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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尊严需要政府护佑，更需要自己去维护。但是受数千年封建遗习影响。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习惯于“依靠”政府，缺乏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懂得依法理性维权的人还是少数。我们欣慰地看到，政府已经高调宣布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相信中国人由“臣民”向“公民”转变的速度将加快。
3月5日，周鸿陵早早就起床，他计划到市里办两件事：约—个朋友谈网络公民教育，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交流一下。
一年之前，周鸿陵搬到了现在的住址，北京市通州区东南的月亮湾小镇。
从北京的香山脚下，到北京大学附近的地下室，再到丰台区的城乡结合部，都曾留过他的踪迹。在北京生活了已经十几年的周鸿陵，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换过多少个居住的地方，他戏称自己是“流窜犯”。
“这是我现在的名片。”3月6日，周鸿陵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先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他现在是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
此前的2月28日，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指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
几天后，在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
如何才能激起广大群众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的意识?周鸿陵认为，关键是要进行公民教育，培养广大群众的公民参与意识。
乌托邦实验
谈起公民教育实验，周鸿陵把自己的经历拉了很长。
197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17岁的周鸿陵在河北任县念书时，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银河与林春在《中国青年》上署名发表的《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文章。结合文章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周鸿陵模糊中意识到，民主法治才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从此，凡是有这方面的书他基本上都通读。
1996年10月，周鸿陵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附近“蜗居”下来。之后，他把更多的时间留在了“蹭课”上。
“我听过刘伟、李景鹏、张静、叶自成等很多教授的课，这对我以后搞公民教育有很多帮助，尤其是有不明白或者模糊的问题，我就直接向教授们请教。”周鸿陵希望通过这种“蹭课”的方式，弄清楚长期困扰自己的问题。
两年多的“蹭课”经历，使周鸿陵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想法：要落实民主与法治，人的思想转变最关键。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李慎之(已故)的介绍下，1999年12月，周鸿陵依托茅于轼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了天则经济研究所村民自治课题组。周鸿陵把它称为“天村”。在“天村”得到第一笔基金会的公民教育项目援助后，周鸿陵开始了他的“天村”实验。
有了公民教育项目资助后，周鸿陵打算选北京或周边地区作为试验基地，但几经联系后都被回绝了。
“我们公民教育项目内容一般是培养公民意识、普及法律、公民选举、管理和监督这四项，一般是先电话和有关部门沟通，开始工作人员表示欢迎，但当我们真要去的时候，基本就被推辞掉了，原因大多是上级政府还没批准或者说要挂靠单位的介绍信。”周鸿陵认为被拒绝的最大原因是基层政府怕老百姓监督。
在数十次联络失败后，周鸿陵把目光移向了农村。2000年8月，项目最终辗转落户于湖北沙洋县。周认为项目落户成功的原因是：“这个县的常务副县长梁开金对村民民主培训特别感兴趣。”
“天村”试验，引来一大批国际国内媒体的争相报道，赞扬与否定的声音并存。2001年底，沙洋县民政局对这个非政府部门的综合调研、村民培训、咨询指导给出鉴定：对实施地的村民自治、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2001年12月26日，周鸿陵将“天村”的牌子换成了“北京新民教育研究中心”(下面简称“新民”)。2002年年初，周鸿陵找到了时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处长王时浩，表达了新民中心希望能在北京做一两个公民教育样板社区的想法。
经过几番沟通，在民政部的协调下，同年4月18日，新民中心与北京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办事处达成了在九道湾社区进行竞争性直接选举试验的协议。8月17日，九道湾社区成功地进行了社区居民的直接选举。
九道湾实验成功后，周鸿陵在海淀、石景山等地相继开展公民教育实验。“通过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意识，通过公民行动扩大公民参与，扩张公民社会实现社会转型”，在2004年北京海淀区人大换届选举中开展推动自荐候选人参选的实验项目后，周鸿陵如是总结民主实践项目的经验。
