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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对清末民初学者瞿方梅曾发表于《学衡》期刊的连载学术文章《史记三家注补正》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和研究的过程中利用了古籍数字化的便利条件，发现瞿氏的研究过程中，存在例证不充分，对于某些文本的句读、校勘处理不夠妥当、引文时不夠严谨等问题。并且发现瞿氏的成果实际上是建立在历代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其中一部分的借鉴，还有所标注，然而更多部分，则未说明，故瞿氏此文，颇多攘善之嫌。而这些现象，如果脫离便捷的数据库检索功能的辅助，其所牵涉的细枝末节的相关现象，以及更多透过表象发掘的实质性问题，单凭日常纸质文本的阅读和识记，是无法被轻易识别，进而进行深层次挖掘的。故文章将以此整理实践作为例证，旨在观照E时代下的古籍整理和研究的新常态和新趋向。
关键词： 史记三家注 参考研究 古籍整理 数据检索
清末民初保靖学者瞿方梅的研究成果之一《史记三家注补正》，后人鲜有整理和研究，笔者在查看《学衡》期刊时，对其有所关注，《学衡》共载《史记三家注补正》八卷，从1925年第40期开始刊载，至1925年第45期（该期仍刊）中断，从1925年第55期续刊，接下来第57、58期皆有之，至此完结。
首先，瞿氏遗著的获取，笔者借助了“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这一平台，接著，在后期的整理与研究过程中，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中国基本古籍库”、“翰堂典藏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同时，也在各大图书馆网站以及国外开放的古籍网站中蒐集了日常获取尤为困难的典籍扫描版。
笔者从整理成果中，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条目进行梳理分析，并将其粗略归类如下，以此展开相关考证、说明。
一、研究过程中发现的相关古籍讹误：
（一）在瞿方梅《东越列传》“都东冶”一条，笔者为进一步梳理闽县的历代沿革，故对相关的地方志以及专门的地理类著作进行查考，在查考过程中，对比发现就“建安郡在西晋时期的设立”时间问题上，出现了记载差异。《福州府志》①，作“太康三年”。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②、宋欧阳忞《舆地广记》③、宋王象之《舆地纪胜》④、明陈道《八闽通志》⑤亦作“太康三年”。又同出于《读史方舆纪要》的“福州府”一条下作“太康三年”，综上，知“晉安郡”条下作“太康二年”，疑“二”为“三”的讹文，且为形近而讹。
以上所列举的版本中，其中有不少并非日常所能轻易接触到的，而在古籍数字化日益发达的今天，普通的研究者，也能有效且快速地获取有用信息，然后可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而像“二”、“三”这样及其细微的问题，也并非通读所能发现的，然而通过检索，研究者就会很快锁定差异，并对差异的产生进行分析，包括对差异产生时间的判断，对差異出现原因的有据猜想等等。
二、利用数字化古籍发现的版本流变以及联系前人研究的现象：
（一）在瞿方梅《东越列传》“兵未逾岭”一条，笔者对此进行检索，对《史记》⑥、《汉书》⑦的相关篇目的相关字眼进行比对后，发现了文本异文，即“嶺”、“领”两种写法，窃知《汉书》好用古字，而《史记》多从时人通用易解的写法，《史记》中《东越传》、《南越传》作“岭”，而《货殖列传》用古字“领”；《汉书》对应处，凡见皆作“岭”。但究其原因，并不甚解。于是，笔者进一步对此种现象进行查考，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⑧“兵未逾岭”一条下得出解释：“张守节虽以有古字为好本，未及详改，至宋而好本尽亡。《汉书》之存古则宋景文力居多。”据王说可知此赖张守节的回改做法，该种现象对于《史记》的版本流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沒有基于数字化古籍的比堪和进一步的检索，那么我们很难在第一时间想到王鸣盛的研究成果，也无法将对校、本校、他校的校勘与《十七史商榷》条目的总结性研究联系起来，从而由现象看到本质，由个例推究到一般情況。可见数据库这个窗口对于研究者视野的深广拓展的力量，非比寻常。
三、整理过程中发现的作者的错误或者例证不夠充分的现象：
