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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战后，日本以“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为契机，相继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及在南太平洋群岛的领有权。同时，为了保存在一战后的国际新形势下已经获得的和即将获得的权益，日本不得不变换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以图通过“协调外交”来实现在亚太地区的新图谋。而日本的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并未改变，只不过是把在亚太地区同列强之间的“竞争侵略”变成了“协调侵略”。
【关键词】日本，凡尔赛一华盛顿体制，协调侵略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0－0064－04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也给日本的国际、国内“发展空间”带来了重大影响。日本是通过大隈和寺内两届内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两届内阁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实现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天佑之机”，同时，也强化了对内反动统治。
一战期间，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导致了中国和日本民族矛盾不断激化，这从根本上威胁着日本在华统治。另外，由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导致了日、俄之间以侵华为支柱的“日俄协约”的崩溃。同时，又由于德国的战败，使英国越来越感到“日英同盟”继续存在的价值也越来越小。再加之一战期间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和出兵干涉“苏俄战争”，日、美关系已经开始发生深刻变化。1918年10月，美国成立一个以中国为对象的“国际借款团”，开始对日元在华势力发动攻势。在众多国际形势变化下，日本越来越感到靠“秘密结盟”为后盾，来推行侵略扩张的旧外交难以存续。在激烈动荡的一战后的国际环境中，日本为了保全已经获得的和即将获得的权益，不得不变换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于是，在一战后的新体制和新形势下，日本开始了新的外交“图谋”。
一、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触角”
日本参加一战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日本急于想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并且，日本将攫取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看成是实现“独霸中国”的必要条件。为了进一步达到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目的，1915年日本又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918年9月，原敬内阁成立，此时正值巴黎和会即将召开。为了达到预期“独霸中国和太平洋扩张”计划，原敬内阁在对媾和大使“训令案”中明确指出，在巴黎媾和会中，同日本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问题，主要指中国山东和南太平洋岛屿归属问题，要求日本力争直接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及财产，并要求日本以委任形式直接接管德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附属岛屿及其领地。
基于以上目的，日本由前首相西园寺公望为首席全权代表赴巴黎参加媾和会议。1919年1月，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在巴黎和会的十人会议上，毫无隐晦地提出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和利益。在日本看来，攫取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是日本今后实现“独霸中国”和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关键步骤，同时也是同英美列强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进行新“角逐”的根本战略。
当时，日本政府在举行参加巴黎和会的调查讨论会中就已经目的十分明确地指出，“日本一定要最大限度地、无偿地、无条件地从德国手中获得胶州湾”，并且多次重申，“这是帝国政府的最后决定，不容任何改变，丝毫没有让步的余地。如果日本政府的主张在巴黎和会中得不到通过，就拒绝在和约中签字”。为了在巴黎和会上实现上述目的，顺利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和实现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日本联合英、法两国，最后迫使美国妥协，把德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岛屿和属地以委任形式，由日本接管。不久，日本便以这些岛屿为军事要塞，进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计划。后来，这些岛屿也就成了日、美太平洋战争中的重要战略据点。可以说，巴黎和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促生了日本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触角”。
二、在华盛顿体制下与西方列强的“新角逐”
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和扩张计划，引起了美国的极大不满。为了遏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一步扩张，确保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日本军事力量进行压制。1921年8月，美国决定召开华盛顿会议，讨论裁军问题和远东问题。对日本来说，参加华盛顿会议是关系到今后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利害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军备问题，有关太平洋地区和远东的防卫问题，以及巴黎和会中有关中国山东问题和德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岛屿的领属问题。
