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2年底，一本记录和反思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新书《守道1957》出版，颇受学界瞩目。
1957年1月，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在“双百方针”指导下召开，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次会议的主要筹办者之一、著名哲学史学家汪子嵩看来，这次会议是“建国后近30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
当时的与会者中名家荟萃。既有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业已成名的哲学家，也包括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权威专家，还不乏其他学科的资深学者如朱光潜、朱谦之、金克木等。
4天的会议聚焦于对待教条主义的态度、怎样看待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哲学遗产应该如何继承等问题。会上，贺麟强调的“唯心主义也有好东西”，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等看法主张引发了诸多讨论。不久，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这次会议被当作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加以清算，最终几近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被人遗忘。
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守道1957》一书的编者和相关研究学者，并查阅相关资料，以期还原当年那场会议的前前后后。
“要开就开大的（会）”
1956年10月8日，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康德哲学专家郑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为座谈会的召开做了铺垫。
“‘开放唯心主义’这样一个极具冲击性的题目实际上是由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亲自提出来的。”《守道1957》的编者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赵修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文中，郑昕以“一个腔子里关着两个灵魂”作喻，袒露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面临的政治和学术相矛盾的心理。“当年郑先生给我们哲学系55级开设康德哲学课时，就对我们坦言，他对康德很熟悉也有感情，但他又是系主任，也要求进步，那就不能不批判康德，可是他又不会批判。他说自己这门课大概没法上好，让我们想听就听，不想听就睡觉。”赵修义回忆。
在当时的郑昕看来，毛泽东于1956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解决这个深刻矛盾提供了一把钥匙，使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头脑里的关系，不再像军队的“让防”与“接防”，而是理论的说服与心服。
建国之初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曾让全国的知识分子绷紧了弦，不敢轻易发声。转机发生在1956年。
这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首次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提出实施“双百方针”。他宣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其后，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先后以演讲和撰文方式，详细阐释了“双百方针”，明确指出，在人民内部“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
这样的“早春”气象，令许多知识分子的心中重燃自由表达学术主张、促进学术繁荣的希望。
1956年夏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会议，率先为贯彻“双百方针”找到了自然科学领域的突破口。而作为社科学术重镇的北大哲学系，此时也在酝酿一场在哲学领域突破坚冰、破除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引导不同观点展开争鸣的学术讨论会。（记者注：日丹诺夫，1938年开始负责联共（布）中央的理论宣传工作，被奉为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家”或“权威”。在哲学领域，他积极贯彻斯大林的意图，1947年，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史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日丹诺夫的定义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奉为哲学研究之圭臬。）
“在这次会议的召开上，北大哲学系，特别是当时的系副主任汪子嵩先生是非常主动的。”赵修义告诉本刊记者，“因为他想让北大哲学系那些还在接受思想改造的学者尽可能地在学术上发光发热。”
