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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可以不关心群众的吃饭问题呢?谁不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谁就会垮台!”
1977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气氛和当时的天气一样,很快就由冷转暖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一个省一个省、一个部一个部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在解决安徽问题的会议上,决定改组安徽省委,组成新的省委领导班子,以万里为第一书记,顾卓新、赵守一为书记。
然而,任命宣布后,人们却找不到万里了。中央组织部问万里的家人,家人不知道他在哪儿;问万里任副部长的轻工业部,得到的回答也是不清楚。一位中央负责人火了:万里哪里去了?怎么能找不到他?
几经周折,铁道部值班室终于在营口找到了万里。万里怎么跑到营口去了呢?为什么在铁道系统找到了他?
这要从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后的全面整顿说起。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把突破口选在素有“国民经济大动脉”之称的铁路上。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大胆起用万里。在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上任伊始,铁道部机关就找不到万里了。万里雷厉风行,首先来到打派仗十分严重的徐州分局,以邓小平审阅修改、毛泽东亲自圈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为“上方宝剑”,批极左,批派性,一个月即见成效。再转战南昌分局、长沙田心电力机车厂,坚决调整那里的领导班子。接着回师郑州铁路局,稳定局势,使几近瘫痪的铁路运输很快恢复生机。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面展开,邓小平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万里也跟着被免去铁道部部长的职务。很快,民间出现了“万里检讨,火车乱跑;万里一倒,火车不跑”的说法……
万里再次受命,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合肥后不久,人们又找不到他了,机关没有,住处没有,连秘书也找不到了。只是有人传说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微服私访”去了,至于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楚。
“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到农村去。”万里后来回忆说,“我下去调查,轻车简从,一般是一部小车,两三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
在下乡之前,万里听说过农村的一些情况,也知道有些地方老百姓的生活是相当困难的,但没有想到大部分地区的贫困程度是那样让人触目惊心,甚至让人痛心落泪。
在肥东县,万里走进一个姓张的农户家。这家有两个大人、五个小孩。黑乎乎的土坯屋子里空空荡荡,破炕席上只有一床看不清原来花纹的破被子。
万里问:“就一床被子?”主人说,有被子盖就不错了。万里再问:“一床被子七个人怎么盖?”回答是:“凑合着呗。”
他们走到外屋,看灶上有一口带缺口的锅,盖着稻草编织的锅盖。万里揭开一看,锅里是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的糊糊粥。万里欲言又止。走出门后,他对随行的人说:“整个家当可用一根木棒挑走。”
而在大别山“将军县”金寨,万里受到了更大的震撼。
在金寨县燕子河山区,万里来到一位红军烈属家里,一进门就看见一位老人蹲在锅灶口。万里同他打招呼,一连喊了几声老人都未动。
当地村干部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老人才缓缓地站起来。
万里惊呆了:这人居然没有穿裤子,光着下半身。万里问:“你家有几口人?”
“四口人,我们夫妻俩和两个闺女。”老人回答说。
“孩子呢?”
这时,一位衣衫褴褛的妇女从里屋走出来。她指指屋里,只见土炕上蜷缩着两个十几岁的姑娘。村干部说:“她们也没有裤子,只能呆在炕上。”
万里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这天中午,万里的心情很不好。他对秘书说:“当年老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可今天还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新中国成立都28年了,没想到老百姓竟然穷到这种地步!”他说:“我不能不问,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
也就在这一天,万里决定给金寨县拨救济款120万元,棉花14.5万斤,棉布18万尺,粮食50万斤。他对当地领导说:“这笔救济物资要尽快发下去,让老百姓弄床被子盖,弄条棉裤穿,买点油盐酱醋,吃顿饱饭!”
