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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有一个突破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排头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中央和广东、福建两省上下互动，酝酿利用两省毗邻港澳台、华侨众多的优势，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和试办特区。
中国领导人密集出访，眼界一下子变得开阔了
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尚在沸沸扬扬的争论声中，国际风云态势却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机遇。封闭20余年的中国正面临着世界许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再次调整的好时机。时不我待，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1978年一年之中，邓小平连续四次出访，先后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这一年当中，中国还有13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
通过这些访问，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的眼界一下子变得开阔了，尤其是对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落差感更加强烈了。“机遇难求！”中国再也不能坐失良机了。
在日本的几天里，邓小平曾感叹说：“中国荒废了十年，在此其间，日本等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我们落后了20年。”当看到日本一个工厂生产汽车的能力是中国长春一汽汽车生产能力的几十倍时，他对日本工厂的主人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了……”
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派代表团兵分几路进行考察。一个是委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的港澳经贸考察组，另一个便是以谷牧为团长的政府考察团。几乎是同期，还有一个由李一氓担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
谷牧率领的考察团由30多位身着统一颜色中山装的人士组成，其中包括轻工部杨波、水电部钱正英、农业部张根生、国家计委王全国等一些部长和几位沿海地区的省市负责人。考察团名义上是礼节性访问，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夕，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一次实地考察。
临走之前，邓小平找谷牧谈话，鼓励他们详细地做一些调查研究，好的、坏的都要看看，既要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了什么水平，也要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把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学回来。
7月中旬，各路考察团先后回到北京，关于西欧五国的经济考察报告、关于港澳地区的经济考察报告和对南斯拉夫的考察报告分别转呈中央。这几个报告，对于创办经济特区以及对外开放，提供了部分可借鉴经验和实际资料、建议。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务虚会召开，谷牧等出访回来的领导人介绍了国际形势和国外发展经济的经验。9月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务虚会上作总结报告，在谈到改革开放时，李先念说：“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现在世界上的极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它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绝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可以说，就是这个会议，让人们的思考转向了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和企业活力等问题上。亲历者对此次务虚会的评价是：我们党能够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
习仲勋：“如果中央容许我们……”
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在这次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习仲勋早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就已是中央委员，曾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遭康生迫害，16年之后才得以平反担任广东的领导工作。
这一次回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被分在了中南组。在会上，习仲勋意气风发，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粮食压力大，电力、燃料紧张，钢铁等原材料供应不足……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容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饲料，就可以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这一发言受到中央的重视。
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并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的初步设想。
讲到开放，引用外资，中国条件最好的省份，一个是广东，另一个是福建。当时，在香港的人口中，80%祖籍都是广东。中国人恋根，这是祖传的。
邓小平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的思想理论工作。
在汇报中，习仲勋直陈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省的特点来搞。”
习仲勋是个急性子：“广东省委已经讨论过了，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放点儿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听了他的话，有人问：“广东要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儿，搞活一点儿。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然后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
这以后，习仲勋又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他的建议得到了常委们的支持。会间，他和杨尚昆一起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听了他的汇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深圳，这块地方到底叫什么好呢？出口加工区、贸易区、工业区？都不算准确。不一会儿，邓小平把手里的香烟往烟灰缸里一顿，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习仲勋听了说：“特区，好！”也许是与老战友在一起的缘故吧，邓小平接着补充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建设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回到广东后，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并将他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作的汇报，对与会者作了简要说明：“党中央对广东的工作极为关怀，批准广东省委关于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搞一个新体制。”
经济特区通过国家立法程序正式诞生
1979年5月中旬，谷牧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达广东，在对办特区的有关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之后，便会同广东省的有关同志组织的文件起草小组，给中央写请示报告，6月6日正式拟定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随后，工作组到达福建，不久，福建省委也拟定出了请示报告。
两份文件被带回北京，中央很快批准了广东、福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方案。1979年7月15日，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中明确批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拟组织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了解闽、粤两省执行政策的情况，适时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适时解决矛盾。
1979年8月，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成立了，这是国家具体负责对外开放工作的机构。管委会主任由谷牧兼任。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受中央委托，谷牧副总理在广州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关于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的具体执行情况。这次会议采纳了广东提出的建议，并报经中央同意，将“出口特区”改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經过反复论证和13次易稿，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经济特区设立的决策和立法程序完成，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此后不久，国务院相继批准了上述四个经济特区的位置和区域范围。
