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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2日至24日，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第33届学术年会在河北经贸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80多名代表，围绕“运用马克思《资本论》基本原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重点，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主题，展开了认真热烈的研讨。其中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充分展示了这次大会的理论创新性。
一、关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给我们的理论创新及实践指明了方向，学者们感触很深。大家的一致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原则应该是习近平指出的“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
但是，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一重要理论成果的深化研究还不够，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重要理论成果的研究仍然是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向。其中主要是进一步深化研究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深化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
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春天正在来临，但真正的春天还有待时日，因为我们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其一，几十年来被削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队伍亟待重建；其二，理论上的混乱还需要拨乱反正；其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与教学从人才结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实践等方面还需要进行重构；其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性还需系统化；其五，还需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运用及成果宣传。
在当前如何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上，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认为，政治经济学要重点研究以下问题：财富分配的平等程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财富分配的平等程度对经济增长的正面、负面影响；财富分配的平等程度对劳动者就业或创业的影响；财富分配的平等程度对政治、社会稳定的影响。
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首都经贸大学李启英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对一般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揭发和正视一般经济学所回避、掩盖的问题，科学地分析这些问题可能造成各种复杂后果，不断探索和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不少学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上，也在不断地探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例如，北京工商大学王福成认为，重温《资本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五大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又一次升华，从而有助于我们提高把五大发展理念贯彻到“十三五”规划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自觉性和自信心。广东财经大学王廷惠、黄晓凤联系当前实际，强调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包容”五大理念为核心的全新发展思想，是在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制度发展、发展能力等方面丰富和升级了科学发展观，为发展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作出了中国新贡献，开启了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新篇章。
在涉及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南京财经大学张圣兵、王松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一门重要学科。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对全面深化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能够有力地指导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周绍东、钱书法还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动态演进的视角对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进行独创性解读，并由此衍生出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政策要求，借此推动“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伟大历史转变。
二、关于坚持《资本论》基本原理
《资本论》问世至今，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如何坚持《资本论》原理，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的问题。新疆财经大学陈静认为，不同的发展理念会在人类的发展实践中产生不同的效果和影响。自1992年以来，我国的发展理念在不同发展观的指引下历经数次变迁，大致经历了初步确立、丰富内涵、曲折发展、拓展创新四个发展阶段。
针对《资本论》研究的现状，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指出，坚持《资本论》原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注意几个问题：其一，要树立从中国实践出发的学风，切忌言必称西方。西方理论有可借鉴的地方，但是对于中国问题，还是要运用《资本论》原理，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解决。其二，在坚持《资本论》原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切忌曲解经典理论，以偏概全，一知半解，或者将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强加在其上。其三，经济学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切忌急功近利，一定要谨言慎行，踏实研究学问。因为经济学家担任着为国家、为民族出谋划策的重任，现在很多深层次问题难以解决，实际上是经济学家造成的。其四，要认识到《资本论》的原理只要一经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其理论生命力与实践生命力是十分巨大的，这已经被和正在被事实所证明。其五，要从学理性、运用性、实践的验证性上改善《资本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宣传、教育与教学系统，才能真正影响和培育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将其运用于中国实践的优秀人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付文军、吉林财经大学胡岳岷结合掌握的材料，归纳了国外学者在解构《资本论》方面形成的六种独到的学术视野，这些解构方法各具特色，但又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辩证省思这些解构模式，启发着我们在研读《资本论》时要有正确的方式、虔敬的态度、文本的比较和批判的眼光，借他山之石，攻我之玉，努力创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江西农业大学刘小进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流派，并将产权概念引入对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分析，为传统经济学带来了冲击。在现代产权理论方面，马克思并未进行过系统的论述，但产权思想却是蕴含在《资本论》写作过程中的。
