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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心在中国，我国社会主义研究的成果是很大的，必须充分肯定。但在当今社会主义研究中，也存在着五大误区，它们误导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有必要加以指出和澄清。
关键词：社会主义研究；五大误区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07）06001703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心在中国。不只有《社会主义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多家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的刊物，而且，各大专院校社会科学学报，各社科研究单位的刊物，也几乎每期都发表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文。我国社会主义研究的成果是很大的，必须充分肯定。但在当今社会主义研究中，也存在着五大误区，它们误导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有必要加以指出和澄清。
误区之一：俄国本来就不该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1991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倒台后，西方刮起了一股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歪风。这股风吹到了中国，于是，21世纪以来，某些人也发出了“俄国本来就不该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噪音。
其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不久，当时的第二国际就指责列宁不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列宁在俄国发动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摇旗呐喊，纷纷指责列宁不该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回答得好：一、“遇到过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二、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的发展“纳入一种可以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而关于这种联合，像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的时侯，就认为是一种可能的前途”。三、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1]列宁的回答是正确的。俄国十月革命于1917年胜利后，仅仅经过24年时间(撇开反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头几年不谈)，苏联就已建立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足以在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爆发后粉碎希特勒法西斯的进攻，并在1945年将红旗插到了柏林，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在二战初期，苏联红军抗击德军兵力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即使在美、英开辟第二战场后，苏联红军仍担负着与二分之一以上德军作战的艰辛任务。没有苏联红军的英勇战斗，没有苏联人民的奋起抗击，欧洲有可能被法西斯统治，人类的历史将倒退几十年、上百年。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苏联人民反法西斯取得伟大胜利这一大功劳，世界人民不应该忘记。不错，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搞过了头，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矛头指向人民，指向苏共内部，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对此，我们不必为斯大林讳。苏联和东欧国家倒台了，我们应该郑重汲取历史教训，但像某些人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咬牙切齿地恨恨之声不绝，却为我们所不取。
误区之二：中国当年也不该搞“一化三改造”，新中国成立后应该发展资本主义，待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程度后再搞社会主义
这种说法也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符合人民的愿望，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如果多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搞社会主义，当然会更快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结果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4年，即从1953年就搞起了“一化三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步子走快了一些，是事实。不过，仅仅在十来年时间内，中国就打下了相当水平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才是更加本质的真实，没有这一相当水平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新时期搞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也不可能取得如今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怎能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一化三改造”呢？当年俄国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搞“一化三改造”，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有人却把毛泽东称为“左倾修正主义”，十三亿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不可能同意。
误区之三：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在对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一化三改造”作了彻底否定后，有人宣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种说法，更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检验。
马克恩、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其后，工人运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工人运动中也出现了修正主义派别。在拉萨尔的思想中即有“民主社会主义”的因素。他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始作俑者。拉萨尔(1825-1864)从超阶级的国家观出发，幻想通过争得普选权和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就可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拉萨尔诬蔑农民是“反动的一帮”，反对工人和农民结成联盟。他还宣扬“铁的工资规律”等谬论。拉萨尔暗中与俾斯麦勾结，支持其“铁血政策”，并秘密领取津贴，出卖德国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对他的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伯恩斯坦(1850-1932)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编辑。在其早期活动中就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曾受到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的严肃批评。在恩格斯(1820-1895)逝世后，伯恩斯坦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鼓吹“回到康德那里去”，反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上，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认为垄断组织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危机。在政治上，否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阶级斗争，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第二国际”后期，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占了主导地位。1900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正式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如果社会民主党“毅然决然地按照它今天的本来面目以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的态度出现，那么这个势力定会远较今天更为强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第二国际”的“以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的态度出现”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到帝国主义一边，为各自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战，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意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罗斯进行武装干涉。“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又纷纷成为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的帮凶。于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失去了工人大众的支持，相继瓦解或分裂。
