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改革的三个疑问等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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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碑立传”正解
  
  中国人重声名。把自己的生平事迹刻在不朽的石头上,充当万古流传的“广告牌”,几千年下来,中华大地上遗留的古碑碣有数十万,它们是历史研究的宝贵史料,又是书法艺术的难得载体,如今则为开发旅游的抢手资源。
  按说,树碑立传,无论对传主还是对其后人,从来都是件好事正事,可人们觉得有一种贬义。因为树碑立传的目的大多是歌功颂德。替自己隐恶扬善,说好不说坏,本是人之共性,在舆论一律的专制社会,作为皇帝的树碑立传者更可以凭权势强迫黎民百姓“三呼万岁”。久而久之,一个正面的好词便隐含上了贬义。
  时代在进步。如今人们这么看问题了:在一个具备现代政治文明的社会里,公民有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和民主权利。树碑立传也好,歌功颂德也罢,只要不违法,只要你乐意,就尽管去做。但公众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那就必须谨慎小心,因为政治人物是受到社会舆论监督的。如果文过饰非,专门给政治人物脸上贴金,就必然会招致批评,到头来不仅达不到宣扬美名的效果,甚至还会使其名誉扫地。所以问题不在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而在于是否实事求是,对人物的是非功过作客观公正的评价,有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和社会公正。不管怎么说,中国人重声名的传统还是好传统。
   摘自《北京日报》
  
  大学生就业的实难与虚难
  
  当下日益突出的大学生就业难,既存在“实难”,也存在“虚难”。
  较之于“实难”,大学生在高校所学的学科知识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这种“用非所学”、学了难以致用的矛盾在“传统型学科”中尤为突出。作为“大扩招”后遗症之一,这种情形也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缓解“实难”非一日之功,须在启动高教实质性改革的前提下,致力于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深度调整,以及办学体制的实质性变革。
  较之于“虚难”,大学生心态的自我矫正最为关键,也最痛苦。一方面,取消国家包分配之后,大学生已从社会精英逐步转变为普通劳动者,面对新的就业态势,找工作挑肥拣瘦显得不合时宜;另一方面,高校学费多年来持续走高,对于家庭意味着一笔高昂的“就业投资”,但毕业后现实一时容不下大学生寻求较高投资回报的正当愿望,故而,仍在为就业奔波的大学生,不妨先“低就”自食其力再找机会谋发展。
  我们再次诠释先“低就”之道理,并非只局限于说教层面,而是立足于可操作层面。2007年国内新实现就业人数比国家计划数超出300多万人。这足以说明,越往“下”,就业机会越多,关键看当事人能否先“屈尊低就”,从最底层干起。
   摘自《东方早报》
  
  小企业融资仅靠创业板还不够
  
  随着资本市场为中心的新金融商品的开发和需求的创造,传统银行媒介金融的媒介作用则趋于萎缩,利润下降,存放利差收入减少,依靠传统的存贷业务难以维持生存的状况,“金融脱媒化”现象不可避免,其对中国的整体经济运行提出了严峻挑战。但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脱媒”提供了新的机遇,资本市场需要大发展,用以吸收日益增加的流动性。在这个意义上,推进创业板市场,向社会提供更多好的投资产品是值得欢迎的。
  但推出创业板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增加可交易的金融产品,开拓可供金融产品交易的市场体系,在这样一个产品体系和市场体系中,应当着力解决小企业的权益性融资困难的问题。
  小企业权益性融资为什么困难?一是难以满足最低资本规模要求;二是难以满足财务制度的要求;三是难以满足对利润的要求;四是难以支付高额的交易费用。这四个原因使得广大的小企业、现在特别需要钱的企业无法进入正规的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获得资金。
  创业板市场的推出是值得庆贺的事,但是对于发展中国的直接融资来说,对于建设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来说,这只是其中的一步,后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摘自《中国证券报》
  