同时，河北经贸大学王凯军也认为，浪费最小化是巴泽尔租值耗散理论思想的核心。区别传统立足于结果式的研究，巴泽尔公共领域的财富攫取过程揭示了浪费的产生及其浪费最小化的必然性，对原有的租值耗散理论进行了发展。
田彦平、介小兵、张存刚还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国情和已经形成了利益多元化的产权关系，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仍然是我国当前开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前提，但需要注意其适用一般性、特殊性和局限性的观点。
三、关于《资本论》基本原理与实践
以《资本论》基本原理指导我们的实践，是我们的重要经验，通过这些实践，促进我们不断解决新问题，形成新经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崔朝栋认为，鉴于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已经较大，还必须进一步完善宏观二次分配制度，包括完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扶贫制度等，这是为了使社会整体贫富差距不至于过大，以保持社会稳定，也就是要保证结果的公平。
以股份制为例，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房付洋、谢元态认为，马克思股份思想的当代意义是规范化的现代企业组织制度，是资本社会化的演化形式，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点”。马克思合作制思想的当代意义是平民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共享经济的组织形式。马克思股份合作制度思想的当代意义是历史悠久的经济组织形式，是市场经济高速列车的双轮双轨，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点”，必须同等重视，双轮驱动，平行健康发展。
对于当前中国的土地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刘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着丰富的农民土地权益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地产权理论的基础。
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长久不变，并构造新型农民土地所有权实现形式，要逐步构造起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更好实现农民土地经营权，要稳妥加快推进各层面的农地产权流转来增进农民土地让渡权。
有的学者还较深入地研究了现实理论问题。例如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罗雄飞认为，狭义“转形问题”长期被当作一个数理逻辑问题，从马克思独特思维方法和《资本论》的内在逻辑看，这是由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法的差异引起的一个伪问题。
在当代中国是不是存在剩余价值，学者们十分关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唐思文认为，剩余价值生产和通常利润生产不是经济危机形成的原因，经济危机也不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可能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但其后果和西方不同。
在关于《资本论》的全球意义上，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编辑部张增强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商品、货币、资本、公司等更具有全球性意义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揭示的商品社会或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与客观联系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具体的方面与环节得到了验证。
四、关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在马克思《资本论》基本原理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中国当前面临许多新现象，新问题。如何认识这些新现象、新问题，不少学者提出许多新的观点。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李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供给和需求具有同一性，需求决定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基于此辩证关系，中共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提法与西方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超越并丰富了西方供给理论。二者存在显著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制度基础、政市关系与经济背景三个方面。
关于看待农地问题，河北经贸大学、青岛理工大学柴国俊、陈艳认为，征地是当今中国转型进程中的热点，补偿普遍低下的事实引发社会冲突。也有学者认为征地补偿不匹配对应人均收入的事实仍背离效率原则。因此，征地市场除注重社会公平外，还要兼顾土地市场效率，转变农地补偿评估思路很有必要。
新常态下如何搞好供给侧改革，与会学者高度重视。内蒙古财经大学韩鹏认为，面对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方向。此外，江西农业大学姜嘉雯、谢元态认为，供给侧改革将供给与需求有效对接，进一步释放社会主体的活力，加大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对于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广东财经大学蒋凡、黄晓凤认为，城镇化对地方的碳排放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与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高碳排放后进入转型期的路径相符；出口贸易额对碳排放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与我国过去十几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相符，出口存在隐含碳排放可能；碳排放权市场建立初现成效，城镇化及扩大对外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未来全国统一碳排放权市场的运行效率。
不少学者对“一带一路”观点较多。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康学芹、吕媛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市场领土”的培育与开拓，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准确测度是各国制度充分受益“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