（梁衍军荐自《文史精华》）
中国领导人密集出访，眼界一下子变得开阔了
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尚在沸沸扬扬的争论声中，国际风云态势却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机遇。封闭20余年的中国正面临着世界许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再次调整的好时机。时不我待，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1978年一年之中，邓小平连续四次出访，先后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这一年当中，中国还有13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
通过这些访问，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的眼界一下子变得开阔了，尤其是对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落差感更加强烈了。“机遇难求！”中国再也不能坐失良机了。
在日本的几天里，邓小平曾感叹说：“中国荒废了十年，在此其间，日本等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我们落后了20年。”当看到日本一个工厂生产汽车的能力是中国长春一汽汽车生产能力的几十倍时，他对日本工厂的主人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了……”
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派代表团兵分几路进行考察。一个是委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的港澳经贸考察组，另一个便是以谷牧为团长的政府考察团。几乎是同期，还有一个由李一氓担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
谷牧率领的考察团由30多位身着统一颜色中山装的人士组成，其中包括轻工部杨波、水电部钱正英、农业部张根生、国家计委王全国等一些部长和几位沿海地区的省市负责人。考察团名义上是礼节性访问，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夕，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一次实地考察。
临走之前，邓小平找谷牧谈话，鼓励他们详细地做一些调查研究，好的、坏的都要看看，既要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了什么水平，也要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把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学回来。
7月中旬，各路考察团先后回到北京，关于西欧五国的经济考察报告、关于港澳地区的经济考察报告和对南斯拉夫的考察报告分别转呈中央。这几个报告，对于创办经济特区以及对外开放，提供了部分可借鉴经验和实际资料、建议。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务虚会召开，谷牧等出访回来的领导人介绍了国际形势和国外发展经济的经验。9月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务虚会上作总结报告，在谈到改革开放时，李先念说：“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现在世界上的极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它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绝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可以说，就是这个会议，让人们的思考转向了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和企业活力等问题上。亲历者对此次务虚会的评价是：我们党能够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
习仲勋：“如果中央容许我们……”
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在这次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习仲勋早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就已是中央委员，曾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遭康生迫害，16年之后才得以平反担任广东的领导工作。
这一次回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被分在了中南组。在会上，习仲勋意气风发，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粮食压力大，电力、燃料紧张，钢铁等原材料供应不足……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容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饲料，就可以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这一发言受到中央的重视。
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并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的初步设想。
讲到开放，引用外资，中国条件最好的省份，一个是广东，另一个是福建。当时，在香港的人口中，80%祖籍都是广东。中国人恋根，这是祖传的。
邓小平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的思想理论工作。
在汇报中，习仲勋直陈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省的特点来搞。”
习仲勋是个急性子：“广东省委已经讨论过了，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放点儿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听了他的话，有人问：“广东要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儿，搞活一点儿。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然后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
这以后，习仲勋又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他的建议得到了常委们的支持。会间，他和杨尚昆一起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听了他的汇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深圳，这块地方到底叫什么好呢？出口加工区、贸易区、工业区？都不算准确。不一会儿，邓小平把手里的香烟往烟灰缸里一顿，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习仲勋听了说：“特区，好！”也许是与老战友在一起的缘故吧，邓小平接着补充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建设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回到广东后，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并将他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作的汇报，对与会者作了简要说明：“党中央对广东的工作极为关怀，批准广东省委关于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搞一个新体制。”
经济特区通过国家立法程序正式诞生
1979年5月中旬，谷牧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达广东，在对办特区的有关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之后，便会同广东省的有关同志组织的文件起草小组，给中央写请示报告，6月6日正式拟定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随后，工作组到达福建，不久，福建省委也拟定出了请示报告。
两份文件被带回北京，中央很快批准了广东、福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方案。1979年7月15日，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中明确批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拟组织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了解闽、粤两省执行政策的情况，适时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适时解决矛盾。
1979年8月，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成立了，这是国家具体负责对外开放工作的机构。管委会主任由谷牧兼任。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受中央委托，谷牧副总理在广州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关于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的具体执行情况。这次会议采纳了广东提出的建议，并报经中央同意，将“出口特区”改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經过反复论证和13次易稿，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经济特区设立的决策和立法程序完成，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此后不久，国务院相继批准了上述四个经济特区的位置和区域范围。
（梁衍军荐自《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