2004年1月，周鸿陵把“新民”再次易名为“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并出任院长。2005年12月正式启动了公民远程教育项目，在网络上设立公民教育内容，在上海，广州、河北，山东巨野等地设立公民远程教育学习小组，编辑公民教育的学习期刊《学习通讯》。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专家曾经表示，周鸿陵的公民教育无非是一场“乌托邦梦想”。但周鸿陵认为，“目前的中国处于一个重要而又艰难的转型时期，有人说我是在搞乌托邦实验，我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们没有敌人
周鸿陵回忆说，在进行“天村”实验时，不少基层领导害怕民主培训会加剧那里已经很紧张的干群矛盾。因此，有时会设置障碍，甚至还派人24小时盯着项目培训人员。
“农民根本没有这种自治意识，以前基本是乡里指派村里宗族势力大的的人做村长。农民都自己忙自己的活，一开始很排斥我们。”周鸿陵意识到公民教育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周鸿陵描述“天村”实验的目标：首先让村民了解什么是公民，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他们通過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以及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且向村民们讲解选举与投票的知识，怎样投票、如何选举。
让周鸿陵欣慰的是，村民们的权利意识慢慢发生微妙变化，对农村社会的参与程度也有所提高，“如果没有公民意识，维权还只是按照传统进行的话，就会发生以暴制暴。”
周进一步说，“我不赞成杨佳等人的暴力维权，我更认同理性维权。我反对一切暴力，反对政府暴力，也反对个人暴力。”周的理由是，好的秩序不能用暴力来制定，而是要建立一种协商机制，这就要求提高个人的公民素质。
“爱受到伤害，还要爱，我们没有敌人。”周鸿陵在采访过程中不时说出富有哲理的话。
从臣民到公民
梁启超曾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指出：中国旧思想“无公法、私法之别。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
这些年来，在民间NGO的推动下，公民教育逐步普及，公民维权意识逐渐增强，从而促使各级政府从“替民做主”向“让民 做主”的决策方式转变。
从2004年开始，每年两会期间，一名叫熊伟的单身汉，怀揣草拟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通过各种渠道去联系全国人大代表，希望征得代表们的支持，5年中，他已累计获得上千名全国人大代表的签名支持。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后，海归博士吴君亮和他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持续不断地向几十个中央部门、近百个地方政府发出了上千份公开公共预算的申请，最后成功地推动广州市政府率先在全国公布了部门预算。
2007年5月30日，厦门PX(对二甲苯)项目对外宣布暂缓，这项原本旨在大幅拉动厦门GDP的化工工程，因为市民的“集体散步”而暂停，其缓建的结果也被外界普遍视为“公民理性维权的集体胜利”。
据民政部最新统计，截至2008年6月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8.64万个。而据非官方统计的数字将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民营研究机构开展的学术活动为知识界与公众搭建了沟通的平台，比如茅于轼等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及其“天则论坛”、传知行研究所的“公民转型论坛”以及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等。
2005年5月21日，作为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全国研究公民教育的第一个研究机构——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为其揭牌。
在此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相继成立了相关研究公民社会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袁瑞军认为，中国正在从“单位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但是目前处于公民社会的入门水平，距发达国家模式还有很大差距，与公民社会的理想境界则距离更远。
“不管是个人还是他们集合起来的国人，在皇帝的家天下，都是臣民。尤其在清代，国人都是皇室和旗人的奴才。在现代之初，关于‘人民’‘公民’的话语建立起来之后，国人才逐渐摆脱了‘臣民’身份。”袁瑞军说。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景鹏认为，在实践中常常会出现国家不能很好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情况，也常常出现公民不能很好尽义务的情况。“在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就会形成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博弈和法律对公民的制约。而这些都是通过制度性的手段来实现的。这种制度性手段便是民主与法治。”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幾十万志愿者和许多民间组织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将此说成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元年，也是有道理的。”李景鹏说。