关于家庭农场问题，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林孝丽、姜嘉雯认为，目前中国家庭农场生产经营中具备了一定条件，包括政策制度、资金、经营结构、新型农民、社会化服务体系等，但这些条件尚不成熟，不利于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为此，应从这些条件的进一步完善着手，促进中国家庭农场的发展。
针对现有经济学研究，湖南商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刘乐山在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样本的性别、居住地和职业分布等情况进行了简单描述；着重对居民的收入满意程度、居民能够接受收入差距及其致因的程度、收入差距及其扩大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调节收入差距措施能否得到居民的拥护等进行了统计分析。 面临当前中国的人口问题，贵州财经大学刘明国提出，在我国经济和人口都已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以优化人口结构为目标，以社会财富分配、孩子抚养以及社会生产的社会主义、食品安全保障和婚姻家庭生育观念的集体主义为取向。
在讨论到农村土地利用时，江西农业大学刘志飞、魏树英认为，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结构的基础，其结构与特征决定着农户生计方式的选择及在土地利用中可能采取的行动策略，并最终影响到农户土地利用。
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南京财经大学刘志国、李广信、张士杰认为，要真正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需要围绕创新与技术升级加强资源融合，以市场化来推进各项改革。
如何用马克思的理论来指导宏观调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梅金平认为，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指导意义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不仅要注重单个部门企业的利益增进，更要注重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一些学者再次讨论到马克思的利润下降规律。上海财经大学宁殿霞认为，利润率下降规律不是因下降的结果而存在，而是因下降的趋势驱动历史的上升运动而存在，而且这种上升运动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当代中国的分配问题也受到大家的关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唐思文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劳分配是无法实现的，不要误解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劳分配是假命题。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分配制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或为社会主义分配制的“擎天柱”。
根据现实，南京财经大学王云中、徐杰认为，国有垄断行业职工按劳分配报酬的实现，不仅应以其劳动要素的贡献为依据，还应兼顾到与处于不同市场结构中的一般竞争性行业的职工的劳动报酬是否公平；按劳分配在量上的实现应该是一个有兼顾的相对变动的弹性区间。
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河北经贸大学王书军、刘艳丽以河北定州再生资源行业为例，调研了再生资源企业从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式向园区集聚式经营模式转变中环境规制发挥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发现园区集聚式和家庭作坊式经营模式并存的原因在于投资门槛过高、挤出效应的存在及政府执法力度不够。
如何看待互联网，河北经贸大学贾琳琳、王小平认为，“互联网+”背景下，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高新信息技术在不同产业间的扩散使原本明确的产业边界模糊化，推动了产业融合的产生。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江西农业大学邬嘉晟、房付洋、谢元态认为，我国“三农”问题中最为纠结的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最纠结的又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如何坚守与土地经营权如何流转问题。
杨晓、张玉玲认为，转型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典型事实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对于体制转轨国家来说，除了转轨过程中政策本身的失误之外，主要在于制度方面的缺陷。对于结构转型国家来说，其原因除了市场制度与政府规制的缺陷之外，还包括技术以及信息不对称层面的制约。
五、关于当代中国地区经济发展问题
一些学者还根据当代中国“新常态”的现实，对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相关问题作了讨论。河北经贸大学杜朋奇认为，非首都功能疏解是缓解首都“大城市病”的有效途径，也是新常态下首都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要求，更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先导。通过产业转移实现非首都经济功能的疏解应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先行步骤。
在结合区域实际上，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黄丽霞、王德高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转型升级是必然的结果，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自贸区，承载着将创新制度向全国推广的重任，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GDP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一，对外贸易总量占全国比重近四分之一。自贸区对广东省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有着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
地方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河北经贸大学刘彬认为，河北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去产能，去产能的同时要积极应对去产能的负面冲击，应对去产能负面冲击的基本思路是积极寻找化解过剩产能的稳定方式，同时加快系统性配套措施的跟进实施。为此要精准识别去产能对象、因地制宜把握改革力度并妥善处理破产清算与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与改造落后产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端管理这三对关系。
地方如何进行环境治理，河北经贸大学王月波、王小平认为，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和经济转型压力是我国发展所面临关键的问题，提升环保产业的发展水平不但为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途径，而且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而加强环保产业园区建设便是发展环保产业的重要途径之一。
各地如何建设现代农业，河北经贸大学杨慧鹏认为，在京津冀现代农业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对河北省农业发展走向进行研究，需从政治、资源、人力、科技等方面说明制约河北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因素，根据京津冀三地农业发展现状，从生产、运输、加工及销售四方面为河北省提出农业发展创新路径。
