向部门报告，然后以外交部的名义向国务院报告，国务院批准之后，才能够最后开放。
“由于最后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因此档案开放体现的是一种国家行为。”廉正保说。
开放的档案涉及其他部门的还要请相关部门来审核，特别是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与外宾谈话的记录还要送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
“这次我们向文献研究室等11个部委征求了意见，另外上报国务院时还征求了国家档案局和保密委员会的意见，请他们审核。”廉正保说。
廉正保还提到了开放档案的四大原则：凡是影响到国家安全的，不开放；凡是影响到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不开放；凡是涉及个人隐私的，不开放，凡是影响到民族团结的，不开放。
对于部门档案中有些不宜公开的内容，此次采用了涂黑的办法。“这样避免了一些珍贵文献仅仅因为个别字句不宜公开而不能为公众所利用的情况。”
廉正保说，在开放的过程中最大的难度就是如何把握开放的标准，因为有的档案可上可下。中国前驻格鲁吉亚大使张咏荃是此次档案公开的参与者，他说遇到这种情况，鉴定组成员会进行讨论，实在难以定夺的要向领导汇报，而总的原则是能够开放的尽量开放。
张咏荃碰到最多的是技术难题。由于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很多外交文书仍然不够规范，这给鉴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比如有的电报连标题都没有；那时候的公文是手写的，有的人字很漂亮，但有些人的字就难以辨认等等。”
“开放外交档案是落实‘外交为民’的一个重要举措。现在档案服务已经与领事服务、新闻服务和礼宾服务并列为外交部四大服务项目之一。”廉正保说。
档案解密每两年一次
谈到档案开放的下一步计划，廉正保说，今后外交部拟每两年开放一次解密档案，下次解密的将是1961年至1965年间的档案，争取两年内完成。
另外的一个计划是将公开档案的目录上网并且将部分档案原件上网，让读者可以从网络上直接查阅外交档案。这一上网工作将在一两年内完成。
目前，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已同一些国家的外交部档案机构，以及其他对应的政府或研究部门档案机构，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合作机制，这也有助于档案开放工作的提速。
据介绍，外交部档案馆已同美国、俄罗斯建立较为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今年2月，中国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威尔逊中心举行了外交档案的交流研讨会，并将联合出版发行《1969年—1970年中美双边关系丛书》。中国外交部与俄罗斯外交部决定共同编辑出版《1949年—1955年中俄外交关系史》。此外，中国还与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及拉脱维亚等国签署了建立类似交流合作关系的协议。
“中国开放外交档案也是与国际主流接轨的一个体现。”廉正保说。
沈志华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外交部的档案开放可谓迈出了有历史意义的一步，“这是国家开放的一个标志”。不过，他认为中国的档案公开制度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可以进一步扩大公开的范围，使公开的比例达到70％～80％。
根据沈的经验，在美国，要找的东西90％都能找到，甚至连中央情报局的档案都进行了解密。根据美国的《信息自由法》，25年以前的机密文件除了特例将自动解密。
扩大解密范围的另外一层意思，沈志华说：“特别希望国家其他部门在外交部的促动下能够开放各自的档案。”
中国的档案馆有两个职能，一是解密，另外一是提供他人利用即开放的职能。在沈看来，这两个目的是矛盾的，档案解密后出了问题解密部门要负责，这样有关部门就比较谨慎，而开放的功能则要求尽量给读者利用。
沈有很多次遭遇过这种矛盾造成的不良后果。他去过十几个省的档案馆，体验了各种各样的怪现象：同一件文件，这个馆让看，那个馆却不让看，一个馆长说可以看，另一个馆长却说不能看，一个馆让复印，另外一个馆却只让看，不能复印；一个文件本来已经解密了，按理可以复印，可是馆长再一看，又说不能复印。
“这是一个总体体制的问题，应该进一步完善。”沈说，“不妨学习国外的经验，将两种职能分开，解密的归解密，开放的归开放。”