“正在兴起的中国民间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公民的一座重要桥梁。”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向《中国新闻周刊》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过程中，民间组织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促进了善治。”
3月5日，周鸿陵早早就起床，他计划到市里办两件事：约—个朋友谈网络公民教育，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交流一下。
一年之前，周鸿陵搬到了现在的住址，北京市通州区东南的月亮湾小镇。
从北京的香山脚下，到北京大学附近的地下室，再到丰台区的城乡结合部，都曾留过他的踪迹。在北京生活了已经十几年的周鸿陵，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换过多少个居住的地方，他戏称自己是“流窜犯”。
“这是我现在的名片。”3月6日，周鸿陵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先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他现在是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
此前的2月28日，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指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
几天后，在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
如何才能激起广大群众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的意识?周鸿陵认为，关键是要进行公民教育，培养广大群众的公民参与意识。
乌托邦实验
谈起公民教育实验，周鸿陵把自己的经历拉了很长。
197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17岁的周鸿陵在河北任县念书时，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银河与林春在《中国青年》上署名发表的《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文章。结合文章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周鸿陵模糊中意识到，民主法治才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从此，凡是有这方面的书他基本上都通读。
1996年10月，周鸿陵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附近“蜗居”下来。之后，他把更多的时间留在了“蹭课”上。
“我听过刘伟、李景鹏、张静、叶自成等很多教授的课，这对我以后搞公民教育有很多帮助，尤其是有不明白或者模糊的问题，我就直接向教授们请教。”周鸿陵希望通过这种“蹭课”的方式，弄清楚长期困扰自己的问题。
两年多的“蹭课”经历，使周鸿陵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想法：要落实民主与法治，人的思想转变最关键。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李慎之(已故)的介绍下，1999年12月，周鸿陵依托茅于轼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了天则经济研究所村民自治课题组。周鸿陵把它称为“天村”。在“天村”得到第一笔基金会的公民教育项目援助后，周鸿陵开始了他的“天村”实验。
有了公民教育项目资助后，周鸿陵打算选北京或周边地区作为试验基地，但几经联系后都被回绝了。
“我们公民教育项目内容一般是培养公民意识、普及法律、公民选举、管理和监督这四项，一般是先电话和有关部门沟通，开始工作人员表示欢迎，但当我们真要去的时候，基本就被推辞掉了，原因大多是上级政府还没批准或者说要挂靠单位的介绍信。”周鸿陵认为被拒绝的最大原因是基层政府怕老百姓监督。
在数十次联络失败后，周鸿陵把目光移向了农村。2000年8月，项目最终辗转落户于湖北沙洋县。周认为项目落户成功的原因是：“这个县的常务副县长梁开金对村民民主培训特别感兴趣。”
“天村”试验，引来一大批国际国内媒体的争相报道，赞扬与否定的声音并存。2001年底，沙洋县民政局对这个非政府部门的综合调研、村民培训、咨询指导给出鉴定：对实施地的村民自治、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2001年12月26日，周鸿陵将“天村”的牌子换成了“北京新民教育研究中心”(下面简称“新民”)。2002年年初，周鸿陵找到了时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处长王时浩，表达了新民中心希望能在北京做一两个公民教育样板社区的想法。
经过几番沟通，在民政部的协调下，同年4月18日，新民中心与北京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办事处达成了在九道湾社区进行竞争性直接选举试验的协议。8月17日，九道湾社区成功地进行了社区居民的直接选举。
九道湾实验成功后，周鸿陵在海淀、石景山等地相继开展公民教育实验。“通过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意识，通过公民行动扩大公民参与，扩张公民社会实现社会转型”，在2004年北京海淀区人大换届选举中开展推动自荐候选人参选的实验项目后，周鸿陵如是总结民主实践项目的经验。
2004年1月，周鸿陵把“新民”再次易名为“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并出任院长。2005年12月正式启动了公民远程教育项目，在网络上设立公民教育内容，在上海，广州、河北，山东巨野等地设立公民远程教育学习小组，编辑公民教育的学习期刊《学习通讯》。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专家曾经表示，周鸿陵的公民教育无非是一场“乌托邦梦想”。但周鸿陵认为，“目前的中国处于一个重要而又艰难的转型时期，有人说我是在搞乌托邦实验，我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们没有敌人