京津冀如何协同发展，河北经贸大学余忠秋认为，京津冀区域物流一体化协同发展，将降低区域经济运行成本，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论及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时，河北经贸大学张博钧认为，非首都功能转移会对河北省的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非首都功能转移会对河北省的三次产业结构产生变动，使产业结构逐步向合理化、高级化发展。
一、关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给我们的理论创新及实践指明了方向，学者们感触很深。大家的一致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原则应该是习近平指出的“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
但是，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一重要理论成果的深化研究还不够，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重要理论成果的研究仍然是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向。其中主要是进一步深化研究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深化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
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春天正在来临，但真正的春天还有待时日，因为我们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其一，几十年来被削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队伍亟待重建；其二，理论上的混乱还需要拨乱反正；其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与教学从人才结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实践等方面还需要进行重构；其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性还需系统化；其五，还需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运用及成果宣传。
在当前如何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上，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认为，政治经济学要重点研究以下问题：财富分配的平等程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财富分配的平等程度对经济增长的正面、负面影响；财富分配的平等程度对劳动者就业或创业的影响；财富分配的平等程度对政治、社会稳定的影响。
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首都经贸大学李启英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对一般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揭发和正视一般经济学所回避、掩盖的问题，科学地分析这些问题可能造成各种复杂后果，不断探索和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不少学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上，也在不断地探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例如，北京工商大学王福成认为，重温《资本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五大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又一次升华，从而有助于我们提高把五大发展理念贯彻到“十三五”规划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自觉性和自信心。广东财经大学王廷惠、黄晓凤联系当前实际，强调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包容”五大理念为核心的全新发展思想，是在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制度发展、发展能力等方面丰富和升级了科学发展观，为发展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作出了中国新贡献，开启了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新篇章。
在涉及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南京财经大学张圣兵、王松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一门重要学科。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对全面深化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能够有力地指导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周绍东、钱书法还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动态演进的视角对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进行独创性解读，并由此衍生出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政策要求，借此推动“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伟大历史转变。
二、关于坚持《资本论》基本原理
《资本论》问世至今，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如何坚持《资本论》原理，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的问题。新疆财经大学陈静认为，不同的发展理念会在人类的发展实践中产生不同的效果和影响。自1992年以来，我国的发展理念在不同发展观的指引下历经数次变迁，大致经历了初步确立、丰富内涵、曲折发展、拓展创新四个发展阶段。
针对《资本论》研究的现状，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指出，坚持《资本论》原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注意几个问题：其一，要树立从中国实践出发的学风，切忌言必称西方。西方理论有可借鉴的地方，但是对于中国问题，还是要运用《资本论》原理，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解决。其二，在坚持《资本论》原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切忌曲解经典理论，以偏概全，一知半解，或者将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强加在其上。其三，经济学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切忌急功近利，一定要谨言慎行，踏实研究学问。因为经济学家担任着为国家、为民族出谋划策的重任，现在很多深层次问题难以解决，实际上是经济学家造成的。其四，要认识到《资本论》的原理只要一经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其理论生命力与实践生命力是十分巨大的，这已经被和正在被事实所证明。其五，要从学理性、运用性、实践的验证性上改善《资本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宣传、教育与教学系统，才能真正影响和培育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将其运用于中国实践的优秀人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付文军、吉林财经大学胡岳岷结合掌握的材料，归纳了国外学者在解构《资本论》方面形成的六种独到的学术视野，这些解构方法各具特色，但又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辩证省思这些解构模式，启发着我们在研读《资本论》时要有正确的方式、虔敬的态度、文本的比较和批判的眼光，借他山之石，攻我之玉，努力创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江西农业大学刘小进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流派，并将产权概念引入对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分析，为传统经济学带来了冲击。在现代产权理论方面，马克思并未进行过系统的论述，但产权思想却是蕴含在《资本论》写作过程中的。
