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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历来解读《离骚》都将它当做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富有艺术创造力的浪漫诗篇。《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司马相如倾尽才力的鸿篇巨制，代表了汉代散体大赋的最高成就。《离骚》和《子虚赋》《上林赋》分别作为楚辞和汉大赋的杰出代表，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两者都描写了楚地的风土，但更多的是两者之间的差异。《离骚》和《子虚赋》《上林赋》体现了不同文体之间的差异，除文体差异外，作者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也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有：社会背景不同；作者身份处境的不同；作者思想的差异；创作意图不同等等。
关键词：离骚；子虚赋；上林赋；文体差异；自我意识；创作意图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08-02
《离骚》是屈原的划时代诗篇，它是屈原自己生命体验和主观情感的外化，是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它是屈原融合楚地方言的独创，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骚体。《子虚赋》《上林赋》是汉代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的宏伟之作，被司马迁和班固引为一篇，称《天子游猎赋》。虽然《离骚》和《子虚赋》《上林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但是因为《离骚》是楚辞体创作的源头，而“赋”这种文体也是由“骚体”即“楚辞体”发展而来的，因而这两种文体之间也有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一、《离骚》与《子虚赋》《上林赋》的相同之处
《离骚》在屈原手中大大地扩展，长达三百多句，吸收了楚地方言，以“兮”字句为主，风格浪漫，意象优美，辞藻华丽。楚国具有独特的地方文化、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屈原在《离骚》中注入了浓郁的楚地文化气息，诗中描写的芳草美人也是楚地特有的巫卜文化的体现。《子虚赋》《上林赋》的内容也充满了想象力，设计了全篇设计了三个虚构人物，即子虚、乌有、亡是公。子虚极力陈说楚国风物之美，乌有则作为子虚的对立面，诘难楚国之事。《子虚赋》中对楚王的云梦泽的描绘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就想象而言，《离骚》与《子虚赋》《上林赋》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离骚》中充满着种类繁多的香草，诸如“申椒”、“菌桂”、“蕙茝”、“木兰”“秋菊”等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丰富了丰富了美人意象。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生动”。《子虚赋》《上林赋》中的云梦泽、游猎场、上林苑皆为作者虚构，但也有其象征意义，这些恢弘的林苑是汉朝强盛的象征，写出了汉帝国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蓬勃气象。《离骚》与《子虚赋》《上林赋》都大范围的运用了虚构和象征手法，使文章气势恢弘。
《离骚》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子虚赋》《上林赋》的描写部分以整齐而排列的四字句、六字句、三字句为主，尤以四字句为多；叙述部分句式无常规，表现出错落有致、长短参差的特色。《离骚》与《子虚赋》《上林赋》的语言都富有音韵和谐的美感。
二、《离骚》与《子虚赋》《上林赋》之间的差异
（一）文体特征与风格不同。《离骚》是诗歌体裁，而《子虚赋》《上林赋》则是散体大赋，这决定了它们在根本上的差异。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汉代学者对《离骚》的整体风格进行了总结概括，司马迁以“兼”确认《离骚》的文体风格，“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班固以“弘博丽雅”来定位《离骚》的整体风格，“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则象其从容”；王逸将《离骚》的整体风格概括为“博远”，“屈原之词，城博远矣”。屈原为国家社稷担忧，因而《离骚》的总体风格是沉郁的。
《子虚赋》《上林赋》的总体风格相对于《离骚》的沉重忧郁而言，就显得轻松许多。《子虚赋》《上林赋》的主体风格阳刚雄奇的壮美，铺张的描绘，宏大的结构能够引发读者雄壮的审美心理效应。文中的山形崇峻，水势滔天，原野辽阔，楼台错落，在审美上无不体现着一种阳刚、雄奇和崇高之美。恢弘的语言风格无一不透露出汉帝国的强盛和汉代人对世界的征服占有的欲望，呈现出鲜明地阳刚美。
（二）表现手法不同。《离骚》继承了《诗经》中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并且加以发扬光大，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而且能开拓到谋篇布局方面。《离骚》通篇以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比兴表现了它的内容，比兴手法贯穿始终，比如诗人自比为女子，由此出发，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以婚约比喻君臣遇合，以驾车比喻治理国家，以绳墨规矩比喻国家法度等等。