万里知道,这只是应急办法,只靠救济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里的贫困问题的。
离开金寨县后不久,万里的身影又出现在凤阳县街头。他要看看这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家,为什么会出现集体讨饭的事情。
1977年冬天,安徽省委接连收到沿海等地的电话、电报,要求派人去接“盲流”,而这些“盲流”多是凤阳县的。万里让有关部门统计一下凤阳县到底有多少人在外边讨饭,得到的回答是:有1.3万多人。凤阳县委也采取过多种硬性措施,诸如:党员带头讨饭要开除党籍,干部带头讨饭就立即撤职等。然而,这些硬性指示都无济于事,外出讨饭的浪潮仍波涛汹涌……
到凤阳那天,他们正好看见一群衣着破破烂烂的农民赶往火车站,一问都是要扒车外出讨饭的。
他们接着到几个村子去调查。在梨园公社前进生产队,万里看到这个队十户人家就有四户没有门,三户没有水缸,五户没有桌子。生产队长家十口人只有一床被子,七个饭碗。他们不出去讨饭又怎么生存呢?
万里是带着一肚子怒气和火气回到省城的。
很快,安徽省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问题。有人说,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历史上就有外出讨饭的传统,那里农民冬天外出讨饭已经成为“习惯”了。
万里站了起来,用手拍打着桌子,气愤地说:“说这种话没有半点阶级感情!数九寒天,你也带着老婆孩子讨一趟试试!”“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谁有粮食吃,还会去讨饭。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问题是那里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我们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万里越说越激动:“社会主义还要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解放快30年了,老百姓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哪里去了?无产阶级是因为受穷才革命,革命不是为了受穷!要是为了受穷,还革命干什么?我们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和生命来换取社会主义,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绝不是让人民挨饿受穷,而是让人民活得更美好!”
“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可以不关心群众的吃饭问题呢?谁不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谁就会垮台!”
我们要凭着良心、硬着头皮走下去,大不了再次被打倒
说到万里的胆识,首先就要说到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也就是后来安徽人常说的《省委六条》。今天我们看这份文件,似乎找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内容,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出台这些政策规定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省委六条》中许多规定都涉及到了“原则问题”,可以说是跨越了红线,突破了“禁区”。
那时,报刊、电台、电视台都在宣传“抓纲治国”,“大干快上”。在农村,继续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1977年冬天,中共中央发出49号文件,明确提出:“今冬明春要把10%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省委六条》的内容,许多都在“禁区”之中。那么,这样一份文件是怎样出来的呢?久经政治风浪的万里怎么有这样的胆略呢?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到农村看到的情况太刺激人了,当时就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从农村回到省城,万里找到顾卓新、赵守一等交换意见。大家都感到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到了非要拿出新的办法来不可的地步。他们决定派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周曰礼去作专题调查研究,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性意见,起草一份切合实际情况的文件。
被外省称为“盲流”的安徽农民听说每人分了三分地,一传十,十传百,不约而同地赶回了久别的家乡。屡禁不止的外出讨饭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然而,肥西等几个县的个别领导却慌了,担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落到自己的头上。他们开会,发指示,号召分了田的农民再重新组织起来。
面对这种局面,《省委六条》中明文规定的“不准包产到户、不准联产计酬”显然要被突破。是固守“六条”,还是以群众的实践来丰富和调整政策?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表态:“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万里的决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接着,万里跑到山南区。当他在群众座谈会上听到不少基层干部过去负债累累,包产到户后基本上不再借债的情况,心里非常高兴。有的群众问他:包产到户能搞多久?万里回答说:“只要能增产增收增贡献,你们要搞多久就搞多久。”
老天不负有心人,包产到户结硕果。1979年,肥西县山南区获得空前大丰收,仅夏季小麦总产量就达3000万斤,比1978年增产了两倍,上缴国家1980万斤,仅一季就超额完成全年定购任务(任务为1870万斤)。而没有包产到户前,该区每年夏季只上缴国家小麦100万斤左右。1979年全县全年粮食产量比1978年增长13.6%,向国家净贡献粮食是1978年的三倍。这一年,肥西县向国家贡献粮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被国家商业部评为“售粮百家先进县”和“百名油脂销售大县”,并荣获金质奖杯。
小岗生产队实行“大包干”,同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一年大变样。全队破天荒地向国家交售粮食近3万斤、油料2万斤,人均留储备粮1000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一年大翻身,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原来远近闻名的“乞丐村”变为名副其实的“冒尖村”。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如同兜头一盆冷水,浇到了安徽农民的头上。关键时刻,他们听到了万里的声音