（一）《东越传》“句章”一条下，瞿氏引赵一清著作时称其为《水经注刊误》。然笔者经检索和查考后发现，赵氏此书是对明代朱谋《水经注笺》的刊误研究，并非是对《水经注》本身的拓展研究，此驳瞿氏说误之一也；且见扫描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光绪六年八月会稽章氏重刊本书影，确作《水经注笺刊误》，此其二也；又检索赵一清该书在后世书目类书中的著录，见王太岳《四库全书考证》⑨卷四十著录作《水经注笺刊误》，而见丁仁《八千卷楼书目》⑩以及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11}载赵氏《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然而据赵氏言，且通览全书体例，其刊误对象绝非《水经注》本身，故知瞿氏、二丁说法含混。日藏古籍的获取对于笔者而言，倘在早些时候，绝非易事，然而在今天，查看其书影，阅读其文本，也是相当便利的事。而对于书目类书籍的排比查考，在数据库的帮助下，也大大缩短了研究者四处搜集资料的时间，也降低了材料获取片面，遗漏殊多的概率。
（二）《朝鲜列传》“左将军卒正多率辽东兵先纵败散多还走坐法斩”{12}一条下，瞿氏言：多者，卒正名。《卫霍传》“校尉仆多”亦名多也。下文“军多骄”、“故已多败亡”、“先纵失亡多”，乃训多少义耳，不得因彼概此。此言左将军麾下有卒正名多者，权率辽东兵，前行纵击朝鲜，而兵败散，多亦还走。于是左将军按多以军法斩之。读之可见，瞿氏以“多”为卒正名，其例证即为《卫霍传》中以“多”为名者。然而瞿氏例证本身就存在问题，一旦证据出现动摇，其说法也就不足为信。笔者对此又进行检索，发现此条已著于王念孙《读书杂志》{13}中《战国策》第一，证“朋”与“多”字形近易讹时，恰好举《汉书·卫霍传》中“校尉仆多”例，并引颜师古注“多”为“朋”之讹条为佐。王氏说和瞿氏说法的联系，是通过数据库检索实现的，识记能力有限且阅读非精深细致者，要做到很快将二者比对起来，难度系数可想而知。正是这种现代技术的进步，让天资有限的人在驳斥前人说法时持握了更为有力的武器，于是，“发育不足”的证据和说法自然会被轻易推翻。 四、整理过程中利用数据库处理含校勘、句读的综合性问题：
（一）《朝鲜列传》“降相路人之子最”{14}一条，瞿氏言：上右渠子“长”注，徐广曰：“《表》云‘长饹’，《汉书表》云‘长饹’。音各。”《索隐》说同。愚窃以为此文“降”字，或即“长饹”“饹”字之譌，当属上“长”字为句。下“长为几侯”句，亦失“饹”字，此及《汉书》颜师古注皆以降相，误中之误也。
原文作：“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之子告谕其民，诛成巳，以故定朝鲜。”笔者对此进行数据库检索，发现除此之外，《汉书·西南夷两粵朝鲜传》亦有“长为几侯”。徐广注列出异文，但沒有明确指出他所认为的错误类型判定。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猜想，如果说徐广认为此处“长降”当是“长饹”的讹文，那么下文中当再次出现“长”的时候，与“长饹”不同，徐广也应当另外作注说明，但是现在所见，徐氏只在第一处作了注解，說明他所认为的传记中出现的几处的情況是一样的，可能都是夺文造成。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15}卷五有“降，相路人之子最”一条，钱案：“‘降’字当连上为句。‘长降’右渠子名也。《功臣表》作‘长饹’，‘饹’，姑落切，与‘降’声相近。小颜注《汉书》谓相路人前已降汉而死于道，故谓之‘降相’，此妄之甚也。下文‘长为几侯’，‘长’下亦当有降字。”
稽《汉书·建元以来侯者表》及《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几侯张饹“功状户数”一栏作：“以朝鲜王子汉兵围朝鲜降侯。”“始封”一栏作：“三年癸未封，六年，使朝鲜谋反，格死。”涅康侯最“功状户数”一栏作：“以父朝鲜相路人，汉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始封”一栏作：“三月壬寅封，五年，太初元年薨，亡后。”{16}特别要注意的是“几侯张饹”下有颜师古注“饹音格，又音各。”，且表中正文“相路人”“汉兵之，首先降，道死”句与小颜《传》注相近，显然小颜在作注时，是以表中所言作为依据的。
沈钦韩《汉书疏证》{17}卷三《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几侯张饹”条下注：“《传》云‘朝鲜王右渠子长’脱‘饹’字。按：满燕人姓卫，此张饹非姓也。
据以上材料，传记作“长”定是有误，至于其后为讹文还是有脱文，还无法准确判定。窃就此有两种猜想：
其一，“长”后面脱“饹”，而“降”字非衍文亦非讹文。若是如此，可依小颜说，“降相”可通。后文一以贯之，具脱“饹”字。而小颜虽见到过汉表中的“张饹”，但没有将脱文补全。