周鸿陵回忆说，在进行“天村”实验时，不少基层领导害怕民主培训会加剧那里已经很紧张的干群矛盾。因此，有时会设置障碍，甚至还派人24小时盯着项目培训人员。
“农民根本没有这种自治意识，以前基本是乡里指派村里宗族势力大的的人做村长。农民都自己忙自己的活，一开始很排斥我们。”周鸿陵意识到公民教育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周鸿陵描述“天村”实验的目标：首先让村民了解什么是公民，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他们通過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以及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且向村民们讲解选举与投票的知识，怎样投票、如何选举。
让周鸿陵欣慰的是，村民们的权利意识慢慢发生微妙变化，对农村社会的参与程度也有所提高，“如果没有公民意识，维权还只是按照传统进行的话，就会发生以暴制暴。”
周进一步说，“我不赞成杨佳等人的暴力维权，我更认同理性维权。我反对一切暴力，反对政府暴力，也反对个人暴力。”周的理由是，好的秩序不能用暴力来制定，而是要建立一种协商机制，这就要求提高个人的公民素质。
“爱受到伤害，还要爱，我们没有敌人。”周鸿陵在采访过程中不时说出富有哲理的话。
从臣民到公民
梁启超曾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指出：中国旧思想“无公法、私法之别。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
这些年来，在民间NGO的推动下，公民教育逐步普及，公民维权意识逐渐增强，从而促使各级政府从“替民做主”向“让民 做主”的决策方式转变。
从2004年开始，每年两会期间，一名叫熊伟的单身汉，怀揣草拟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通过各种渠道去联系全国人大代表，希望征得代表们的支持，5年中，他已累计获得上千名全国人大代表的签名支持。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后，海归博士吴君亮和他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持续不断地向几十个中央部门、近百个地方政府发出了上千份公开公共预算的申请，最后成功地推动广州市政府率先在全国公布了部门预算。
2007年5月30日，厦门PX(对二甲苯)项目对外宣布暂缓，这项原本旨在大幅拉动厦门GDP的化工工程，因为市民的“集体散步”而暂停，其缓建的结果也被外界普遍视为“公民理性维权的集体胜利”。
据民政部最新统计，截至2008年6月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8.64万个。而据非官方统计的数字将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民营研究机构开展的学术活动为知识界与公众搭建了沟通的平台，比如茅于轼等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及其“天则论坛”、传知行研究所的“公民转型论坛”以及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等。
2005年5月21日，作为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全国研究公民教育的第一个研究机构——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为其揭牌。
在此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相继成立了相关研究公民社会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袁瑞军认为，中国正在从“单位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但是目前处于公民社会的入门水平，距发达国家模式还有很大差距，与公民社会的理想境界则距离更远。
“不管是个人还是他们集合起来的国人，在皇帝的家天下，都是臣民。尤其在清代，国人都是皇室和旗人的奴才。在现代之初，关于‘人民’‘公民’的话语建立起来之后，国人才逐渐摆脱了‘臣民’身份。”袁瑞军说。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景鹏认为，在实践中常常会出现国家不能很好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情况，也常常出现公民不能很好尽义务的情况。“在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就会形成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博弈和法律对公民的制约。而这些都是通过制度性的手段来实现的。这种制度性手段便是民主与法治。”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幾十万志愿者和许多民间组织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将此说成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元年，也是有道理的。”李景鹏说。
“正在兴起的中国民间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公民的一座重要桥梁。”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向《中国新闻周刊》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过程中，民间组织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促进了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