1979年早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座谈会。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和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广东、吉林、湖南、四川、江苏、河北、安徽等七个省农村工作部门和三个县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安徽作为率先实行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省份,派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和全椒县委书记王杰参加会议。
会上,周曰礼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份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以及《省委六条》的贯彻落实情况,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他滔滔不绝,半天都没有讲完。他发言后,会议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
有的人大动肝火,甚至拍桌子:“这和解放前有什么两样?不就是回到单干嘛!”有人认为,包产到户即使还承认集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承认集体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必要性,但在否定统一经营这一点上,本质上同分田单干没多大区别。
周曰礼据理力争。他说,包产到户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就与分田单干有本质的区别。
就在会议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批给《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要求《人民日报》表明态度。
《人民日报》编辑部在众多读者来信中选择了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一封来信,在3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头版头条发表。
张浩在回老家时看到、听到了一些关于农村实行责任制的情况,认为这都是不对的。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他说:“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是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那些干部、群众的怀疑和担心是有道理的,顶着不分是对的,应该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则指出:“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我们认为张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这封来信,对包产到组后正在忙春耕的安徽农民如同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一些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心有余悸的同志认为编者按有来头,惶恐不安。
3月16日,万里驱车来到滁县地区。一位地委领导见到他,开口就问:“万书记,《人民日报》都说话了,我们怎么办?”
万里说:“作为报纸,发表个人不同意见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嘛,也可以发表你们的意见嘛。有位记者说得好,报纸好比国际列车,他可以上,你也可以上。”
有位县里的领导说:“我们这么干,看来中央不认可呀。”万里说:“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要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也不能管你饭吃。”
针对有人说现在他们搞的是三级半核算分配,突破了三级所有,万里说:“三级半有什么不好?这是经济核算嘛,四级核算也可以。家庭也要核算,那不是五级吗?”
万里还对地委书记说:不管什么形式的责任制,就是坚持一条,凡是能增产,能叫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的,就是好办法。
“你们地委做得对,及时发了电话通知,已经实行的各种责任制一律不动。只要今年大丰收,增了产,社会财富多了,群众生活改善了,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
话虽这么说,但万里心里清楚,《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没有来头是登不出来的。但这个来头究竟有多大,一时还不清楚。
果然,当万里走到嘉山县检查工作的时候,接到了来自中南海的电话。听筒里传来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的声音。简单寒暄过后,王任重直奔主题:“万里同志,你们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会上的发言引起很大争论。他所说的那些情况,你们省委都知道吗?”
万里说:“周曰礼是省委派去参加会议的,可以说他的发言是代表省委的。”
王任重停顿了一下,说:“不少同志说你们那里搞了分田单干……”
万里详细介绍了安徽搞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和省委的态度。他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这里已经干开了,就是单干也不要变了。我们的态度是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但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我是秋后算账派,一切等秋后再说。不论用什么办法,能增产就是好办法。给中央备个案,搞错了省委检查,我负责!”
王任重说:“那好吧,你就按省委的部署干吧!”
通话将近40分钟。万里走出房间,对大家说:“王任重同志同意我们省委的意见,可以干嘛!”
万里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农村和农业工作。邓小平一言九鼎,中国农村改革披荆斩棘全面推进
对安徽农村改革来说,1980年是很重要的一年。
元旦刚过,省委召开农业工作会议,调查研究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总结过去一年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经验教训,安排新一年的工作。
会议开得很热烈。万里在这次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要敢于改革农业》的报告,公开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万里洪亮的声音在会场回荡:“为什么包产到户在安徽引起这么大的舆论呀?我们顶了多少年,来的时候就顶了,开始制订‘六条’时反映就来了,给我扣帽子,了不得呀!有些善良的人叫我不要犯错误,这就是心有余悸了!有人说,再坐‘喷气式’受不了了,我都60岁了,还是怕呀!”