  不能把宝都压在“制度”上
  
  制度对技术创新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不能因此断言当今我国技术创新水平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制度的作用是将一个人的努力及其成果完全归本人占有,从而能激励他们有充分的积极性来从事生产性活动。且不说不可能存在尽善尽美的制度,即便存在,它对经济活动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而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推动作用。
  在处理制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时,首先要肯定的是有效的制度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当前在我国处于转轨时期,要加快各种相关制度的建立健全。
  其次对于当前我们亟待解决的提高我国技术创新水平和能力的问题,不能把“宝”都压在“制度”建设方面,即便是有效的制度,其作用也是有局限性的,何况制度本身的建设和变革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我们不能坐失创新的良机,而把责任都推到“制度”头上。
  再次在积极推进技术创新的制度建设的时候,应牢牢把握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和鼓励技术创新,要兼顾创新者的利益、其他竞争者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以及社会的利益,不要把这种制度建设变成创新者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 最后,制度是动态的,制度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制度要根据创新的需要不断变更。
  摘自《人民论坛》
  
  老年人要守住自己的“老窝”
  
  老年人的房产不仅是养老的最大资本,也是家庭中老人与儿女们发生矛盾的焦点问题。老年人千万要守住自己的“老窝”,因为拥有房产就拥有了养老的主动权,老人有了房子,租可以养老,卖可以养老,房屋通过以大换小也可以养老。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住房改革,使许多人有了自己的房产,如今这些人渐渐步入了老年。他们的房产也成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如何处置这份房产,并非每个老人都明白。有的老人认为,反正自己的财产早晚都是儿女的,早点满足了儿女的需求,用房产支援儿女,以人心换人心,一定会换回儿女们的孝心,为此,他们轻易地卖掉房产,将房款交给儿女,或过早地把房产过户给儿女,丢掉了自己的“老窝”,致使生活苦不堪言。
  “老窝”是老年人的最后一块阵地,老年人拥有房产,可以自己居住,也可以出租它、卖掉它住到养老院里去,还可以把房屋通过以大换小的形式得到一笔可观的养老金。当然,儿女如果孝顺,老人晚年生活无忧,“老窝”还是要留给儿女们的,这是中国的传统,也是多数老人的愿望。老人千万不要提前赠送和变更房产以换取儿女的孝心,那是靠不住的。老年人守住了自己的“老窝”,就拥有了养老的主动权。
  摘自《老年时报》
  
  假日改革的三个疑问
  
  疑问一,假日总量的极限在哪?
  许多专家为法定假日调整预设的一个前提是,我们的全年休假日达到了114天,已经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承受的极限。
  假日的增加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是1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假日空间没有专家想像的那么小。如今面对经济过热,GDP即使因此减少0.5到1个百分点,换来的是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经济运行的更加优化,难道不值得吗?
  疑问二,传统节日能否替代黄金周?
  传统节日增设为法定假日,可以视为一种积极的尝试。但从五一黄金周里匀出假日去增加传统节日,却是一个不明智之举。一则对它的效果表示质疑,二则传统节日、黄金周与带薪休假都有不同的功能,彼此间不矛盾,也不可能相互替代。
  疑问三,带薪休假究竟有多美?
  带薪休假制度的切实推行必然是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完全可能不谋而合地造成休假的大面积“撞车”,形成一种类似黄金周特征的消费弊端。
  既然带薪休假是社会各界针对黄金周的弊端众口一词共同开出的药方,那么理论上讲,如果带薪休假不能落实到位,就还需要黄金周;如果带薪休假落实了,黄金周依然拥挤不堪,就说明带薪休假这个药方不灵验;如果带薪休假这个药方灵验了,消费需求分散释放了,黄金周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拥堵了;如果不拥堵了,没有增加假日总量的黄金周还有什么必要取消?黄金周和带薪休假并行不悖,集中与分散结合,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对于人类休闲模式的一种创造。
  摘自《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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