其二，“长”字后的“降”为“饹”的音近形近讹文，依照此种说法，小颜的注解确实有误。但是这种情況伴随著另一个疑问的产生，传记下文中又出现“长”时，为什么不作“长降”。
瞿氏直接将小颜注定性为谬中之谬，恐也草率。又可见瞿氏说法与钱大昕几乎相同，瞿氏有可能参考了钱氏的说法。
瞿氏的这条补正，引出了一个相对较为复杂的古籍流传过程中的版本校勘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发现，显然是基于不厌其烦的多次检索和挖掘的，除了《史记》、《汉书》各传记、表的对校之外，还提供了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两相结合，研究者会对异文产生一个初步的猜想和判断。
五、整理过程中发现的作者的参考材料出处以及攘善、径改现象：
（一）《司马相如列传》“扶舆猗靡”一条，《正义》失之。瞿氏言：“扶舆”犹“猗靡”也，盖叠韻连语字，与汉《瑟调曲》之“敷愉”，《方言》之“怤愉”同义。颜师古曰：“此自言郑女曼姬为侍从者，所扶舆而猗靡耳，非谓扶侍楚王车与也。”瞿氏言以师古说为是。
笔者检索关键词后发现，明朱谋 《骈雅训纂》{18}卷一下训纂二“扶舆猗委”一条下引《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扶舆猗靡。张揖曰：‘扶持楚王车舆相随也。’师古曰：‘张说非也。此自言郑女曼姬为侍从者，所扶舆而猗靡耳，非谓扶持楚王车舆也。’”谋 按：“此从师古说。字与汉《瑟调曲》‘敷愉’、《方言》十二‘怤愉’皆双声字，义同。”
瞿说与朱说用例、结论基本一致而言辞稍略，相似度奇高。疑瞿氏参考了《骈雅训纂》一书该部分说法，但并未指出例证出处。
（二）《司马相如列传》“连驾鹅”一条，检索关键字，笔者发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19}，“随”部第十“驾”字一条：“《中山经》：‘青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左》定元传：‘荣驾鹅。’《古今人表》作‘驾’。”
瞿说与朱说用例、结论基本一致而在部分地方稍作修改，主要是对朱注的删省以及部分书名异称的变更，然未指出说法参考了《说文通训定声》。类似的参照朱氏说法的例子还有几条，例如《淮南衡山列传》中“鐖 凿棘矜”一条，检索之发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履”部第十二，“剀”字下：“大镰也。从刀岂声。切地以芟刈者，亦名鉊。字亦作‘鐖 ’。《史记·淮南衡山传》‘鐖 凿棘矝也。’”与瞿氏说法相似度高。又“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一条，“需”部第八下“臾”字：“《汉书》‘纵臾’读曰‘勇犹’，勉强也，字亦作‘惥’。又《汉书·古今人表》‘鬼臾区’，《艺文志》作‘鬼容邛’。‘容’、‘臾’、‘区’皆一声之转。”瞿氏又与朱氏举同一例证，结论亦同。
（三）《司马相如列传》“大行越成”一条中，瞿氏引姚姜村说为说，那么其所谓姚说究竟是姜村自己的《援鹑堂笔记》，抑或是他人转引，为了剥离出其中的真相，笔者又对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姚范《援鹑堂笔记》{20}卷二十三史部“大行越成”一条下注曰：“此盖斥成王也。{21}下云蹑梁父，登泰山。卽《管子》所云‘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也。’其不及康王者，盖当从鲁诗以《关睢》为刺康王而谓周道之衰也。”与瞿氏所引有不同。
恰是姚鼐《古文辞类纂》{22}卷六十六辞赋类六“大行越成”一条下小字注曰：“姜坞先生云成即成王也。下云蹑梁父，登泰山，即《管子》所云成王‘封太山，禅社首。’”与瞿氏所引完全一致，而也与今所见《援鹑堂笔记》稍有出入。
结合瞿氏文章中亦骤件引所谓姜村先生语，检索复核之发现，绝非引自其《援鹑堂笔记》原书，而皆转引自《古文辞类纂》。沒有强大便捷的检索工具，我们也不会发现《古文辞类纂》与《援鹑堂笔记》文本的细微差别，沒有察觉这些细微差别，我们也就无从知道瞿氏所谓姜村先生语出于何处，同时我们也知道了瞿氏当时的研究参考书目之一确为《古文辞类纂》这种当时读书人的案头书，在研究赋文学时，他也倾向于这类书籍的辅助。 （四）《司马相如列传》“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也”{23}一条，瞿氏以为“上下相发”，绝句。“发”、“翼”二字为韻。曾文正以“允答”属上读。恐未然也。
而笔者以为瞿氏断句恐有误，正文“上下相发”前一句为“天人之际已交”与“上下相发允答”意思几同，符合司马相如行文特点。