“‘包’字是个好东西,不要怕这个东西!凤阳的‘大包干’,火车上的三八包乘组,这是中国人一种土的说法,不要怕这个‘包’字!在那些长期经济落后,集体经济搞不好,极左思想干扰、严惩,群众生活一直非常贫困的情况下,群众习惯于小农经济,这是有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的!包产到户并不是我们的主张,问题是已经有了,已经生了孩子,他母亲挺高兴。哎呀,可解决大问题了。给报个户口吧?孩子挺好的,许多人去看了看都热烘烘的,回来以后就凉了半截。为什么呢?不合法,要批判呀!包产到户没有什么可怕,我们的根本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已经认可了,苦苦哀求:‘让我们干两年好不好?’同志,批准!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责难那么多?我是不同意这种意见的……”
会后没几天,在料峭的寒风中,万里风尘仆仆来到小岗生产队。院里院外堆满的玉米棒子,仿佛要告诉省委第一书记:我们这里丰收了!万里挨家挨户地走,看到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就在院里堆起来。
万里十分高兴。他对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回到合肥后,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捧出小岗生产队社员送的花生,一边叫大家品尝,一边讲小岗生产队的情况。他再次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管采取哪种形式,只要能增产增收,对国家能多贡献,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大改善,就是好办法。
就在万里在安徽给包产到户上“户口”的时候,北京和全国不少地方,围绕这个问题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在国家农委主持召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包产到户姓“社”姓“资”的问题被摆到了桌面上。有几个省的代表说,我们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人民公社,现在又退回到分田到户,不是倒退是什么?“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写进了宪法,谁也不能动!
紧接着,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再次向万里发难,发表了火药味十足的《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矛头直指安徽的改革,大有兴师问罪的味道。
安徽的同志和北京的记者张广友把这两篇文章送给了正在北京开会的万里,同时他们要求写文章进行反击。万里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并对张广友说:“这篇文章就由你和吴象同志来写!”
文章写成后,送给有关报刊,居然不给发表。最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7000多字的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
恰在这时,万里的工作发生重大变动。这次不是被打倒,而是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一次会议上,万里见到了陈云。陈云抱拳说:“万里同志,我完全赞成你在农村政策上的那些做法。我举双手赞成!”听到这话,万里心头一热。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在与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人的谈话中指出: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要解放思想,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特点。“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万里抓住机会,将有关在农村落实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意见,报告给最高决策层。
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为什么争论那么激烈?主要是一些领导思想不解放。”“关键是发展生产力……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势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变化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
消息传出,安徽农民奔走相告,有人甚至欢呼:“邓大人为我们说话了!”
于是,中国农村历史的大转折开始定向。
万里调中央工作后,很快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农业工作。他说:“我虽然住进了中南海,可老百姓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睡不好觉!”而这时的农委口仍停留在“农业学大寨”的桎梏中,对安徽的双包责任制横加指责。这令万里不能容忍。
在农委召集的会议上,万里批评说:“农业部是国务院的一个部,不能另搞一套。有些同志不关心农民的根本利益,不去想我们搞了30年农民肚子都吃不饱问题在哪里。现在有希望了,他们反而想不通,反而忧心忡忡。这些同志脑子里恐怕只有一个抽象的农民,哪怕农民们饿肚子他们也不理。我们有人挣工资,吃饱了饭,凭经验,凭主观想象,呆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要亲自下去调查,下去,都下去,其他一切回来再说!”
万里的批评震动很大。国家农委、农业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等部门组织了17个调查组,分赴15个省、区,重点调查双包责任制问题。不下去不知道,下去使他们眼界大开,对中国农村、农民的看法有了新的飞跃,一致称赞双包责任制挽救了苦难的农村,是中国农民由贫困走向富裕的必然选择。
到了9月,万里向胡耀邦建议,召开一次省委第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通一通思想,讲一讲包产到户。”也正是在这次会上形成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使包产到户从“独木桥”变成了“阳关道”,同时也为1982年出台“天字第一号”——中共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第一份一号文件奠定了基础。■
1977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气氛和当时的天气一样,很快就由冷转暖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一个省一个省、一个部一个部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在解决安徽问题的会议上,决定改组安徽省委,组成新的省委领导班子,以万里为第一书记,顾卓新、赵守一为书记。
然而,任命宣布后,人们却找不到万里了。中央组织部问万里的家人,家人不知道他在哪儿;问万里任副部长的轻工业部,得到的回答也是不清楚。一位中央负责人火了:万里哪里去了?怎么能找不到他?
