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国之间的竞争也是国际话语权的竞争。苏联在建立之初曾有一套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并主导建立了一系列国际机制，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超级大国。但在此之后，苏联因丧失话语权，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丧失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导致根基动摇
苏联社会主义立国的根基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苏共要建立一个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为劳动群众服务的政权，苏共也因此长期垄断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
苏维埃政权也确实在改变传统的俄国社会，但是斯大林体制模式有许多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之处，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实际上已经在丧失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完全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借马克思主义之名在恢复俄国封建专制扩张主义的传统。
自斯大林开始，苏共的最高领导人垄断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根据政治需要，有选择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过分强调斗争、专政。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苏共并没有完成清理被斯大林所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工作。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理论素养不足，不敢理直气壮地清算斯大林的错误。
没有抓住改革的“话语权”，苏共失去了重振的良机
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开始应对斯大林留下的危机局面，进行改革。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总结斯大林去世后所进行的改革，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新评价，在谈到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即“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以及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时，他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原则。
客观地看，苏共提出的关于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政策是符合当时实际的。苏共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是克服斯大林过度集中的体制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所必须的，苏共本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改革的话语权，消除斯大林现象的不良影响，重新焕发苏共的活力。
但是，苏共并没有把握住历史的机会，这首先与赫鲁晓夫改革的局限性直接相关。在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缺少系统性和科学性，其对斯大林的态度深受苏联社会现状的影响。
从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看，他认同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的只是他所用的镇压手段。赫鲁晓夫仍然坚持斯大林所倡导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坚持巩固和发展集体农庄，为此还大搞合并集体农庄运动。
正因为赫鲁晓夫仍坚信斯大林模式是对的，坚持把高度集中及其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苏共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是在斯大林模式内打转，蘇共也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坚持改革的话语权。由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加强，1963年以后，关于改革的讨论实际上也停止了。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后，苏联国内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占了上风，意识形态工作进一步强化了，勃列日涅夫要求“加强对发表的东西、出版的东西进行监督，应当加强对我们工作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监督”。苏共大批市场社会主义，讳言改革，不允许进行任何探索与创新，苏联社会陷入了停滞。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试图借助列宁的晚年思想，焕发社会主义的活力，但因改革没有为民众带来实惠，苏联社会内部斗争激烈，并未达成共识，也没有形成领导改革的核心，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话语，如“改革”“民主化”“公开性”等，有的被看成是在认同西方的价值观，有的被视为语意不详，无所适从。鉴于当时苏联社会对斯大林时期那些消极现象的揭露，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写入苏共二十八大纲领，但此时不管什么社会主义，都难以解决吃饭问题，对民众已经没有了吸引力。
苏联放弃对国际机制的发言权，主导建立的国际机制没有生命力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是其国家软实力的体现，除了在国际舆论方面获得更多认同外，通过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借助国际机制，显然也能增强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苏联在这方面显然也做得不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利用当时在欧洲的优势，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靠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经互会来维系。
斯大林建立了以经互会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机制，奉行的是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脱离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经互会实际上是政府间的经济合作组织，脱离市场经济原则，听命于苏联。到1955年，赫鲁晓夫又建立了与北约对抗的华约。苏联主导建立的这些国际机制，最大的特点是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一切都听命于苏联。当苏联给了东欧国家选择的自由后，这些国际机制便迅速瓦解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建立了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国际机制，当时苏联是战胜法西斯的主力，苏联完全可以参与这些机制的建立，但苏联只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贸易总协定这些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的组织，苏联则不参与。苏联要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国民经济，开放也只是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放，造成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封闭。
话语权之争的背后还是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之争，20世纪的实践表明，“苏联模式在指引第三世界的改革路线方面并没有获得比‘威斯敏斯特模式’（英美模式）更多的成效。诚然，苏联能够充分利用第三世界各种反西方（与共产主义相对而言）的运动，但却很少达到使第三世界国家持久俯首听命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联自己的内部发展状况和国际政治条件都限制了苏联的实力”。苏联的辉煌存在的时间很短，其制度的生命力未能持久，当人们对未来的憧憬无法实现时，他们只能用消极怠工来打发时光，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停滞也就不奇怪了。
20世纪70年代，事情越来越清楚：美国的现代化模式，连同其政治自由、私人的创业精神以及大众消费主义，在资源与创新精神方面要强得多。在美国模式的帮助下，西欧、日本以及美国的其他一些盟友（尽管不是全部）都变得更加繁荣，生活质量更高，超过了苏联集团中的任何一个国家。西欧人设法将市场的好处与社会规划结合起来。在经济一体化以及最终政治一体化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得也要比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成功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与此前有了很大不同，世界科技进步的加速发展，要求各国积极参与国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立调节各种矛盾的国际机制显得越来越重要，脱离世界体系是行不通的。