另外，日本企图通过参加华盛顿会议，来缓解因巨额军费开支所带来的财政问题。一战后，日本为了对外侵略扩张，军费支出尤为惊人，财政负担不断加重。据统计，仅就海军军费的支出来看，1917年占年支出的15.2％，1918年占年支出的20.5％，1919年占年支出的23.4％，1920年占年支出的26.5％，1921年占年支出的31.6％。从上述的数据来看，日本海军支出呈逐年递增趋势。而且，从1917－1921年陆、海军军费支出的总比例来看，日本军费支出占年支出的43.5％，占国民总收入的7.72％％。
可以说，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防御措施，并尽最大努力同英、美等国的压制相抗衡。为了在华盛顿会议上实现日本的预期目的，1922年1月，原敬内阁在“关于限制军备问题之训令”中明确指出：“为维护限制太平洋地区永久和平而以防卫为宗旨的限制军备问题，帝国政府应当予以提倡。而对于我方有利之举措，即对属于日本本土岛屿之防卫而进行必要之限制，在此上对英、美两国不予以满足，在北纬30°至赤道及东经110°至180°之间的地域中，英、美两国不得设置军备设施。同时，日本维持小笠原岛和奄美大岛等的防卫任务，不得限制军备，日本承担九州以南至赤道一带岛屿的防御义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此次参加华盛顿会议，就是要克制美国的压制政策，最大限度地使其在巴黎和会中所取得的既得利益不得他国均沾。
为了实现在海军上压制日本和废止“日英同盟”，1921年11月，美国国务卿休斯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在今后十年间，放弃建造主力舰计划，同时也包括正在建造的在内；废除一部分老牌的军舰；参照现有的海军力量，主要各国的保有限度为：英国和美国为五十二万五千吨，日本为三十一万五千吨；法、意分别为十七万五千吨。
在华盛顿会议上，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根据上述方案，1922年2月6日，英、法、美、日、意缔结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英、美、日、法、意五国的海军比例为5：5：3：1，75：1.75。可以说，该条约在限制日本军舰建造和主力舰保有量上美国暂时处于优势。但是，在该条约中又明确规定，“日本在太平洋中岛屿的领地和属地为千岛群岛、小笠原岛、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日本在太平洋中将来取得的一切岛屿和属地”，“美国在接近日本海域的阿留神群岛、菲律宾和关 岛等区域，英国在香港及东经110°以东地区不得建立海军基地”。华盛顿会议上，日本虽然在保有主力舰问题上受到了英、美等国的压制，但是，在太平洋地区防卫英国和美国军舰分布上却占据优势，这便为日本在南太平洋地区进一步扩张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华盛顿会议，美国又一根本任务就是废止了“日英同盟”。由于“日英同盟”中承认日、英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特殊权利，可以说，这也是日本以此进行大陆侵略扩张的“国际支柱”。因此，对美国来说，废止“日英同盟”是华盛顿体系得以维续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压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一步扩张的必需战略。于是，在美国的倡议下，英、美、法、日四国又缔结了《四国条约》。《四国条约》中规定，“尊重英、美、法、日四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岛屿和属地权利，当该权利受到侵害时，四国彼此进行协商。”
《四国条约》同在亚洲大陆相互承认“特殊”权利，并具有鲜明攻守性质的“日英同盟”完全不同，它以一种完整、体面的形式埋葬了1902年以来日本恃以进行大陆侵略扩张的“国际支柱”——“日英同盟”。由此，日本对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扩张，不得不在对英、美“协调”的招牌下进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华盛顿会议使美国对日本的遏制暂时取得胜利。因为由《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四国条约》和《九国公约》等一系列条约所构成的华盛顿体系，否定了一战期间日本以武力威胁为后盾在中国所获得的特权地位。可以说，在“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下，日本把在远东地区所进行的同西方列强之间的“竞争侵略”变成了“协调侵略”。
三、“协调外交”招牌下的侵略与扩张
“凡尔赛—华盛顿”会议的召开，表面上似乎使一战后的国际关系打上了较为圆满的终止符。事实上，该体制内部又孕育着更为深刻的矛盾斗争。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在太平洋——远东地区，围绕着中国问题和南太平洋地区的争夺，日、美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为日、美之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一颗深深的战争火种。从一战结束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主要是在对英、美“协调招牌”下进行的。
1924年5月，日本宪政会、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结成“护宪三派”。6月11日，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的“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外相则由加藤高明的连襟、当时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的女婿、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主旦任。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时，曾发表演说，阐述了日本今后在对英、美“协调招牌”下的外交政策。他指出：“日本将遵循并扩充巴黎和约以及华盛顿会议诸条约、诸决议之精神，努力完成日本帝国之使命。”币原喜重郎所推行的“协调外交”的原则就是：第一，在尊重各国正当权益的前提下，维护日本“合理”的权益，以此维持世界和平；第二，尊重外交上的前后“相承主义”，以保持同各国的信任关系；第三，改善同美、苏关系；第四，在对华政策上，贯彻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以求两国共存共荣，实行经济合作。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币原协调外交”。
币原这里所谓的“正当权益”，不是在特定区域内谋求排他性的独霸势力范围，而是以国际条约为依据来维护日本的“特殊权益”，维护这种权益才是“币原外交”的根本目的。而同英、美等各国保持“协调”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则是为了有效达到上述目的的一种手段。另外，所谓的“不干涉中国内政”，实际是鉴于在一战期间露骨干涉中国内政遭到了中国以及列强的强烈反抗，日本无奈地实行自我克制。基于以上原因，币原认为只有采取这种新的与列强“协调”的手段，才是实现日本“正当权益”的最好方法。