笔者检索《文选》{24}卷四发现，相如此句下有张铣注曰：“上下谓百姓百官也，言其相起发意信欲荅天子之德，而天子犹兢兢而惧，翼翼而恭，恐天下未致和平。”照此推测，张氏的断句与瞿氏同，瞿氏断法可能是受了六臣注《文选》的影响，且瞿氏在该篇研究著作中数次提及六臣注的版本，说明他对六臣注本《文选》是有所参考的。当然，也不能轻易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是瞿氏并沒有注意张氏的说法，只是偶然暗合。
基于检索和多方考量，笔者对此句句读进行了分析，以為张、瞿二氏的断法有待商榷。首先张氏将“上下”解作“百姓百官”，作为“相发允答”的主语，但是以此为主语接下文“兢兢翼翼”，“兢兢翼翼”原本的主语应当是“圣王”，可是此处，依照瞿意，主语显然已经更換，不合文法。第二，该句的上一句已经提到“天人之际已交”，这里的“天人”与下文“上下”所指其实应当是相同的，均指“上天”，所谓“上”，“圣王”所谓“下”，句式既整饬，又和文法。
至于押韵，“发“上古属”月部，“答”属“缉”部，“翼”属“职”部，三者皆是入声韻，两两之间相互不存在直接的旁转关系，瞿氏的韻部说法难以站稳。
（五）《循吏列传》“僮子不犁畔”一条，瞿氏言“犁”当读“离”。《礼记·少仪》“牛羊之肺犁而不提心”，“犁”本作“离”，是“犁”、“离”通用之证。僮子谓奴隶之属也。与上竖子别，竖，未冠者也，见《楚语》注。
笔者借助扫描本古籍，稽阮刻本《礼记·少仪》篇，正文作“离”，明毛氏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正文亦作“离”。阮刻本《仪礼疏》第十三卷郑注引《礼记·少仪》此句作“离而不提心”，武英殿本、毛氏汲古阁本均作“离”。
仅《礼记》附《释文》音义作：“犁，本又作离。”。知阮校搜罗多种版本，故核阮元《仪礼》《礼记》校勘记，亦均未见“牛羊之肺离”一条出校记，也就未说明其他各本有異文作“犁”。
瞿氏所言判断无误，但不知其所据《礼记》为何本？是其所见本正文作“犁”，还是瞿氏受陆氏音义影响，径本陆说但此处未详加解释。就笔者现所见，无法判断瞿氏是否又见到阮元未见之本如瞿氏所说。
六、总结
笔者以瞿氏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作为文章的主体部分，旨在剖析其研究思路的同时，阐明E时代下的古籍校读新趋势，即以高科技为学术研究的新的驱动力，在获取到更广泛的校读资源的同时，又能将研究的方向深细化、系统化，使研究的內容更趋于周全精核。
此小文的撰写，颇不成熟，特别是对于瞿方梅有攘善之嫌的猜想，还有待博物君子解决之，笔者学力有限，且初学学浅，颇多情況的考虑，殊不周赡，例如笔者所提到的瞿氏可能参考到的书在当时的通行情況，如果实属不易得之本，则笔者的猜想就无从谈起。
注释：
①清干隆十九年刻本.
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士礼居影宋丛书本.
④清影宋抄本.
⑤明弘治刻本.
⑥清武英殿本.
⑦清武英殿本.
⑧清广雅书局丛书本.
⑨清光绪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⑩民国铅印本.
{11}清光绪刻本.
{12}瞿方梅句读与今通行标点本不同，疑其存在句读问题，为了不影响文章阅读，故此处笔者特不加标点.
{13}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14}此条的爭议之一即是句读，为方便说明问题，故笔者特不加标点.
{15}清干隆四十五年刻本.
{16}《建元以来侯者表》涅康侯最“四年三月壬寅，康侯子最元年。”“太初二年，康侯最死，无后，国除。”.
{17}光绪二十六年浙江书局刻本.
{18}清道光有不为斋刻本.
{19}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20}清道光姚莹刻本.
{21}“斥成王”，姚范此书多处用“斥”作“指”之意，例如卷二十三史部之“今之王斥文王”，卷二十九史部之“此智者疑斥彪也”，卷三十七集部之“此本斥汲古阁本”等等。稽《康熙字典》（同文书局本）“斥”字下亦收“指”这一义项.
{22}道光元年河合康氏家塾刻本.
{23}此条的爭议之一即是句读，为方便说明问题，故笔者特不加标点.
{24}四部丛刊景宋本.
参考文献：
[1]学衡[J].1925，58.
[2]福州府志[M].清干隆十九年刊本.
[3]（嘉定）赤城志[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舆地广记[M].士礼居影宋丛书本.
[5]舆地纪胜[M].清影宋抄本.
[6]八闽通志[M].明弘治刻本.
[7]史记[M].清武英殿刻本.
[8]汉书[M].清武英殿刻本.
[9]水经注笺刊误[M].光绪六年八月会稽章氏重刊本.
[10]四库全书考证[M].清光绪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1]八千卷楼书目[M].民国铅印本.
