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没有在堂坡那两所延川著名的学府读过书，但命运偏偏和堂坡有着不解之缘。我初中是在乡镇中学上的，这就意味着考学几乎没什么希望，因为每年几十个中专指标都被县级中学包揽，乡镇中学年年“推光头”，所以家长都想方设法要把自己的孩子转到县中。家里人想尽了办法，最终还是没能把我转到县城里上学。
　　记得那年，考场设在堂坡上的延川中学。亲戚在县政府工作，我和其他亲戚家的六个孩子都要他给找住处，他条件有限，就让七个孩子晚上都睡在他办公室的土炕上。我们天天晚上打闹，一直能闹到天亮。最后一场考试，我瞌睡打盹儿，差点睡着了，被监考老师警告，才一下清醒过来。要不是这个老师心眼儿好，我可能会睡过头，也就考不上延安师范学校了。
　　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乡上喇叭通知，说我考上学了，要求第二天回学校填报志愿。奇怪的是，我第二天早早跑到学校，学校领导竟然说我没考上。我万念俱灰，二话没说扭头就走。六七天后，堂哥师范毕业回到老家，他觉得事有蹊跷，就带着我去县城一探究竟。半路上，我们碰见了学校那个领导，我俩和他再三核对，问他我到底考上没有。他支支吾吾的，一看就有猫腻。到了城里，我们直奔堂坡，老远就看见墙上张榜的大红纸，虽然已经褪色，但我的名字还依稀可辨。此时的我，站在堂坡口百感交集，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
　　三年后，我师范毕业回到母校，担任初三数学老师。1987年春天，我在堂坡遇到我师范学校的老师，他调回县教育局后，局里让他挑选几个得力的人，他和局长说准备调我。
　　接到调令后，我给学生上的最后一堂课是初三数学最难懂的“轨迹”。由于准备充分，课讲得很生动，同学们都听得两眼放光，我很欣慰。早饭后，在数学辅导课上，学生知道我即将调走，哭成一片。我的学生都和我年龄差不多，我们处得很好。为了学生，我一时犹豫了，经过几个老师的劝说，我才同意去教育局工作。
　　20世纪80年代，教师紧缺，市里规定所有老师不能转行。如果能到县教育局工作就不一样了，属于行政工作人员，转到政府部门去就容易了。我考学有惊无险，失去了报志愿的机会。其实，我真正的志愿是当警察，父亲当过兵，在我小的时候，他给我买过几把玩具枪。警察抓贼的游戏我不知道玩过多少次，还经常扮演警察。
　　人这一辈子，许多事好像是上天早有安排。在教育局工作時，几个单身汉下班后喜欢去堂坡上溜一圈，有一次在堂坡遇到一个公安局领导，他刚好穿过堂坡。这个领导和我中学班主任是亲戚，我们都认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对我一直心存好感。我们见面后，他直接问我想不想来公安局工作，说喜欢这个行业可以过来干，让我考虑两天。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从此，一头扎进公安系统，30多年来几乎干遍了所有警种，再没有想过挪动。如果那天我们俩要是在堂坡差上两分钟，可能我这辈子与警察这个行当就无缘了。
　　公安局在堂坡南侧，这里是法正之坡，也是学堂之坡，是去延川中学和城关小学的一条大路。为了孩子上学方便，我家一直住在堂坡附近。28年后，我有幸调到延安工作，快要离开时，走在堂坡上，老觉得曾经帮过我的两位贵人就在跟前，我不由得环顾左右。要搬家了，阴雨连绵，我的心情莫名其妙地沉重起来。因为我知道，我在这里有太多的故事，却无法把堂坡与人情一起打包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