日本虽然打出了“协调外交”“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号，但是，在对华政策上依然是继续扩大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巩固和发展在“南满”势力的同时，进一步向“北满”进行扩张。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中，日本都以种种借口对其进行武力干涉。日本这些对华进行侵略和干涉的行径彻底地戳穿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假面具。所以，日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放弃“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所谓的“协调外交”只不过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为达到以侵略和扩张为目的的外交策略上的一种变更，是为了适应“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而进行的新的外交图谋。
综上所述，日本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成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同时又作为“国联”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使其国际地位得以不断窜升。这使日本终于实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苦苦追求的“大国梦想”。在巴黎和会上，日本又获得了最大的“实惠”——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岛屿和属地的领有权。为了维持既得权益，在一战后所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日本通过所谓的“协调外交”，通过与英、美等国表现出“有限的协调和克制”，不断地进行新的政策调整。但是，只要日本不放弃“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不改变称霸东亚的外交政策，日本就不可能与企图遏制日本在远东侵略扩张的美国真正保持“协调”。所以，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野心的不断扩大，对中国侵略政策的进一步加深，日、美之间的矛盾就深刻地暴露出来。这样，日本为了达到对中国侵略和远东扩张目的，必然要向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严厉挑战，随后以田中对华“强硬外交”为序幕，又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和退出“国际联盟”，以至最后退出华盛顿、伦敦两裁军条约，真正实现太平洋上“无条约时代”。
总之，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最终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退出国际联盟和裁军条约，向一战后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发起严厉挑战，并完全脱离这一体系，这也标志着日本即将陷入外交孤立的境地。而为了寻求侵略、扩张的战争盟友，日本向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伸出了“联盟”之手。于是，从广田弘毅内阁开始，到第三次近卫文磨内阁时期，日本开始了同德国进行军事同盟缔结的交涉。
【作者简介】武向平，女，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日本外交政策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关键词】日本，凡尔赛一华盛顿体制，协调侵略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0－0064－04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也给日本的国际、国内“发展空间”带来了重大影响。日本是通过大隈和寺内两届内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两届内阁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实现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天佑之机”，同时，也强化了对内反动统治。
一战期间，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导致了中国和日本民族矛盾不断激化，这从根本上威胁着日本在华统治。另外，由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导致了日、俄之间以侵华为支柱的“日俄协约”的崩溃。同时，又由于德国的战败，使英国越来越感到“日英同盟”继续存在的价值也越来越小。再加之一战期间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和出兵干涉“苏俄战争”，日、美关系已经开始发生深刻变化。1918年10月，美国成立一个以中国为对象的“国际借款团”，开始对日元在华势力发动攻势。在众多国际形势变化下，日本越来越感到靠“秘密结盟”为后盾，来推行侵略扩张的旧外交难以存续。在激烈动荡的一战后的国际环境中，日本为了保全已经获得的和即将获得的权益，不得不变换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于是，在一战后的新体制和新形势下，日本开始了新的外交“图谋”。
一、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触角”
日本参加一战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日本急于想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并且，日本将攫取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看成是实现“独霸中国”的必要条件。为了进一步达到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目的，1915年日本又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918年9月，原敬内阁成立，此时正值巴黎和会即将召开。为了达到预期“独霸中国和太平洋扩张”计划，原敬内阁在对媾和大使“训令案”中明确指出，在巴黎媾和会中，同日本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问题，主要指中国山东和南太平洋岛屿归属问题，要求日本力争直接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及财产，并要求日本以委任形式直接接管德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附属岛屿及其领地。