[12]善本书室藏书志[M].清光绪刻本.
[13]读书杂志[M].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14]说文通训定声[M].清道光有不为斋刻本.
[15]援鹑堂笔记[M].清道光姚莹刻本.
[16]古文辞类纂[M].道光元年河合康氏家塾刻本.
[17]文选[M].四部丛刊景宋本.
[18]礼记[M].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清武英殿本、毛氏汲古阁本.
[19]仪礼[M].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关键词： 史记三家注 参考研究 古籍整理 数据检索
清末民初保靖学者瞿方梅的研究成果之一《史记三家注补正》，后人鲜有整理和研究，笔者在查看《学衡》期刊时，对其有所关注，《学衡》共载《史记三家注补正》八卷，从1925年第40期开始刊载，至1925年第45期（该期仍刊）中断，从1925年第55期续刊，接下来第57、58期皆有之，至此完结。
首先，瞿氏遗著的获取，笔者借助了“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这一平台，接著，在后期的整理与研究过程中，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中国基本古籍库”、“翰堂典藏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同时，也在各大图书馆网站以及国外开放的古籍网站中蒐集了日常获取尤为困难的典籍扫描版。
笔者从整理成果中，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条目进行梳理分析，并将其粗略归类如下，以此展开相关考证、说明。
一、研究过程中发现的相关古籍讹误：
（一）在瞿方梅《东越列传》“都东冶”一条，笔者为进一步梳理闽县的历代沿革，故对相关的地方志以及专门的地理类著作进行查考，在查考过程中，对比发现就“建安郡在西晋时期的设立”时间问题上，出现了记载差异。《福州府志》①，作“太康三年”。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②、宋欧阳忞《舆地广记》③、宋王象之《舆地纪胜》④、明陈道《八闽通志》⑤亦作“太康三年”。又同出于《读史方舆纪要》的“福州府”一条下作“太康三年”，综上，知“晉安郡”条下作“太康二年”，疑“二”为“三”的讹文，且为形近而讹。
以上所列举的版本中，其中有不少并非日常所能轻易接触到的，而在古籍数字化日益发达的今天，普通的研究者，也能有效且快速地获取有用信息，然后可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而像“二”、“三”这样及其细微的问题，也并非通读所能发现的，然而通过检索，研究者就会很快锁定差异，并对差异的产生进行分析，包括对差异产生时间的判断，对差異出现原因的有据猜想等等。
二、利用数字化古籍发现的版本流变以及联系前人研究的现象：
（一）在瞿方梅《东越列传》“兵未逾岭”一条，笔者对此进行检索，对《史记》⑥、《汉书》⑦的相关篇目的相关字眼进行比对后，发现了文本异文，即“嶺”、“领”两种写法，窃知《汉书》好用古字，而《史记》多从时人通用易解的写法，《史记》中《东越传》、《南越传》作“岭”，而《货殖列传》用古字“领”；《汉书》对应处，凡见皆作“岭”。但究其原因，并不甚解。于是，笔者进一步对此种现象进行查考，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⑧“兵未逾岭”一条下得出解释：“张守节虽以有古字为好本，未及详改，至宋而好本尽亡。《汉书》之存古则宋景文力居多。”据王说可知此赖张守节的回改做法，该种现象对于《史记》的版本流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沒有基于数字化古籍的比堪和进一步的检索，那么我们很难在第一时间想到王鸣盛的研究成果，也无法将对校、本校、他校的校勘与《十七史商榷》条目的总结性研究联系起来，从而由现象看到本质，由个例推究到一般情況。可见数据库这个窗口对于研究者视野的深广拓展的力量，非比寻常。
三、整理过程中发现的作者的错误或者例证不夠充分的现象：
（一）《东越传》“句章”一条下，瞿氏引赵一清著作时称其为《水经注刊误》。然笔者经检索和查考后发现，赵氏此书是对明代朱谋《水经注笺》的刊误研究，并非是对《水经注》本身的拓展研究，此驳瞿氏说误之一也；且见扫描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光绪六年八月会稽章氏重刊本书影，确作《水经注笺刊误》，此其二也；又检索赵一清该书在后世书目类书中的著录，见王太岳《四库全书考证》⑨卷四十著录作《水经注笺刊误》，而见丁仁《八千卷楼书目》⑩以及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11}载赵氏《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然而据赵氏言，且通览全书体例，其刊误对象绝非《水经注》本身，故知瞿氏、二丁说法含混。日藏古籍的获取对于笔者而言，倘在早些时候，绝非易事，然而在今天，查看其书影，阅读其文本，也是相当便利的事。而对于书目类书籍的排比查考，在数据库的帮助下，也大大缩短了研究者四处搜集资料的时间，也降低了材料获取片面，遗漏殊多的概率。
