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办好文学期刊，今天已成了期刊同仁非常关注的问题，如何进行文学期刊的改革，也已成了老生常谈。在“改革”一词变得时髦和流行的今天，改而不革或革而不改的现状已呈现一团理不清的乱麻与矛盾。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阐释的话，大概是会有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但由于在众多的文学期刊中，各自的生存环境不同，指山说海，隔岸观火，难免有脱离真弦，不得要理之嫌。所以笔者还是从自身所处的《北京文学》的发展说起，也只是一家一人之言，并不能概其全貌，只不过是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因笔者曾在报社当过多年的记者，在此十多年之前还曾在一家通俗文学期刊干过，所以对这些报刊的生存状态多有一些感触。笔者觉得办报和办刊物有两个不同的侧重点。报纸是需要有众多的记者广泛的收集各类信息，然后在最短的时间里进行提炼改造，以最快捷的速度，将信息通过报纸的版面刺激到读者的视线里，这里面信息本身的含量要超过文字的修饰。如果说，报纸是以扇面结构的新闻辐射为主的话，那么，文学期刊就侧重在纵深点上，它的内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以点带面的。可以说，报纸上的新闻点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我们的阅读感是在验证这类真实事件的真伪过程中实现的。文学作品是在真实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它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更多一些。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清晰的编辑思想。梁启超当年在办《时务报》时曾提出“唤起民智，增加活力，去塞求通，去浊求清”的方针。笔者认为今天仍适用于我们。笔者再加上去狭隘而求广阔，去短视而求长视，去庸碌而求长进。以笔者所服务的《北京文学》来说，处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政治文化地理位置上，完全有理由将其办好。如果说，文学期刊在今天这个历史环境中尚有生存之地的话，那么《北京文学》就应生存得更好。因你很难想象一个老舍、赵树理、杨沫曾任主编，一个因发表《海瑞罢官》被砌入历史的迷墙而引起巨大社会震动（吴晗引发十年“文革”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最早就发表自《北京文学》）；一个发表过众多优秀文学作品，一个培养了诸多优秀作家的文学期刊会悄然消失。但在现阶段这个社会转型期中，怎样顺之者昌地把刊物办好，这就需要有一个清晰的头脑找出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充分的因势利导。这也使笔者常想起邓小平当时在南巡讲话时对当地领导人所说的：重要的是一个明白人还是一个糊涂人。在特区的特定区域，许多政策法规不配套和不适应，怎样审时度势，采取相应的对策，就要靠当事人进行准确的判断，使之进入促进经济发展的健康轨道又不至偏离方向。那么，什么样的方向又是正确的呢？笔者认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给了我们充分理解的空间，它从抽象、教条的政治说教中让我们解放了出来。作为思想和精神领域里的文学期刊自然是获益匪浅的。说坚持“三个代表”，并不应仅是贴上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标签，重复一些空洞过时的口号，而是要领会其发展前进的精神实质。从笔者个人的角度来认识，“三个代表”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继承外，还应包括重新审视疏理的“孔孟之道”“诸子百家”以及洋为中用的西学政经。总之，一切优秀的人类政治文化科技遗产都应是这个组成部分，它引导我们去寻找一个更广阔的人类前景和生活的目标。所谓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就是要兼容并蓄、兼容并包。《易经》中的保合太和、平衡阴阳二气与孔孟之道宣扬的“德治”“仁政”都是千年的古人哲学，你能说它不是我们今人的座右铭吗？
　　