基于以上目的，日本由前首相西园寺公望为首席全权代表赴巴黎参加媾和会议。1919年1月，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在巴黎和会的十人会议上，毫无隐晦地提出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和利益。在日本看来，攫取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是日本今后实现“独霸中国”和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关键步骤，同时也是同英美列强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进行新“角逐”的根本战略。
当时，日本政府在举行参加巴黎和会的调查讨论会中就已经目的十分明确地指出，“日本一定要最大限度地、无偿地、无条件地从德国手中获得胶州湾”，并且多次重申，“这是帝国政府的最后决定，不容任何改变，丝毫没有让步的余地。如果日本政府的主张在巴黎和会中得不到通过，就拒绝在和约中签字”。为了在巴黎和会上实现上述目的，顺利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和实现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日本联合英、法两国，最后迫使美国妥协，把德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岛屿和属地以委任形式，由日本接管。不久，日本便以这些岛屿为军事要塞，进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计划。后来，这些岛屿也就成了日、美太平洋战争中的重要战略据点。可以说，巴黎和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促生了日本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触角”。
二、在华盛顿体制下与西方列强的“新角逐”
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和扩张计划，引起了美国的极大不满。为了遏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一步扩张，确保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日本军事力量进行压制。1921年8月，美国决定召开华盛顿会议，讨论裁军问题和远东问题。对日本来说，参加华盛顿会议是关系到今后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利害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军备问题，有关太平洋地区和远东的防卫问题，以及巴黎和会中有关中国山东问题和德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岛屿的领属问题。
另外，日本企图通过参加华盛顿会议，来缓解因巨额军费开支所带来的财政问题。一战后，日本为了对外侵略扩张，军费支出尤为惊人，财政负担不断加重。据统计，仅就海军军费的支出来看，1917年占年支出的15.2％，1918年占年支出的20.5％，1919年占年支出的23.4％，1920年占年支出的26.5％，1921年占年支出的31.6％。从上述的数据来看，日本海军支出呈逐年递增趋势。而且，从1917－1921年陆、海军军费支出的总比例来看，日本军费支出占年支出的43.5％，占国民总收入的7.72％％。
可以说，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防御措施，并尽最大努力同英、美等国的压制相抗衡。为了在华盛顿会议上实现日本的预期目的，1922年1月，原敬内阁在“关于限制军备问题之训令”中明确指出：“为维护限制太平洋地区永久和平而以防卫为宗旨的限制军备问题，帝国政府应当予以提倡。而对于我方有利之举措，即对属于日本本土岛屿之防卫而进行必要之限制，在此上对英、美两国不予以满足，在北纬30°至赤道及东经110°至180°之间的地域中，英、美两国不得设置军备设施。同时，日本维持小笠原岛和奄美大岛等的防卫任务，不得限制军备，日本承担九州以南至赤道一带岛屿的防御义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此次参加华盛顿会议，就是要克制美国的压制政策，最大限度地使其在巴黎和会中所取得的既得利益不得他国均沾。
为了实现在海军上压制日本和废止“日英同盟”，1921年11月，美国国务卿休斯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在今后十年间，放弃建造主力舰计划，同时也包括正在建造的在内；废除一部分老牌的军舰；参照现有的海军力量，主要各国的保有限度为：英国和美国为五十二万五千吨，日本为三十一万五千吨；法、意分别为十七万五千吨。
在华盛顿会议上，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根据上述方案，1922年2月6日，英、法、美、日、意缔结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英、美、日、法、意五国的海军比例为5：5：3：1，75：1.75。可以说，该条约在限制日本军舰建造和主力舰保有量上美国暂时处于优势。但是，在该条约中又明确规定，“日本在太平洋中岛屿的领地和属地为千岛群岛、小笠原岛、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日本在太平洋中将来取得的一切岛屿和属地”，“美国在接近日本海域的阿留神群岛、菲律宾和关 岛等区域，英国在香港及东经110°以东地区不得建立海军基地”。华盛顿会议上，日本虽然在保有主力舰问题上受到了英、美等国的压制，但是，在太平洋地区防卫英国和美国军舰分布上却占据优势，这便为日本在南太平洋地区进一步扩张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华盛顿会议，美国又一根本任务就是废止了“日英同盟”。由于“日英同盟”中承认日、英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特殊权利，可以说，这也是日本以此进行大陆侵略扩张的“国际支柱”。因此，对美国来说，废止“日英同盟”是华盛顿体系得以维续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压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一步扩张的必需战略。于是，在美国的倡议下，英、美、法、日四国又缔结了《四国条约》。《四国条约》中规定，“尊重英、美、法、日四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岛屿和属地权利，当该权利受到侵害时，四国彼此进行协商。”
《四国条约》同在亚洲大陆相互承认“特殊”权利，并具有鲜明攻守性质的“日英同盟”完全不同，它以一种完整、体面的形式埋葬了1902年以来日本恃以进行大陆侵略扩张的“国际支柱”——“日英同盟”。由此，日本对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扩张，不得不在对英、美“协调”的招牌下进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华盛顿会议使美国对日本的遏制暂时取得胜利。因为由《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四国条约》和《九国公约》等一系列条约所构成的华盛顿体系，否定了一战期间日本以武力威胁为后盾在中国所获得的特权地位。可以说，在“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下，日本把在远东地区所进行的同西方列强之间的“竞争侵略”变成了“协调侵略”。