（二）《朝鲜列传》“左将军卒正多率辽东兵先纵败散多还走坐法斩”{12}一条下，瞿氏言：多者，卒正名。《卫霍传》“校尉仆多”亦名多也。下文“军多骄”、“故已多败亡”、“先纵失亡多”，乃训多少义耳，不得因彼概此。此言左将军麾下有卒正名多者，权率辽东兵，前行纵击朝鲜，而兵败散，多亦还走。于是左将军按多以军法斩之。读之可见，瞿氏以“多”为卒正名，其例证即为《卫霍传》中以“多”为名者。然而瞿氏例证本身就存在问题，一旦证据出现动摇，其说法也就不足为信。笔者对此又进行检索，发现此条已著于王念孙《读书杂志》{13}中《战国策》第一，证“朋”与“多”字形近易讹时，恰好举《汉书·卫霍传》中“校尉仆多”例，并引颜师古注“多”为“朋”之讹条为佐。王氏说和瞿氏说法的联系，是通过数据库检索实现的，识记能力有限且阅读非精深细致者，要做到很快将二者比对起来，难度系数可想而知。正是这种现代技术的进步，让天资有限的人在驳斥前人说法时持握了更为有力的武器，于是，“发育不足”的证据和说法自然会被轻易推翻。 四、整理过程中利用数据库处理含校勘、句读的综合性问题：
（一）《朝鲜列传》“降相路人之子最”{14}一条，瞿氏言：上右渠子“长”注，徐广曰：“《表》云‘长饹’，《汉书表》云‘长饹’。音各。”《索隐》说同。愚窃以为此文“降”字，或即“长饹”“饹”字之譌，当属上“长”字为句。下“长为几侯”句，亦失“饹”字，此及《汉书》颜师古注皆以降相，误中之误也。
原文作：“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之子告谕其民，诛成巳，以故定朝鲜。”笔者对此进行数据库检索，发现除此之外，《汉书·西南夷两粵朝鲜传》亦有“长为几侯”。徐广注列出异文，但沒有明确指出他所认为的错误类型判定。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猜想，如果说徐广认为此处“长降”当是“长饹”的讹文，那么下文中当再次出现“长”的时候，与“长饹”不同，徐广也应当另外作注说明，但是现在所见，徐氏只在第一处作了注解，說明他所认为的传记中出现的几处的情況是一样的，可能都是夺文造成。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15}卷五有“降，相路人之子最”一条，钱案：“‘降’字当连上为句。‘长降’右渠子名也。《功臣表》作‘长饹’，‘饹’，姑落切，与‘降’声相近。小颜注《汉书》谓相路人前已降汉而死于道，故谓之‘降相’，此妄之甚也。下文‘长为几侯’，‘长’下亦当有降字。”
稽《汉书·建元以来侯者表》及《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几侯张饹“功状户数”一栏作：“以朝鲜王子汉兵围朝鲜降侯。”“始封”一栏作：“三年癸未封，六年，使朝鲜谋反，格死。”涅康侯最“功状户数”一栏作：“以父朝鲜相路人，汉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始封”一栏作：“三月壬寅封，五年，太初元年薨，亡后。”{16}特别要注意的是“几侯张饹”下有颜师古注“饹音格，又音各。”，且表中正文“相路人”“汉兵之，首先降，道死”句与小颜《传》注相近，显然小颜在作注时，是以表中所言作为依据的。
沈钦韩《汉书疏证》{17}卷三《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几侯张饹”条下注：“《传》云‘朝鲜王右渠子长’脱‘饹’字。按：满燕人姓卫，此张饹非姓也。
据以上材料，传记作“长”定是有误，至于其后为讹文还是有脱文，还无法准确判定。窃就此有两种猜想：
其一，“长”后面脱“饹”，而“降”字非衍文亦非讹文。若是如此，可依小颜说，“降相”可通。后文一以贯之，具脱“饹”字。而小颜虽见到过汉表中的“张饹”，但没有将脱文补全。
其二，“长”字后的“降”为“饹”的音近形近讹文，依照此种说法，小颜的注解确实有误。但是这种情況伴随著另一个疑问的产生，传记下文中又出现“长”时，为什么不作“长降”。
瞿氏直接将小颜注定性为谬中之谬，恐也草率。又可见瞿氏说法与钱大昕几乎相同，瞿氏有可能参考了钱氏的说法。
瞿氏的这条补正，引出了一个相对较为复杂的古籍流传过程中的版本校勘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发现，显然是基于不厌其烦的多次检索和挖掘的，除了《史记》、《汉书》各传记、表的对校之外，还提供了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两相结合，研究者会对异文产生一个初步的猜想和判断。