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越南、朝鲜、东欧等许多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从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吸取了教训，为了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发生，决定给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群众以普选权(在19世纪，普选权曾受到许多限制)。这时，社会党国际公开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口号，企图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框架内通过选举在议会中取得多数从而执掌政权。先是拉斯基(1893-1950)，作为英国工党领袖，社会党的右翼理论家，标榜“民主社会主义”，以为工党执政即可实行社会主义。1944年，英国工党发起恢复社会党的国际组织。1951年7月，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通过《法兰克福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公开树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白旗。在此前后，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由工党或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或与其它资产阶级党派结盟取得多数后而获得过执政权。此时，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并不因为它们执政而使该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工党在英国多次执政，至今英国的执政党仍是工党，但我们能说英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英国工党追随美国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这能说是“民主社会主义”吗?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间较长，但瑞典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没有变，能说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而有些人却说，二次世界大战后，剩下三种社会制度：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要说，马克思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者没有一个人说瑞典、英国等由社会民主党、工党执政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自己也从不曾宣称过瑞典和英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怎么可以把属于资产阶级政党类型的社会民主党、工党执政的国家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呢?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如果下次工党选举失败，瑞典社会民主党选举失败，成了在野党，那就是社会主义在英国、在瑞典失败了，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还在2006年10月，瑞典社会民主党即在选举中下台，为赖因费尔特的中右联盟所取代。现在英国工党执政已有两届，但英国工党下台是迟早的事。无论是社会民主党、工党是否在台上执政，但该国都与社会主义无关，因为它们搞的都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不少好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这和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执政的国家已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两码事。“民主社会主义”岂能救中国？
误区之四：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中国搞社会主义的样板
瑞典是个君主王国，面积约四十四万九千余平方公里，人口约864.2万(1994年)。1814年以后，瑞典就奉行中立政策，已有近二百年没有卷入过战争，政局比较稳定。国王为国家元首，议会分上、下两院。工业比较发达。在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前，瑞典的社会发展即处于较高水平，政治也比较清明。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后再加以改良，因此瑞典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处于世界前列地位。像这样一个近二百年没有发生过战争、基础又比较好的小国，人均国民收入较高，无须大惊小怪。中国是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原来的经济发展比较滞后，经过二十几年改革开放，国内生产总值占了世界第四位，于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生命力。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瑞典相比，中国可以自豪。自然，瑞典王国搞得好的东西，我们都应学习和借鉴。瑞典社会民主党在那里执政，谈不上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只能说是君主立宪制在瑞典是搞得比较成功的。由于瑞典王国的社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瑞典社会民主党并未在根本上予以触动，所以国际资产阶级对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并不干涉。瑞典社会民主党于1917年开始参政，1920年单独执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两上两下，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再度上台。1936年下台三个月后又上台，1976年-1982年又下台。其后又上台，2006年10月又下台。这和英国工党在英国几度执政一样，怎能把瑞典社会民主党在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中国搞社会主义的样版呢?在资本主义大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小国瑞典，有这么一个社会民主党在那里执政，除了体现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多元化以外，有多少样版价值呢?某些人对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大吹特吹，还说，美国克林顿和61位民主党议员(他们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搞的也是“民主社会主义”，英国工党搞的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其实，法国社会党也执政过，搞过“密特朗的社会主义”，这恰好证明，“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中的某种样式而已，和社会主义根本不搭界。与其说是“民主社会主义”，不如说是“民主资本主义”。
误区之五：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后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一些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迷信迷昏了头，竟说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后“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使“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扭曲，是对中共领导人的亵渎。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从1992年起，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某些人却将这一切归之于中国搞了“民主社会主义”，“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如此言论，必须辨正。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是：
第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以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为主导，同时把私有制经济、混合经济等其他所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协调发展，以期最大、最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民主社会主义”则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发展经济。
第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改革开放，吸收、采用现代资本主义中一切于社会主义有利、有用的东西。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是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搞改良，维护、巩固、发展资本主义。
第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吸取历史教训，今后绝不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矛头指向人民；但是，它仍然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2]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恶毒攻击、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某些人对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否定，没有肯定，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资产阶级立场最明显的表现。
第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3]马克思生前有两大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学说。全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资本主义从萌芽到产生、发展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两大发现的真理性。虽然，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需要发展，但马克思两大发现是客观真理的历史地位是动摇不了的。马克思没有见过电脑，但马克思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预期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力有大发展。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歪曲马克思主义，捏造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都已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马克思讲过股份公司的进步作用，恩格斯讲过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已经陈旧”，这只能说明马、恩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如生命之树常青。而“民主社会主义”却断章取义地引用马、恩的某些话，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马、恩已改宗“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针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流派可能派的首领马隆的陈词滥调，坚决与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划清界线，有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竟把马克思在特定场合说过的这句话作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据”，要末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要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蓄意曲解!
第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在条件成熟时进入共产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根本不承认共产主义，而把资本主义视为千年王国。
从上可见，在社会主义研究问题上的五大误区其错误有多么大！如今，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心在中国。在此情况下，从事社会主义研究的专家、学者，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的历史实际出发，认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同时批驳一切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言论和行为。也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研究，才能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步发展，为中国的也为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前进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726-728.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169.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171.