同时，河北经贸大学王凯军也认为，浪费最小化是巴泽尔租值耗散理论思想的核心。区别传统立足于结果式的研究，巴泽尔公共领域的财富攫取过程揭示了浪费的产生及其浪费最小化的必然性，对原有的租值耗散理论进行了发展。
田彦平、介小兵、张存刚还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国情和已经形成了利益多元化的产权关系，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仍然是我国当前开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前提，但需要注意其适用一般性、特殊性和局限性的观点。
三、关于《资本论》基本原理与实践
以《资本论》基本原理指导我们的实践，是我们的重要经验，通过这些实践，促进我们不断解决新问题，形成新经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崔朝栋认为，鉴于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已经较大，还必须进一步完善宏观二次分配制度，包括完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扶贫制度等，这是为了使社会整体贫富差距不至于过大，以保持社会稳定，也就是要保证结果的公平。
以股份制为例，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房付洋、谢元态认为，马克思股份思想的当代意义是规范化的现代企业组织制度，是资本社会化的演化形式，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点”。马克思合作制思想的当代意义是平民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共享经济的组织形式。马克思股份合作制度思想的当代意义是历史悠久的经济组织形式，是市场经济高速列车的双轮双轨，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点”，必须同等重视，双轮驱动，平行健康发展。
对于当前中国的土地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刘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着丰富的农民土地权益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地产权理论的基础。
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长久不变，并构造新型农民土地所有权实现形式，要逐步构造起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更好实现农民土地经营权，要稳妥加快推进各层面的农地产权流转来增进农民土地让渡权。
有的学者还较深入地研究了现实理论问题。例如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罗雄飞认为，狭义“转形问题”长期被当作一个数理逻辑问题，从马克思独特思维方法和《资本论》的内在逻辑看，这是由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法的差异引起的一个伪问题。
在当代中国是不是存在剩余价值，学者们十分关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唐思文认为，剩余价值生产和通常利润生产不是经济危机形成的原因，经济危机也不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可能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但其后果和西方不同。
在关于《资本论》的全球意义上，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编辑部张增强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商品、货币、资本、公司等更具有全球性意义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揭示的商品社会或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与客观联系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具体的方面与环节得到了验证。
四、关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在马克思《资本论》基本原理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中国当前面临许多新现象，新问题。如何认识这些新现象、新问题，不少学者提出许多新的观点。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李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供给和需求具有同一性，需求决定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基于此辩证关系，中共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提法与西方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超越并丰富了西方供给理论。二者存在显著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制度基础、政市关系与经济背景三个方面。
关于看待农地问题，河北经贸大学、青岛理工大学柴国俊、陈艳认为，征地是当今中国转型进程中的热点，补偿普遍低下的事实引发社会冲突。也有学者认为征地补偿不匹配对应人均收入的事实仍背离效率原则。因此，征地市场除注重社会公平外，还要兼顾土地市场效率，转变农地补偿评估思路很有必要。
新常态下如何搞好供给侧改革，与会学者高度重视。内蒙古财经大学韩鹏认为，面对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方向。此外，江西农业大学姜嘉雯、谢元态认为，供给侧改革将供给与需求有效对接，进一步释放社会主体的活力，加大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对于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广东财经大学蒋凡、黄晓凤认为，城镇化对地方的碳排放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与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高碳排放后进入转型期的路径相符；出口贸易额对碳排放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与我国过去十几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相符，出口存在隐含碳排放可能；碳排放权市场建立初现成效，城镇化及扩大对外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未来全国统一碳排放权市场的运行效率。
不少学者对“一带一路”观点较多。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康学芹、吕媛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市场领土”的培育与开拓，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准确测度是各国制度充分受益“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
关于家庭农场问题，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林孝丽、姜嘉雯认为，目前中国家庭农场生产经营中具备了一定条件，包括政策制度、资金、经营结构、新型农民、社会化服务体系等，但这些条件尚不成熟，不利于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为此，应从这些条件的进一步完善着手，促进中国家庭农场的发展。