五、整理过程中发现的作者的参考材料出处以及攘善、径改现象：
（一）《司马相如列传》“扶舆猗靡”一条，《正义》失之。瞿氏言：“扶舆”犹“猗靡”也，盖叠韻连语字，与汉《瑟调曲》之“敷愉”，《方言》之“怤愉”同义。颜师古曰：“此自言郑女曼姬为侍从者，所扶舆而猗靡耳，非谓扶侍楚王车与也。”瞿氏言以师古说为是。
笔者检索关键词后发现，明朱谋 《骈雅训纂》{18}卷一下训纂二“扶舆猗委”一条下引《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扶舆猗靡。张揖曰：‘扶持楚王车舆相随也。’师古曰：‘张说非也。此自言郑女曼姬为侍从者，所扶舆而猗靡耳，非谓扶持楚王车舆也。’”谋 按：“此从师古说。字与汉《瑟调曲》‘敷愉’、《方言》十二‘怤愉’皆双声字，义同。”
瞿说与朱说用例、结论基本一致而言辞稍略，相似度奇高。疑瞿氏参考了《骈雅训纂》一书该部分说法，但并未指出例证出处。
（二）《司马相如列传》“连驾鹅”一条，检索关键字，笔者发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19}，“随”部第十“驾”字一条：“《中山经》：‘青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左》定元传：‘荣驾鹅。’《古今人表》作‘驾’。”
瞿说与朱说用例、结论基本一致而在部分地方稍作修改，主要是对朱注的删省以及部分书名异称的变更，然未指出说法参考了《说文通训定声》。类似的参照朱氏说法的例子还有几条，例如《淮南衡山列传》中“鐖 凿棘矜”一条，检索之发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履”部第十二，“剀”字下：“大镰也。从刀岂声。切地以芟刈者，亦名鉊。字亦作‘鐖 ’。《史记·淮南衡山传》‘鐖 凿棘矝也。’”与瞿氏说法相似度高。又“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一条，“需”部第八下“臾”字：“《汉书》‘纵臾’读曰‘勇犹’，勉强也，字亦作‘惥’。又《汉书·古今人表》‘鬼臾区’，《艺文志》作‘鬼容邛’。‘容’、‘臾’、‘区’皆一声之转。”瞿氏又与朱氏举同一例证，结论亦同。
（三）《司马相如列传》“大行越成”一条中，瞿氏引姚姜村说为说，那么其所谓姚说究竟是姜村自己的《援鹑堂笔记》，抑或是他人转引，为了剥离出其中的真相，笔者又对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姚范《援鹑堂笔记》{20}卷二十三史部“大行越成”一条下注曰：“此盖斥成王也。{21}下云蹑梁父，登泰山。卽《管子》所云‘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也。’其不及康王者，盖当从鲁诗以《关睢》为刺康王而谓周道之衰也。”与瞿氏所引有不同。
恰是姚鼐《古文辞类纂》{22}卷六十六辞赋类六“大行越成”一条下小字注曰：“姜坞先生云成即成王也。下云蹑梁父，登泰山，即《管子》所云成王‘封太山，禅社首。’”与瞿氏所引完全一致，而也与今所见《援鹑堂笔记》稍有出入。
结合瞿氏文章中亦骤件引所谓姜村先生语，检索复核之发现，绝非引自其《援鹑堂笔记》原书，而皆转引自《古文辞类纂》。沒有强大便捷的检索工具，我们也不会发现《古文辞类纂》与《援鹑堂笔记》文本的细微差别，沒有察觉这些细微差别，我们也就无从知道瞿氏所谓姜村先生语出于何处，同时我们也知道了瞿氏当时的研究参考书目之一确为《古文辞类纂》这种当时读书人的案头书，在研究赋文学时，他也倾向于这类书籍的辅助。 （四）《司马相如列传》“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也”{23}一条，瞿氏以为“上下相发”，绝句。“发”、“翼”二字为韻。曾文正以“允答”属上读。恐未然也。
而笔者以为瞿氏断句恐有误，正文“上下相发”前一句为“天人之际已交”与“上下相发允答”意思几同，符合司马相如行文特点。
笔者检索《文选》{24}卷四发现，相如此句下有张铣注曰：“上下谓百姓百官也，言其相起发意信欲荅天子之德，而天子犹兢兢而惧，翼翼而恭，恐天下未致和平。”照此推测，张氏的断句与瞿氏同，瞿氏断法可能是受了六臣注《文选》的影响，且瞿氏在该篇研究著作中数次提及六臣注的版本，说明他对六臣注本《文选》是有所参考的。当然，也不能轻易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是瞿氏并沒有注意张氏的说法，只是偶然暗合。
基于检索和多方考量，笔者对此句句读进行了分析，以為张、瞿二氏的断法有待商榷。首先张氏将“上下”解作“百姓百官”，作为“相发允答”的主语，但是以此为主语接下文“兢兢翼翼”，“兢兢翼翼”原本的主语应当是“圣王”，可是此处，依照瞿意，主语显然已经更換，不合文法。第二，该句的上一句已经提到“天人之际已交”，这里的“天人”与下文“上下”所指其实应当是相同的，均指“上天”，所谓“上”，“圣王”所谓“下”，句式既整饬，又和文法。
