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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出现过尴尬的一幕：正在毛主席纵横捭阖交谈时，美方一在场人员的口袋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响声无法停止，他只好把东西拿出来，原来是个微型录音机，这位美国客人尴尬难容。
来访的第一天“险象环生”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的专机在北京东郊机场着陆。对他的礼宾规格，许多都是单独安排的。按惯例，国家元首来华访问，仪仗队为120人到155人，而此次欢迎的仪仗队员多达360人。这种少有的高规格，令尼克松非常满意。欢迎仪式后，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同乘一部红旗防弹轿车，直趋钓鱼台国宾馆。此时，美方四位特工，急促地跳上尼的后卫车，同我（武建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政委）坐在一起。上车后，他们不及同我打招呼，即刻从衣内把枪拔出，子弹上膛，面视车外，如临近敌，直到住地。一路上他们诧异地看着我，稳坐司机旁不慌不忙，枪也不掏，若无其事。
午饭后一个多小时，我还在18号楼值班室忙着，周恩来总理来到楼内，找到总统助理査平。周总理说：“毛主席现在要见尼克松总统。”査平赶忙向总统汇报。听査平说，此时，尼克松在宾馆房间，正准备洗个热水澡。获悉毛主席的遨请，尼克松迅速打好领带整装待发。总统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他的着装速度说明，他既惊讶又兴奋。
这天，我没顾得上吃中饭，匆匆同美方特工部主任罗伯特·泰勒一起乘周总理陪同尼克松的后卫车到中南海。当美国客人进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寓所后，毛主席对尼克松说，今天谈话的范畴是你定的，论哲学。于是，双方各抒己见。在以往的有关记叙中，都不曾提到这次会面期间，曾出现过一个小小的尴尬场面。毛主席的纵横捭阖，和美国人的充分准备，使交谈的气氛一直很轻松很融洽。但就在这时，美方一个在场人员的口袋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他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摆弄几下，却依然无法使声响停下来，只得无奈地从口袋里把发出声响的东西拿了出来。
原来，他在衣服的口袋里悄悄地装了一个微型录音机。也许是带子到头了，或出了什么故障，所以发出了声响。他本想在口袋中操作，把声响制止住，但没有做到，只好把录音机拿出来，尴尬地当众关上。
偷偷摸摸地录音这种行为，毛主席历来是反感的，但此番哲学泛论也没什么密不可宣的内容，美国人已经非常狼狈了，他也就失去了再加揶揄的兴致，便大度地继续着原来的话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21日晚7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欢迎尼克松和夫人。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先后在宴会上祝酒。
乐队连续地演奏了中美两国乐曲，对宴会有不小的震动。当晚《华盛顿邮报》就报道：“晚宴最后，尼克松总统还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他穿过宴会厅，走向演奏的中国乐队，致谢并大加赞赏。”不过，就在尼克松走向乐队时，美方几位特工，立时起身追随，引起会场一阵小小惊动。我示意对方，请回座位就餐，会场才安定下来。
雪天游长城、故宫，尼克松大为惊诧
2月23日晚，周总理陪同尼克松一行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由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表演。就在看表演的时候，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而且越来越大。可按预定的活动日程，翌日的上午是尼克松一行游览长城、定陵。
如果雪一直这样下的话，长城、定陵的游览还能去吗？几位负责安全接待的负责人一时拿不定主意。当体育馆活动结束后，已经很晚了，这时还是周总理一锤定音，不管想什么办法，明天还是按原定日程行动。他告知有关负责人当晚到八达岭沿途实地看看，并议定采取什么措施。
相关负责人经过实地勘察，报经周总理同意，采取发动群众的办法。紧急动员了几十部洒水车，路面分段包干，连夜对次日游览要经过的路段，进行喷洒盐水和清理工作。同时还安排人力，对登长城的步行道上的积雪，也进行了清扫。2月24日清晨，我根据主车和前后卫车司机的建议，组织他们开了一辆红旗轿车，从钓鱼台到八达岭，亲自跑了一趟，回来后向车队其他人员细致地介绍了雪后山路的驾驶技巧。
上午8时，参观游览的车队出钓鱼台国宾馆北门，按照预定的路线奔八达岭而去。沿途整个路面，已经被清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冰雪。但公路两侧的原野，却依然是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这一招，使尼克松的随行记者和特工人员，大为惊诧，赞叹不已。
2月25日上午，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参观了故宮和出土的历史文物。而那天，空中飘着雪花，风大天寒。这天美特工人员的着装不约而同，一律中式打扮。身穿一件蓝布棉大衣，头戴一顶两耳下垂的棉帽，足登黑色深帮的布棉鞋。在故宫大院的人群中穿来穿去，犹似一幕有趣的“动画片”，着实引人注目。他们事后告诉我，这种棉布又软又暖，在美国是买不到的，美国有的都是化纤，所以他们不仅自己买了，还给家人或朋友带了不少。
游览杭州西湖，尼克松一行“失踪”
2月26日，按照谈判协议，北京至杭州，尼克松总统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客人，乘坐周总理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专机，在周总理陪同下，前往杭州。为了保证尼克松外出行动的安全，专门从北京空运过去两部红旗防弹汽车。