因此，大国需要在国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可选择的政策主张和行事规则，发挥大国国际话语权的作用。只有顺应历史潮流、能够被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话语权，才是有生命力的。苏联在这方面做得不成功，其教训是深刻的。
（《领导文萃》2016年12月下）
丧失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导致根基动摇
苏联社会主义立国的根基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苏共要建立一个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为劳动群众服务的政权，苏共也因此长期垄断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
苏维埃政权也确实在改变传统的俄国社会，但是斯大林体制模式有许多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之处，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实际上已经在丧失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完全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借马克思主义之名在恢复俄国封建专制扩张主义的传统。
自斯大林开始，苏共的最高领导人垄断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根据政治需要，有选择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过分强调斗争、专政。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苏共并没有完成清理被斯大林所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工作。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理论素养不足，不敢理直气壮地清算斯大林的错误。
没有抓住改革的“话语权”，苏共失去了重振的良机
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开始应对斯大林留下的危机局面，进行改革。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总结斯大林去世后所进行的改革，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新评价，在谈到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即“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以及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时，他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原则。
客观地看，苏共提出的关于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政策是符合当时实际的。苏共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是克服斯大林过度集中的体制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所必须的，苏共本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改革的话语权，消除斯大林现象的不良影响，重新焕发苏共的活力。
但是，苏共并没有把握住历史的机会，这首先与赫鲁晓夫改革的局限性直接相关。在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缺少系统性和科学性，其对斯大林的态度深受苏联社会现状的影响。
从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看，他认同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的只是他所用的镇压手段。赫鲁晓夫仍然坚持斯大林所倡导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坚持巩固和发展集体农庄，为此还大搞合并集体农庄运动。
正因为赫鲁晓夫仍坚信斯大林模式是对的，坚持把高度集中及其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苏共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是在斯大林模式内打转，蘇共也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坚持改革的话语权。由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加强，1963年以后，关于改革的讨论实际上也停止了。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后，苏联国内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占了上风，意识形态工作进一步强化了，勃列日涅夫要求“加强对发表的东西、出版的东西进行监督，应当加强对我们工作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监督”。苏共大批市场社会主义，讳言改革，不允许进行任何探索与创新，苏联社会陷入了停滞。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试图借助列宁的晚年思想，焕发社会主义的活力，但因改革没有为民众带来实惠，苏联社会内部斗争激烈，并未达成共识，也没有形成领导改革的核心，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话语，如“改革”“民主化”“公开性”等，有的被看成是在认同西方的价值观，有的被视为语意不详，无所适从。鉴于当时苏联社会对斯大林时期那些消极现象的揭露，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写入苏共二十八大纲领，但此时不管什么社会主义，都难以解决吃饭问题，对民众已经没有了吸引力。
苏联放弃对国际机制的发言权，主导建立的国际机制没有生命力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是其国家软实力的体现，除了在国际舆论方面获得更多认同外，通过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借助国际机制，显然也能增强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苏联在这方面显然也做得不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利用当时在欧洲的优势，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靠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经互会来维系。
斯大林建立了以经互会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机制，奉行的是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脱离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经互会实际上是政府间的经济合作组织，脱离市场经济原则，听命于苏联。到1955年，赫鲁晓夫又建立了与北约对抗的华约。苏联主导建立的这些国际机制，最大的特点是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一切都听命于苏联。当苏联给了东欧国家选择的自由后，这些国际机制便迅速瓦解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建立了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国际机制，当时苏联是战胜法西斯的主力，苏联完全可以参与这些机制的建立，但苏联只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贸易总协定这些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的组织，苏联则不参与。苏联要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国民经济，开放也只是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放，造成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封闭。
话语权之争的背后还是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之争，20世纪的实践表明，“苏联模式在指引第三世界的改革路线方面并没有获得比‘威斯敏斯特模式’（英美模式）更多的成效。诚然，苏联能够充分利用第三世界各种反西方（与共产主义相对而言）的运动，但却很少达到使第三世界国家持久俯首听命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联自己的内部发展状况和国际政治条件都限制了苏联的实力”。苏联的辉煌存在的时间很短，其制度的生命力未能持久，当人们对未来的憧憬无法实现时，他们只能用消极怠工来打发时光，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停滞也就不奇怪了。
20世纪70年代，事情越来越清楚：美国的现代化模式，连同其政治自由、私人的创业精神以及大众消费主义，在资源与创新精神方面要强得多。在美国模式的帮助下，西欧、日本以及美国的其他一些盟友（尽管不是全部）都变得更加繁荣，生活质量更高，超过了苏联集团中的任何一个国家。西欧人设法将市场的好处与社会规划结合起来。在经济一体化以及最终政治一体化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得也要比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成功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与此前有了很大不同，世界科技进步的加速发展，要求各国积极参与国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立调节各种矛盾的国际机制显得越来越重要，脱离世界体系是行不通的。
因此，大国需要在国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可选择的政策主张和行事规则，发挥大国国际话语权的作用。只有顺应历史潮流、能够被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话语权，才是有生命力的。苏联在这方面做得不成功，其教训是深刻的。
（《领导文萃》2016年12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