《子虚赋》《上林赋》的内容体现了赋的最基本特征，那就是行文铺张扬厉，结构规模宏大。这种铺张扬厉的写法导致了结构的宏大，使得赋篇幅较长，内容较多。由《子虚》《上林》二赋可以看出，由此为代表的汉赋继承了《诗经》和《楚辞》铺陈描写的传统，但它不以抒情为主，而是以铺陈的手法对客观事物进行具体形象的描绘，这也是在表现手法上的发展与创新。
（三）功能的不同。中国古代的文体都具有功能性的特征，无论哪种文体都是实用的，有其功利目的性。因此，《离骚》和《子虚》《上林》二赋的功能性也是值得我们讨论和研究的。
《离骚》的灵魂是“战国士文化精神”。屈原接受了战国士文化以思想学说平治天下的主体精神，把觉醒了的主体意识与国家观念结合起来，把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与关注楚国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在作品中表现了深沉的国家和历史责任感。屈原作《离骚》除了抒发自己的不平，更是为了让楚王了解自己的政治抱负，使自己平治天下的方略得以实现。
《子虚赋》是司马相如创作于游梁之时，这篇赋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他又继作了天子游猎之赋，《上林赋》以极尽夸张的笔调写出天子的豪奢，最终的落脚点却是为了讽喻。不过，“劝百而讽一”，反而冲淡了其真实的用意。《子虚》《上林》使司马相如走上仕途之路。从他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到，汉赋的功能除了讽刺以外，娱乐功能也兼而有之，并且娱乐的成分还要多一些。汉赋的娱乐功能与时代和统治者的个人喜好有很深的关系。辞赋这种“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文体体现了汉帝国的强大国力和盛大的气象，这种文体正好迎合了统治者对自己建立的功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君臣之间有意无意的配合，更是发挥了汉赋的娱乐功能。 三、浅析差异形成之原因
造成《离骚》与《子虚赋》《上林赋》之间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时代背景不同。《离骚》的创作背景是战国时期楚国由极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时期。屈原是一个极富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的人，他有对自己肩负重大使命的自觉，他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楚国强盛起来完成统一大业。汉代中期大一统，经济高度繁荣，疆域不断开拓，文化交流加强，这一切很容易在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阳刚、宏伟的倾向，投射到艺术创作中去，就形成了汉代辞赋宏丽壮观的风格。当时的汉帝国国力强盛，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这一种强大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以铺张扬厉的文风为特征的辞赋显示和炫耀了汉帝国的威势和优越性。
（二）作者处境不同。《离骚》创作于屈原被楚王疏远的时期，他被小人进谗言陷害，被楚王流放，于是作《离骚》以抒发心中愤懑和不平。他又有许多政治抱负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只有写进《离骚》才能聊以自慰。从《离骚》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的处境：“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齌怒。”司马相如生活在汉朝的鼎盛时期，是大一统的和平时代。他的命运也没有像屈原那样“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因而他的作品多是歌颂盛世，而绝少悲调。
（三）作者的创作意图不同。《离骚》的风格以封建为主，多抒发屈原的自我感情。从《离骚》的内容可以看出屈原高洁的品格，爱好修洁的品质，也可以看出作者对楚国命运的担忧、对黑暗政治的抨击、对人民艰难生活的哀伤、对奸邪当道的愤恨、对自己壮志未酬的愤懑。从前面提到的汉代辞赋的娱乐功能可以看出，司马相如创作《子虚》《上林》二赋是将其作为自己进入仕途的一条捷径，并不是以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为主要创作目的。汉代帝王的好赋之风直接影响了辞赋作者的创作倾向，司马相如也不例外，他的创作意图以政治目的为主，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审美需求。
参考文献：
[1]屈原. 楚辞[M]. 上海：中华书局，2009.
[2]司马迁. 史记[M]. 上海：中华书局，2011.
[3]许子滨. 王逸《楚辞章句》发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袁行霈主编. 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一卷）[Z]. 上海：中华书局，2007.
[5]尤佳.《离骚》的主旨和艺术特点[J]. 考试周刊，2010（14）.
[6]郭瑜.《离骚》艺术风格的形成原因探析[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7]邓乔彬. 汉赋的美学特征[J]. 文史知识 ，1989（4）.