然而在杭州，还是在忙中出了点小纰漏。因为一到杭州，中、美两方人员就各往各处，尼克松被安排住在刘庄，周总理住在西泠。根据预先日程安排，下午是游西湖，周总理和尼克松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在花港观鱼景点会合。
由于工作人员没有领会好意图，导致周总理和随行人员在花港观鱼景点等过了汇合的时间，仍不见尼克松一行的身影。美特工人员又是一阵慌张，周总理也怕出什么意外，连忙吩咐有关人员立即联络寻找。
其实，尼克松一行就在距汇合点不远处的草地上等候，我们跟随尼克松是准时到达的。由于逾时不见，可着实使人焦急不堪。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两边的人终于联络上了，但游西湖的活动却因此而稍有耽搁。可见警卫和接待工作，不管事前准备得多么充分，实施时也不可掉以轻心。
在杭州发生的另一件比较棘手的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国务院专家，突然对即将于第二天在上海公布的《中美联合公报》发难，要求再做修改。
这件事当时在杭州听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说：“想不到因为公报问题，美国方面又节外生枝。”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看过公报后一肚子意见，要求尼克松进行修改。尼克松迫于压力，让基辛格转达他的意见。我方接洽人员只好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总理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的直通电话。毛主席听了汇报，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毛主席停顿片刻，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于是双方人员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之时，“最后”的草案终于完成了，并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
1972年2月27日下午5时，周恩来和尼克松在锦江饭店礼堂里向世界宣布了后来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七日”的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和夫人一行结束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当天上午乘专机离开上海回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方其他领导人与他们握手告别。欢祝尼克松的访问得到了圆满成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里程启动了。
（《国家人文历史》武健华/文）
来访的第一天“险象环生”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的专机在北京东郊机场着陆。对他的礼宾规格，许多都是单独安排的。按惯例，国家元首来华访问，仪仗队为120人到155人，而此次欢迎的仪仗队员多达360人。这种少有的高规格，令尼克松非常满意。欢迎仪式后，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同乘一部红旗防弹轿车，直趋钓鱼台国宾馆。此时，美方四位特工，急促地跳上尼的后卫车，同我（武建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政委）坐在一起。上车后，他们不及同我打招呼，即刻从衣内把枪拔出，子弹上膛，面视车外，如临近敌，直到住地。一路上他们诧异地看着我，稳坐司机旁不慌不忙，枪也不掏，若无其事。
午饭后一个多小时，我还在18号楼值班室忙着，周恩来总理来到楼内，找到总统助理査平。周总理说：“毛主席现在要见尼克松总统。”査平赶忙向总统汇报。听査平说，此时，尼克松在宾馆房间，正准备洗个热水澡。获悉毛主席的遨请，尼克松迅速打好领带整装待发。总统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他的着装速度说明，他既惊讶又兴奋。
这天，我没顾得上吃中饭，匆匆同美方特工部主任罗伯特·泰勒一起乘周总理陪同尼克松的后卫车到中南海。当美国客人进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寓所后，毛主席对尼克松说，今天谈话的范畴是你定的，论哲学。于是，双方各抒己见。在以往的有关记叙中，都不曾提到这次会面期间，曾出现过一个小小的尴尬场面。毛主席的纵横捭阖，和美国人的充分准备，使交谈的气氛一直很轻松很融洽。但就在这时，美方一个在场人员的口袋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他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摆弄几下，却依然无法使声响停下来，只得无奈地从口袋里把发出声响的东西拿了出来。
原来，他在衣服的口袋里悄悄地装了一个微型录音机。也许是带子到头了，或出了什么故障，所以发出了声响。他本想在口袋中操作，把声响制止住，但没有做到，只好把录音机拿出来，尴尬地当众关上。
偷偷摸摸地录音这种行为，毛主席历来是反感的，但此番哲学泛论也没什么密不可宣的内容，美国人已经非常狼狈了，他也就失去了再加揶揄的兴致，便大度地继续着原来的话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21日晚7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欢迎尼克松和夫人。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先后在宴会上祝酒。