几经周折,铁道部值班室终于在营口找到了万里。万里怎么跑到营口去了呢?为什么在铁道系统找到了他?
这要从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后的全面整顿说起。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把突破口选在素有“国民经济大动脉”之称的铁路上。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大胆起用万里。在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上任伊始,铁道部机关就找不到万里了。万里雷厉风行,首先来到打派仗十分严重的徐州分局,以邓小平审阅修改、毛泽东亲自圈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为“上方宝剑”,批极左,批派性,一个月即见成效。再转战南昌分局、长沙田心电力机车厂,坚决调整那里的领导班子。接着回师郑州铁路局,稳定局势,使几近瘫痪的铁路运输很快恢复生机。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面展开,邓小平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万里也跟着被免去铁道部部长的职务。很快,民间出现了“万里检讨,火车乱跑;万里一倒,火车不跑”的说法……
万里再次受命,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合肥后不久,人们又找不到他了,机关没有,住处没有,连秘书也找不到了。只是有人传说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微服私访”去了,至于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楚。
“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到农村去。”万里后来回忆说,“我下去调查,轻车简从,一般是一部小车,两三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
在下乡之前,万里听说过农村的一些情况,也知道有些地方老百姓的生活是相当困难的,但没有想到大部分地区的贫困程度是那样让人触目惊心,甚至让人痛心落泪。
在肥东县,万里走进一个姓张的农户家。这家有两个大人、五个小孩。黑乎乎的土坯屋子里空空荡荡,破炕席上只有一床看不清原来花纹的破被子。
万里问:“就一床被子?”主人说,有被子盖就不错了。万里再问:“一床被子七个人怎么盖?”回答是:“凑合着呗。”
他们走到外屋,看灶上有一口带缺口的锅,盖着稻草编织的锅盖。万里揭开一看,锅里是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的糊糊粥。万里欲言又止。走出门后,他对随行的人说:“整个家当可用一根木棒挑走。”
而在大别山“将军县”金寨,万里受到了更大的震撼。
在金寨县燕子河山区,万里来到一位红军烈属家里,一进门就看见一位老人蹲在锅灶口。万里同他打招呼,一连喊了几声老人都未动。
当地村干部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老人才缓缓地站起来。
万里惊呆了:这人居然没有穿裤子,光着下半身。万里问:“你家有几口人?”
“四口人,我们夫妻俩和两个闺女。”老人回答说。
“孩子呢?”
这时,一位衣衫褴褛的妇女从里屋走出来。她指指屋里,只见土炕上蜷缩着两个十几岁的姑娘。村干部说:“她们也没有裤子,只能呆在炕上。”
万里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这天中午,万里的心情很不好。他对秘书说:“当年老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可今天还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新中国成立都28年了,没想到老百姓竟然穷到这种地步!”他说:“我不能不问,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
也就在这一天,万里决定给金寨县拨救济款120万元,棉花14.5万斤,棉布18万尺,粮食50万斤。他对当地领导说:“这笔救济物资要尽快发下去,让老百姓弄床被子盖,弄条棉裤穿,买点油盐酱醋,吃顿饱饭!”