至于押韵，“发“上古属”月部，“答”属“缉”部，“翼”属“职”部，三者皆是入声韻，两两之间相互不存在直接的旁转关系，瞿氏的韻部说法难以站稳。
（五）《循吏列传》“僮子不犁畔”一条，瞿氏言“犁”当读“离”。《礼记·少仪》“牛羊之肺犁而不提心”，“犁”本作“离”，是“犁”、“离”通用之证。僮子谓奴隶之属也。与上竖子别，竖，未冠者也，见《楚语》注。
笔者借助扫描本古籍，稽阮刻本《礼记·少仪》篇，正文作“离”，明毛氏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正文亦作“离”。阮刻本《仪礼疏》第十三卷郑注引《礼记·少仪》此句作“离而不提心”，武英殿本、毛氏汲古阁本均作“离”。
仅《礼记》附《释文》音义作：“犁，本又作离。”。知阮校搜罗多种版本，故核阮元《仪礼》《礼记》校勘记，亦均未见“牛羊之肺离”一条出校记，也就未说明其他各本有異文作“犁”。
瞿氏所言判断无误，但不知其所据《礼记》为何本？是其所见本正文作“犁”，还是瞿氏受陆氏音义影响，径本陆说但此处未详加解释。就笔者现所见，无法判断瞿氏是否又见到阮元未见之本如瞿氏所说。
六、总结
笔者以瞿氏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作为文章的主体部分，旨在剖析其研究思路的同时，阐明E时代下的古籍校读新趋势，即以高科技为学术研究的新的驱动力，在获取到更广泛的校读资源的同时，又能将研究的方向深细化、系统化，使研究的內容更趋于周全精核。
此小文的撰写，颇不成熟，特别是对于瞿方梅有攘善之嫌的猜想，还有待博物君子解决之，笔者学力有限，且初学学浅，颇多情況的考虑，殊不周赡，例如笔者所提到的瞿氏可能参考到的书在当时的通行情況，如果实属不易得之本，则笔者的猜想就无从谈起。
注释：
①清干隆十九年刻本.
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士礼居影宋丛书本.
④清影宋抄本.
⑤明弘治刻本.
⑥清武英殿本.
⑦清武英殿本.
⑧清广雅书局丛书本.
⑨清光绪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⑩民国铅印本.
{11}清光绪刻本.
{12}瞿方梅句读与今通行标点本不同，疑其存在句读问题，为了不影响文章阅读，故此处笔者特不加标点.
{13}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14}此条的爭议之一即是句读，为方便说明问题，故笔者特不加标点.
{15}清干隆四十五年刻本.
{16}《建元以来侯者表》涅康侯最“四年三月壬寅，康侯子最元年。”“太初二年，康侯最死，无后，国除。”.
{17}光绪二十六年浙江书局刻本.
{18}清道光有不为斋刻本.
{19}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20}清道光姚莹刻本.
{21}“斥成王”，姚范此书多处用“斥”作“指”之意，例如卷二十三史部之“今之王斥文王”，卷二十九史部之“此智者疑斥彪也”，卷三十七集部之“此本斥汲古阁本”等等。稽《康熙字典》（同文书局本）“斥”字下亦收“指”这一义项.
{22}道光元年河合康氏家塾刻本.
{23}此条的爭议之一即是句读，为方便说明问题，故笔者特不加标点.
{24}四部丛刊景宋本.
参考文献：
[1]学衡[J].1925，58.
[2]福州府志[M].清干隆十九年刊本.
[3]（嘉定）赤城志[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舆地广记[M].士礼居影宋丛书本.
[5]舆地纪胜[M].清影宋抄本.
[6]八闽通志[M].明弘治刻本.
[7]史记[M].清武英殿刻本.
[8]汉书[M].清武英殿刻本.
[9]水经注笺刊误[M].光绪六年八月会稽章氏重刊本.
[10]四库全书考证[M].清光绪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1]八千卷楼书目[M].民国铅印本.
[12]善本书室藏书志[M].清光绪刻本.
[13]读书杂志[M].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14]说文通训定声[M].清道光有不为斋刻本.
[15]援鹑堂笔记[M].清道光姚莹刻本.
[16]古文辞类纂[M].道光元年河合康氏家塾刻本.
[17]文选[M].四部丛刊景宋本.
[18]礼记[M].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清武英殿本、毛氏汲古阁本.
[19]仪礼[M].阮刻十三经注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