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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向来是社会敏感话题，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更是威胁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大隐患。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徐滇庆认为，若要遏止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务必要切中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要害，决不能盲目提高“最低工资”，那样只会适得其反。
记者问(以下简称间)：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您觉得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
徐滇庆答(以下简称答)：贫富差距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要讨论贫富差距，我们就必须非常冷静、准确地找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源。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31。现在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都已经突破了0.5。在亚洲几十个国家里面，中国排名倒数第三。这个现实恐怕是很多政府官员和学者都无法接受的。对此应该采取什么对策，需要大家认真讨论，光喊“要缩小贫富差距”虽然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对解决现实问题帮助不大，所以找准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非常关键。
调整贫富差距在经济学理论上，早有定论，它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是生产层次，第二个是分配层次，第三个是再分配层次。
第一个层次需要做到让人们在公平的起点上竞争，反对垄断，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机会。第二个分配层次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公共财政政策，把国家的负担让社会成员合理地承担起来。第三个层次是慈善事业，这方面西方国家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但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又遇到了新的障碍，也就是公信度的问题。
如果这三个层次设计得好，作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贫富差距没有理由会这么大。但现实如此，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三个层次都没有设计得十分合理。
首先，在生产层次方面，我国现在的垄断现象依然相当普遍，公平竞争还没有实现，特别是在一些垄断性的领域之中。在历年进入《财富》500强的中国企业中，垄断性、资源性企业占据了主要席位。这是需要我们逐步改进的，对这个问题社会各界的看法也比较一致。
其次，就是在分配环节，这也是最为主要的部分。为什么我们总是找不准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呢?这和税制绝对有关。西方税制中的个人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40％-60％，而中国只有6.8％，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老百姓的税收负担不重，而是表现出我们的税制还具有很浓的计划经济色彩。在计划经济中，政府所有开支都来自于国有企业，所以无所谓税收，那么走向市场经济，别的都改了，农业、工业、贸易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唯独税制依然保留着计划经济特点——由企业承担起绝大部分的税收负担。大家都知道，向企业征税非常简单，这是计划经济下最通用的方式。它的弊病在于，企业交税无法发挥调节贫富差距的杠杆作用，而目前6.8％的个人所得税数量又太小，对调节贫富差距作用不大。
同时，对于资产征税，直到今天都没有拿到议程上来好好讨论。现在人们都在讨论房产税，房产税是西方很重要的一个税种，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都来自于房产税，而我们现在的房产税刚刚开始讨论，还没有认真地研究过。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房产税，如何征收房产税”，几乎全民都在反对设立房产税，因为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在目前的税制基础上再征一个税——这是一个误区。我们要整个改变税制，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开支在GDP中的比重。减税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同时要改变税制结构，其中企业税占30％，个人所得税占25％，房产税占20％-25％。当我们把整个税制调整好了之后，就能做到有钱的人多交，没钱的人少交，最困难的人不仅不交，还能拿到社会救济——这是很好的杠杆。但现在它没有包含在一个整体的改革范围之内，老百姓都误解为房产税是额外再“扒一层皮”。所以我们必须要整体考虑对整个财税体制的改革方案。这样才能有效地从根本上来缩小贫富差距。
第三，是慈善事业。我国慈善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和目前市场经济发展、文化道德建设不相协调，个人和企业的慈善意识还比较匮乏。除此之外，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不足，慈善机构运作不够透明等等，也容易造成公众的不信任。政府应该一方面加快立法和制度建设的步伐，改革慈善事业的准入制度，健全公益财产管理制度、公益机构分级监管制度、行业评估制度和信息统计等制度，使行业组织、进入和运行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应该注重政策扶持，尤其是在税收方面，鼓励企业积极从事各项社会慈善事业。
问：税制改革，在缩小贫富差距过程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答：前段时间，我和吴敬琏老师在一起讨论过几个问题，其中一项就是关于我国的税制改革。
税制改革对中国来说是个大问题。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0国家财政决算本级支出89874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7.8％。由于2006年我国已全部取消农业税，因此，将近9万亿元的政府支出均由城镇人口承担。2010年底，我国城镇人口总数6.69亿，人均承担政府支出1.34万元，而我国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1.9万元。换句话说，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名义收入应该为3.24万元，其中超过40％的人均名义收入都是让政府消费掉了。由此可见，中国人的税负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为什么大家对税负的压力没有感觉呢?这是因为大部分的压力转移给了企业。