“众人一致主张‘要开就开大的’，即开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邀请全国哲学界有志者共同参与，共议复兴哲学学术和哲学教育事业大计。为避免审批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麻烦，于是议定把会议的名称低调定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曾亲历座谈会从酝酿筹备到会务全过程的方昕，在《短暂机遇期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盛会》一文中写道。
继发表《开放唯心主义》之后，《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和朱伯崑文章，文章提出了他们在哲学教学研究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学术界获得普遍好评。北大哲学系趁机上报召开座谈会的意向，并获得了各主管部门的支持。
据方昕回忆，当时他们还找到陆定一的夫人，时任北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教员的严慰冰。“当我们提出请她就我们召开哲学学术研讨会一事在陆部长那里吹吹风，她当即满口答应，并很快有了回音。她说：对他（陆定一）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哪能不支持呀！”
1957年1月22日至26日，座谈会在北大俄文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很多，能坐一百多人的教室里挤得满满的。其中既有年逾七旬的老学者，也有还在哲学系学习的年轻人。会议由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哲学系主任郑昕等人轮流主持，显得很隆重。”当时与会的梁志学曾撰文回忆。
“真问题”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二是怎样评价和对待唯心主义；三是怎样继承哲学遗产。”《守道1957》的另一位编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翼星向本刊记者介绍说。 他们编撰该书时在北大档案馆看到一份《北京大学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以下简称《总结》），其中提到：“这次我们选择的既不是十分具体的问题（例：对孔子评价的问题），也不是‘先验’的由头脑中空想出来的大问题，而是我们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经常遇到的带有方法论性质的一些具体问题，因而是一些真问题。这样不但大家有兴趣来讨论这些问题，而且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使哲学史工作前进一步。”
“从《总结》多次强调会议是在中宣部和哲学所的倡议之下开始筹备，中宣部和哲学所的有关领导给予了许多指示来看，可以推测，会议主题的选定，应该是上下沟通的结果。”赵修义说。
座谈会上，贺麟提出的“唯心主义也有好东西”的观点以及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成为意见交锋的中心。
“贺麟先生认为唯心主义不能笼统地看成是错误的或者反动的，他认为唯心主义应该具体分析，其中也有一些可取的好东西。而冯友兰则认为任何一个哲学问题都有两重意义，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具体意义和当时的社会斗争、阶级斗争有联系，不一定能够继承，但是抽象意义，他认为是可以继承的。他们的观点受到了另一派学者，特别是某些专门的理论工作者的批评。”张翼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贺麟和冯友兰的观点之所以被聚焦，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两人原来的地位和名气摆在那；二是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比较尖锐。”赵修义分析说。
“此次会议的争鸣还是有限的。”张翼星说。《总结》中就曾提到，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的关锋发言后，整个会议就气氛大变。有些老教师的发言就有所保留了。以至于有些与会者觉得，座谈会开成了对冯友兰和贺麟的批判大会。
而在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汪子嵩看来，“这次座谈会的倾向尽管还是一面倒，坚持不同意见的只是少数人；但基本上还能做到平等讨论，允许被批判的一方自由申辩；能够讲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不随便扣政治帽子、无限上纲。”
座谈会前后的哲学争鸣，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关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曾有专门报道。汪子嵩曾回忆：会议结束后，当时在北京的苏联专家们对此很感兴趣，曾要他们去介绍情况。朱伯崑介绍了讨论双方的意见之后，专家们提出问题：究竟是谁说服了谁？汪子嵩回答：“我看是谁也没有说服谁。”引得哄堂大笑。
“这次座谈会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卫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一方面它率先开始了对日丹诺夫定义的反思，并试图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另外，会上关于中国文化遗产继承的讨论，对今天仍具价值。”
知识分子的“守道”精神
哲学家徐梵澄在谈到此次会议的主角之一贺麟时曾说：“贺麟是风云守道，有风云之气，但仍守道；我是守道而已。”
这样的“守道”，在赵修义看来，正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