5月10日以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每天都要去位于北京朝阳门的外交部档案馆“报到”——查阅和复印那些半个世纪前的“秘密”外交档案。
沈志华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外交部1956至1960年档案中的60％都已正式向社会开放。这些档案包括各类请示、报告、谈话记录及照会等外交文书，总数共有25651件，366551页。
不仅是沈志华这样的学者，任何中外公民凭身份证或护照，都可以走进外交部档案馆，阅读这些珍贵的外交档案。
1956至1960年的五年间，中国外交经历过很多惊心动魄的时刻，通过查阅这些档案，读者可以亲眼“目睹”那段历史：1956年波匈事件后，中国驻两国使馆向国内反馈的事件经过是怎样的，1958年解放军奉命炮轰金门马祖后，苏联方面是什么样的反应；1960年苏联撤走援华专家时，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中对专家有怎样的评价……
一分钟就能亲睹“秘密档案”
5月17日下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位于外交部南配楼七层的开放档案借阅处，这是一间很小的办公室，摆着两台查询微机。管理人员只简单看了一下记者的身份证，表示允许记者进行查阅。记者使用微机查询系统，发现操作相当简便，只需要输入查询关键词，找到你所需要的档案，然后提交一个表单，填写上较为详细的个人信息以及借阅档案的目的、原因即可。
“如果你来的时候正好有座位空着，又没有人预约，那只需要一分钟，你就能去看了。不是必须要提前预约的。”档案室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因为这里目前最多只能容纳九个人同时使用，所以一般采用预约制，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比较灵活，即便是有另外的人预约了但座位暂时空着，也能够临时去看上一会儿。
阅览室就在借阅处隔壁，也很小，里面有九台电脑，相互隔开，每个座位上放着一本使用手册。记者看到，九位借阅者都在边看边记，有用笔记本电脑的，有拿笔在本子上记录的，还有人拿着录音笔，一边看，一边小声地念着，通过语音记录下来。
“哪种形式的抄录都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够直接拿相机对着屏幕拍摄，因为那样留存的是档案的原样。”工作人员解释说。为此，在隔壁借阅处，有一台小小的监视器，能看到借阅者们的举动。
如果需要复印档案，必须要填写《档案复印申请表》，复印的内容和数量都要经过审批，并且复印件仅限于一次性使用于申请表里所填写的复印目的。
记者注意到九位借阅者都很年轻。管理人员对记者说，来借阅的几乎都是年轻人，当然也有一些年纪稍大的学者。
而大家借阅的内容基本上偏重于一些比较热门的话题和事件，比如炮击金门、波匈事件、中埃关系等等。
“一页档案就可以写一篇学术论文”
事实上，这已经是外交部第二次开放外交档案了。第一次开放是在2004年，开放的档案时间范围为1949年到1955年。
由于研究领域是冷战史，沈志华对外交档案开放高度关切。“两次档案开放，我都是第一个‘读者’。”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沈志华对此事的关切来源于自己的研究需要和亲身体会——在国外开会的时候，总有外国学者问他，为什么你们中国人研究中苏关系总用苏联的档案，研究中美关系总用美国的档案，而不用中国自己的档案?
沈志华对此深感尴尬。“我们也想利用国内档案，可是它不开放啊!”为了学术，沈曾利用自己下海经商时所挣的钱自费去国外搜集档案，两次在俄罗斯，两次在美国，共花费140多万元。
“我的一些研究课题涉及上世纪50年代末甚至60年代的事情，因此我一直在等外交部开放这一时期的档案。”外交部第二批档案的开放令沈志华如愿以偿，这几天他已经花费六七千元来复印其中的部分资料。
沈志华认为，中国学者只能利用苏联和美国的档案进行研究，对中国是很不利的。他在对比中发现，不同国家的档案对于同一场会晤的记录并不相同，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对于各自的领导人记录得比较详细，这就必须对照使用。
在沈的眼里，这批档案的价值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很多档案能够解开历史谜团。他以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为例：“波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判断波兰是反抗苏联沙文主义，他是怎么作出判断的?”