万里知道,这只是应急办法,只靠救济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里的贫困问题的。
离开金寨县后不久,万里的身影又出现在凤阳县街头。他要看看这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家,为什么会出现集体讨饭的事情。
1977年冬天,安徽省委接连收到沿海等地的电话、电报,要求派人去接“盲流”,而这些“盲流”多是凤阳县的。万里让有关部门统计一下凤阳县到底有多少人在外边讨饭,得到的回答是:有1.3万多人。凤阳县委也采取过多种硬性措施,诸如:党员带头讨饭要开除党籍,干部带头讨饭就立即撤职等。然而,这些硬性指示都无济于事,外出讨饭的浪潮仍波涛汹涌……
到凤阳那天,他们正好看见一群衣着破破烂烂的农民赶往火车站,一问都是要扒车外出讨饭的。
他们接着到几个村子去调查。在梨园公社前进生产队,万里看到这个队十户人家就有四户没有门,三户没有水缸,五户没有桌子。生产队长家十口人只有一床被子,七个饭碗。他们不出去讨饭又怎么生存呢?
万里是带着一肚子怒气和火气回到省城的。
很快,安徽省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问题。有人说,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历史上就有外出讨饭的传统,那里农民冬天外出讨饭已经成为“习惯”了。
万里站了起来,用手拍打着桌子,气愤地说:“说这种话没有半点阶级感情!数九寒天,你也带着老婆孩子讨一趟试试!”“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谁有粮食吃,还会去讨饭。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问题是那里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我们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万里越说越激动:“社会主义还要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解放快30年了,老百姓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哪里去了?无产阶级是因为受穷才革命,革命不是为了受穷!要是为了受穷,还革命干什么?我们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和生命来换取社会主义,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绝不是让人民挨饿受穷,而是让人民活得更美好!”
“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可以不关心群众的吃饭问题呢?谁不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谁就会垮台!”
我们要凭着良心、硬着头皮走下去,大不了再次被打倒
说到万里的胆识,首先就要说到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也就是后来安徽人常说的《省委六条》。今天我们看这份文件,似乎找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内容,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出台这些政策规定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省委六条》中许多规定都涉及到了“原则问题”,可以说是跨越了红线,突破了“禁区”。
那时,报刊、电台、电视台都在宣传“抓纲治国”,“大干快上”。在农村,继续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1977年冬天,中共中央发出49号文件,明确提出:“今冬明春要把10%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省委六条》的内容,许多都在“禁区”之中。那么,这样一份文件是怎样出来的呢?久经政治风浪的万里怎么有这样的胆略呢?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到农村看到的情况太刺激人了,当时就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从农村回到省城,万里找到顾卓新、赵守一等交换意见。大家都感到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到了非要拿出新的办法来不可的地步。他们决定派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周曰礼去作专题调查研究,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性意见,起草一份切合实际情况的文件。
被外省称为“盲流”的安徽农民听说每人分了三分地,一传十,十传百,不约而同地赶回了久别的家乡。屡禁不止的外出讨饭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然而,肥西等几个县的个别领导却慌了,担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落到自己的头上。他们开会,发指示,号召分了田的农民再重新组织起来。
面对这种局面,《省委六条》中明文规定的“不准包产到户、不准联产计酬”显然要被突破。是固守“六条”,还是以群众的实践来丰富和调整政策?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表态:“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万里的决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接着,万里跑到山南区。当他在群众座谈会上听到不少基层干部过去负债累累,包产到户后基本上不再借债的情况,心里非常高兴。有的群众问他:包产到户能搞多久?万里回答说:“只要能增产增收增贡献,你们要搞多久就搞多久。”
老天不负有心人,包产到户结硕果。1979年,肥西县山南区获得空前大丰收,仅夏季小麦总产量就达3000万斤,比1978年增产了两倍,上缴国家1980万斤,仅一季就超额完成全年定购任务(任务为1870万斤)。而没有包产到户前,该区每年夏季只上缴国家小麦100万斤左右。1979年全县全年粮食产量比1978年增长13.6%,向国家净贡献粮食是1978年的三倍。这一年,肥西县向国家贡献粮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被国家商业部评为“售粮百家先进县”和“百名油脂销售大县”,并荣获金质奖杯。
小岗生产队实行“大包干”,同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一年大变样。全队破天荒地向国家交售粮食近3万斤、油料2万斤,人均留储备粮1000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一年大翻身,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原来远近闻名的“乞丐村”变为名副其实的“冒尖村”。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如同兜头一盆冷水,浇到了安徽农民的头上。关键时刻,他们听到了万里的声音
