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到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如同历届党的三中全会一样，承担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任，也是一次承前启后、至关重要的会议。
　　会议不是详解各项政策的细枝末节，而是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说，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的确是转型时期改革和发展的一大命题。
　　从经济学角度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要义即是革新观念，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允许更多潜在的生产要素进入并积极参与市场交易，扩大市场规模，进而带来更高水平的分工与专业化，让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不断提高。
　　“包产到户”之前，广大农村的劳动力没有进入市场，创造的价值无法得到市场的承认，偷偷种养的农副产品甚至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被“割掉”或没收。农业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产出能力处于被压抑状态。一旦这一套压抑的桎梏被解除，获得解放的生产力就释放出高于此前百倍的活力与产能。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在解放生产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再无推进的余地。恰恰相反，容易解放的要素已经进入了市场，剩下的那些要素形态，改革的难度更大。
　　与劳动力要素被压抑会降低社会产能一样，资本要素或土地要素市场活力被压抑同样会影响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
　　典型案例如：土地供给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造成获得土地的企业可能是那些短期内能够向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租金”的企业，而非着眼长远、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未来带来更多“税金”的企业。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利率市场化等放松管制的改革已经有明显进展，有理由期待在三中全会上对这一改革大方向作出顶层的规划。
　　除了扩大国内生产要素对市场的参与度之外，解放生产力同样还有解放思想、扩大利用国外生产要素及市场的含义。
　　改革开放之初，欣欣向荣的“三来一补”生产模式，本质上是利用了国外法治及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制度环境，不用或可以较少担心要素压抑环境下的欺诈、违约或恶意执法等寻租行为对制造业成果的侵夺。
　　现在，国内的营商环境也在迅速改善，更长和更高端的产业链条和生产要素可以在国内环节实现，国内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样的背景之下，是否可以忽视海外要素的利用及市场的扩大了呢？
　　显然并非如此。尽管国际金融危机让中国认识到高度依赖发达经济体所蕴含的风险，开始采取措施扩大内需，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对中国经济的支持。
　　另一方面，所谓发展生产力，即是深化市场，提升已经或能够进入市场的生产要素的产能或效益。
　　这尤其需要重视人力资源的优化和科技创新的推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科教兴国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将秉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兼收并蓄，吸取国际先进经验，推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更高素质的人才，同时为各类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
　　这样的认识，一旦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制度性确定，发展生产力的重任就会有更坚实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