“冯友兰、贺麟等人之所以要大声疾呼应‘辩证地看待唯心唯物的关系’，要‘抽象继承’等，都是希望创造条件，把40年代以前开始的工作继续下去。继续这方面的工作也不仅仅是一般的个人的爱好，而是出于一种是民族文化得以继往开来的责任。他们都在想办法在可能的条件下，扎扎实实地真正为一个民族学术水平的提高，做一些留得下痕迹，有益于后世的事情。”
据《总结》所述，潘梓年曾对会议提出指导意见：要从具体材料出发，不要从抽象概念出发；要“和风细雨”以理服人，不要扣帽子；要坐下来谈，反复论难，充分展开讨论等。
在参加了座谈会的北大学生周继旨的记忆中，那些平时温文尔雅的老先生们，在座谈会上争论起学术问题时，“居然聲色俱厉、言辞尖锐”。如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先生在发言中就曾说：“我可以和老婆离婚，却不能和唯心主义分家。唯心主义本身有好东西。”
据方昕回忆，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大多数人都能借参与这一开国以来首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把自己积攒心中多时想说的话说出来，一次说不完，就再三再四陈述。对不同意见，据理力争，却很少出现扣帽子、强加于人的情形。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重量级人物冯友兰、贺麟、朱光潜、金岳霖等人的发言，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对引起争辩的问题，一再申明自己的观点，在几天的研讨中，起了引领的作用。而在学界颇有影响力的张岱年、任继愈、洪谦、陈修斋、朱伯崑等的高质量发言，也吸引了与会者的关注，形成一次次精彩的场面。而个别“左”派人物（如关锋、孙定国）在当时的氛围下也有所收敛，实在按捺不住时就甩出几句“修正主义”之类扣政治帽子的言辞，但和者甚寡。
而胡绳在座谈会上的总结性发言，则给赵修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读了（胡绳的总结性发言）之后，十分感慨。什么叫坚持马克思主义？怎么对待自己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学界同行？什么叫不要简单粗暴？什么叫以理服人？（胡的发言）堪称范例。”
为了推广会议成果，当年5月，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和北京大学等三个单位又联合召开了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未参加座谈会的吕振羽、侯外庐、何思敏等也纷纷与会。他们一方面就座谈会所论及的方法论问题继续争鸣，另一方面则就如何开展中国哲学史研究进行讨论和部署。比如中国哲学史的资料编辑工作，以及洪谦等提出的编译供初学者使用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编等主张，后来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这些工作的成果，哺育了几代学子。
“这是一群真想做事情的人，他们是想对这个民族负责的。真正有这种文化责任和担当的人，他们会想到，光是讨论一下不行，要把能做的事情做起来。”赵修义说。
“马列道高北斗悬，淫辞一扫散如烟”
座谈会后，毛泽东曾邀请与会的冯友兰、贺麟、金岳霖、胡绳等人在中南海颐年堂共进午餐、讨论学术。他曾专门对冯友兰说，“你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还应继续下去。”
但冯友兰等人还是敏锐地意识到“事情正在起变化”。
北大55级毕业生陈村富曾听一位老师讲过：5月份开始，北大的各系各班都纷纷召开座谈会，大鸣大放。当时哲学系召开了几个座谈会，请冯友兰参加，动员他发言，他就是一言不发，捋捋胡须，翻翻报纸。据说本来党支部认定他的思想是标准的右派，可就是找不到他这期间的一句“反党言论”。同哲学史座谈会时截然相反，此时他不说，也不写。
但座谈会在反右斗争中终未幸免。1958年初，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的关锋，在《哲学研究》第一期发表《反对哲学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一文，成为清算这次座谈会的开始。
关锋在文中点名或不点名地批判了贺麟、陈修斋、冯友兰等人的发言，认为他们在会上就中哲史问题的学术讨论实际上是一次借方法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自此之后，清算在大学里展开，在当时的“双反运动”中所掀起的“拔白旗”浪潮中体现最为集中。一系列批判文章陆续发表，矛头直指在座谈会上表现活跃的冯友兰、贺麟等人。
“按照当时的惯例，被批判者得做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否则无法过关。”赵修义对本刊记者说。
于是，冯友兰先是发表了《质疑和请教》一文，回应了关锋等人的批判，承认这些批判对自己的著述在当时客观上所起的反动作用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在之后的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冯友兰又做了公开检讨。发言最后，他用诗歌来表示自我改造的决心：“奋笔当时信有由，根源一一细搜求。不堪往事重回顾，四十年间作逆流。马列道高北斗悬，淫辞一扫散如烟。明时不虑老将至，一悟昨非便少年…… ”
“冯友兰的这篇发言，不管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检讨，还是为了过关而做出的违心之言，都足以表明那个‘自由争鸣’的短暂的‘春天’已经结束。‘百家争鸣’所倡导的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已经被作为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大批判所取代。”赵修义在《不该湮没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尝试》一文中这样写道。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等书。）