1979年早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座谈会。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和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广东、吉林、湖南、四川、江苏、河北、安徽等七个省农村工作部门和三个县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安徽作为率先实行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省份,派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和全椒县委书记王杰参加会议。
会上,周曰礼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份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以及《省委六条》的贯彻落实情况,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他滔滔不绝,半天都没有讲完。他发言后,会议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
有的人大动肝火,甚至拍桌子:“这和解放前有什么两样?不就是回到单干嘛!”有人认为,包产到户即使还承认集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承认集体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必要性,但在否定统一经营这一点上,本质上同分田单干没多大区别。
周曰礼据理力争。他说,包产到户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就与分田单干有本质的区别。
就在会议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批给《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要求《人民日报》表明态度。
《人民日报》编辑部在众多读者来信中选择了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一封来信,在3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头版头条发表。
张浩在回老家时看到、听到了一些关于农村实行责任制的情况,认为这都是不对的。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他说:“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是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那些干部、群众的怀疑和担心是有道理的,顶着不分是对的,应该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则指出:“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我们认为张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这封来信,对包产到组后正在忙春耕的安徽农民如同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一些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心有余悸的同志认为编者按有来头,惶恐不安。
3月16日,万里驱车来到滁县地区。一位地委领导见到他,开口就问:“万书记,《人民日报》都说话了,我们怎么办?”
万里说:“作为报纸,发表个人不同意见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嘛,也可以发表你们的意见嘛。有位记者说得好,报纸好比国际列车,他可以上,你也可以上。”
有位县里的领导说:“我们这么干,看来中央不认可呀。”万里说:“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要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也不能管你饭吃。”
针对有人说现在他们搞的是三级半核算分配,突破了三级所有,万里说:“三级半有什么不好?这是经济核算嘛,四级核算也可以。家庭也要核算,那不是五级吗?”
万里还对地委书记说:不管什么形式的责任制,就是坚持一条,凡是能增产,能叫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的,就是好办法。
“你们地委做得对,及时发了电话通知,已经实行的各种责任制一律不动。只要今年大丰收,增了产,社会财富多了,群众生活改善了,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
话虽这么说,但万里心里清楚,《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没有来头是登不出来的。但这个来头究竟有多大,一时还不清楚。
果然,当万里走到嘉山县检查工作的时候,接到了来自中南海的电话。听筒里传来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的声音。简单寒暄过后,王任重直奔主题:“万里同志,你们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会上的发言引起很大争论。他所说的那些情况,你们省委都知道吗?”
万里说:“周曰礼是省委派去参加会议的,可以说他的发言是代表省委的。”
王任重停顿了一下,说:“不少同志说你们那里搞了分田单干……”
万里详细介绍了安徽搞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和省委的态度。他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这里已经干开了,就是单干也不要变了。我们的态度是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但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我是秋后算账派,一切等秋后再说。不论用什么办法,能增产就是好办法。给中央备个案,搞错了省委检查,我负责!”
王任重说:“那好吧,你就按省委的部署干吧!”
通话将近40分钟。万里走出房间,对大家说:“王任重同志同意我们省委的意见,可以干嘛!”
万里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农村和农业工作。邓小平一言九鼎,中国农村改革披荆斩棘全面推进
对安徽农村改革来说,1980年是很重要的一年。
元旦刚过,省委召开农业工作会议,调查研究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总结过去一年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经验教训,安排新一年的工作。
会议开得很热烈。万里在这次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要敢于改革农业》的报告,公开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万里洪亮的声音在会场回荡:“为什么包产到户在安徽引起这么大的舆论呀?我们顶了多少年,来的时候就顶了,开始制订‘六条’时反映就来了,给我扣帽子,了不得呀!有些善良的人叫我不要犯错误,这就是心有余悸了!有人说,再坐‘喷气式’受不了了,我都60岁了,还是怕呀!”