我认为，应该通过税制改革，大幅度地削减企业税负，增加员工的工资，估计可以为企业减轻25％-35％的税负压力。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可以增加25％－30％，然后通过递进税制对个人所得征收所得税，来供给政府开支。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减100万的税，就给员工发100万的工资，然后政府再向员工征100万的税，这笔钱在这里面打了一个转，大家都没什么影响，政府依然能够有原来那么多的税收，企业也没增加负担。有人会说，企业员工多得了100万又交了100万，是不是玩了一个数学游戏呢?完全不是。企业员工交的100万税里面，收入高者承担的比例也相对较高，这个恰恰是我们税制设计的基本原则，富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有困难的不交税，甚至还能拿补贴。
1996年加拿大与我们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曾经组织过一次中国税制国际研讨会。中国派出了有30个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领队的是刘吉先生、董辅初先生，还包括现任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那时候大家就已经认识到了税制改革迫在眉睫，税制改革会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但是遗憾的是，15年过去了，我们的税制改革依然在原地踏步，这就难怪我们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了。
问：现在很多人建议公务员要率先减薪，您觉得这会带动整个国家公务员体系的减薪吗，这对缩小目前的贫富差距有多大作用?
答：“减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必须要说出理由来。如果说不出理由来，那就是“作秀”。我觉得，真正需要减薪的理由，是在民族遭遇危难的时候，也就是说政府财政没有钱了，如果不减薪政府就要关门，但现在还远没有到那个地步。 空喊公务员减薪对缩小贫富差距毫无作用。目前，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公务员的整个收入还没有纳入到正常的监管轨道，一些官员对“公开收入”还遮遮掩掩，公务员工资之外的福利补贴名目繁多，数额巨大，大量的社会资源一直在向他们倾斜，所以人们都挤破脑袋要报考公务员。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而且要在“公平”问题上做足文章，这一点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问：去年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为缩小贫富差距，将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工资倍增”，您觉得“增加工资”会缩小贫富差距么?
答：目前一些人认为，要缩小贫富差距就要通过增加工资收入来达到目标，我认为这条路走不通，甚至会走上歧途。
前面我提到，缩小贫富差距必须以“公平”为前提，我们的目的就是追求公平。那么缩小贫富差距首先就应该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者。中国的低收入者集中在哪里，是谁?很明显是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那里依然存在一亿到两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我国离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世界各国的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额的比例都在5％-8％。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有2.4％，日本有2％，美国只有0.8％。而我国现在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38％，就算要降到20％，我们的任务还是非常繁重的。这是中国的国情，我们绝不能过高地估计我们目前所取得的发展成果，而忘记了我们还有很艰巨的改革任务。毕竟还有38％的劳动力在农村，其中还有一亿多的农民实际上处于剩余劳动力的状态。我们必须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把这些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服务业、制造业，这样才能帮助农民脱贫，这是世界各国走过的道路，也是发展经济学反复证明了的道路。
可是现在有些人急于求成，说缩小贫富差距，就应该增加工资一一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若要增加工资，应该是给所有人都增加，特别先给最贫困的穷人增加。那么请问，还有一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给他们增加工资。如果做不到，就是给现在城里的人加工资，甚至提出五年和七年“工资翻番”的计划，其结果会是怎样?这就等于把这个社会拦腰砍了一刀，把上面这部分提上去了，下面却无法落实，这是万万做不得的事情。我们现在提倡和谐发展，就一定要把全体劳动者当作一个整体，而且特别要关注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而不能盲目地提高最低工资线，以达到城镇就业人口的工资翻番的“目标”。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反倒会因为最低工资线逐步上升，就业机会变得越来越少，这对于农民来说，决不是好消息。
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警惕，一旦通货膨胀爆发，绝大多数受害者将是低收入的人民群众，反通胀就必须理顺所有这些经济关系，从客观实际出发促进社会各个阶层的和谐发展。我们决不能忽视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贫富差距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反对垄断、税制改革、提倡慈善，在三个层次上充分发挥调节的杠杆作用。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重大政策上出现失误，很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随后还会发生金融危机，届时我们就将承受极大的损失。
问：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印度的发展模式，也经常拿“印度模式”和“中国模式”进行比较。你如何看待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龙象之争”?