1957年1月，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在“双百方针”指导下召开，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次会议的主要筹办者之一、著名哲学史学家汪子嵩看来，这次会议是“建国后近30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
当时的与会者中名家荟萃。既有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业已成名的哲学家，也包括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权威专家，还不乏其他学科的资深学者如朱光潜、朱谦之、金克木等。
4天的会议聚焦于对待教条主义的态度、怎样看待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哲学遗产应该如何继承等问题。会上，贺麟强调的“唯心主义也有好东西”，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等看法主张引发了诸多讨论。不久，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这次会议被当作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加以清算，最终几近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被人遗忘。
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守道1957》一书的编者和相关研究学者，并查阅相关资料，以期还原当年那场会议的前前后后。
“要开就开大的（会）”
1956年10月8日，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康德哲学专家郑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为座谈会的召开做了铺垫。
“‘开放唯心主义’这样一个极具冲击性的题目实际上是由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亲自提出来的。”《守道1957》的编者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赵修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文中，郑昕以“一个腔子里关着两个灵魂”作喻，袒露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面临的政治和学术相矛盾的心理。“当年郑先生给我们哲学系55级开设康德哲学课时，就对我们坦言，他对康德很熟悉也有感情，但他又是系主任，也要求进步，那就不能不批判康德，可是他又不会批判。他说自己这门课大概没法上好，让我们想听就听，不想听就睡觉。”赵修义回忆。
在当时的郑昕看来，毛泽东于1956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解决这个深刻矛盾提供了一把钥匙，使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头脑里的关系，不再像军队的“让防”与“接防”，而是理论的说服与心服。
建国之初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曾让全国的知识分子绷紧了弦，不敢轻易发声。转机发生在1956年。
这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首次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提出实施“双百方针”。他宣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其后，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先后以演讲和撰文方式，详细阐释了“双百方针”，明确指出，在人民内部“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
这样的“早春”气象，令许多知识分子的心中重燃自由表达学术主张、促进学术繁荣的希望。
1956年夏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会议，率先为贯彻“双百方针”找到了自然科学领域的突破口。而作为社科学术重镇的北大哲学系，此时也在酝酿一场在哲学领域突破坚冰、破除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引导不同观点展开争鸣的学术讨论会。（记者注：日丹诺夫，1938年开始负责联共（布）中央的理论宣传工作，被奉为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家”或“权威”。在哲学领域，他积极贯彻斯大林的意图，1947年，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史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日丹诺夫的定义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奉为哲学研究之圭臬。）
“在这次会议的召开上，北大哲学系，特别是当时的系副主任汪子嵩先生是非常主动的。”赵修义告诉本刊记者，“因为他想让北大哲学系那些还在接受思想改造的学者尽可能地在学术上发光发热。”
