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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业的兴衰源于它的内在优势、辉煌的成就、难以名状的轻率和自作自受式的失败。
在回望美国制造业兴衰历程时，曾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評为“全球百位思想家”的瓦科拉夫·斯米尔（VaclavSmil）总结道：“美国制造业的兴衰源于它的内在优势、辉煌的成就、难以名状的轻率和自作自受式的失败。”
斯米尔所说的“优势”是美国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成就”是指从南北战争之后的迅速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统治地位的确立，并引领战后“黄金时代”的光荣历程。
斯米尔所说的“轻率”指的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无谓的自信和浮夸的傲慢。政商界主流观念认为：低端制造环节的外迁不会影响美国制造业的强势地位;向服务业转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性的体现;源源不断的创新和新产业的诞生所带来的新的就业会弥补落后产业外迁造成的就业岗位的损失;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产出恰恰体现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反映出的美国教育的退化不足挂齿;从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并得以维持，是美元“嚣张的霸权”的体现;在历经近百年的贸易顺差后，面对1971年第一次贸易逆差，以及1985年首次对中国的逆差（仅600万美元）时，美国政策当局都没有太在意，这是对不平等的多边贸易规则的轻率。
所谓“自作自受”，斯米尔指的是工会的力量以及频繁而持久的大罢工，以及监管层制定的严格的劳工和环保规范等，这削弱了美国企业的议价能力，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只需问：热爱自由和维权意识强的美国工人能承受免费加班吗？当然，斯米尔也有责怪美国政府不作为之意。
美国制造业从兴起到萎缩，时隔一个世纪。而且，美国霸权地位是建立在两次世界大战基础上的，所以，几乎是很难复制的。反观中国，凭什么相信“世界工厂”地位牢不可破，苹果产业链坚不可摧和“……不会影响中国的产业链地位”呢？制造业和产业链的建立和重构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以年为单位来思考这个问题，必定是短视的。只有居安思危和未雨绸缪，才能打赢这场“制造业保卫战”。
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说：“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思想、勤勉的公民可以改变世界。实际上，一直以来，这才是事情的真相。”所以，永远不要轻视特朗普带来的整个叙事的转变——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从多边到双边，从世界警察到美国优先，从“历史的终结”到“文明的冲突”。
战后全球化的顶点在2008年就出现了，其后，全球资本流动和贸易规模都出现了收缩。类似于1913年，它是上一轮全球化的顶点，之后便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29～1933年大萧条，导致全球化的中断和逆转。1971年之前，主要是贸易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还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末。1991年苏联解体，贸易与金融的全球化上了一个新台阶，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峰值。
逆全球化未必是全面收缩，但生产的终端贴近最终消费的趋势或更加明朗，如通用电气的案例所揭示的一样，即自给自足式的全球化，我们将其称为“特斯拉模式”。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目前只供应国内市场，未来如果扩充产能，或可能出口到亚洲其他国家。价值链的区域化特征已经确立，中国、美国和德国分别为亚洲、北美和欧洲的中心国，未来还将进一步巩固。这不仅取决于企业基于成本-收益的核算，还取决于大国关系，政策是会改变企业的成本收益比较的。
在回望美国制造业兴衰历程时，曾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評为“全球百位思想家”的瓦科拉夫·斯米尔（VaclavSmil）总结道：“美国制造业的兴衰源于它的内在优势、辉煌的成就、难以名状的轻率和自作自受式的失败。”
斯米尔所说的“优势”是美国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成就”是指从南北战争之后的迅速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统治地位的确立，并引领战后“黄金时代”的光荣历程。
斯米尔所说的“轻率”指的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无谓的自信和浮夸的傲慢。政商界主流观念认为：低端制造环节的外迁不会影响美国制造业的强势地位;向服务业转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性的体现;源源不断的创新和新产业的诞生所带来的新的就业会弥补落后产业外迁造成的就业岗位的损失;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产出恰恰体现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反映出的美国教育的退化不足挂齿;从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并得以维持，是美元“嚣张的霸权”的体现;在历经近百年的贸易顺差后，面对1971年第一次贸易逆差，以及1985年首次对中国的逆差（仅600万美元）时，美国政策当局都没有太在意，这是对不平等的多边贸易规则的轻率。
所谓“自作自受”，斯米尔指的是工会的力量以及频繁而持久的大罢工，以及监管层制定的严格的劳工和环保规范等，这削弱了美国企业的议价能力，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只需问：热爱自由和维权意识强的美国工人能承受免费加班吗？当然，斯米尔也有责怪美国政府不作为之意。
美国制造业从兴起到萎缩，时隔一个世纪。而且，美国霸权地位是建立在两次世界大战基础上的，所以，几乎是很难复制的。反观中国，凭什么相信“世界工厂”地位牢不可破，苹果产业链坚不可摧和“……不会影响中国的产业链地位”呢？制造业和产业链的建立和重构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以年为单位来思考这个问题，必定是短视的。只有居安思危和未雨绸缪，才能打赢这场“制造业保卫战”。
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说：“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思想、勤勉的公民可以改变世界。实际上，一直以来，这才是事情的真相。”所以，永远不要轻视特朗普带来的整个叙事的转变——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从多边到双边，从世界警察到美国优先，从“历史的终结”到“文明的冲突”。
战后全球化的顶点在2008年就出现了，其后，全球资本流动和贸易规模都出现了收缩。类似于1913年，它是上一轮全球化的顶点，之后便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29～1933年大萧条，导致全球化的中断和逆转。1971年之前，主要是贸易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还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末。1991年苏联解体，贸易与金融的全球化上了一个新台阶，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峰值。
逆全球化未必是全面收缩，但生产的终端贴近最终消费的趋势或更加明朗，如通用电气的案例所揭示的一样，即自给自足式的全球化，我们将其称为“特斯拉模式”。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目前只供应国内市场，未来如果扩充产能，或可能出口到亚洲其他国家。价值链的区域化特征已经确立，中国、美国和德国分别为亚洲、北美和欧洲的中心国，未来还将进一步巩固。这不仅取决于企业基于成本-收益的核算，还取决于大国关系，政策是会改变企业的成本收益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