　　文学是其他一切文字媒体的母体，好的影视作品几乎都是从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过来的便是一个实证。发表在《北京文学》上著名作家刘恒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成影视剧，风靡全国、家喻户晓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但遗憾的是《北京文学》当时并未抓住这一机遇，与影视剧互动，扩大刊物的影响力。笔者有一次在采访张艺谋时他就曾坦言电影依靠文学的兴盛而强大，这话如果更引申一步来说，便是一切文化艺术的兴盛都有待文学的复兴。但文学的价值今天以另一种方式让人们认识也是必然的。詹姆斯·赖斯顿说19世纪是文学家的时代，20世纪是新闻记者的时代。那么到了21世纪，笔者认为是这两者结合及信息充塞和多媒体齐头并进的时代。文学期刊的不景气反衬着一些畅销书的畅销，动辙发行五六万、十几万，贾平凹的《病相报告》发行了 15万册，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发行了20多万册。而《白鹿原》累积发行到了近百万、《易中天品三国》借助电视媒体被天价收购也已发行超百万，文学期刊《小说月报》发行40多万册更是说明了纯文学的市场效应。文学期刊虽说有可观发行量的屈指可数，但毕竟还有一些以其自身的号召力挺立在市场上。这样看来，历史又给一些有事业心的文学期刊的办刊人施展其本事的一个机遇，重要的是要调整好自身刊物的生存环境，兴利除弊，各显其能。举例来说，《北京青年报》连载了《北京文学》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从分数重压下解救出来的少年英才》，加之辅以贾平凹这样有号召力作家的作品就让刊物本身的发行数也沾了光，那一期期刊竟然在市场上出现了脱销的状况，很让人感到意外。过去许多人对文学期刊侧重刊登报告文学感到有些不适应，但今天来看，在文学期刊中，也许只有报告文学能和社会现实接上轨。但题材需要调整，如每期都能登出切中社会命脉的作品，就会引起媒体的关注。《北京文学》近几年多来的报告文学更是因为题材切中百姓关心的热点话题引起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的浓厚兴趣，几乎每期的报告文学刚一刊出就被各地报纸争相连载，2002年第5期的《从分数重压下解救出来的少年英才》和2003年第6期的《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两篇报告文学，还直接引发了读者的争相抢购，推动了这两期杂志在全国的热销乃至脱销，这在当今全国同类文学杂志中也是没有过的。回首当年克拉玛依大火的报告文学《为了忘却的纪念——目击克拉玛依大火十年纪事》一文刊出后，受到国内外媒体关注，凤凰卫视与《南方周末》还专程找到作者欲作专题节目，各网站也竞相转载，让人至今难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期刊发行量逐年下降这种现实，已经不是新闻；相反，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回升，肯定是文学界的新闻，因为这种情况在文学期刊界几乎是凤毛麟角。《北京文学》随着内容的革新与发行管理的跟进，发行量却已经连续两年回升：2002年《北京文学》的固定订户比2001年却增加了12％，2003年的订数比2002年又增加了34％。加上零售，《北京文学》目前的实际发行量已经成倍增长。截至2006年底，《北京文学》在采取了一系列的征订刊物的措施后，订刊数已再次翻番。
　　在《北京文学》原创版逐渐赢得读者和市场认可的同时，2003年1月，《北京文学》杂志社在经过周密的市场调查又创办了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同时原创版标名为《北京文学·精彩阅读》，从而使《北京文学》由原有的一本杂志变为两本杂志。《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由于在版式和内容上进行了适应现代读者阅读的思维转换，一进入市场就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加上精选的最新最好看的中篇小说佳作，正不断抢夺市场吸引读者，成为文学选刊中的一匹黑马。由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发的作品精萃、快捷，加之著名作家对名篇佳作手书点评，现已成为文学界的一个作品指南的方向标。举例来说，创刊的第一期选载了周恩来、陈毅、瞿秋白等领袖人物早年创作的文学作品，自然引起读者浓厚新鲜的阅读兴趣。为了切实地开拓市场，《北京文学》曾适时地成立了有10多个发行员组成的自己的发行部。主管领导亲自抓，除了每期将《北京文学》两刊推到市场上，还兼顾了一些兄弟期刊的发行。当然，《北京文学》同其他兄弟文学刊物一样也面临着生存窘境，也需要输血和输气，但你若要想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首先是把刊物办出水平、办出影响力。在这个水平线上，是不存在大刊小刊的标签的，只要办得好，有影响力，你就是首屈一指的。这里，办刊者经常谈的话题是读者。但要寻找到自身刊物的读者群，是需要经过详尽的市场调查才能找到的，否则你所说的读者就是虚构的、是不存在的。《佛山文艺》的读者群是在其特定地域中的打工妹和打工仔，就是该刊锁定的读者群体；《故事会》《小小说选刊》的读者群或许是一些南来北去的流动人口，或许是那些不堪忍受大块文学作品重负寻找快捷、轻松阅读故事的受众。