三、“协调外交”招牌下的侵略与扩张
“凡尔赛—华盛顿”会议的召开，表面上似乎使一战后的国际关系打上了较为圆满的终止符。事实上，该体制内部又孕育着更为深刻的矛盾斗争。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在太平洋——远东地区，围绕着中国问题和南太平洋地区的争夺，日、美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为日、美之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一颗深深的战争火种。从一战结束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主要是在对英、美“协调招牌”下进行的。
1924年5月，日本宪政会、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结成“护宪三派”。6月11日，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的“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外相则由加藤高明的连襟、当时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的女婿、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主旦任。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时，曾发表演说，阐述了日本今后在对英、美“协调招牌”下的外交政策。他指出：“日本将遵循并扩充巴黎和约以及华盛顿会议诸条约、诸决议之精神，努力完成日本帝国之使命。”币原喜重郎所推行的“协调外交”的原则就是：第一，在尊重各国正当权益的前提下，维护日本“合理”的权益，以此维持世界和平；第二，尊重外交上的前后“相承主义”，以保持同各国的信任关系；第三，改善同美、苏关系；第四，在对华政策上，贯彻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以求两国共存共荣，实行经济合作。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币原协调外交”。
币原这里所谓的“正当权益”，不是在特定区域内谋求排他性的独霸势力范围，而是以国际条约为依据来维护日本的“特殊权益”，维护这种权益才是“币原外交”的根本目的。而同英、美等各国保持“协调”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则是为了有效达到上述目的的一种手段。另外，所谓的“不干涉中国内政”，实际是鉴于在一战期间露骨干涉中国内政遭到了中国以及列强的强烈反抗，日本无奈地实行自我克制。基于以上原因，币原认为只有采取这种新的与列强“协调”的手段，才是实现日本“正当权益”的最好方法。
日本虽然打出了“协调外交”“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号，但是，在对华政策上依然是继续扩大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巩固和发展在“南满”势力的同时，进一步向“北满”进行扩张。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中，日本都以种种借口对其进行武力干涉。日本这些对华进行侵略和干涉的行径彻底地戳穿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假面具。所以，日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放弃“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所谓的“协调外交”只不过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为达到以侵略和扩张为目的的外交策略上的一种变更，是为了适应“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而进行的新的外交图谋。
综上所述，日本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成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同时又作为“国联”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使其国际地位得以不断窜升。这使日本终于实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苦苦追求的“大国梦想”。在巴黎和会上，日本又获得了最大的“实惠”——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岛屿和属地的领有权。为了维持既得权益，在一战后所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日本通过所谓的“协调外交”，通过与英、美等国表现出“有限的协调和克制”，不断地进行新的政策调整。但是，只要日本不放弃“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不改变称霸东亚的外交政策，日本就不可能与企图遏制日本在远东侵略扩张的美国真正保持“协调”。所以，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野心的不断扩大，对中国侵略政策的进一步加深，日、美之间的矛盾就深刻地暴露出来。这样，日本为了达到对中国侵略和远东扩张目的，必然要向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严厉挑战，随后以田中对华“强硬外交”为序幕，又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和退出“国际联盟”，以至最后退出华盛顿、伦敦两裁军条约，真正实现太平洋上“无条约时代”。
总之，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最终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退出国际联盟和裁军条约，向一战后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发起严厉挑战，并完全脱离这一体系，这也标志着日本即将陷入外交孤立的境地。而为了寻求侵略、扩张的战争盟友，日本向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伸出了“联盟”之手。于是，从广田弘毅内阁开始，到第三次近卫文磨内阁时期，日本开始了同德国进行军事同盟缔结的交涉。
【作者简介】武向平，女，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日本外交政策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