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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五年二月，云南平定。至此，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程上，明王朝完全实现了对云南的整体统一，并为西南边疆稳固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明王朝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举措及经济开发活动的进行，必然从思想上加强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儒学渗透，使少数民族“归顺”、“同化”，但是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生产发展水平一般比中原地区汉族要低，生产方式也与中原汉族很不相同，这就使得：一方面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难以按照中原地区的方式进行统治；另一方面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由于人民生活困难，也不利于中央王朝的统治。
鉴于此，明王朝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教化政策主要表现在：建立地方儒学，优先照顾少数民族子弟入国子监，以及为少数民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开方便之门，最终使得儒学教育的范围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得以扩张，科举考试人数也快速地增长起来。
在元代之前，整个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历了南诏、大理五百余年的统治，文化带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受教育权被土酋、土官们垄断，教育只培养土酋、土官世袭子弟，普通土民是没有受教育权利的。元代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虽也大力提倡儒学，延事占元年设立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使儒学在云南的传播出现了汉唐以来新的高潮，所谓“北人鳞集、爨僰循礼，渐有承平之风，是以达官君子，绍述成轨，乘馹内地，请给经籍，虽穷边蛮僚之乡，咸建庠序矣”。但是，元代所设云南儒学教育机构仅分布在中庆路(今昆明)、大理等靠内地区；通观整个元代，云南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者仅6人”。
明初，明太祖在一次给广西左、右江溪峒管民的谕文中说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远人，此古先哲王威德兼施，遐迩咸服者也”。随府、州、县的相继建制而先后恢复和设立了一些学校，委派学官，设馆授徒，学习经史。早在洪武十五年，就复置大理府及蒙化等州儒学；洪武十七年重建云南、楚雄二府的儒学。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谕礼部日：“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永乐十年，‘武定、寻甸、广西三府居民繁庶，设学校’，‘学校，风化所系，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随后，儒学的重建、创设由腹里靠内地区向边疆民族地区迅速的扩展开来。“‘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盖无地而不设学校，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徭，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明廷还令各地土司选派子弟到京师入监读书，“敕国子监官善训导之”，儒学受教育的范围在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面貌，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因而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除此之外，明廷也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生员额数予以照顾，“成化十年，……‘人才淹滞，教官亦难迁转，乞量增额数’，增云南乡试举人五名”。与此同时，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大量增加。整个明朝期间，“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中，中进士者达261人”，这是历代所没有的。“以云南回族为例，仅保山闪氏一族，有举人、贡生、进士21人；蒙自沙甸一村有13人；玉溪龙门附近三个回族村有11人。在壮、白等族中，进士、举人也不少。”
与此同时，明政府在一些府、县设有社学等，“永乐元年，设云南楚雄府楚雄县儒学，‘所述人民……不知礼仪……府、州设学教养，其县学未设，今楚雄县所辖六里……立学置官训诲’”，“永乐十二年，云南临安府嶍峨县丞周成言‘境内夷民焚人、哕哕、百夷、普蜡、和泥，……其类不一，而焚人子弟多有俊秀，宜建学教之，使习诗书，知礼义’，从之”。自此，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风气因之发生很大变化，如寻甸府自“改土归流”设立学校以后“其俗渐改，人文可睹”；彝族聚居“俗尚强悍难治”的武定府，建学后。“士民勤业，有省会之风”；大理地区，“少工商而多士类，悦其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于他郡”。领导阶层当中一部分土官儒文化造诣颇高，“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蒙化彝族土知府左正，“能文翰，工诗画，有魏晋风”。
纵观整个明王朝，云南儒学学校及社学和进士出身等的地域分布很不平衡(如附表)：
资料来源：《新纂云南通志》卷一六《历代贡举征辟表》(注：自嘉靖至崇祯年间，出自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武进士共三十四人，但由于史料年长的原因，只能看到这个时间段内来自临安府共23人、寻甸1人、剑川3人、新兴3人、昆明1人、云南右卫1人、河阳1人、嵩明1人，至于具体在哪朝中的武进士，则未加详细记录。所以笔者上表未将这三十四人统计在内。)
如云南府、大理府、临安府创设学校最多，而广南府仅有社学，镇沅、永宁二府则无办学的记载。与此相一致的是文人的分布也主要集中在腹里地区。“至崇祯时，全省共产生举人2732名、进士261名，另有武进士47名，武举人103名”，其中75％以上的进士出在云南府、临安府、大理府和永昌府。大理府太和县由于地处洱海发达区的中心，在整个明朝期间即出“文进士35名”。其他的县诸如元江府、永宁府、景东府、广南府等远离中心发达地区的边远府州，整个明朝期间进士的出现则为零记录。