除了《北京文学》等刊物外，进入新世纪，许多文学期刊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刊、改版、改期。这其中有的一刊双胎，同《北京文学》一样成为上半月下半月两刊，最成功的莫如天津的《小说家》脱胎成《小说月报·原创版》，从发行几千份一路飙升至15万册，这里面毫无疑问沾了《小说月报》品牌效应的光。《当代》和《十月》利用出版社本身有长篇小说书稿的优势，创办了发表选登长篇小说的下半月刊；《小说选刊》则在开办下半月刊失败后，也挤上了这条路。贾平凹任主编的《美文》，创办了少年版后，发行高达30万更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中国作家》在经过招聘副主编等一系列动作后，创办了专发纪实作品的专号。在一些期刊增刊扩充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刊物进行了减负，如《春风小说月刊》改成专发哲理散文、随笔的《意林》，后者也发行到了30多万册，这些都是根据期刊市场调研后改头换面出现的成果。地市一级的文学期刊，最早由内蒙古的《鄂尔多斯》改成的《小说精选》及上海的《萌芽》定位为少年版都不乏是比较成功的典范。据到中东约旦出差的同仁们讲，当她在这个陌生的国家见到自己祖国的刊物《小说精选》时，倍感亲切，可见这份刊物的触角伸得有多广。吉林省群众艺术馆创办的《参花》改发“真情故事”“爱情故事”后，发行十五六万册也唤醒了读者的阅读热情。还有一些文学刊物，虽然发行量并未见大的改观，但刊物自身的影响力与辐射力则日益波及文学圈内外，像韩石山主编的《山西文学》就是一例。然而，在一些文学期刊改进呈现出一些可喜的市场效应的同时，另有一些则由于把握市场的准星不准，仍未走出困境。《湖南文学》改版成《母语》，自恋的文学形态，不为读者认同，现又改成了《文学界》；《天津文学》变成《青春阅读》也未见成效。诚然，在文学期刊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一些刊物自生自灭在所难免，而大浪淘沙下来的一些精品和有市场效益的刊物留了下来，也是必然。但今天看来，文学期刊在经过一段不景气和萧条的境况下，又有反弹的趋势，以《小说月报》每期后面登载的期刊目录表来看，众多的文学刊物都还在册，这其中就包括一些很不起眼的刊物。虽然大家一直都在喊难办难办，可都还在办。身处在这众多文学期刊中的《北京文学》有理由办得更好，有以下几个理由：
　　其一，除了上面谈到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外，再就是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清晰。这就是，奥运申办成功了，入世也成功了，北京将要迈入国际大都市的行列，给了我们许多机遇。可以这么说，奥运是个走向世界的步骤，入世也是一个走向世界的步骤。奥运是一个文化和政治的举措，入世是一个经济举措。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举办，给了我们许多接近这一目标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改造我们的刊物，在各级领导的政策和财政支持的启动下，使之成为与世界接轨的有品位、有市场的优秀的文学期刊。
　　其二，我们以其自身的凝聚力和质量有能力组来一批优秀作家的稿子，发掘一些新锐，在接近读者的前提下博采众长、提升刊物的影响力，众人拾柴火焰高。
　　其三，借助自身的一些媒体，期刊的发行量经过一段稳步的开拓和宣传一定会上去的，也一定会占有可观的市场份额。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又要回到“什么是文学”这个老话题上去了。如果我们非要钻牛角尖寻找出一个真谛的话，那么在浩如烟海的文学理论中，是难以找到各个定位的。如别林斯基怎么说，雨果怎么说，再往上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韩愈、柳宗元又是怎么说的，前现代、后现代等等。但笔者认为，文学期刊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的变革和变化中不断推陈出新。诚如今天文学期刊的形态肯定不同于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也不同于赵树理当年办《北京文学》前身《说说唱唱》的那种式样。有一位外国作家曾有如下见解：全看你在什么地点、全看你在什么时间、全看你感觉到什么——
　　全看你感觉如何，
　　全看你得到什么培养，
　　全看是什么东西受到赞赏，
　　今日为是，明日为非，
　　一切就得看情况，一切就得看情况……
　　所以说，一本有着思想含量的文学期刊也应是在社会思潮嬗变的过程中与时俱进的变化着和发展着，今日为是，明日为非。
　　如果，我们非问出一个文学期刊究竟怎么办的问题，那么，有一个非文学的东西可以供我们参照。这就是美国新闻最高奖，以普利策命名的。他当年创办《纽约世界报》就发表过这样的宣言：