［编辑：壬 古］
关键词：社会主义研究；五大误区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07）06001703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心在中国。不只有《社会主义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多家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的刊物，而且，各大专院校社会科学学报，各社科研究单位的刊物，也几乎每期都发表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文。我国社会主义研究的成果是很大的，必须充分肯定。但在当今社会主义研究中，也存在着五大误区，它们误导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有必要加以指出和澄清。
误区之一：俄国本来就不该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1991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倒台后，西方刮起了一股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歪风。这股风吹到了中国，于是，21世纪以来，某些人也发出了“俄国本来就不该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噪音。
其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不久，当时的第二国际就指责列宁不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列宁在俄国发动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摇旗呐喊，纷纷指责列宁不该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回答得好：一、“遇到过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二、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的发展“纳入一种可以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而关于这种联合，像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的时侯，就认为是一种可能的前途”。三、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1]列宁的回答是正确的。俄国十月革命于1917年胜利后，仅仅经过24年时间(撇开反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头几年不谈)，苏联就已建立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足以在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爆发后粉碎希特勒法西斯的进攻，并在1945年将红旗插到了柏林，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在二战初期，苏联红军抗击德军兵力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即使在美、英开辟第二战场后，苏联红军仍担负着与二分之一以上德军作战的艰辛任务。没有苏联红军的英勇战斗，没有苏联人民的奋起抗击，欧洲有可能被法西斯统治，人类的历史将倒退几十年、上百年。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苏联人民反法西斯取得伟大胜利这一大功劳，世界人民不应该忘记。不错，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搞过了头，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矛头指向人民，指向苏共内部，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对此，我们不必为斯大林讳。苏联和东欧国家倒台了，我们应该郑重汲取历史教训，但像某些人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咬牙切齿地恨恨之声不绝，却为我们所不取。
误区之二：中国当年也不该搞“一化三改造”，新中国成立后应该发展资本主义，待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程度后再搞社会主义
这种说法也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符合人民的愿望，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如果多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搞社会主义，当然会更快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结果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4年，即从1953年就搞起了“一化三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步子走快了一些，是事实。不过，仅仅在十来年时间内，中国就打下了相当水平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才是更加本质的真实，没有这一相当水平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新时期搞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也不可能取得如今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怎能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一化三改造”呢？当年俄国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搞“一化三改造”，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有人却把毛泽东称为“左倾修正主义”，十三亿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不可能同意。
误区之三：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在对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一化三改造”作了彻底否定后，有人宣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种说法，更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检验。
马克恩、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其后，工人运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工人运动中也出现了修正主义派别。在拉萨尔的思想中即有“民主社会主义”的因素。他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始作俑者。拉萨尔(1825-1864)从超阶级的国家观出发，幻想通过争得普选权和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就可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拉萨尔诬蔑农民是“反动的一帮”，反对工人和农民结成联盟。他还宣扬“铁的工资规律”等谬论。拉萨尔暗中与俾斯麦勾结，支持其“铁血政策”，并秘密领取津贴，出卖德国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对他的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伯恩斯坦(1850-1932)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编辑。在其早期活动中就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曾受到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的严肃批评。在恩格斯(1820-1895)逝世后，伯恩斯坦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鼓吹“回到康德那里去”，反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上，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认为垄断组织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危机。在政治上，否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阶级斗争，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第二国际”后期，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占了主导地位。1900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正式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如果社会民主党“毅然决然地按照它今天的本来面目以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的态度出现，那么这个势力定会远较今天更为强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第二国际”的“以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的态度出现”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到帝国主义一边，为各自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战，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意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罗斯进行武装干涉。“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又纷纷成为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的帮凶。于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失去了工人大众的支持，相继瓦解或分裂。
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越南、朝鲜、东欧等许多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从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吸取了教训，为了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发生，决定给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群众以普选权(在19世纪，普选权曾受到许多限制)。这时，社会党国际公开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口号，企图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框架内通过选举在议会中取得多数从而执掌政权。先是拉斯基(1893-1950)，作为英国工党领袖，社会党的右翼理论家，标榜“民主社会主义”，以为工党执政即可实行社会主义。1944年，英国工党发起恢复社会党的国际组织。1951年7月，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通过《法兰克福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公开树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白旗。在此前后，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由工党或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或与其它资产阶级党派结盟取得多数后而获得过执政权。此时，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并不因为它们执政而使该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工党在英国多次执政，至今英国的执政党仍是工党，但我们能说英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英国工党追随美国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这能说是“民主社会主义”吗?