针对现有经济学研究，湖南商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刘乐山在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样本的性别、居住地和职业分布等情况进行了简单描述；着重对居民的收入满意程度、居民能够接受收入差距及其致因的程度、收入差距及其扩大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调节收入差距措施能否得到居民的拥护等进行了统计分析。 面临当前中国的人口问题，贵州财经大学刘明国提出，在我国经济和人口都已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以优化人口结构为目标，以社会财富分配、孩子抚养以及社会生产的社会主义、食品安全保障和婚姻家庭生育观念的集体主义为取向。
在讨论到农村土地利用时，江西农业大学刘志飞、魏树英认为，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结构的基础，其结构与特征决定着农户生计方式的选择及在土地利用中可能采取的行动策略，并最终影响到农户土地利用。
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南京财经大学刘志国、李广信、张士杰认为，要真正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需要围绕创新与技术升级加强资源融合，以市场化来推进各项改革。
如何用马克思的理论来指导宏观调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梅金平认为，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指导意义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不仅要注重单个部门企业的利益增进，更要注重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一些学者再次讨论到马克思的利润下降规律。上海财经大学宁殿霞认为，利润率下降规律不是因下降的结果而存在，而是因下降的趋势驱动历史的上升运动而存在，而且这种上升运动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当代中国的分配问题也受到大家的关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唐思文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劳分配是无法实现的，不要误解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劳分配是假命题。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分配制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或为社会主义分配制的“擎天柱”。
根据现实，南京财经大学王云中、徐杰认为，国有垄断行业职工按劳分配报酬的实现，不仅应以其劳动要素的贡献为依据，还应兼顾到与处于不同市场结构中的一般竞争性行业的职工的劳动报酬是否公平；按劳分配在量上的实现应该是一个有兼顾的相对变动的弹性区间。
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河北经贸大学王书军、刘艳丽以河北定州再生资源行业为例，调研了再生资源企业从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式向园区集聚式经营模式转变中环境规制发挥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发现园区集聚式和家庭作坊式经营模式并存的原因在于投资门槛过高、挤出效应的存在及政府执法力度不够。
如何看待互联网，河北经贸大学贾琳琳、王小平认为，“互联网+”背景下，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高新信息技术在不同产业间的扩散使原本明确的产业边界模糊化，推动了产业融合的产生。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江西农业大学邬嘉晟、房付洋、谢元态认为，我国“三农”问题中最为纠结的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最纠结的又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如何坚守与土地经营权如何流转问题。
杨晓、张玉玲认为，转型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典型事实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对于体制转轨国家来说，除了转轨过程中政策本身的失误之外，主要在于制度方面的缺陷。对于结构转型国家来说，其原因除了市场制度与政府规制的缺陷之外，还包括技术以及信息不对称层面的制约。
五、关于当代中国地区经济发展问题
一些学者还根据当代中国“新常态”的现实，对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相关问题作了讨论。河北经贸大学杜朋奇认为，非首都功能疏解是缓解首都“大城市病”的有效途径，也是新常态下首都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要求，更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先导。通过产业转移实现非首都经济功能的疏解应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先行步骤。
在结合区域实际上，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黄丽霞、王德高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转型升级是必然的结果，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自贸区，承载着将创新制度向全国推广的重任，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GDP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一，对外贸易总量占全国比重近四分之一。自贸区对广东省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有着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
地方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河北经贸大学刘彬认为，河北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去产能，去产能的同时要积极应对去产能的负面冲击，应对去产能负面冲击的基本思路是积极寻找化解过剩产能的稳定方式，同时加快系统性配套措施的跟进实施。为此要精准识别去产能对象、因地制宜把握改革力度并妥善处理破产清算与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与改造落后产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端管理这三对关系。
地方如何进行环境治理，河北经贸大学王月波、王小平认为，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和经济转型压力是我国发展所面临关键的问题，提升环保产业的发展水平不但为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途径，而且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而加强环保产业园区建设便是发展环保产业的重要途径之一。
各地如何建设现代农业，河北经贸大学杨慧鹏认为，在京津冀现代农业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对河北省农业发展走向进行研究，需从政治、资源、人力、科技等方面说明制约河北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因素，根据京津冀三地农业发展现状，从生产、运输、加工及销售四方面为河北省提出农业发展创新路径。
京津冀如何协同发展，河北经贸大学余忠秋认为，京津冀区域物流一体化协同发展，将降低区域经济运行成本，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论及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时，河北经贸大学张博钧认为，非首都功能转移会对河北省的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非首都功能转移会对河北省的三次产业结构产生变动，使产业结构逐步向合理化、高级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