　　在我们这个日益繁荣的大城市里，需要这样一种日报。这份报纸不仅售价低廉，而且内容丰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篇幅浩大；不仅篇幅浩大，而且充分发扬民主，真正致力于人民的事业，而不为有钱有势者谋利益……它将揭露一切诡骗和无耻，抨击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它将以真挚诚恳的态度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这是资产阶级报纸的宣言，不要以为只有我们才提倡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当然这只是指办报，但文学期刊也是文学界的媒体，借鉴过来，让内容在这个层面上向人的精神领域纵深挖掘、纵深发展也是相互吻合的。萨特说，没有任何东西为我们保证文学是不朽的，今天文学的机会也就是社会的机会，必须碰一下运气，如果我们失去机会，不仅作家要倒霉，社会也要倒霉，如果写作艺术注定要变成纯粹的宣传或纯粹的娱乐，社会也就会再次坠入直接性的泥潭。而我们就不应糊里糊涂地陷在这个泥潭里。
　　今天如果要想把文学期刊办好，首先就得弄清楚文学期刊的性质和形态，它是一本文学期刊，而文学期刊是需要它的基本粒子——作家来展示的。聚拢作家的人气是我们必需的。诚如美国早期的《纽约先驱论坛报》需要沃尔特·李普曼的文章；《美国新闻周刊》需要弗兰克斯的文章、前苏联的文学期刊《十月》需要艾特玛托夫和爱伦堡的作品、《现代人》杂志需要别林斯基的评论、日本《文艺春秋》需要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一样，我们也需要那些优秀的作家来捧场。广泛地团结优秀作家并扶掖新锐天才是我们的天职。在人们抱怨文学期刊萧条的同时，反衬着它潜在的繁荣。实际上，文学期刊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不景气的，而在中国，这样众多文学期刊的涌现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说，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和新的方法可供借鉴，有影响力的《纽约客》与法国的《文学评论》发行量充其量也只有几千份罢了。文学形态也只是在中国这特殊国情里特殊存在着的。我们应毫不自卑而又自信地相信，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文学大国，尽管文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经受了诸多磨难几乎窒息，但它仍然顽强韧性地成长着。诚如17世纪的卢梭所说的：“在亚洲就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在那里文章得到荣誉就足以导致国家最高的禄位。如果各种科学可以教化风俗，如果它们能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如果它们能鼓舞人们的勇气，那么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而又不可征服的了。”文学要向前发展必须要展开自由的翅膀，驰骋自己的想象。梁启超当年办刊时，就是在这一宗旨下指出报刊贵在“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他认为戊戎变法以前的报刊之所以不大受读者欢迎，发行量少的核心问题是内容贫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应多方搜寻，合乎人群之需要，顺应国势之昌盛。而不应夜郎自大，坐井以议天地矣。他同时提出办报刊要自由为体、道德为用。自然，百多年过去了，文学期刊的生存空间已今非昔比，但人们追求的目标也许是一致的。
　　无独有偶的是，当年在鲁迅文学院，就在各文学期刊的主编们思虑文学期刊的出路时，正恰逢神舟5号飞船载着宇航员杨利伟飞向太空，而千年前的宋朝官员万户则痴心妄想地也想用火药把自己炸到天上去。万户的以身殉天和今天宇航员真正的巡天游，恰巧印证了人类从幻想到实现幻想的过程。“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是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句。而在布鲁塞尔航天博览会一进大门也写着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幻想仅仅是幻想，许多人一起来幻想就会成为现实。今天我们把这些诗句引进文学期刊的扉页中，可以注释出这样的注脚：没有一个模式是不可被破除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文学期刊改革的浪潮漫上堤岸的时刻，《北京文学》已做好了必要的物质和思想准备。孔子曰：“天地革而四时成”。让文学期刊在改革的阵痛后多渠道多触角的闪亮登场与再生。（此文获北京市文联理论创作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