[8]敬晓愚. 汉赋的讽刺和娱乐功能[J]. 北方文学， 2012（8）.
[9]陈桐生《楚辞文化发展的两个阶段》，《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三期，第64页
作者简介：张珮，女，1990年8月生，河南平顶山人，中南民族大学2014级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文献学。
关键词：离骚；子虚赋；上林赋；文体差异；自我意识；创作意图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08-02
《离骚》是屈原的划时代诗篇，它是屈原自己生命体验和主观情感的外化，是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它是屈原融合楚地方言的独创，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骚体。《子虚赋》《上林赋》是汉代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的宏伟之作，被司马迁和班固引为一篇，称《天子游猎赋》。虽然《离骚》和《子虚赋》《上林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但是因为《离骚》是楚辞体创作的源头，而“赋”这种文体也是由“骚体”即“楚辞体”发展而来的，因而这两种文体之间也有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一、《离骚》与《子虚赋》《上林赋》的相同之处
《离骚》在屈原手中大大地扩展，长达三百多句，吸收了楚地方言，以“兮”字句为主，风格浪漫，意象优美，辞藻华丽。楚国具有独特的地方文化、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屈原在《离骚》中注入了浓郁的楚地文化气息，诗中描写的芳草美人也是楚地特有的巫卜文化的体现。《子虚赋》《上林赋》的内容也充满了想象力，设计了全篇设计了三个虚构人物，即子虚、乌有、亡是公。子虚极力陈说楚国风物之美，乌有则作为子虚的对立面，诘难楚国之事。《子虚赋》中对楚王的云梦泽的描绘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就想象而言，《离骚》与《子虚赋》《上林赋》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离骚》中充满着种类繁多的香草，诸如“申椒”、“菌桂”、“蕙茝”、“木兰”“秋菊”等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丰富了丰富了美人意象。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生动”。《子虚赋》《上林赋》中的云梦泽、游猎场、上林苑皆为作者虚构，但也有其象征意义，这些恢弘的林苑是汉朝强盛的象征，写出了汉帝国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蓬勃气象。《离骚》与《子虚赋》《上林赋》都大范围的运用了虚构和象征手法，使文章气势恢弘。
《离骚》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子虚赋》《上林赋》的描写部分以整齐而排列的四字句、六字句、三字句为主，尤以四字句为多；叙述部分句式无常规，表现出错落有致、长短参差的特色。《离骚》与《子虚赋》《上林赋》的语言都富有音韵和谐的美感。
二、《离骚》与《子虚赋》《上林赋》之间的差异
（一）文体特征与风格不同。《离骚》是诗歌体裁，而《子虚赋》《上林赋》则是散体大赋，这决定了它们在根本上的差异。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汉代学者对《离骚》的整体风格进行了总结概括，司马迁以“兼”确认《离骚》的文体风格，“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班固以“弘博丽雅”来定位《离骚》的整体风格，“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则象其从容”；王逸将《离骚》的整体风格概括为“博远”，“屈原之词，城博远矣”。屈原为国家社稷担忧，因而《离骚》的总体风格是沉郁的。
《子虚赋》《上林赋》的总体风格相对于《离骚》的沉重忧郁而言，就显得轻松许多。《子虚赋》《上林赋》的主体风格阳刚雄奇的壮美，铺张的描绘，宏大的结构能够引发读者雄壮的审美心理效应。文中的山形崇峻，水势滔天，原野辽阔，楼台错落，在审美上无不体现着一种阳刚、雄奇和崇高之美。恢弘的语言风格无一不透露出汉帝国的强盛和汉代人对世界的征服占有的欲望，呈现出鲜明地阳刚美。
（二）表现手法不同。《离骚》继承了《诗经》中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并且加以发扬光大，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而且能开拓到谋篇布局方面。《离骚》通篇以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比兴表现了它的内容，比兴手法贯穿始终，比如诗人自比为女子，由此出发，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以婚约比喻君臣遇合，以驾车比喻治理国家，以绳墨规矩比喻国家法度等等。
《子虚赋》《上林赋》的内容体现了赋的最基本特征，那就是行文铺张扬厉，结构规模宏大。这种铺张扬厉的写法导致了结构的宏大，使得赋篇幅较长，内容较多。由《子虚》《上林》二赋可以看出，由此为代表的汉赋继承了《诗经》和《楚辞》铺陈描写的传统，但它不以抒情为主，而是以铺陈的手法对客观事物进行具体形象的描绘，这也是在表现手法上的发展与创新。