“‘包’字是个好东西,不要怕这个东西!凤阳的‘大包干’,火车上的三八包乘组,这是中国人一种土的说法,不要怕这个‘包’字!在那些长期经济落后,集体经济搞不好,极左思想干扰、严惩,群众生活一直非常贫困的情况下,群众习惯于小农经济,这是有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的!包产到户并不是我们的主张,问题是已经有了,已经生了孩子,他母亲挺高兴。哎呀,可解决大问题了。给报个户口吧?孩子挺好的,许多人去看了看都热烘烘的,回来以后就凉了半截。为什么呢?不合法,要批判呀!包产到户没有什么可怕,我们的根本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已经认可了,苦苦哀求:‘让我们干两年好不好?’同志,批准!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责难那么多?我是不同意这种意见的……”
会后没几天,在料峭的寒风中,万里风尘仆仆来到小岗生产队。院里院外堆满的玉米棒子,仿佛要告诉省委第一书记:我们这里丰收了!万里挨家挨户地走,看到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就在院里堆起来。
万里十分高兴。他对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回到合肥后,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捧出小岗生产队社员送的花生,一边叫大家品尝,一边讲小岗生产队的情况。他再次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管采取哪种形式,只要能增产增收,对国家能多贡献,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大改善,就是好办法。
就在万里在安徽给包产到户上“户口”的时候,北京和全国不少地方,围绕这个问题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在国家农委主持召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包产到户姓“社”姓“资”的问题被摆到了桌面上。有几个省的代表说,我们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人民公社,现在又退回到分田到户,不是倒退是什么?“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写进了宪法,谁也不能动!
紧接着,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再次向万里发难,发表了火药味十足的《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矛头直指安徽的改革,大有兴师问罪的味道。
安徽的同志和北京的记者张广友把这两篇文章送给了正在北京开会的万里,同时他们要求写文章进行反击。万里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并对张广友说:“这篇文章就由你和吴象同志来写!”
文章写成后,送给有关报刊,居然不给发表。最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7000多字的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
恰在这时,万里的工作发生重大变动。这次不是被打倒,而是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一次会议上,万里见到了陈云。陈云抱拳说:“万里同志,我完全赞成你在农村政策上的那些做法。我举双手赞成!”听到这话,万里心头一热。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在与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人的谈话中指出: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要解放思想,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特点。“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万里抓住机会,将有关在农村落实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意见,报告给最高决策层。
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为什么争论那么激烈?主要是一些领导思想不解放。”“关键是发展生产力……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势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变化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
消息传出,安徽农民奔走相告,有人甚至欢呼:“邓大人为我们说话了!”
于是,中国农村历史的大转折开始定向。
万里调中央工作后,很快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农业工作。他说:“我虽然住进了中南海,可老百姓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睡不好觉!”而这时的农委口仍停留在“农业学大寨”的桎梏中,对安徽的双包责任制横加指责。这令万里不能容忍。
在农委召集的会议上,万里批评说:“农业部是国务院的一个部,不能另搞一套。有些同志不关心农民的根本利益,不去想我们搞了30年农民肚子都吃不饱问题在哪里。现在有希望了,他们反而想不通,反而忧心忡忡。这些同志脑子里恐怕只有一个抽象的农民,哪怕农民们饿肚子他们也不理。我们有人挣工资,吃饱了饭,凭经验,凭主观想象,呆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要亲自下去调查,下去,都下去,其他一切回来再说!”
万里的批评震动很大。国家农委、农业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等部门组织了17个调查组,分赴15个省、区,重点调查双包责任制问题。不下去不知道,下去使他们眼界大开,对中国农村、农民的看法有了新的飞跃,一致称赞双包责任制挽救了苦难的农村,是中国农民由贫困走向富裕的必然选择。
到了9月,万里向胡耀邦建议,召开一次省委第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通一通思想,讲一讲包产到户。”也正是在这次会上形成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使包产到户从“独木桥”变成了“阳关道”,同时也为1982年出台“天字第一号”——中共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第一份一号文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