答：前几年，我曾出版一本书《终结贫穷之路》，主要就是将中国与印度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人在预测，说印度很可能要赶上甚至超过中国，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也很形象地比喻为“龙象之争”。
究竟是“龙”赢还是“象”赢，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观点，我的基本观点非常清楚，不能简单地说“龙象之争”一定谁赢，但印度要超越中国只有两个条件：第一中国犯错误，第二印度改正错误。
1980年印度所有指标都比中国好，但30年后的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2倍，钢铁产量是他的6倍，铁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都比他强得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是因为印度走错路了。
总有一些人说，印度的高科技很先进——某些方面确实很先进，他们的银行系统比我们好，证券市场比我们好，生物制药比我们好，有些大企业还真的很好。但印度整体选错了发展道路，他选择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发展高科技行业，而中国选择了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为什么现在印度超越不了中国，为什么许多产业中，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比他高三到五倍，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拥有两亿产业大军，而且“产业训练”将他们从一般的农村劳动力变成了产业工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转变。
相比之下，印度的劳动力却比较松散，他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工作，所以他无法接受“训练”。中国30年前、20年前的打工仔、打工妹现在都成了老师傅，他们经历了劳动分工，融入了工业组织，融入了规模经济，所以全世界到处都是“中国制造”。从目前来看，中印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剪刀似的在扩大。
为什么中国能够保持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下一轮的竞争将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这些人口大国之间的竞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迟早要转移到这些国家去。对印度人来说，他们真正的竞争对手应该是孟加拉、印度尼西亚而不是中国，印度必须跟中国保持密切的合作，才有可能把下一轮接力棒紧紧握在他们手中。
但是这一天并不会在短期内到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一定会先从中国的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如果我们盲目地或是大幅度地提高最低工资线，就很有可能把这些产业给逼到越南、印度等国家，到时候全世界就可能很难见到“中国制造”了。
记者问(以下简称间)：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您觉得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
徐滇庆答(以下简称答)：贫富差距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要讨论贫富差距，我们就必须非常冷静、准确地找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源。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31。现在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都已经突破了0.5。在亚洲几十个国家里面，中国排名倒数第三。这个现实恐怕是很多政府官员和学者都无法接受的。对此应该采取什么对策，需要大家认真讨论，光喊“要缩小贫富差距”虽然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对解决现实问题帮助不大，所以找准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非常关键。
调整贫富差距在经济学理论上，早有定论，它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是生产层次，第二个是分配层次，第三个是再分配层次。
第一个层次需要做到让人们在公平的起点上竞争，反对垄断，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机会。第二个分配层次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公共财政政策，把国家的负担让社会成员合理地承担起来。第三个层次是慈善事业，这方面西方国家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但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又遇到了新的障碍，也就是公信度的问题。
如果这三个层次设计得好，作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贫富差距没有理由会这么大。但现实如此，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三个层次都没有设计得十分合理。
首先，在生产层次方面，我国现在的垄断现象依然相当普遍，公平竞争还没有实现，特别是在一些垄断性的领域之中。在历年进入《财富》500强的中国企业中，垄断性、资源性企业占据了主要席位。这是需要我们逐步改进的，对这个问题社会各界的看法也比较一致。
其次，就是在分配环节，这也是最为主要的部分。为什么我们总是找不准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呢?这和税制绝对有关。西方税制中的个人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40％-60％，而中国只有6.8％，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老百姓的税收负担不重，而是表现出我们的税制还具有很浓的计划经济色彩。在计划经济中，政府所有开支都来自于国有企业，所以无所谓税收，那么走向市场经济，别的都改了，农业、工业、贸易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唯独税制依然保留着计划经济特点——由企业承担起绝大部分的税收负担。大家都知道，向企业征税非常简单，这是计划经济下最通用的方式。它的弊病在于，企业交税无法发挥调节贫富差距的杠杆作用，而目前6.8％的个人所得税数量又太小，对调节贫富差距作用不大。