(作者简介：张丽(1985—)女，江苏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技术学院辅导员。郝军亮(1985—)男，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明王朝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举措及经济开发活动的进行，必然从思想上加强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儒学渗透，使少数民族“归顺”、“同化”，但是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生产发展水平一般比中原地区汉族要低，生产方式也与中原汉族很不相同，这就使得：一方面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难以按照中原地区的方式进行统治；另一方面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由于人民生活困难，也不利于中央王朝的统治。
鉴于此，明王朝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教化政策主要表现在：建立地方儒学，优先照顾少数民族子弟入国子监，以及为少数民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开方便之门，最终使得儒学教育的范围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得以扩张，科举考试人数也快速地增长起来。
在元代之前，整个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历了南诏、大理五百余年的统治，文化带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受教育权被土酋、土官们垄断，教育只培养土酋、土官世袭子弟，普通土民是没有受教育权利的。元代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虽也大力提倡儒学，延事占元年设立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使儒学在云南的传播出现了汉唐以来新的高潮，所谓“北人鳞集、爨僰循礼，渐有承平之风，是以达官君子，绍述成轨，乘馹内地，请给经籍，虽穷边蛮僚之乡，咸建庠序矣”。但是，元代所设云南儒学教育机构仅分布在中庆路(今昆明)、大理等靠内地区；通观整个元代，云南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者仅6人”。
明初，明太祖在一次给广西左、右江溪峒管民的谕文中说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远人，此古先哲王威德兼施，遐迩咸服者也”。随府、州、县的相继建制而先后恢复和设立了一些学校，委派学官，设馆授徒，学习经史。早在洪武十五年，就复置大理府及蒙化等州儒学；洪武十七年重建云南、楚雄二府的儒学。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谕礼部日：“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永乐十年，‘武定、寻甸、广西三府居民繁庶，设学校’，‘学校，风化所系，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随后，儒学的重建、创设由腹里靠内地区向边疆民族地区迅速的扩展开来。“‘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盖无地而不设学校，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徭，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明廷还令各地土司选派子弟到京师入监读书，“敕国子监官善训导之”，儒学受教育的范围在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面貌，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因而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除此之外，明廷也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生员额数予以照顾，“成化十年，……‘人才淹滞，教官亦难迁转，乞量增额数’，增云南乡试举人五名”。与此同时，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大量增加。整个明朝期间，“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中，中进士者达261人”，这是历代所没有的。“以云南回族为例，仅保山闪氏一族，有举人、贡生、进士21人；蒙自沙甸一村有13人；玉溪龙门附近三个回族村有11人。在壮、白等族中，进士、举人也不少。”
与此同时，明政府在一些府、县设有社学等，“永乐元年，设云南楚雄府楚雄县儒学，‘所述人民……不知礼仪……府、州设学教养，其县学未设，今楚雄县所辖六里……立学置官训诲’”，“永乐十二年，云南临安府嶍峨县丞周成言‘境内夷民焚人、哕哕、百夷、普蜡、和泥，……其类不一，而焚人子弟多有俊秀，宜建学教之，使习诗书，知礼义’，从之”。自此，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风气因之发生很大变化，如寻甸府自“改土归流”设立学校以后“其俗渐改，人文可睹”；彝族聚居“俗尚强悍难治”的武定府，建学后。“士民勤业，有省会之风”；大理地区，“少工商而多士类，悦其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于他郡”。领导阶层当中一部分土官儒文化造诣颇高，“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蒙化彝族土知府左正，“能文翰，工诗画，有魏晋风”。
纵观整个明王朝，云南儒学学校及社学和进士出身等的地域分布很不平衡(如附表)：
资料来源：《新纂云南通志》卷一六《历代贡举征辟表》(注：自嘉靖至崇祯年间，出自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武进士共三十四人，但由于史料年长的原因，只能看到这个时间段内来自临安府共23人、寻甸1人、剑川3人、新兴3人、昆明1人、云南右卫1人、河阳1人、嵩明1人，至于具体在哪朝中的武进士，则未加详细记录。所以笔者上表未将这三十四人统计在内。)
如云南府、大理府、临安府创设学校最多，而广南府仅有社学，镇沅、永宁二府则无办学的记载。与此相一致的是文人的分布也主要集中在腹里地区。“至崇祯时，全省共产生举人2732名、进士261名，另有武进士47名，武举人103名”，其中75％以上的进士出在云南府、临安府、大理府和永昌府。大理府太和县由于地处洱海发达区的中心，在整个明朝期间即出“文进士35名”。其他的县诸如元江府、永宁府、景东府、广南府等远离中心发达地区的边远府州，整个明朝期间进士的出现则为零记录。
(作者简介：张丽(1985—)女，江苏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技术学院辅导员。郝军亮(1985—)男，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