乐队连续地演奏了中美两国乐曲，对宴会有不小的震动。当晚《华盛顿邮报》就报道：“晚宴最后，尼克松总统还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他穿过宴会厅，走向演奏的中国乐队，致谢并大加赞赏。”不过，就在尼克松走向乐队时，美方几位特工，立时起身追随，引起会场一阵小小惊动。我示意对方，请回座位就餐，会场才安定下来。
雪天游长城、故宫，尼克松大为惊诧
2月23日晚，周总理陪同尼克松一行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由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表演。就在看表演的时候，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而且越来越大。可按预定的活动日程，翌日的上午是尼克松一行游览长城、定陵。
如果雪一直这样下的话，长城、定陵的游览还能去吗？几位负责安全接待的负责人一时拿不定主意。当体育馆活动结束后，已经很晚了，这时还是周总理一锤定音，不管想什么办法，明天还是按原定日程行动。他告知有关负责人当晚到八达岭沿途实地看看，并议定采取什么措施。
相关负责人经过实地勘察，报经周总理同意，采取发动群众的办法。紧急动员了几十部洒水车，路面分段包干，连夜对次日游览要经过的路段，进行喷洒盐水和清理工作。同时还安排人力，对登长城的步行道上的积雪，也进行了清扫。2月24日清晨，我根据主车和前后卫车司机的建议，组织他们开了一辆红旗轿车，从钓鱼台到八达岭，亲自跑了一趟，回来后向车队其他人员细致地介绍了雪后山路的驾驶技巧。
上午8时，参观游览的车队出钓鱼台国宾馆北门，按照预定的路线奔八达岭而去。沿途整个路面，已经被清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冰雪。但公路两侧的原野，却依然是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这一招，使尼克松的随行记者和特工人员，大为惊诧，赞叹不已。
2月25日上午，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参观了故宮和出土的历史文物。而那天，空中飘着雪花，风大天寒。这天美特工人员的着装不约而同，一律中式打扮。身穿一件蓝布棉大衣，头戴一顶两耳下垂的棉帽，足登黑色深帮的布棉鞋。在故宫大院的人群中穿来穿去，犹似一幕有趣的“动画片”，着实引人注目。他们事后告诉我，这种棉布又软又暖，在美国是买不到的，美国有的都是化纤，所以他们不仅自己买了，还给家人或朋友带了不少。
游览杭州西湖，尼克松一行“失踪”
2月26日，按照谈判协议，北京至杭州，尼克松总统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客人，乘坐周总理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专机，在周总理陪同下，前往杭州。为了保证尼克松外出行动的安全，专门从北京空运过去两部红旗防弹汽车。
然而在杭州，还是在忙中出了点小纰漏。因为一到杭州，中、美两方人员就各往各处，尼克松被安排住在刘庄，周总理住在西泠。根据预先日程安排，下午是游西湖，周总理和尼克松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在花港观鱼景点会合。
由于工作人员没有领会好意图，导致周总理和随行人员在花港观鱼景点等过了汇合的时间，仍不见尼克松一行的身影。美特工人员又是一阵慌张，周总理也怕出什么意外，连忙吩咐有关人员立即联络寻找。
其实，尼克松一行就在距汇合点不远处的草地上等候，我们跟随尼克松是准时到达的。由于逾时不见，可着实使人焦急不堪。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两边的人终于联络上了，但游西湖的活动却因此而稍有耽搁。可见警卫和接待工作，不管事前准备得多么充分，实施时也不可掉以轻心。
在杭州发生的另一件比较棘手的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国务院专家，突然对即将于第二天在上海公布的《中美联合公报》发难，要求再做修改。
这件事当时在杭州听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说：“想不到因为公报问题，美国方面又节外生枝。”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看过公报后一肚子意见，要求尼克松进行修改。尼克松迫于压力，让基辛格转达他的意见。我方接洽人员只好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总理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的直通电话。毛主席听了汇报，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毛主席停顿片刻，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于是双方人员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之时，“最后”的草案终于完成了，并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
1972年2月27日下午5时，周恩来和尼克松在锦江饭店礼堂里向世界宣布了后来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七日”的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和夫人一行结束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当天上午乘专机离开上海回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方其他领导人与他们握手告别。欢祝尼克松的访问得到了圆满成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里程启动了。
（《国家人文历史》武健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