同时，对于资产征税，直到今天都没有拿到议程上来好好讨论。现在人们都在讨论房产税，房产税是西方很重要的一个税种，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都来自于房产税，而我们现在的房产税刚刚开始讨论，还没有认真地研究过。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房产税，如何征收房产税”，几乎全民都在反对设立房产税，因为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在目前的税制基础上再征一个税——这是一个误区。我们要整个改变税制，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开支在GDP中的比重。减税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同时要改变税制结构，其中企业税占30％，个人所得税占25％，房产税占20％-25％。当我们把整个税制调整好了之后，就能做到有钱的人多交，没钱的人少交，最困难的人不仅不交，还能拿到社会救济——这是很好的杠杆。但现在它没有包含在一个整体的改革范围之内，老百姓都误解为房产税是额外再“扒一层皮”。所以我们必须要整体考虑对整个财税体制的改革方案。这样才能有效地从根本上来缩小贫富差距。
第三，是慈善事业。我国慈善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和目前市场经济发展、文化道德建设不相协调，个人和企业的慈善意识还比较匮乏。除此之外，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不足，慈善机构运作不够透明等等，也容易造成公众的不信任。政府应该一方面加快立法和制度建设的步伐，改革慈善事业的准入制度，健全公益财产管理制度、公益机构分级监管制度、行业评估制度和信息统计等制度，使行业组织、进入和运行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应该注重政策扶持，尤其是在税收方面，鼓励企业积极从事各项社会慈善事业。
问：税制改革，在缩小贫富差距过程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答：前段时间，我和吴敬琏老师在一起讨论过几个问题，其中一项就是关于我国的税制改革。
税制改革对中国来说是个大问题。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0国家财政决算本级支出89874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7.8％。由于2006年我国已全部取消农业税，因此，将近9万亿元的政府支出均由城镇人口承担。2010年底，我国城镇人口总数6.69亿，人均承担政府支出1.34万元，而我国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1.9万元。换句话说，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名义收入应该为3.24万元，其中超过40％的人均名义收入都是让政府消费掉了。由此可见，中国人的税负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为什么大家对税负的压力没有感觉呢?这是因为大部分的压力转移给了企业。
我认为，应该通过税制改革，大幅度地削减企业税负，增加员工的工资，估计可以为企业减轻25％-35％的税负压力。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可以增加25％－30％，然后通过递进税制对个人所得征收所得税，来供给政府开支。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减100万的税，就给员工发100万的工资，然后政府再向员工征100万的税，这笔钱在这里面打了一个转，大家都没什么影响，政府依然能够有原来那么多的税收，企业也没增加负担。有人会说，企业员工多得了100万又交了100万，是不是玩了一个数学游戏呢?完全不是。企业员工交的100万税里面，收入高者承担的比例也相对较高，这个恰恰是我们税制设计的基本原则，富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有困难的不交税，甚至还能拿补贴。
1996年加拿大与我们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曾经组织过一次中国税制国际研讨会。中国派出了有30个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领队的是刘吉先生、董辅初先生，还包括现任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那时候大家就已经认识到了税制改革迫在眉睫，税制改革会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但是遗憾的是，15年过去了，我们的税制改革依然在原地踏步，这就难怪我们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了。
问：现在很多人建议公务员要率先减薪，您觉得这会带动整个国家公务员体系的减薪吗，这对缩小目前的贫富差距有多大作用?
答：“减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必须要说出理由来。如果说不出理由来，那就是“作秀”。我觉得，真正需要减薪的理由，是在民族遭遇危难的时候，也就是说政府财政没有钱了，如果不减薪政府就要关门，但现在还远没有到那个地步。 空喊公务员减薪对缩小贫富差距毫无作用。目前，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公务员的整个收入还没有纳入到正常的监管轨道，一些官员对“公开收入”还遮遮掩掩，公务员工资之外的福利补贴名目繁多，数额巨大，大量的社会资源一直在向他们倾斜，所以人们都挤破脑袋要报考公务员。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而且要在“公平”问题上做足文章，这一点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问：去年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为缩小贫富差距，将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工资倍增”，您觉得“增加工资”会缩小贫富差距么?