沈告诉记者，波兰事件后，当时中国驻波兰使馆向国内的汇报与新华社的汇报不一样，使馆的汇报信息得自苏联驻波兰大使，因此认为波兰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的；但是新华社通过对波兰工人农民的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波兰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只是对苏联不满。
“毛泽东根据双方的汇报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后来中国驻波兰使馆负责人为此作了检讨。”沈在解密档案中看到了这份检讨，“检讨书证实了这段历史”。
借助这批档案，沈说1958年台海危机中的一个谜团也能解开。“当年8月23号解放军炮轰金门之前，中国是不是跟苏联打过招呼，学术界有争议。这次开放的档案表明中国没有跟苏联打招呼，因为事件发生后，苏联人来中国询问了情况，这证明他们事先并不知情。”
解密档案中吸引读者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1960年，苏联撤走在华专家，毛泽东是怎么评价苏联专家的。在一卷标志有“绝密”字样的档案“苏联撤退在华专家卷”里可以找到答案。
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记录里，毛泽东说：“苏联专家绝大部分人都是很好的同志，使人不满的是极少数，苏联专家把中国的事业看成是自己的事业，工作十分热情，并且做了不少义务劳动。有些人不只工作八个小时，而是十个小时。”
“这些档案，有的一页就可以写出一篇学术论文。”沈说。
“档案开放是国家行为”
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廉正保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详解了档案开放的过程。这批档案的解密工作从2004年4月中旬开始，至2005年6月底结束，历时一年两个月，涉及24个司局级单位。
在整个解密工作中，总共有75位在职干部和离退休干部参加，整个过程相当复杂：先由鉴定组给出初审审查意见单，这个意见单需要送由主管领导审批；审批后档案馆要进行审核，然后送至鉴定开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审核之后要向部门报告，然后以外交部的名义向国务院报告，国务院批准之后，才能够最后开放。
“由于最后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因此档案开放体现的是一种国家行为。”廉正保说。
开放的档案涉及其他部门的还要请相关部门来审核，特别是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与外宾谈话的记录还要送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
“这次我们向文献研究室等11个部委征求了意见，另外上报国务院时还征求了国家档案局和保密委员会的意见，请他们审核。”廉正保说。
廉正保还提到了开放档案的四大原则：凡是影响到国家安全的，不开放；凡是影响到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不开放；凡是涉及个人隐私的，不开放，凡是影响到民族团结的，不开放。
对于部门档案中有些不宜公开的内容，此次采用了涂黑的办法。“这样避免了一些珍贵文献仅仅因为个别字句不宜公开而不能为公众所利用的情况。”
廉正保说，在开放的过程中最大的难度就是如何把握开放的标准，因为有的档案可上可下。中国前驻格鲁吉亚大使张咏荃是此次档案公开的参与者，他说遇到这种情况，鉴定组成员会进行讨论，实在难以定夺的要向领导汇报，而总的原则是能够开放的尽量开放。
张咏荃碰到最多的是技术难题。由于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很多外交文书仍然不够规范，这给鉴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比如有的电报连标题都没有；那时候的公文是手写的，有的人字很漂亮，但有些人的字就难以辨认等等。”
“开放外交档案是落实‘外交为民’的一个重要举措。现在档案服务已经与领事服务、新闻服务和礼宾服务并列为外交部四大服务项目之一。”廉正保说。
档案解密每两年一次
谈到档案开放的下一步计划，廉正保说，今后外交部拟每两年开放一次解密档案，下次解密的将是1961年至1965年间的档案，争取两年内完成。
另外的一个计划是将公开档案的目录上网并且将部分档案原件上网，让读者可以从网络上直接查阅外交档案。这一上网工作将在一两年内完成。
目前，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已同一些国家的外交部档案机构，以及其他对应的政府或研究部门档案机构，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合作机制，这也有助于档案开放工作的提速。
据介绍，外交部档案馆已同美国、俄罗斯建立较为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今年2月，中国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威尔逊中心举行了外交档案的交流研讨会，并将联合出版发行《1969年—1970年中美双边关系丛书》。中国外交部与俄罗斯外交部决定共同编辑出版《1949年—1955年中俄外交关系史》。此外，中国还与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及拉脱维亚等国签署了建立类似交流合作关系的协议。
“中国开放外交档案也是与国际主流接轨的一个体现。”廉正保说。
沈志华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外交部的档案开放可谓迈出了有历史意义的一步，“这是国家开放的一个标志”。不过，他认为中国的档案公开制度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可以进一步扩大公开的范围，使公开的比例达到70％～80％。
根据沈的经验，在美国，要找的东西90％都能找到，甚至连中央情报局的档案都进行了解密。根据美国的《信息自由法》，25年以前的机密文件除了特例将自动解密。
扩大解密范围的另外一层意思，沈志华说：“特别希望国家其他部门在外交部的促动下能够开放各自的档案。”
中国的档案馆有两个职能，一是解密，另外一是提供他人利用即开放的职能。在沈看来，这两个目的是矛盾的，档案解密后出了问题解密部门要负责，这样有关部门就比较谨慎，而开放的功能则要求尽量给读者利用。
沈有很多次遭遇过这种矛盾造成的不良后果。他去过十几个省的档案馆，体验了各种各样的怪现象：同一件文件，这个馆让看，那个馆却不让看，一个馆长说可以看，另一个馆长却说不能看，一个馆让复印，另外一个馆却只让看，不能复印；一个文件本来已经解密了，按理可以复印，可是馆长再一看，又说不能复印。
“这是一个总体体制的问题，应该进一步完善。”沈说，“不妨学习国外的经验，将两种职能分开，解密的归解密，开放的归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