（三）功能的不同。中国古代的文体都具有功能性的特征，无论哪种文体都是实用的，有其功利目的性。因此，《离骚》和《子虚》《上林》二赋的功能性也是值得我们讨论和研究的。
《离骚》的灵魂是“战国士文化精神”。屈原接受了战国士文化以思想学说平治天下的主体精神，把觉醒了的主体意识与国家观念结合起来，把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与关注楚国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在作品中表现了深沉的国家和历史责任感。屈原作《离骚》除了抒发自己的不平，更是为了让楚王了解自己的政治抱负，使自己平治天下的方略得以实现。
《子虚赋》是司马相如创作于游梁之时，这篇赋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他又继作了天子游猎之赋，《上林赋》以极尽夸张的笔调写出天子的豪奢，最终的落脚点却是为了讽喻。不过，“劝百而讽一”，反而冲淡了其真实的用意。《子虚》《上林》使司马相如走上仕途之路。从他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到，汉赋的功能除了讽刺以外，娱乐功能也兼而有之，并且娱乐的成分还要多一些。汉赋的娱乐功能与时代和统治者的个人喜好有很深的关系。辞赋这种“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文体体现了汉帝国的强大国力和盛大的气象，这种文体正好迎合了统治者对自己建立的功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君臣之间有意无意的配合，更是发挥了汉赋的娱乐功能。 三、浅析差异形成之原因
造成《离骚》与《子虚赋》《上林赋》之间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时代背景不同。《离骚》的创作背景是战国时期楚国由极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时期。屈原是一个极富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的人，他有对自己肩负重大使命的自觉，他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楚国强盛起来完成统一大业。汉代中期大一统，经济高度繁荣，疆域不断开拓，文化交流加强，这一切很容易在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阳刚、宏伟的倾向，投射到艺术创作中去，就形成了汉代辞赋宏丽壮观的风格。当时的汉帝国国力强盛，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这一种强大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以铺张扬厉的文风为特征的辞赋显示和炫耀了汉帝国的威势和优越性。
（二）作者处境不同。《离骚》创作于屈原被楚王疏远的时期，他被小人进谗言陷害，被楚王流放，于是作《离骚》以抒发心中愤懑和不平。他又有许多政治抱负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只有写进《离骚》才能聊以自慰。从《离骚》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的处境：“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齌怒。”司马相如生活在汉朝的鼎盛时期，是大一统的和平时代。他的命运也没有像屈原那样“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因而他的作品多是歌颂盛世，而绝少悲调。
（三）作者的创作意图不同。《离骚》的风格以封建为主，多抒发屈原的自我感情。从《离骚》的内容可以看出屈原高洁的品格，爱好修洁的品质，也可以看出作者对楚国命运的担忧、对黑暗政治的抨击、对人民艰难生活的哀伤、对奸邪当道的愤恨、对自己壮志未酬的愤懑。从前面提到的汉代辞赋的娱乐功能可以看出，司马相如创作《子虚》《上林》二赋是将其作为自己进入仕途的一条捷径，并不是以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为主要创作目的。汉代帝王的好赋之风直接影响了辞赋作者的创作倾向，司马相如也不例外，他的创作意图以政治目的为主，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审美需求。
参考文献：
[1]屈原. 楚辞[M]. 上海：中华书局，2009.
[2]司马迁. 史记[M]. 上海：中华书局，2011.
[3]许子滨. 王逸《楚辞章句》发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袁行霈主编. 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一卷）[Z]. 上海：中华书局，2007.
[5]尤佳.《离骚》的主旨和艺术特点[J]. 考试周刊，2010（14）.
[6]郭瑜.《离骚》艺术风格的形成原因探析[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7]邓乔彬. 汉赋的美学特征[J]. 文史知识 ，1989（4）.
[8]敬晓愚. 汉赋的讽刺和娱乐功能[J]. 北方文学， 2012（8）.
[9]陈桐生《楚辞文化发展的两个阶段》，《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三期，第64页
作者简介：张珮，女，1990年8月生，河南平顶山人，中南民族大学2014级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文献学。