答：目前一些人认为，要缩小贫富差距就要通过增加工资收入来达到目标，我认为这条路走不通，甚至会走上歧途。
前面我提到，缩小贫富差距必须以“公平”为前提，我们的目的就是追求公平。那么缩小贫富差距首先就应该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者。中国的低收入者集中在哪里，是谁?很明显是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那里依然存在一亿到两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我国离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世界各国的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额的比例都在5％-8％。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有2.4％，日本有2％，美国只有0.8％。而我国现在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38％，就算要降到20％，我们的任务还是非常繁重的。这是中国的国情，我们绝不能过高地估计我们目前所取得的发展成果，而忘记了我们还有很艰巨的改革任务。毕竟还有38％的劳动力在农村，其中还有一亿多的农民实际上处于剩余劳动力的状态。我们必须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把这些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服务业、制造业，这样才能帮助农民脱贫，这是世界各国走过的道路，也是发展经济学反复证明了的道路。
可是现在有些人急于求成，说缩小贫富差距，就应该增加工资一一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若要增加工资，应该是给所有人都增加，特别先给最贫困的穷人增加。那么请问，还有一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给他们增加工资。如果做不到，就是给现在城里的人加工资，甚至提出五年和七年“工资翻番”的计划，其结果会是怎样?这就等于把这个社会拦腰砍了一刀，把上面这部分提上去了，下面却无法落实，这是万万做不得的事情。我们现在提倡和谐发展，就一定要把全体劳动者当作一个整体，而且特别要关注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而不能盲目地提高最低工资线，以达到城镇就业人口的工资翻番的“目标”。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反倒会因为最低工资线逐步上升，就业机会变得越来越少，这对于农民来说，决不是好消息。
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警惕，一旦通货膨胀爆发，绝大多数受害者将是低收入的人民群众，反通胀就必须理顺所有这些经济关系，从客观实际出发促进社会各个阶层的和谐发展。我们决不能忽视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贫富差距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反对垄断、税制改革、提倡慈善，在三个层次上充分发挥调节的杠杆作用。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重大政策上出现失误，很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随后还会发生金融危机，届时我们就将承受极大的损失。
问：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印度的发展模式，也经常拿“印度模式”和“中国模式”进行比较。你如何看待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龙象之争”?
答：前几年，我曾出版一本书《终结贫穷之路》，主要就是将中国与印度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人在预测，说印度很可能要赶上甚至超过中国，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也很形象地比喻为“龙象之争”。
究竟是“龙”赢还是“象”赢，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观点，我的基本观点非常清楚，不能简单地说“龙象之争”一定谁赢，但印度要超越中国只有两个条件：第一中国犯错误，第二印度改正错误。
1980年印度所有指标都比中国好，但30年后的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2倍，钢铁产量是他的6倍，铁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都比他强得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是因为印度走错路了。
总有一些人说，印度的高科技很先进——某些方面确实很先进，他们的银行系统比我们好，证券市场比我们好，生物制药比我们好，有些大企业还真的很好。但印度整体选错了发展道路，他选择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发展高科技行业，而中国选择了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为什么现在印度超越不了中国，为什么许多产业中，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比他高三到五倍，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拥有两亿产业大军，而且“产业训练”将他们从一般的农村劳动力变成了产业工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转变。
相比之下，印度的劳动力却比较松散，他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工作，所以他无法接受“训练”。中国30年前、20年前的打工仔、打工妹现在都成了老师傅，他们经历了劳动分工，融入了工业组织，融入了规模经济，所以全世界到处都是“中国制造”。从目前来看，中印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剪刀似的在扩大。
为什么中国能够保持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下一轮的竞争将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这些人口大国之间的竞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迟早要转移到这些国家去。对印度人来说，他们真正的竞争对手应该是孟加拉、印度尼西亚而不是中国，印度必须跟中国保持密切的合作，才有可能把下一轮接力棒紧紧握在他们手中。
但是这一天并不会在短期内到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一定会先从中国的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如果我们盲目地或是大幅度地提高最低工资线，就很有可能把这些产业给逼到越南、印度等国家，到时候全世界就可能很难见到“中国制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