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间较长，但瑞典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没有变，能说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而有些人却说，二次世界大战后，剩下三种社会制度：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要说，马克思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者没有一个人说瑞典、英国等由社会民主党、工党执政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自己也从不曾宣称过瑞典和英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怎么可以把属于资产阶级政党类型的社会民主党、工党执政的国家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呢?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如果下次工党选举失败，瑞典社会民主党选举失败，成了在野党，那就是社会主义在英国、在瑞典失败了，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还在2006年10月，瑞典社会民主党即在选举中下台，为赖因费尔特的中右联盟所取代。现在英国工党执政已有两届，但英国工党下台是迟早的事。无论是社会民主党、工党是否在台上执政，但该国都与社会主义无关，因为它们搞的都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不少好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这和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执政的国家已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两码事。“民主社会主义”岂能救中国？
误区之四：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中国搞社会主义的样板
瑞典是个君主王国，面积约四十四万九千余平方公里，人口约864.2万(1994年)。1814年以后，瑞典就奉行中立政策，已有近二百年没有卷入过战争，政局比较稳定。国王为国家元首，议会分上、下两院。工业比较发达。在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前，瑞典的社会发展即处于较高水平，政治也比较清明。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后再加以改良，因此瑞典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处于世界前列地位。像这样一个近二百年没有发生过战争、基础又比较好的小国，人均国民收入较高，无须大惊小怪。中国是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原来的经济发展比较滞后，经过二十几年改革开放，国内生产总值占了世界第四位，于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生命力。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瑞典相比，中国可以自豪。自然，瑞典王国搞得好的东西，我们都应学习和借鉴。瑞典社会民主党在那里执政，谈不上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只能说是君主立宪制在瑞典是搞得比较成功的。由于瑞典王国的社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瑞典社会民主党并未在根本上予以触动，所以国际资产阶级对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并不干涉。瑞典社会民主党于1917年开始参政，1920年单独执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两上两下，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再度上台。1936年下台三个月后又上台，1976年-1982年又下台。其后又上台，2006年10月又下台。这和英国工党在英国几度执政一样，怎能把瑞典社会民主党在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中国搞社会主义的样版呢?在资本主义大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小国瑞典，有这么一个社会民主党在那里执政，除了体现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多元化以外，有多少样版价值呢?某些人对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大吹特吹，还说，美国克林顿和61位民主党议员(他们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搞的也是“民主社会主义”，英国工党搞的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其实，法国社会党也执政过，搞过“密特朗的社会主义”，这恰好证明，“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中的某种样式而已，和社会主义根本不搭界。与其说是“民主社会主义”，不如说是“民主资本主义”。
误区之五：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后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一些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迷信迷昏了头，竟说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后“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使“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扭曲，是对中共领导人的亵渎。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从1992年起，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某些人却将这一切归之于中国搞了“民主社会主义”，“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如此言论，必须辨正。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是：
第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以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为主导，同时把私有制经济、混合经济等其他所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协调发展，以期最大、最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民主社会主义”则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发展经济。
第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改革开放，吸收、采用现代资本主义中一切于社会主义有利、有用的东西。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是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搞改良，维护、巩固、发展资本主义。
第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吸取历史教训，今后绝不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矛头指向人民；但是，它仍然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2]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恶毒攻击、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某些人对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否定，没有肯定，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资产阶级立场最明显的表现。
第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3]马克思生前有两大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学说。全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资本主义从萌芽到产生、发展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两大发现的真理性。虽然，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需要发展，但马克思两大发现是客观真理的历史地位是动摇不了的。马克思没有见过电脑，但马克思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预期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力有大发展。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歪曲马克思主义，捏造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都已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马克思讲过股份公司的进步作用，恩格斯讲过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已经陈旧”，这只能说明马、恩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如生命之树常青。而“民主社会主义”却断章取义地引用马、恩的某些话，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马、恩已改宗“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针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流派可能派的首领马隆的陈词滥调，坚决与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划清界线，有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竟把马克思在特定场合说过的这句话作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据”，要末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要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蓄意曲解!
第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在条件成熟时进入共产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根本不承认共产主义，而把资本主义视为千年王国。
从上可见，在社会主义研究问题上的五大误区其错误有多么大！如今，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心在中国。在此情况下，从事社会主义研究的专家、学者，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的历史实际出发，认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同时批驳一切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言论和行为。也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研究，才能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步发展，为中国的也为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前进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726-728.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169.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171.
［编辑：壬 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