“众人一致主张‘要开就开大的’，即开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邀请全国哲学界有志者共同参与，共议复兴哲学学术和哲学教育事业大计。为避免审批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麻烦，于是议定把会议的名称低调定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曾亲历座谈会从酝酿筹备到会务全过程的方昕，在《短暂机遇期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盛会》一文中写道。
继发表《开放唯心主义》之后，《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和朱伯崑文章，文章提出了他们在哲学教学研究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学术界获得普遍好评。北大哲学系趁机上报召开座谈会的意向，并获得了各主管部门的支持。
据方昕回忆，当时他们还找到陆定一的夫人，时任北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教员的严慰冰。“当我们提出请她就我们召开哲学学术研讨会一事在陆部长那里吹吹风，她当即满口答应，并很快有了回音。她说：对他（陆定一）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哪能不支持呀！”
1957年1月22日至26日，座谈会在北大俄文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很多，能坐一百多人的教室里挤得满满的。其中既有年逾七旬的老学者，也有还在哲学系学习的年轻人。会议由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哲学系主任郑昕等人轮流主持，显得很隆重。”当时与会的梁志学曾撰文回忆。
“真问题”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二是怎样评价和对待唯心主义；三是怎样继承哲学遗产。”《守道1957》的另一位编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翼星向本刊记者介绍说。 他们编撰该书时在北大档案馆看到一份《北京大学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以下简称《总结》），其中提到：“这次我们选择的既不是十分具体的问题（例：对孔子评价的问题），也不是‘先验’的由头脑中空想出来的大问题，而是我们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经常遇到的带有方法论性质的一些具体问题，因而是一些真问题。这样不但大家有兴趣来讨论这些问题，而且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使哲学史工作前进一步。”
“从《总结》多次强调会议是在中宣部和哲学所的倡议之下开始筹备，中宣部和哲学所的有关领导给予了许多指示来看，可以推测，会议主题的选定，应该是上下沟通的结果。”赵修义说。
座谈会上，贺麟提出的“唯心主义也有好东西”的观点以及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成为意见交锋的中心。
“贺麟先生认为唯心主义不能笼统地看成是错误的或者反动的，他认为唯心主义应该具体分析，其中也有一些可取的好东西。而冯友兰则认为任何一个哲学问题都有两重意义，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具体意义和当时的社会斗争、阶级斗争有联系，不一定能够继承，但是抽象意义，他认为是可以继承的。他们的观点受到了另一派学者，特别是某些专门的理论工作者的批评。”张翼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贺麟和冯友兰的观点之所以被聚焦，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两人原来的地位和名气摆在那；二是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比较尖锐。”赵修义分析说。
“此次会议的争鸣还是有限的。”张翼星说。《总结》中就曾提到，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的关锋发言后，整个会议就气氛大变。有些老教师的发言就有所保留了。以至于有些与会者觉得，座谈会开成了对冯友兰和贺麟的批判大会。
而在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汪子嵩看来，“这次座谈会的倾向尽管还是一面倒，坚持不同意见的只是少数人；但基本上还能做到平等讨论，允许被批判的一方自由申辩；能够讲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不随便扣政治帽子、无限上纲。”
座谈会前后的哲学争鸣，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关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曾有专门报道。汪子嵩曾回忆：会议结束后，当时在北京的苏联专家们对此很感兴趣，曾要他们去介绍情况。朱伯崑介绍了讨论双方的意见之后，专家们提出问题：究竟是谁说服了谁？汪子嵩回答：“我看是谁也没有说服谁。”引得哄堂大笑。
“这次座谈会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卫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一方面它率先开始了对日丹诺夫定义的反思，并试图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另外，会上关于中国文化遗产继承的讨论，对今天仍具价值。”
知识分子的“守道”精神
哲学家徐梵澄在谈到此次会议的主角之一贺麟时曾说：“贺麟是风云守道，有风云之气，但仍守道；我是守道而已。”
这样的“守道”，在赵修义看来，正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
“冯友兰、贺麟等人之所以要大声疾呼应‘辩证地看待唯心唯物的关系’，要‘抽象继承’等，都是希望创造条件，把40年代以前开始的工作继续下去。继续这方面的工作也不仅仅是一般的个人的爱好，而是出于一种是民族文化得以继往开来的责任。他们都在想办法在可能的条件下，扎扎实实地真正为一个民族学术水平的提高，做一些留得下痕迹，有益于后世的事情。”
据《总结》所述，潘梓年曾对会议提出指导意见：要从具体材料出发，不要从抽象概念出发；要“和风细雨”以理服人，不要扣帽子；要坐下来谈，反复论难，充分展开讨论等。
在参加了座谈会的北大学生周继旨的记忆中，那些平时温文尔雅的老先生们，在座谈会上争论起学术问题时，“居然聲色俱厉、言辞尖锐”。如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先生在发言中就曾说：“我可以和老婆离婚，却不能和唯心主义分家。唯心主义本身有好东西。”
据方昕回忆，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大多数人都能借参与这一开国以来首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把自己积攒心中多时想说的话说出来，一次说不完，就再三再四陈述。对不同意见，据理力争，却很少出现扣帽子、强加于人的情形。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重量级人物冯友兰、贺麟、朱光潜、金岳霖等人的发言，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对引起争辩的问题，一再申明自己的观点，在几天的研讨中，起了引领的作用。而在学界颇有影响力的张岱年、任继愈、洪谦、陈修斋、朱伯崑等的高质量发言，也吸引了与会者的关注，形成一次次精彩的场面。而个别“左”派人物（如关锋、孙定国）在当时的氛围下也有所收敛，实在按捺不住时就甩出几句“修正主义”之类扣政治帽子的言辞，但和者甚寡。
而胡绳在座谈会上的总结性发言，则给赵修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读了（胡绳的总结性发言）之后，十分感慨。什么叫坚持马克思主义？怎么对待自己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学界同行？什么叫不要简单粗暴？什么叫以理服人？（胡的发言）堪称范例。”
为了推广会议成果，当年5月，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和北京大学等三个单位又联合召开了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未参加座谈会的吕振羽、侯外庐、何思敏等也纷纷与会。他们一方面就座谈会所论及的方法论问题继续争鸣，另一方面则就如何开展中国哲学史研究进行讨论和部署。比如中国哲学史的资料编辑工作，以及洪谦等提出的编译供初学者使用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编等主张，后来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这些工作的成果，哺育了几代学子。
“这是一群真想做事情的人，他们是想对这个民族负责的。真正有这种文化责任和担当的人，他们会想到，光是讨论一下不行，要把能做的事情做起来。”赵修义说。
“马列道高北斗悬，淫辞一扫散如烟”
座谈会后，毛泽东曾邀请与会的冯友兰、贺麟、金岳霖、胡绳等人在中南海颐年堂共进午餐、讨论学术。他曾专门对冯友兰说，“你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还应继续下去。”
但冯友兰等人还是敏锐地意识到“事情正在起变化”。
北大55级毕业生陈村富曾听一位老师讲过：5月份开始，北大的各系各班都纷纷召开座谈会，大鸣大放。当时哲学系召开了几个座谈会，请冯友兰参加，动员他发言，他就是一言不发，捋捋胡须，翻翻报纸。据说本来党支部认定他的思想是标准的右派，可就是找不到他这期间的一句“反党言论”。同哲学史座谈会时截然相反，此时他不说，也不写。
但座谈会在反右斗争中终未幸免。1958年初，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的关锋，在《哲学研究》第一期发表《反对哲学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一文，成为清算这次座谈会的开始。
关锋在文中点名或不点名地批判了贺麟、陈修斋、冯友兰等人的发言，认为他们在会上就中哲史问题的学术讨论实际上是一次借方法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自此之后，清算在大学里展开，在当时的“双反运动”中所掀起的“拔白旗”浪潮中体现最为集中。一系列批判文章陆续发表，矛头直指在座谈会上表现活跃的冯友兰、贺麟等人。
“按照当时的惯例，被批判者得做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否则无法过关。”赵修义对本刊记者说。
于是，冯友兰先是发表了《质疑和请教》一文，回应了关锋等人的批判，承认这些批判对自己的著述在当时客观上所起的反动作用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在之后的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冯友兰又做了公开检讨。发言最后，他用诗歌来表示自我改造的决心：“奋笔当时信有由，根源一一细搜求。不堪往事重回顾，四十年间作逆流。马列道高北斗悬，淫辞一扫散如烟。明时不虑老将至，一悟昨非便少年…… ”
“冯友兰的这篇发言，不管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检讨，还是为了过关而做出的违心之言，都足以表明那个‘自由争鸣’的短暂的‘春天’已经结束。‘百家争鸣’所倡导的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已经被作为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大批判所取代。”赵修义在《不该湮没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尝试》一文中这样写道。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